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土，秀冠华夏。雄奇秀丽的蜀中山水孕育了辉煌灿烂、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也培育出许多优秀的蜀中俊彦。蜀地自古有“天数在蜀”“易学在蜀”“儒源在蜀”“文宗在蜀”的美称，西汉时期的蜀人扬雄可谓是集这四种蜀中优秀文化传统于一身的杰出代表。
　　扬雄（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末年思想家、儒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天文学家。他文彩焕然，学问渊博，道德纯粹，妙极儒道;文学、哲学、天文、历法、音乐无一不通，堪称全才。他是西汉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其流传下来的四赋辞章华丽，气势恢宏，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绚丽多彩的一笔。他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其所著《太玄》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象数哲学体系，构建了一个总括时间与空间，包容天地人的宏大的世界模式，对后世易学影响巨大。他的儒学名著《法言》在西汉乱世重建道统，挽救儒学于危亡。他所著《琴清音》等音乐著作曾与阳城子长的《乐经》一并被立于学官……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与他同时代的桓谭，说他的“玄学”思想可与伏羲之“易”、老子之“无”、孔子之“元”并称上古中国的四大哲学体系。班固赞他：“渊哉若人，实好斯文。”

一、生平事迹

　　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扬雄出生于蜀郡郫县一个“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的家庭。扬雄少年时家境贫困，据其自述“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穿的是粗布的短衣，吃的是野菜粗糠，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在《逐贫赋》中，他描述了此时的境况：“扬子适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1]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扬雄依然安贫乐道，不费心追求富贵的生活，也不因为贫困而戚戚忧愁，一心研读“圣人之书”，潜心于学，一箪食一瓢饮亦乐在其中，《后汉书》称其“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颇有颜回“忧道不忧贫”的儒家风范。

 少年求学 不为章句

　　少年时的扬雄不善言辞，“口吃不能剧谈”，但好学深思，“非圣哲之书不好也”。他读书的路径与当时人不同，一是“不为章句，通训诂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对当时博取功名所必须的章句之学不感兴趣，却喜好博览群书，增长见识;二是“好辞赋”，十分欣赏蜀郡乡党司马相如所写的《子虚》《上林》等赋，为其辞赋中华美的文辞和壮阔的气势深深打动。他在辞赋上用了不少功夫，仿效司马相如所作名赋的语言和结构，先后创作了《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和《蜀都赋》，其辞赋弘丽温雅，不输前辈。
　　扬雄15岁时，在蜀中拜师求学。这一时期，蜀中“儒道皆通”的有名的贤者严君平和通晓异代方言的林闾翁孺两位老师，对其影响巨大。严君平，名遵，字君平，成都人，精通《易》和老庄之学，兼通儒学，在蜀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他的才华和名声很大，却坚持不做官，只在市集上为人占卜吉凶以维持生计;每天挣够了百钱，就收摊回家，“闭肆下帘”为求学之人讲授《老子》。《华阳国志》对其评价：“君平恬泊，皓然沈冥。”严君平淡泊名利、清贫自守的道家处世观对扬雄一生影响巨大。严君平所著的《老子指归》三十五篇，其书中创造出的“神明”和“太和”的宇宙观解读和“修身正法”“随时循礼”的儒家思想也對扬雄的学术思想影响至深。扬雄十分敬重这位老师，在其后来所著的《法言》中，将严君平比作“随侯之珠”“和氏之璧”那样的稀世珍宝，赞其为“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
　　除严君平之外，扬雄还跟随“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的远亲林闾翁孺学习文字语言之学（当时称之为“小学”）。这段经历为扬雄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周秦时期，朝廷曾派使者收集各地方言资料汇编成册，即为“輶轩之使奏籍之书”。輶轩之书当时藏于朝廷档案馆，从周至秦，一直保存完好;但秦亡之后，散落民间，中土“遗弃无见之者”，汉代博学如刘向者，亦只“但闻其官不详其职”。不过，幸运的是，在当时边远的巴蜀还略存梗概，严君平保存有数千言，林闾翁孺则基本保存了其书的大部。翁孺死后没有子嗣，其妻弃家改嫁，扬雄遂尽得林氏方言之书。后来扬雄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是以林氏所遗已经略有“梗概之法”的底稿为依据的。这段经历，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有详细记载。[2]扬雄少年时在蜀中这段孜孜不倦的求学经历和苦读生涯，塑造了扬雄淡泊自守的人生境界，也为其日后著作等身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入仕朝廷  声京华

　　汉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32岁的扬雄从成都来到京师长安。他少年时在蜀中所作《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等描写家乡山水景物的赋，早随着蜀中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而流传到长安城，为他带来了蜚声京华的契机。他的同乡杨庄，当时在皇帝身边担任“直宿郎”之官，一次为喜好辞赋的汉成帝诵读了扬雄所做的《绵竹赋》。成帝十分欣赏，甚至以为是司马相如的文章。杨庄便借此向成帝推荐了辞赋的作者扬雄。于是成帝特别召见扬雄，并授予他黄门侍郎的官职。[3]自此之后，扬雄以“待诏”的身份，参与了成帝在甘泉、河东的郊祀活动和规模浩大的羽猎、长杨的游猎活动。在此期间，他写了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甘泉赋》《长杨赋》等“四赋”，对成帝浪费民力、好大喜功、贪恋美色的行为进行了委婉的讽谏。遗憾的是，赋体劝百讽一，委婉不露的风格，让汉成帝只看到了四赋中对宫殿壮丽、浩大排场的赞美，并没有领悟四赋中委婉的讽谏之意。扬雄意识到“赋劝而不止”，只能助长帝王的错误，于是彻底放弃了自己所擅长的辞赋;以后除了用以抒发自己的感受与牢骚之外，实际是“辍不复为”了。他晚年作《法言》就对此事作过反省，认为辞赋只能供人娱乐，是“雕虫篆刻”之类的小技，“壮夫不为也”。

 大隐于朝 潜心学术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驾崩，汉哀帝即位。哀帝在位的六年间，政治更加黑暗，皇帝不理朝政，外戚争权夺利，地方官吏腐败透顶，社会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外戚丁氏、傅氏及佞幸董贤先后当权用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依附他们，多平步青云，起家为二千石大官。扬雄对昏暗的政治环境非常失望，遂闭门著书，转向天文历法，研磨“浑天之术”，写出了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的名作《太玄》。
　　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汉平帝嗣位。就在这一年，53岁的扬雄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失去了自己最喜爱的儿子扬乌。扬乌年纪虽小，却聪慧过人，在学问上经常给父亲很多有益的启发。扬雄写作《太玄》的时候，被算法给难住了。9岁的扬乌提示父亲“令作九数”，以九为阶去计算其他玄数，竟然轻易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次，扬雄在模拟《易经·大壮卦》九三爻的爻辞“羝羊触藩”一句时，总是想不到一句恰当的话来对应，扬乌见父亲苦苦思索，竟然对父亲说道：“您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荷戟入榛’来与它对呀？”扬雄连连称道。[4]这样聪慧懂事的儿子，是晚年的扬雄精神上最大的安慰和寄托。可惜扬乌却过早夭折了。这对扬雄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
　　痛失爱子的扬雄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这个时期，曾与扬雄同列郎官的王莽当上了大司马，位至三公，“权倾人主，所荐无不拔擢”。王莽十分欣赏扬雄的文采辞章;可扬雄并不攀附权贵，一心埋首于著述学问中，自成帝至哀、平年间，“三世不徙官”，做了二十多年的黄门侍郎。班固称其“恬于势利乃如是”。就在这一时期，扬雄继《太玄》之后，又撰写了在儒学发展史上影响巨大的《法言》一书。

 受诬投阁 寂寞余生

　　扬雄65岁时，因为年纪大，被朝廷授予“中散大夫”的职位，受命到天禄阁整理古书。他潜心在天禄阁整理古书，专心著述，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扬雄作中散大夫不到三年，由于与刘歆的长子刘棻过从甚密，受到政治事件的牵连。当宫中使者前来抓捕时，扬雄从天禄阁上跳了下去，以保全自己的尊严。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投阁事件”。

　　投阁事件后，扬雄摔断了一条腿。这件事无疑使这个垂暮老人深受创伤。事变之后，扬雄曾“因病免”，不久“复召为大夫”，这可能是为了解决家境的极度贫困。晚年的扬雄在家专心著述，完成了世界第一部方言研究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部书从资料搜集到书稿完成，前前后后长达27年的时间。少年时扬雄师从蜀人严君平和林闾翁孺，就对各地方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京师后，又坚持数十年亲自访求各地方言俗语，随时加以增补整理。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国每年都要派人将当地全年的人口、钱粮、狱讼、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叫做“上计”。四方少数民族的酋长每年也会派使者到长安纳贡和朝见。每逢此时，扬雄便带着笔和油素前往使者们的驿馆，向其询问当地方言“异语”，并将其记录下来;回到家中，又将这些“殊方异语”进行整理，镌刻在正式的简册上。其《答刘歆书》说：“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如此持续了27年，增增补补，一直没有定稿，也没有向外界公布。至王莽新朝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刘歆编《七略》，向他索取《方言》稿本，扬雄才在《答刘歆书》中，将搜集撰著《方言》的甘苦、曲折，原原本本地披露出来。
　　扬雄晚年家道窘贫，门庭冷落，嗜酒无钱，只有靠向人传授古文字学，来换取几斗白酒。这就是“载酒问字”的典故。幸得有一位叫做侯芭的学生，一直陪伴在老师身边照顾，跟随老师学习《太玄》和《法言》。扬雄则将自己的毕生所得倾囊传授给这位弟子。侯芭成为扬雄《太玄》《法言》的第一代传人，著有《扬雄法言注》六卷。可惜这部著作没有流传下来，《法言》中许多深奥的问题也随着这部书的失传成了难解的疑问。
　　公元18年，扬雄终于走完了他辉煌而艰辛的人生历程，享年71岁。弟子侯芭为其负土作坟，如当年孔门弟子一样，为老师“心丧”三年。

二、主要成就

　　扬雄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文章辞赋领域，他写的四赋被称为汉代辞赋的代表作之一，备受后人推崇。在哲学研究领域，他撰写的《太玄》体现了其卓越的哲学创造力，为后世易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儒学研究领域，他撰写的《法言》在兩汉思想动荡之际，重新构建了儒学的权威价值体系，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他写下的《方言》和《训纂》，可称得上是中国语言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述。这些著述对后世哲学研究和文字研究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扬雄也因此被称为“西道孔子”。

 丽文高论 四赋谏君

　　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扬雄的辞赋备受后人推崇。王充《论衡·效力》说：“世称力者，常褒乌获，然则董仲舒、扬子云，文之乌获也。”乌获是古代有名的大力士，力敌千钧，王充将扬雄与西汉大儒董仲舒相提并论，说他们都是文章圣手，笔力千钧，是文坛中的“乌获”。与扬雄同时代的桓谭也极为推崇扬雄，其自叙说，曾经有感于扬雄“丽文高论”，想比齐于他，结果做了一篇《山赋》，却由于“用思太剧”闹出一场病来。“予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量年少，狠欲逮及，尝作《山赋》。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引桓谭《新论》）。李白在《车武吟》中说：“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棠宫。”杜甫也云“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可见扬雄在文坛中的崇高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扬雄的文学观继承了《诗经》流传下来的讽谏传统，虽有华美的语言和工稳的对仗，但其核心却并不是装点盛世，而是以颂为讽，目的是匡正时弊，格正君心。根据《汉书》中《扬雄传》的记载，扬雄最著名的四赋，都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写成的带有不同讽谏意味的文章，其中《上林赋》《羽猎赋》《长杨赋》三赋的目的都是“风”（讽），《河东赋》则为“劝”。 　　在《甘泉赋》中，扬雄以骈俪华美的辞藻，将甘泉宫比作天帝的紫宫，暗含讽喻宫殿过于奢华，非人力所能为之事;同时劝谏皇帝“戒奢”“戒色”，要仿效上古的贤君，任用贤能，兢兢业业以治理国家。
　　在《长杨赋》中，扬雄改变过去“骚体”的作赋结构，采用“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问答的形式来架构文章，直陈其事，直奔讽谏主题。是赋开篇便借子墨客情之口，点明主旨“圣主养民”，指责成帝的“长杨观猎”之行“颇扰于农民”;又历述汉高祖创业之艰辛、汉文帝治国之节俭、汉武帝征伐四夷之伟业，想以此来激励汉成帝的进取之心，改变其耽于女色，沉迷游乐的荒唐行径。
　　在《河东赋》中，扬雄根据成帝游览的足迹，叙述先贤发愤图强、勤政爱民的事迹，以此激励成帝仿效先贤有所作为。在《河东赋》的结尾，扬雄直接写道：“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希望汉成帝能够遵循五帝开辟的道路，沿着三皇走过的足迹，沿着正确的目标前进。
　　但四赋谏君，却没有达到扬雄期望的效果。扬雄于是就此中断了辞赋的写作。这一重大转折，显出扬雄深藏的那一颗悲愤而无奈的忧国忧民的儒者之心。

 太玄则天 三分宇宙

　　在天文历法方面，扬雄运用“浑天说”原理撰写了《太玄》，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及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学说。《太玄》以“玄”为最高哲学范畴，以“首”“赞”为经，以十一篇玄文为传，以逢三进一的“圜元模式”为数理逻辑。这种结构模式，为后世易学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宋代彭晓的《明镜图》、陈抟的《无极图》、邵雍的《方圆图》的卦爻排列理论，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关于《太玄》，扬雄自叙曰：

　　（雄）而大潭恩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根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太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
　　与《易经》所阐述的二元宇宙观所不同的是，《太玄》采用的是天地人的三分宇宙观。《易》数二分，以拟阴阳，用“─”表示阳，用“- -”表示阴;二加倍为四象，以拟四时;四加倍为八卦，以拟“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八卦加倍为六十四卦，以拟万事万物。《太玄》则采用三分法，以“─”拟天、以“- -”拟地、以“---”拟人;占筮时都以三为倍数：一玄三方，一方三州，为九州;一州三部，共二十七部;一部三家，共为八十一家。这就是《大玄》九赞、八十一首的来源。八十一首共七百二十九赞，相当于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赞为昼，一赞为夜，再加“踦”“赢”两赞，共三百六十五日半，以拟一年之数。可以说，一部《太玄》就是宇宙秩序（天、地、人）、社会秩序（方州部家），以及《太初》历法（三百六十五日半）的完整模拟。
　　如果说《易经》是一部展示“天道”的著作，那么《太玄》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什么是天道，以及如何进入“天道”。在《太玄》的宇宙观中，将天、地、人并列，尤其将人的性命放置在问题中心，表明了作者的人本主义立场。扬雄可称得上是最早的人本主义论者。司马光在《读玄》中说：“学者能专精于《易》，诚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阶也。子将升天而废其阶乎？”可以说，《太玄》是对西汉以来流行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的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并且将这一哲学命题推导成了一种具体可操作和可实践的理论。

　　后世学者对《太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思想家王充称赞说：“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雄与阳城子长）作两经（《太玄经》《乐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大科学家张衡也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教，乃与‘五经’相似，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

 法言卫道 重建儒统

　　除《太玄》外，扬雄还著有《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地、人三才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人伦、家国天下等人生、社会问题。如果说《太玄》反映的是扬雄的世界观、宇宙观、形而上学的话，那么《法言》则表现了扬雄的社会观、政治观和伦理学说。《法言》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几乎涵盖了当时自然科學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法言》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经学繁琐化、谶纬化、神秘化，儒学不绝如缕的西汉后期，《法言》的问世和流传，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关于《法言》的创作缘起，扬雄曾自叙曰：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扬雄生活的时代，尽管汉家早已实施“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的政策，儒学成为官方学术，但是随着经学的日益繁复，“今古文”之争亦复加剧，士习更加神秘怪异，民风尤其浮躁偷惰，经术儒学越来越远离生活，无法解决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因此从汉初就流行的强调“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仍然很有影响，其他各派（尤其是“纵横之术”）也是有禁不止，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各以其知舛弛”的混乱局面。各家学说互相排斥，大多以非议孔圣为标的，儒家学说的地位遭受严重冲击。扬雄为阐明正道，弘扬孔教，捍卫儒学的纯洁性，仿照《论语》的结构，撰写了《法言》。《法言》共十三篇，采用语录体，通过解答当时人们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和褒贬各种地位的历史人物，维护了孔子及儒学的权威地位，在混乱的思潮中重新构建了新的儒家价值体系。这个新的价值体系，给两汉之际已经摇摇欲坠的儒家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正遭受到各种质疑的儒学理论重新恢复了生机，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对于扬雄在儒家学说发展史上的贡献，后世儒家极为推崇。韩愈首倡“儒学道统”说，其文《原道》勾勒出儒学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文章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将扬雄排列在孟子之后，认为其是儒学道统的“准传人”。宋代的儒学大师们对扬雄推崇更甚，直接将扬雄在道统中的地位排列在孟子之后，韩愈之前。北宋柳开有云：“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石介也说：“孔子没，杨、墨作，道大坏也，荀况存之;汉祚微，王莽篡，道大坏也，扬雄存之。”

 洽见奇书 不刊硕记

　　在语言文字领域，扬雄著有《方言》与《训纂》两部著作。《方言》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因两周时期，朝廷每春即派遣使者乘輶轩之车，前往各地调查风俗语言，故此名之。《方言》是当时世界第一部记录和研究各地方言的著作，是当时活生生的语言资料，对促进语言语音的统一，消除当时社会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为巩固祖国统一而奠定语言基础，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两汉以来注释古书的学者，常将《方言》作为重要的训诂工具书使用。晋代的大学者郭璞为《方言》作注，对其高度评价，称其是“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又称其是“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扬雄在《方言》中，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也进行了收录，为当时君王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情况，制定政策方略提供了有力的借鉴;也为中原的文化典籍在边远地区世代相传，少数民族的言论事迹在汉代文献里得到记录提供了直接的支持。我们从中可见扬雄对汉代少数民族的关注，亦可窥见扬雄进步的“夷夏观”。
　　扬雄还仿《仓颉》作《训纂》。《汉书·艺文志》：“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文字于庭中，扬雄取其中有用者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训纂》是一部汉语单词字书，相当于现代的字典。该书以60个字为一章。全书34章，共2040字。魏晋时期，朝廷诏令将李斯等人编著的《仓颉篇》、扬雄编著的《训纂篇》和东汉人贾鲂编著的《滂喜篇》合编为《三仓》，作为教学童识字的官方教材。《训纂》原书已佚，今有清人辑本，见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

三、光辉思想

　　扬雄继承了古代巴蜀文化中天文历法、艺文辞赋、阴阳占筮和黄老道术等传统文化;不过，从思想体系上说，扬雄更是一位博学的儒者。他的学术思想，充满了济世救人的儒家情懷，也洋溢着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他的世界观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光辉，这在谶纬学说大行其道的西汉时期，是非常可贵的。

 道心自守 儒心济世

　　扬雄儒道皆通，道心以自守，儒心以济世。扬雄少年时跟随蜀中贤人严君平学习《周易》和《老子》。严君平淡泊名利、甘守清贫的道家思想深刻地影响到扬雄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扬雄的行为处事与其师颇有相似之处。他求学时不拘章句，不精训诂，不热衷于求取功名;做皇帝身边的黄门侍郎时，本可以凭借出色的辞赋文章为皇帝歌功颂德，获取晋升之阶，却偏偏在辞赋中委婉进谏;在进谏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时，则彻底放弃了辞赋的创作。当时与他同是黄门侍郎的王莽和刘歆后来都位列三公，而他在黄门侍郎的位置上呆了30年都没有升迁过，因此屡屡被人嘲笑。王莽非常欣赏他的文章。在举国皆为王莽登基伪造“符命”以造势时，扬雄却始终不为所动，坚持不信鬼神，不屑踏上这个获取利禄的终南捷径。他的这种淡泊自守的道家思想在其《解嘲》一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守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异时，未知何如。
　　扬雄闭门著《太玄》，其文高深玄妙，却受到当时趋炎附势之人的嘲笑。有人说他“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虽然“为经五千，为说十万”，却依然只是个小小的黄门侍郎，贫困潦倒，官职卑微。《解嘲》就是针对这样的嘲笑所做的表明心迹的文章。在文章中，扬雄认为炙手可热的终会冷却，显赫一时的终会灭绝;只有清贫自守、不慕名利、不逐富贵者才能得以保全。他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严重危机，预测到得志的当权者们乍荣必乍衰的可悲前景。他提倡“知玄守墨，守道之极”，借用老子“物极必反”的道理来回答问难之人。他坚信物极易衰，位高难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明显的道家思想。
　　这种安贫乐道的思想，伴随了扬雄一生。但因其曾仕于王莽新朝，担任“中散大夫”的闲职，其著作《法言》也赞扬了王莽“为政日新”的政绩;又有《剧秦美新》等文章，朱熹遂贬其为“莽大夫”，后世也多有微词。但考证历史，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扬雄著《法言》时，王莽还未篡位。当时王莽的表现也确实迷惑了包括汉宗室在内的一大批人。扬雄目睹国家政治昏暗，百姓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把“济世救人”的期望寄托在这个看似完美的“圣人”身上，其赞扬和歌颂是真诚的，对王莽的希望也是简单而纯粹的。第二，在王莽热衷于登基称帝大造舆论时，扬雄却自始至终没有参与蔓延朝野的“制造符命”的活动。当时，只要利用“符命”为王莽登基造势的人，几乎都飞黄腾达，连卖烧饼的小贩王盛也因为用“符命”称颂王莽而当上了“前将军”。对于这种可以一步登天的政治捷径，扬雄却始终不屑为之而甘于贫困，埋首著述。由此可以看出，当初他作《法言》时对王莽的溢美之词，完全无关个人功名利禄，绝不是趋炎附势以求闻达的行为。事实上，在王莽新朝，扬雄也一直是默默著述，远离政治的。《汉书》中对扬雄“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的评论是非常中肯的。
　　扬雄甘于以道家思想清贫自守;但却始终忧国忧民，心怀天下，时刻以一颗拳拳儒者之心观照世界，致力于济世救民，匡正时弊。除四赋谏君之外，扬雄在其著述中多次表达对时政的批评。扬雄作《法言》说：“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衣，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之谓恶政。”（《先知》）“禽兽食人之食”，指因狩猎而影响农民劳作;“土木衣人之衣”，指祭祀偶像而侵夺人民衣服。这两大恶政都是成帝为之而不悟的弊政。针对成帝晚年沉溺酒色，扬雄还作有《酒赋》，赋中虚设“酒客”与“法度士”相互论难，“以讽谏成帝”。他的文章中，无处不表现出他尽忠报国的心愿。

 因循革化 与时俱进

　　扬雄的著作还反映出其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太玄》发展了《易经》中关于“阴阳”二元的理论，提出了以“玄”为核心的“天、地、人”三者并列的三元哲学结构模式，并且将“人”作为其中的中心问题来进行探讨。《太玄》认为“玄”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天地万物和一切生命，都是阴阳二气产生的;而阴阳二气，就产生于“玄”。“玄”广袤无边，又可分为“天、地、人”三个层面。“玄者，天玄也、地玄也、人玄也。天浑行无穹不可见也，地不可形也，人心不可测也。故玄，深广远大矣。”这一思想不仅发展了西汉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而且创建性地提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太玄·玄莹》篇中说：“夫作者贵有循而体自然也……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循”即因循，指历史的继承性;“体自然”即遵照自然法则，是客观的规律性。扬雄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既“循”又“体”，继承历史的经验，依准自然的规律，相辅相成。《太玄》又说：“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在人为和客观规律关系上，扬雄认为客观规律是主干，人为只是表末。这些文字充分说明，扬雄在《太玄》中已经认识到：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一种客观实在，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不受到自然的惩罚。这在当时儒学被神学化的西汉时代，无疑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扬雄的著作中还反映出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扬雄在《太玄》中对祸福、动静、寒暑、因革等对立统一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情况均做了阐述。他认为事物皆按九个阶段发展，遂在每一首“九赞”中皆力求写出事物由萌芽、发展、旺盛到衰弱以至消亡的演变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扬雄提出了“因循革化”的观念，认为凡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东西都应该保留，凡是已经过时成为时代发展障碍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改革或者完全抛弃;哪怕是对圣人之法，也不能机械照搬或者墨守成规。在《太玄》中，扬雄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政治制度的“因循”与“革化”关系到国家大事的成败。“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化，天道乃驯。”这之中，扬雄论述了对待“道”的几条基本原則，“因循”与“革化”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两个对立面，二者相反相成，不能将“道”视为僵硬的教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选择“因”或者“革”;而这种继承或者革新必须谨慎地把握好时机与尺度，做到“因”要合理，“革”要适时。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扬雄所提出的“因循革化”的理念，包含了“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观点，蕴含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进步的历史发展观。

小 结

　　扬雄的一生饱经沧桑，功名富贵与之无缘，贫穷和坎坷却如影随形。他绝顶聪明，却不为己谋;他一生贫困，却心怀天下;他历尽艰难，不改初衷;饱受嘲弄，依然坚持理想。他秉承了道家淡泊自守，不慕富贵的出世之道，却始终坚持着儒家济世救民，匡正时弊的入世情怀。他一生贫病交加、饱尝辛酸，其著作思想却光耀千古，影响巨大。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不规规以今文章句自缚，抖落了俗儒曲学的陈腐之习，开创了简易朴质的东汉古文家法;他讲明义理，避免了杨墨佛老的虚无和俗套;擅长文章，没有后来六朝人的四声八病等形式主义;他理论上坚持仁义，态度上信守孔学，是与董仲舒、王通、韩愈并列的中古社会少有几位大儒。他一生宗孔孟，倡儒学，反迷信，纯道统，从本体论上丰富了儒学思想，是当时独步儒林的思想家，是汉家二百年文化造就的硕果，也是秦汉以下迄于五代少有的纯德儒者。
　　正如王安石诗中评价：“儒者凌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
　　注释：
　　[1]有人将《逐贫赋》的写作日期认定为扬雄晚年，其实不确。赋文明云“左崇山，右旷野”，正是他隐居于岷山之南，卜处于成都平原之间的景象，因此应是早期作品，描写其少年时的家境与生活。
　　[2]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常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才）有千余言耳，而孺翁梗概之法略有。”
　　[3]这一段经历主要根据扬雄所做的《答刘歆书》和《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所做的注中的记载。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但《汉书·扬雄传》中与此有不同说法，称扬雄为当时的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所推荐。从记载年岁上推断，此记述有误，故采纳扬雄自述中说法。
　　[4]事迹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引《刘向别传》。其云：“扬信字子乌，雄第二子。幼而聪慧，雄算《玄》经不会，于乌令作九数而得之。雄又拟《易》‘羝羊触藩’，弥日不就，子乌曰：‘大人何不云，荷戈入榛？’”
　　参考文献：
　　[1]纪国泰：《西道孔子——扬雄》，巴蜀书社2017年版。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
　　[3]郑万根：《太玄校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谭继和：《西道孔子扬雄的大一统观与儒风在巴蜀的流布》，《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