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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川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和著名社会活动家，父亲罗文谟不但器识弘旷，善于团结同仁、精心运筹，为发展大后方抗战美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精研书画金石，勤于挥毫泼墨。王希谨说他：“虽借书画以自娱，亦存有警世觉人之素志，其动机可谓苦矣。至其对艺术之认识，向主师于古而不泥于古，以自发之精神吸取众长，唯不愿从机械之论断阻止艺术之进展。”[1]也是四川美术协会创建者之一，时任常务理事的著名画家林君墨则评价：“其书画金石之造诣俱深，品格超逸，笔墨清雅，追踪古人而不泥于古，又能吸取众长而成为一己之面目。”[2]父亲一生创作了不少书画上品，仅1943年在成都举办画展时，《新新新闻》就在3月14日的9版辟专栏刊发邓穆卿等文艺评论家的评议文论和芮善（敬于）、张靖（寒杉）等不少书画家的赞贺诗词;也是四川美协常务理事的谢趣生则称许画展是“本年画展中最有意义者”[3]，既丰富了传统文化的艺术宝藏，也对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
罗文谟扇面作品
在书法方面，父亲从小就非常喜爱观摩借鉴历代名家作品，勤奋临写;进入中年后，购置了大量成套碑帖，经常仔细揣摩，反复读帖、练笔。对二王、米芾的笔意、神韵，他领会尤深，得其精髓，各种书体兼擅，特长于行草，落笔如走龙蛇，流畅奔放，劲健遒媚。抗战时期成都热闹市区的店铺，不少都请他题写店名牌匾，其气势豪放的书法——如祠堂街所题“龙山书局”之类，几乎沿街随处可见。蜀中著名书画家冯灌父曾在参观父亲的书画展后，对其书法有过精当贴切的评价：“文谟道兄书法之精湛，大名远扬而享有崇高声誉，素为同道和爱好者敬仰。今观大作，的确令人叹服。篆书用笔圆浑豪放，笔势开张，意态跌宕，结构左右略有参差，大有石鼓文、散氏盘笔法的深厚功底;隶书蚕头燕尾，笔势舒展，波磔雄强，气象外耀，布列匀称，平中见奇，在平正安稳、对称统一之中，又寓有变化，笔画活泼，结构自然，深得汉隶精妙;真书笔力遒劲，结体严谨，刚柔俱备，气势磅礴，深得魏碑精髓;行草书为兄台擅长，有千锤百炼之基本功。观其书工于笔，得心应手，笔力劲健，气韵生动，姿态风流，墨法华滋，落笔不苟，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疏密相间，润燥得宜，上下呼应，左右顾盼，一气呵成，既变化多端，又浑然一体;章法、布局、题款、钤印，无不考究，富有强烈的感染力。纵观四大书体，蹊径独辟，充分表现出气势恢宏、浑厚雅致、自成一家的艺术风格。”[4]王希瑾则进一步称赞：“其书法，于狂放中不失矩度，且窥晋唐人堂奥，实近世不可多得之笔墨也。总观全部作品中，以内容取材言，皆可以启发人崇高之意念，题跋亦多精绝警句，配合画面，极为匀称增色;以技巧言，亦恬静纯熟，可谓炉火纯青。”[5]可惜历经劫难，其书法精品，现已散失难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民国时期书法》和《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等书著，虽已收录其墨宝，但都不能代表他的书法工力和神韵，所幸还有一批他罹难前不久临写名家的、几可乱真的字帖，已被我们弟兄购回珍藏，差可传其一二，窥其一斑。[6]
在绘画方面，父亲早年深得海粟大师真传，基础扎实深厚，后来又在实践中探索创新，一方面师法造化，从大自然汲取养料，由写生而写意，融工致细密于潇洒隽逸之中;另一方面，父亲也注意继承古代绘画的优良传统，对宋代文同、马远，元代倪瓒，明代陈老莲等名家的技法潜心揣摩，得其精妙，运用自如。他擅长花鸟、山水，尤精梅竹，用笔洗练流畅，形神兼具，为艺林所推崇。他在青城山以瑰丽多彩的自然景物为蓝本创作的花鸟、山水画，举办书画展时就大受欢迎。如《红叶喜鹊图》，著名国画家钟道泉评论说：“此画如果没有画家对自然的精细观察和熟练的速写笔墨技巧，是绝对画不出来的。”[7]而山水画《峨眉天下秀图》，更不同凡响，自贡著名书画家兼收藏家李云峰夸赞说：“文谟先生的山水画构图天然，意境开阔，笔墨苍劲，气韵生动，洋洋大观，趣味无穷。写生《峨眉天下秀图》更是难能可贵。诗画印化为一体，相得益彰，互映成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古人云，画为无声之诗，今在先生画中深刻地领略到了。”[8]因而，这些画被张群、邓锡侯和馮灌父、钟道泉等众多政界首脑和书画界名流争购;还有不少作品因多人争购，不得不一再重画。此外，对其以工笔临摹陈老莲画册，徐悲鸿在其上的长篇题跋中称赞说：形神兼备，堪称乱真之作。王希瑾则评价其“运用书法之笔于画面，益显其笔趣超逸;仿陈老莲册页八幅，尤见古俏隽逸，有高旷超凡之远韵。”[9]
父亲景慕梅竹高洁，对梅竹情有独钟，不仅命名书斋为双清馆，还四处搜求腊梅、红梅和绿萼梅，亲自栽培，朝夕观察，反复写生和艺术提炼，力求画出真切生动而又品味非凡的各种梅花;故其所画梅花千姿百态，老干苍虬劲拔，细枝曲折挺秀，富于变化。笔下梅花，不论蓓蕾含苞或繁花零朵，均疏密得当，错落有致，清新明快，栩栩传神，各有独到风格。国画大师晏济元曾称道说：“尝见其（指父亲）画梅，深得华光遗意，着花点蕊，尤为精到，似有暗香扑鼻之感，余每觉未得其妙。”[10]蜀中著名才女画家黄稚荃也说：“先生以书写梅，厚扑老辣，融诗、书、画、印于毫端，工写兼长，巧拙兼施，典雅而颇有书卷气。”[11]李云峰则在参观画展后感叹：“看到文谟先生画的梅花，犹如漫步梅林，置身雪海，令人心旷神逸。”[12]父亲弟子祁博文曾自谓“禀承吾师的熏陶和教诲……逐步赢得人们对我创作的‘梅花’等作品的赏识。所谓‘祁梅花’，是说我稍得吾师之三昧而已。”[13]父亲还写过不少咏梅竹的诗，诸如：“松竹为益友，岁寒不改操。逢春花又发，品节自孤高。”“生来野逸本天真，香淡清超自有神。耐得岁寒余傲骨，年年雪后又生春。”“亮节高风气凌云，飘然洒落自超群。东坡与可皆知赏，何可一日无此君。”1950年，父亲在他生命的晚期，聚精会神创作了上百幅梅花，定名《百梅集》，较全面地展示了历年画梅的心得、成果。不幸的是，画作尚未面世，父亲便蒙难桑梓。好在这套画稿历尽劫波，先为成都古籍书店收藏，后又转往北京;而笔者有幸抢先拍下全部照片，予以整编付梓，在2011年由中国艺术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使得父亲画梅的神韵、特色终能流芳后世，化育艺林。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万幸。 父亲认为，绘画和书法在笔法上是相通的。他自己绘画就以书法的笔法为基础。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有论书画关系的绝句吟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还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飞白”指草篆;“籀”即籀书，亦名大篆;“八法”即“永”字八法概括的八种笔法。父亲把这首诗题在所画的一幅竹石小品上，并加跋语说：“此赵吴兴题画诗也，颇能道出画法奥秘。文人画之异于匠俗者，其在斯乎？”[14]他还告诉我二兄荣泉：“画法和诗法也是相通的，贵在传神。诗歌不能繁琐地描写现实，绘画也必须执简驭繁，以少揽多。明代诗人李东阳有一首题墨竹的诗说：‘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把每片竹叶都堆到画面上，就根本不像一幅画了。”因而，他画的竹，竹竿行笔遒健劲利，挺拔苍古，力透纸背;竹节笔意贯穿，墨色停匀;竹叶先以浓墨撇写，参以淡墨新枝嫩叶，交替穿插，疏密得当，随风飘舞摇曳，富有动感;再配以行草题跋，气势宏伟，美不胜收。乐山著名书画家赵炳章推崇道：“观文谟先生之竹，瘦劲凌云，潇洒出尘，高风亮节，不畏霜寒。竹如其人，正像征先生品德高尚、学富五车的修养，可敬！可佩！”[15]王希谨则称道：其“所写山水、人物、竹石、花鸟，皆笔意纵然，生气逼人，且落墨不苟、格调谨严，实中国文化之一贯精神也。”[16]林君墨也认为：其“所作山水、花鸟、人物，皆秀隽华贵，饶有士大夫气，实迈世不可多得者也;尤可贵者，即其融汇诗书画之精神，可谓擅郑虔三绝，此非蕴蓄深厚、修养有素不能到也;至其用力之勤，能于簿书鞅掌、百忙之中不废临池之功，则更可欣佩也。”[17]谢趣生的看法也与此基本一致，又特别赞许其师古特色：“他的仿古工作，是有一定的限度，而未为之所奴隶。观其花卉人物，看似老蓮、清湘、新罗，山水则兼有马、夏、倪、黄之法，而又有马、夏、倪、黄‘脱龙’。盖其于摹拟之外，并未忘其‘自己’，迥非一般徒然‘倚老卖老’‘食古不化’者可比。”[18]
父亲一生所画人物并不多，但却多在抗战中画出。王希谨曾提到过书画展中的此类作品：“以人物言，如文天祥、岳武穆、戚继光、诸葛亮、苏东坡、陶渊明等幅，皆笔力遒劲、寓意高远，含有民族意识。”[19]因而，甫一展出，便很快被抢购一空。
除书画外，父亲在金石篆刻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诣，其作品刀法劲健，布局谨严，书篆考究，美如画图，只是总量不如书画作品多。在残存的印谱中，不仅有他为张学良（汉卿）将军和张群（岳军）、吴淡人等所刻的“汉卿”与“张群”“岳军长寿”“吴淡人印”等知名人士名章，也有他为著名书画家潘天寿（天绶）和赵熙（字尧生，号香宋）等篆刻的多方印石。[20]潘天寿在1949年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他是早年在上海就和父亲交谊很深的翰墨知己，对父亲的篆刻艺术特别推崇，从20年代起就喜欢在自己的画作上钤盖父亲为他篆刻的印章。他还多次为父亲的印存和《碎金集》等签题名目，并经常进行书画交流。赵熙是前清翰林，蜀中五老七贤之一，世称“晚清第一词人”，亦善书作画，与父亲是忘年乡友，对父亲十分器重，常翰墨往来，曾多次向父亲赠以诗词书画等。[21]
父亲还格外重视和善于把印章与诗、书、画艺术熔于一炉。他认为，不但诗和画、书和画在技法上相通，而且画幅上所题诗句的意境、所题款识的书法和布局也是相互配合、辉映于一体的。因此，他在题款时，通常工笔画用楷书，写意画用行书或草书。山石苍劲，则款书遒劲;林木清新，则款书秀丽。如题款长度不够，便用印续之;如字数已足，就在旁侧加边章。总之，印章与题款互相呼应，气脉贯串。另如画下有空，也尽量盖章“补白”。他常用于“补白”“填空”的印章有“古荣州人”“家住三荣天一山”“双清倌”“香雪斋”“胸中先自无尘埃”“梅花知心人”等。他曾说，画上题字，始于宋代苏轼和米芾;到了元代，画家都在画上题诗或志跋，并讲究题款的书法;经过明清时代，又加上了印章。可贵的是，他能从古代艺术的优秀传统中悟出诗、书、画、印四者的有机结合，认为能有助于丰富和突出画品的主题思想。他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将此予以发扬，使之成为其作品的一大特色。
父亲还喜欢在书画中以号“静盦”落款，并书于家门额眉。“盦”是名号的用字，“静”寓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表明志在献身艺术，无意仕途、功利，并自勉自励——戒除浮躁，永葆艺术青春。因而，他从事创作总是一丝不苟，异常严谨认真，无论书画，必经深思熟虑、成竹在胸后方才沉稳挥毫;书写牌匾大字，总要反复重写多遍，才从中选出比较满意的交与求书者;作写意画或工笔画，也要先勾出草图，反复推敲修改;凡自感不成熟的作品，都只当草稿，绝不轻易出手。由于创作严谨，又多冗务拖累，故其生前只举办过三次个人书画展览，留世墨宝也就特别珍贵。此外，其展览会所售书画收入，除部分用于购置“静盦”（即“双清馆”）馆舍及书画用品外，其余大都用于公益事业，如支持华西大学建校等，[22]或接济困难亲友（如长期资助学友、画家钟道泉等）。1943年底，冯玉祥将军在四川发起支援抗战、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父亲闻风而动，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的献金大会上，把特意赶制书画并举办展览的全部收入10万元（约相当现在数百万元）尽数捐献，成为成都个人献金之榜首。[23]这便为艺术界同仁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带了好头。
2016年4月28日，罗文谟艺术馆在四川荣县白塔山公园举行开馆仪式
须要说明的是，父亲于1924年在上海求学时，受同盟会元老、乡亲吴玉章影响和介绍，加入了正处于革命创新时期的国民党。此后他便身不由己，辗转南北，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调返四川，先后担任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四川省参议会秘书长等要职。不过，父亲自幼向往民主，思想倾向进步，不仅在西安事变中受张、杨二将军委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24]还在全民族抗战期间组织抗日后援会支援前线，因贡献突出而受到特别褒奖。四川美术协会常务理事、著名漫画家谢趣生说他：“未曾以政务浩繁而废弛对艺术之追求，以是未能以其艺术遍炫于缙绅先生之门以求闻达”[25]。父亲在民主革命时期，还资助过中共地下组织，掩护进步人士，为成都和平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父亲曾受到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的接见、宴请。[26]历史证明，父亲是民主革命时期从荣县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是现代四川美术史上一位德才兼备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美术教育家和重要领军人物。他对发展四川抗战美术事业、扶助艺术新人和传承中华翰墨文韵做出了贡献。孰料1951年其大批书画精品，散佚殆尽，现在残存和发现的，大多为一些小品和扇面、册页，已很难体现其卓越双馨的全貌。 所幸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浩荡春风的吹拂下，1985年父亲的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10月6日，有关方面在成都为他举行了纪念座谈会。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和民革、农工党四川省委，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等单位有关领导都出席会议并讲话，共同缅怀父亲的艺术生平和光辉成就。中共四川省委原常委、时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世群为他题词：“梅竹双清德艺长辉”;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冯克熙题词赞誉：“既称书画好，更贵人品高。”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但汉然亦有题词：“深切怀念党的老朋友美术界前辈罗文谟先生”;国画大师董寿平赞扬他：“德艺千秋”;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则称其：“艺术长青”。还有四川省、重庆市人大、政府、政协和民革、农工党四川省委的领导，以及文化艺术界领导与知名人士也先后为父亲题词，[27]对其团结同仁、献身艺術、发展抗战美术事业的成绩和贡献，予以一致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们还大体拟定了进一步研究、传承父亲的德艺遗产的意向。此后，在有关方面领导的支持下，在亲故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关于父亲的作品、艺术成就、生平评介等方面的书籍陆续出版，文章不断发表，信息相继传扬，流失的遗作也渐次浮现于文物市场和一些个人爱好者家藏中以及国家收藏单位。2016年4月，在父亲的家乡荣县建成了“罗文谟艺术馆”，2018年又编辑出版了《罗文谟先生书画诗印选集》（董寿平于1993年就已签题好书名）。盛世休明，万象更新。父亲足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注释：
[1][5][9][16][19]《新新新闻》1943年3月12日第9版《文谟先生的书画》。
[2][17]见1999年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德艺千秋》第195页《文谟社兄书画展致词》。
[3][18][25]见1999年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德艺千秋》第196页《观罗文谟画展》。
[4][7][8][10][12][15][27]见1999年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德艺千秋》屝第15～34页题词，以及《难忘的精湛艺术》第268、269、270页。
[6][14][20][21]参见2018年1月四季出版社出版的《罗文谟先生书画诗印选集》第15～77页，第126、185、186、188、189、207、224、226页。
[11][13]见2006年3月《文史杂志》第2期第51页《香淡清超自有神》。
[22]见2011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钟声荷韵——华西协合大学建校百年书画集》第17页有关罗文谟的介绍。
[23]见1987年12月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史料专辑之二”》第17页，《冯玉祥将军在成都的爱国民主活动》之五。当时成都全市个人献金总额仅12万元。
[24]事见杨虎城将军秘书张寒杉面告罗陈重枢（罗文谟之弟子）言。据《网友评论·笔端走向何方？·云之裳》之（二）《西安事变中的罗文谟》（四川省荣县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马成荣下载）转述。
[26]参见《彭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四十年前龙兴寺风云际会举义旗》第90页。另1950年的《川西日报》曾有相关新闻报道。
作者：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编审，罗文谟第四子
在书法方面，父亲从小就非常喜爱观摩借鉴历代名家作品，勤奋临写;进入中年后，购置了大量成套碑帖，经常仔细揣摩，反复读帖、练笔。对二王、米芾的笔意、神韵，他领会尤深，得其精髓，各种书体兼擅，特长于行草，落笔如走龙蛇，流畅奔放，劲健遒媚。抗战时期成都热闹市区的店铺，不少都请他题写店名牌匾，其气势豪放的书法——如祠堂街所题“龙山书局”之类，几乎沿街随处可见。蜀中著名书画家冯灌父曾在参观父亲的书画展后，对其书法有过精当贴切的评价：“文谟道兄书法之精湛，大名远扬而享有崇高声誉，素为同道和爱好者敬仰。今观大作，的确令人叹服。篆书用笔圆浑豪放，笔势开张，意态跌宕，结构左右略有参差，大有石鼓文、散氏盘笔法的深厚功底;隶书蚕头燕尾，笔势舒展，波磔雄强，气象外耀，布列匀称，平中见奇，在平正安稳、对称统一之中，又寓有变化，笔画活泼，结构自然，深得汉隶精妙;真书笔力遒劲，结体严谨，刚柔俱备，气势磅礴，深得魏碑精髓;行草书为兄台擅长，有千锤百炼之基本功。观其书工于笔，得心应手，笔力劲健，气韵生动，姿态风流，墨法华滋，落笔不苟，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疏密相间，润燥得宜，上下呼应，左右顾盼，一气呵成，既变化多端，又浑然一体;章法、布局、题款、钤印，无不考究，富有强烈的感染力。纵观四大书体，蹊径独辟，充分表现出气势恢宏、浑厚雅致、自成一家的艺术风格。”[4]王希瑾则进一步称赞：“其书法，于狂放中不失矩度，且窥晋唐人堂奥，实近世不可多得之笔墨也。总观全部作品中，以内容取材言，皆可以启发人崇高之意念，题跋亦多精绝警句，配合画面，极为匀称增色;以技巧言，亦恬静纯熟，可谓炉火纯青。”[5]可惜历经劫难，其书法精品，现已散失难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民国时期书法》和《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等书著，虽已收录其墨宝，但都不能代表他的书法工力和神韵，所幸还有一批他罹难前不久临写名家的、几可乱真的字帖，已被我们弟兄购回珍藏，差可传其一二，窥其一斑。[6]
在绘画方面，父亲早年深得海粟大师真传，基础扎实深厚，后来又在实践中探索创新，一方面师法造化，从大自然汲取养料，由写生而写意，融工致细密于潇洒隽逸之中;另一方面，父亲也注意继承古代绘画的优良传统，对宋代文同、马远，元代倪瓒，明代陈老莲等名家的技法潜心揣摩，得其精妙，运用自如。他擅长花鸟、山水，尤精梅竹，用笔洗练流畅，形神兼具，为艺林所推崇。他在青城山以瑰丽多彩的自然景物为蓝本创作的花鸟、山水画，举办书画展时就大受欢迎。如《红叶喜鹊图》，著名国画家钟道泉评论说：“此画如果没有画家对自然的精细观察和熟练的速写笔墨技巧，是绝对画不出来的。”[7]而山水画《峨眉天下秀图》，更不同凡响，自贡著名书画家兼收藏家李云峰夸赞说：“文谟先生的山水画构图天然，意境开阔，笔墨苍劲，气韵生动，洋洋大观，趣味无穷。写生《峨眉天下秀图》更是难能可贵。诗画印化为一体，相得益彰，互映成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古人云，画为无声之诗，今在先生画中深刻地领略到了。”[8]因而，这些画被张群、邓锡侯和馮灌父、钟道泉等众多政界首脑和书画界名流争购;还有不少作品因多人争购，不得不一再重画。此外，对其以工笔临摹陈老莲画册，徐悲鸿在其上的长篇题跋中称赞说：形神兼备，堪称乱真之作。王希瑾则评价其“运用书法之笔于画面，益显其笔趣超逸;仿陈老莲册页八幅，尤见古俏隽逸，有高旷超凡之远韵。”[9]
父亲景慕梅竹高洁，对梅竹情有独钟，不仅命名书斋为双清馆，还四处搜求腊梅、红梅和绿萼梅，亲自栽培，朝夕观察，反复写生和艺术提炼，力求画出真切生动而又品味非凡的各种梅花;故其所画梅花千姿百态，老干苍虬劲拔，细枝曲折挺秀，富于变化。笔下梅花，不论蓓蕾含苞或繁花零朵，均疏密得当，错落有致，清新明快，栩栩传神，各有独到风格。国画大师晏济元曾称道说：“尝见其（指父亲）画梅，深得华光遗意，着花点蕊，尤为精到，似有暗香扑鼻之感，余每觉未得其妙。”[10]蜀中著名才女画家黄稚荃也说：“先生以书写梅，厚扑老辣，融诗、书、画、印于毫端，工写兼长，巧拙兼施，典雅而颇有书卷气。”[11]李云峰则在参观画展后感叹：“看到文谟先生画的梅花，犹如漫步梅林，置身雪海，令人心旷神逸。”[12]父亲弟子祁博文曾自谓“禀承吾师的熏陶和教诲……逐步赢得人们对我创作的‘梅花’等作品的赏识。所谓‘祁梅花’，是说我稍得吾师之三昧而已。”[13]父亲还写过不少咏梅竹的诗，诸如：“松竹为益友，岁寒不改操。逢春花又发，品节自孤高。”“生来野逸本天真，香淡清超自有神。耐得岁寒余傲骨，年年雪后又生春。”“亮节高风气凌云，飘然洒落自超群。东坡与可皆知赏，何可一日无此君。”1950年，父亲在他生命的晚期，聚精会神创作了上百幅梅花，定名《百梅集》，较全面地展示了历年画梅的心得、成果。不幸的是，画作尚未面世，父亲便蒙难桑梓。好在这套画稿历尽劫波，先为成都古籍书店收藏，后又转往北京;而笔者有幸抢先拍下全部照片，予以整编付梓，在2011年由中国艺术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使得父亲画梅的神韵、特色终能流芳后世，化育艺林。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万幸。 父亲认为，绘画和书法在笔法上是相通的。他自己绘画就以书法的笔法为基础。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有论书画关系的绝句吟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还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飞白”指草篆;“籀”即籀书，亦名大篆;“八法”即“永”字八法概括的八种笔法。父亲把这首诗题在所画的一幅竹石小品上，并加跋语说：“此赵吴兴题画诗也，颇能道出画法奥秘。文人画之异于匠俗者，其在斯乎？”[14]他还告诉我二兄荣泉：“画法和诗法也是相通的，贵在传神。诗歌不能繁琐地描写现实，绘画也必须执简驭繁，以少揽多。明代诗人李东阳有一首题墨竹的诗说：‘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把每片竹叶都堆到画面上，就根本不像一幅画了。”因而，他画的竹，竹竿行笔遒健劲利，挺拔苍古，力透纸背;竹节笔意贯穿，墨色停匀;竹叶先以浓墨撇写，参以淡墨新枝嫩叶，交替穿插，疏密得当，随风飘舞摇曳，富有动感;再配以行草题跋，气势宏伟，美不胜收。乐山著名书画家赵炳章推崇道：“观文谟先生之竹，瘦劲凌云，潇洒出尘，高风亮节，不畏霜寒。竹如其人，正像征先生品德高尚、学富五车的修养，可敬！可佩！”[15]王希谨则称道：其“所写山水、人物、竹石、花鸟，皆笔意纵然，生气逼人，且落墨不苟、格调谨严，实中国文化之一贯精神也。”[16]林君墨也认为：其“所作山水、花鸟、人物，皆秀隽华贵，饶有士大夫气，实迈世不可多得者也;尤可贵者，即其融汇诗书画之精神，可谓擅郑虔三绝，此非蕴蓄深厚、修养有素不能到也;至其用力之勤，能于簿书鞅掌、百忙之中不废临池之功，则更可欣佩也。”[17]谢趣生的看法也与此基本一致，又特别赞许其师古特色：“他的仿古工作，是有一定的限度，而未为之所奴隶。观其花卉人物，看似老蓮、清湘、新罗，山水则兼有马、夏、倪、黄之法，而又有马、夏、倪、黄‘脱龙’。盖其于摹拟之外，并未忘其‘自己’，迥非一般徒然‘倚老卖老’‘食古不化’者可比。”[18]
父亲一生所画人物并不多，但却多在抗战中画出。王希谨曾提到过书画展中的此类作品：“以人物言，如文天祥、岳武穆、戚继光、诸葛亮、苏东坡、陶渊明等幅，皆笔力遒劲、寓意高远，含有民族意识。”[19]因而，甫一展出，便很快被抢购一空。
除书画外，父亲在金石篆刻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诣，其作品刀法劲健，布局谨严，书篆考究，美如画图，只是总量不如书画作品多。在残存的印谱中，不仅有他为张学良（汉卿）将军和张群（岳军）、吴淡人等所刻的“汉卿”与“张群”“岳军长寿”“吴淡人印”等知名人士名章，也有他为著名书画家潘天寿（天绶）和赵熙（字尧生，号香宋）等篆刻的多方印石。[20]潘天寿在1949年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他是早年在上海就和父亲交谊很深的翰墨知己，对父亲的篆刻艺术特别推崇，从20年代起就喜欢在自己的画作上钤盖父亲为他篆刻的印章。他还多次为父亲的印存和《碎金集》等签题名目，并经常进行书画交流。赵熙是前清翰林，蜀中五老七贤之一，世称“晚清第一词人”，亦善书作画，与父亲是忘年乡友，对父亲十分器重，常翰墨往来，曾多次向父亲赠以诗词书画等。[21]
父亲还格外重视和善于把印章与诗、书、画艺术熔于一炉。他认为，不但诗和画、书和画在技法上相通，而且画幅上所题诗句的意境、所题款识的书法和布局也是相互配合、辉映于一体的。因此，他在题款时，通常工笔画用楷书，写意画用行书或草书。山石苍劲，则款书遒劲;林木清新，则款书秀丽。如题款长度不够，便用印续之;如字数已足，就在旁侧加边章。总之，印章与题款互相呼应，气脉贯串。另如画下有空，也尽量盖章“补白”。他常用于“补白”“填空”的印章有“古荣州人”“家住三荣天一山”“双清倌”“香雪斋”“胸中先自无尘埃”“梅花知心人”等。他曾说，画上题字，始于宋代苏轼和米芾;到了元代，画家都在画上题诗或志跋，并讲究题款的书法;经过明清时代，又加上了印章。可贵的是，他能从古代艺术的优秀传统中悟出诗、书、画、印四者的有机结合，认为能有助于丰富和突出画品的主题思想。他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将此予以发扬，使之成为其作品的一大特色。
父亲还喜欢在书画中以号“静盦”落款，并书于家门额眉。“盦”是名号的用字，“静”寓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表明志在献身艺术，无意仕途、功利，并自勉自励——戒除浮躁，永葆艺术青春。因而，他从事创作总是一丝不苟，异常严谨认真，无论书画，必经深思熟虑、成竹在胸后方才沉稳挥毫;书写牌匾大字，总要反复重写多遍，才从中选出比较满意的交与求书者;作写意画或工笔画，也要先勾出草图，反复推敲修改;凡自感不成熟的作品，都只当草稿，绝不轻易出手。由于创作严谨，又多冗务拖累，故其生前只举办过三次个人书画展览，留世墨宝也就特别珍贵。此外，其展览会所售书画收入，除部分用于购置“静盦”（即“双清馆”）馆舍及书画用品外，其余大都用于公益事业，如支持华西大学建校等，[22]或接济困难亲友（如长期资助学友、画家钟道泉等）。1943年底，冯玉祥将军在四川发起支援抗战、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父亲闻风而动，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的献金大会上，把特意赶制书画并举办展览的全部收入10万元（约相当现在数百万元）尽数捐献，成为成都个人献金之榜首。[23]这便为艺术界同仁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带了好头。
须要说明的是，父亲于1924年在上海求学时，受同盟会元老、乡亲吴玉章影响和介绍，加入了正处于革命创新时期的国民党。此后他便身不由己，辗转南北，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调返四川，先后担任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四川省参议会秘书长等要职。不过，父亲自幼向往民主，思想倾向进步，不仅在西安事变中受张、杨二将军委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24]还在全民族抗战期间组织抗日后援会支援前线，因贡献突出而受到特别褒奖。四川美术协会常务理事、著名漫画家谢趣生说他：“未曾以政务浩繁而废弛对艺术之追求，以是未能以其艺术遍炫于缙绅先生之门以求闻达”[25]。父亲在民主革命时期，还资助过中共地下组织，掩护进步人士，为成都和平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父亲曾受到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的接见、宴请。[26]历史证明，父亲是民主革命时期从荣县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是现代四川美术史上一位德才兼备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美术教育家和重要领军人物。他对发展四川抗战美术事业、扶助艺术新人和传承中华翰墨文韵做出了贡献。孰料1951年其大批书画精品，散佚殆尽，现在残存和发现的，大多为一些小品和扇面、册页，已很难体现其卓越双馨的全貌。 所幸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浩荡春风的吹拂下，1985年父亲的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10月6日，有关方面在成都为他举行了纪念座谈会。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和民革、农工党四川省委，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等单位有关领导都出席会议并讲话，共同缅怀父亲的艺术生平和光辉成就。中共四川省委原常委、时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世群为他题词：“梅竹双清德艺长辉”;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冯克熙题词赞誉：“既称书画好，更贵人品高。”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但汉然亦有题词：“深切怀念党的老朋友美术界前辈罗文谟先生”;国画大师董寿平赞扬他：“德艺千秋”;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则称其：“艺术长青”。还有四川省、重庆市人大、政府、政协和民革、农工党四川省委的领导，以及文化艺术界领导与知名人士也先后为父亲题词，[27]对其团结同仁、献身艺術、发展抗战美术事业的成绩和贡献，予以一致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们还大体拟定了进一步研究、传承父亲的德艺遗产的意向。此后，在有关方面领导的支持下，在亲故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关于父亲的作品、艺术成就、生平评介等方面的书籍陆续出版，文章不断发表，信息相继传扬，流失的遗作也渐次浮现于文物市场和一些个人爱好者家藏中以及国家收藏单位。2016年4月，在父亲的家乡荣县建成了“罗文谟艺术馆”，2018年又编辑出版了《罗文谟先生书画诗印选集》（董寿平于1993年就已签题好书名）。盛世休明，万象更新。父亲足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注释：
[1][5][9][16][19]《新新新闻》1943年3月12日第9版《文谟先生的书画》。
[2][17]见1999年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德艺千秋》第195页《文谟社兄书画展致词》。
[3][18][25]见1999年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德艺千秋》第196页《观罗文谟画展》。
[4][7][8][10][12][15][27]见1999年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德艺千秋》屝第15～34页题词，以及《难忘的精湛艺术》第268、269、270页。
[6][14][20][21]参见2018年1月四季出版社出版的《罗文谟先生书画诗印选集》第15～77页，第126、185、186、188、189、207、224、226页。
[11][13]见2006年3月《文史杂志》第2期第51页《香淡清超自有神》。
[22]见2011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钟声荷韵——华西协合大学建校百年书画集》第17页有关罗文谟的介绍。
[23]见1987年12月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史料专辑之二”》第17页，《冯玉祥将军在成都的爱国民主活动》之五。当时成都全市个人献金总额仅12万元。
[24]事见杨虎城将军秘书张寒杉面告罗陈重枢（罗文谟之弟子）言。据《网友评论·笔端走向何方？·云之裳》之（二）《西安事变中的罗文谟》（四川省荣县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马成荣下载）转述。
[26]参见《彭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四十年前龙兴寺风云际会举义旗》第90页。另1950年的《川西日报》曾有相关新闻报道。
作者：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编审，罗文谟第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