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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钱穆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再到新亚书院的创办，他对教育所持有的理想以及对理想的实践是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首先对钱穆理想中的教育进行解读，进而介绍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过程，以及新亚书院在现实发展中所产生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新亚书院的成功创办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以及高校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钱穆；理想教育；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169-03
钱穆，一个或被遮蔽，或被淡漠了很多年的名字，在世人眼中，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从他的教学、办学经历来看，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再到新亚书院的创办，“上堂教书”和“下堂读书著书”贯穿钱先生一生，其中新亚书院的创办更是钱先生教育理想的实践典型。因此，通过对钱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实践经历进行文献研究，可以了解钱穆先生理想中的教育，同时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具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一、钱穆的理想
（一）理想中的教育
钱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在钱先生执教期间就有“北胡（适）南钱（穆）”之说，胡适有开创学风之功，而钱穆以学识渊博备受推崇[1]4。自1912年开始，钱先生在乡村任小学教师。1922年起，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年，他由顾颉刚推荐，进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抗战前，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抗战期间，他又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1946-1949这四年间，他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等校。1949年移居香港，不久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在艰难困苦之中创建新亚书院并担任院长。那么，在钱穆的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到底是什么呢？
1.理想的教育是非行政化的
钱先生曾说：“读书人可以关心政治，但不一定要参与政治”。在当年“素书楼”事件中，钱先生在《中国时报》发表退出素书楼的声明时说到：“自己仅是一学人、一教师，亦未参加过任何现实政治活动，素书楼应和一般的政府宿舍有所不同。”[1]11在新亚书院成立之初，因为经费、人力有限，教授们的大部分精力分散在行政上，随着书院的扩大，钱先生开始要求教授将教务行政分开，要求师生能够做到：生活艺术化、课程学术化、行政制度化。钱先生认为一个人要对社会有贡献，应该善用自己的长处，善藏自己的短处，而“讲课教学和私人研究”正是其长处，“处理行政事务和应付人事”是其短处。所以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他很坚定地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由此可见，他一直以一个纯粹文人的视角来关心着教育。
2.理想的教育是事业，而非职业
对于教育是事业还是职业，钱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表述：“若我当一位小学先生，拿一百元日薪，生活尽艰苦，而我心中觉得我在此干教育事业，我要教导此一批穷苦孩童，使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将来对社会有用，这就是我的事业了。”钱先生还认为职业与事业的区别在于职业往往是社会要求于他的，而事业则是他在此职业上善尽责任外，又能自我贡献于社会。一是职业为主，而另一则是自身为主[2]。所以，在钱先生的理想中，教育应该是一份值得毕生追求的事业，而不是一时谋生的职业。
3.理想的教育是培育“有理想”的“有用之才”
钱先生把理想与知识、技能、品格一起称为一个青年在学校应知的四件重要法宝。钱先生的教育理想不仅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求知识，同时也注重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学会做人可以让学生懂得如何凭借他们的知识为社会服务。那么做人与为学的关系到底怎样呢？钱先生做了如下解释：“为学与做人，乃是一事之两面。若做人条件不够，则所做之学问，仍不能到达一种最高境界。但另一方面，训练他做学问，也即是训练他做人。做一理想人，方能做出理想的学问。”[3]因此，理想的教育就是掌握好为学与做人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培育“有用之才”。
4.理想的教育是“人文主义”教育
钱先生极力反对知识贩卖式的大学教育，大力倡导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即宣明教化、教励风俗、入世救国。强调为学与做人的统一，坚信“唯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救近来教育风气，专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专为智识而求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这种“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也受到西方一些学者们的肯定，包括雅礼协会的两个代表，历史学家卢鼎先生和宗教家郎家恒先生，相同的教育理想促成了新亚书院与雅礼协会的新纪元合作。与此同时，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先生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也反映了其对钱先生人文主义思想的肯定。
本着这样的教育理想，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诸位先生在“手空空，无一物”的困顿情况下创办了新亞书院，为失学青年提供求学机会，为中国文化传承寻找出路。
（二）理想的实践——新亚书院的创办
抗战胜利后，中国仍处于动乱之中，一大批教育家们认为这现状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只有了解和发扬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价值，才能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解除民族苦难，并对世界文化，人类和平做出贡献。钱穆、唐君毅等人为了保存与发扬民族文化，决心在香港建立一所具有中国书院风格的高等学府，而之所以选择香港为理想的“孵化器”，主要有以下两大原因：一是香港在地理上与文化上是东西两大文化的接触点，有利于沟通中外文化，是促进中西了解的理想教育地点。二是香港一直是商业社会，文化空气比较稀薄，因此需要强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也更加顺利，因为很多事物从无到有总是容易的，但从有到强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因此，新亚书院应运而生，无政治背景，无经济凭借，单单只是因为一种教育理想的抱负。新亚书院的前身是亚洲文商学院，于1949年10月10日创立于香港之九龙，1950年3月被改组为新亚书院，是当时唯一的一所不牟利的学校。在新亚书院发展的过程中，1949-1954的这五年是新亚书院的艰苦奋斗时期，期间学生注册人数分别是42人，48人，35人，63人，在1954年获得雅礼协会资助后，学生注册人数首次突破百人，达到129人[4]。钱先生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尤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同时雅礼与新亚有相同的教育理想，且尊重新亚的教育宗旨和计划，所以新亚接受雅礼的经济协助。这次合作是中美文化合作的新纪元，也是中西文化合作的新纪元。除美国雅礼协会外，还有美国亚洲协会、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曾对新亚书院的发展提供资助。 新亚即新亚洲，创办者是想要告诉每一个青年，他们不仅是一个中国人，还同时是亚洲人和世界人，这种思想在动乱的当时是弥足珍贵的。钱先生认为教育并不是有了经济便可以办好的，重要的是理想与精神，新亚的理想对于新亚书院来说就好比人的心脏，一直支撑着整个书院，钱先生在对学生的演讲中也多次提到“理想”二字，虽每次描述以及具体要求均不同，但其内核是从未改变的。钱先生认为理想的本质是忧与困，一是在新亚求学的一辈同学们正在忧与困的环境中求学；二是面对忧与困，便会产生自己个人的理想、社会的理想、国家民族的理想乃至世界人类的理想[5]。所以具体到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是一種人文主义的教育之理想，即学生需要由于自己的忧与困，进而了解学校之忧与困，从而再进而了解社会大众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类之种种忧困。从该理想看，新亚校歌中的“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如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一是尽管香港中文大学以及中国社会在经济上不再“手空空，无一物”，可是世界上仍有很多地方存在，所以我们仍应保持此理想；二是因为造就人才的目标是精神方面的，加上新亚书院教育的最高宗旨是发扬中国文化，就这一目标而言，学校将永远是“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之所以说新亚书院是钱穆先生的理想的实践，是因为新亚书院是一所纯粹为教育事业而创设的学校，其教育宗旨不仅建立在传授学生们某项必备的知识上，同时更注重在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理想上，即在知识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三方面同时兼顾，其中人格教育最为重要。新亚书院这一办学旨趣在其招生简章中有这样的说明：“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6]
除了办学宗旨实践了教育理想外，其理想在新亚书院中的表现还主要有校训、校风、学风等方面，新亚校训是在学校创办六年之后决定的，“诚明”二字即新亚校训，该二字出自《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钱穆先生还提出“诚”字四步功夫，分别是言行合一、人我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明”是属于知识了解方面的，要求做到明白人情，明白事理[7]。校风是指一种学校空气，学风则指一种学术空气。新亚有一个好校风，即同学师生之间能亲密如一家人，而学风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学教育的使命则在提倡新的学风，培植新的学者，新亚就一直致力于促进追求高深学问的学风之养成。
二、理想遭遇现实
新亚就好比一个小孩，他需要成长成一个大人，所以在新亚搬离桂林街时就没有了桂林街的精神，但并不表示理想的消失，而是理想与现实得到了结合，正如钱先生在新亚三十四次月会讲词中提到：“我们要有理想，但理想永远无法脱离现实。理想必须走进现实中，而理想与现实间又永远有一个距离，理想必须凭借现实来完成。”这里的“现实”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现实对理想的延续；二是现实对理想的背离。
（一）理想的延续
1963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宣告成立，大学监督由香港总督兼任，中大坚持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以期融合多种文化，为香港培养各种人才，并且它是唯一一所一建校便强调通识的大学[8]177。
香港中文大学名字的确定是港英势力鼎盛年代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是“博文约礼”，用儒家思想作为校训突出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儒家人文思想。与此同时，香港中文大学主要培养以中英语文为教学基础，博闻强记、学兼中外的大学生，其特色包括：中英文并重、通识教育、学分制、书院制[8]1-12，这些很多都是受新亚书院的影响。
在钱先生看来，一所大学主要的理想，决不在颁发文凭，而是要培植社会后起人才，为求学青年创造一个理想将来。最初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就是希望这个学校是一个中国的学校。从香港中文大学的命名到“栽培中国青年，来贡献给中国社会”目标的制定，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宗旨延续了新亚的理想，“中文大学”就是“新亚人”的目标。新亚书院自创办以来就一直延续着良好的校风和学风，从加入中文大学以后，新亚书院也使其特色在中文大学得到发扬光大，其中以通识教育、书院教育最为突出。
1.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新亚书院带给香港中文大学的一笔重要财富，钱先生认为西方大学的短处就是不注重通才，只注重专家的大学教育，结果造成了许多没有一般性常识的青年，以及没有高瞻远瞩眼光的领袖人才。
现如今通识教育是香港中文大学本科生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为全体本科生提供均衡教育，促进学生智性的全面发展。在通识教育方面，香港中文大学自成立以来就经历了多次发展和改革，从成立之初的联邦制通识教育课程到之后的单一制，从1986年实行新学制后的“七范围”通识教育到2000年后的“四范围”通识教育，以及2012年后增设通识教育基础课程来使学生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不管经历多少次调整，通识教育的精髓从未改变，并逐渐适应时代发展和学生发展需要。中大的通识教育包括大学通识和学院通识，前者由大学通识教育部统筹，后者由各成员书院负责，两者课程内容虽存在差异，但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便于学生了解不同学科及知识的价值[9]。
2.书院制
香港中文大学是我国国内最早实行书院制的大学，书院制是其创校至今的悠久传统，也是其特色所在，其中新亚书院作为一所现在依然保持人文主义精神，在华人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古代书院精神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较为成功的典范。钱穆先生的新亚办学思想为我们今天传承古代书院精神、培育现代大学精神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启示。
中大是以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及联合书院为基础于1963年建立的，三所书院各有特色，新亚书院强调传统文化，崇基学院宗教氛围浓厚，而联合书院具有香港本土渊源，20世纪80年代末又增加了逸夫书院。2012年起，政府施行大学本科教育四年制课程，于是中大增添晨兴书院、善衡书院、敬文书院、伍宜孙书院及和声书院，令书院总数目增至九所。在中大，书院是和谐融洽的群体，各有宿舍、饭堂及其他设施，书院着重全人发展，举办各种活动，让学生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增添色彩。这些活动包括海外交流及外访计划，研讨会，师友计划，社区服务，语文、资讯科技和领袖才能训练，还有多种社团组织的课外活动。书院为学生提供众多非形式教育机会，与正规课程相辅相成，旨在培养学生的人际关系技巧、文化品位、自信心和责任感。学生更可善用奖学金和经济援助计划充分发挥个人成长的潜力。 （二）理想的背离
首先，在钱穆等创校者的理想中，各书院合并后的大学命名为香港中文大学，从而确立中文大学的方向，展开区别于港英传统的文教事业，也为后来科教兴国的理想奠定基础。而现实是，虽然合并后的大学名字是中文大学，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中文大学根本无力承担通过中文复兴中国文明的使命。比如，在港英政府有意让新亚和其他二所书院合组成中文大学时，钱先生提出大学校长得请一位中国人当，不能像香港大学一样，必请英国校长。之后几经谈判，当局请了一位英国博士李校长来当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宁愿到英国去请没有教育经验的博士来任教，而拒绝延聘原在新亚书院任教的一些教授，钱先生为此据理力争却无果，后便辞职不干[10]。大学校长的选择反映了创校者的理想以及现实的残酷之间的矛盾，这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但钱先生对其学生强调，不要太看重名义和招牌，主要应在自己心意的实质上不断求进步。学校需要逐步成长，而最好的理想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故步自封，在保证初心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改变，坚信外面的力量无法限制理想的实现。
三、总结
总的来说，钱穆先生在新亚创校和发展过程中，有三件事能够清楚地表明他的理想，一是他当年为书院取名“新亚”；二是他为合并的大学取名“中文大学”；三是他坚持中文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应由中国人担当。至少到现在来看，虽然过程中有一定的妥协，但钱先生的三个坚持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与延续，理想与现实得到了良好的结合。而新亚书院之所以能一直传承下來，发展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不仅有香港本土的独特文化优势，更重要的是一群学者和教育家们的不断努力，新亚书院对中国儒家文化在香港的扎根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钱行.思亲补读录——走进父亲钱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钱穆.事业与职业——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学期开学典礼讲词[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81-586
[3]钱穆.为学与做人——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香港苏浙公学讲演词[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71-176.
[4]新闻辑录——学生人数统计[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94.
[5]钱穆.告新亚同学们[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5-27.
[6]一九五？誘年三月招生简章节录[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13.
[7]钱穆.新亚校训诚明二字释义[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66-68.
[8]顾明远，杜祖贻.香港教育的过去与未来[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77.
[9]香港中文大学官网.[EB/OL].[2016-01-01].http：//www.cuhk.edu.hk/chinese/college/system.html.
[10]钱穆.新亚四十周年纪念祝词[M]//新亚遗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780-783.
摘 要：钱穆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再到新亚书院的创办，他对教育所持有的理想以及对理想的实践是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首先对钱穆理想中的教育进行解读，进而介绍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过程，以及新亚书院在现实发展中所产生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新亚书院的成功创办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以及高校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钱穆；理想教育；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169-03
钱穆，一个或被遮蔽，或被淡漠了很多年的名字，在世人眼中，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从他的教学、办学经历来看，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再到新亚书院的创办，“上堂教书”和“下堂读书著书”贯穿钱先生一生，其中新亚书院的创办更是钱先生教育理想的实践典型。因此，通过对钱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实践经历进行文献研究，可以了解钱穆先生理想中的教育，同时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具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一、钱穆的理想
（一）理想中的教育
钱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在钱先生执教期间就有“北胡（适）南钱（穆）”之说，胡适有开创学风之功，而钱穆以学识渊博备受推崇[1]4。自1912年开始，钱先生在乡村任小学教师。1922年起，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年，他由顾颉刚推荐，进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抗战前，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抗战期间，他又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1946-1949这四年间，他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等校。1949年移居香港，不久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在艰难困苦之中创建新亚书院并担任院长。那么，在钱穆的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到底是什么呢？
1.理想的教育是非行政化的
钱先生曾说：“读书人可以关心政治，但不一定要参与政治”。在当年“素书楼”事件中，钱先生在《中国时报》发表退出素书楼的声明时说到：“自己仅是一学人、一教师，亦未参加过任何现实政治活动，素书楼应和一般的政府宿舍有所不同。”[1]11在新亚书院成立之初，因为经费、人力有限，教授们的大部分精力分散在行政上，随着书院的扩大，钱先生开始要求教授将教务行政分开，要求师生能够做到：生活艺术化、课程学术化、行政制度化。钱先生认为一个人要对社会有贡献，应该善用自己的长处，善藏自己的短处，而“讲课教学和私人研究”正是其长处，“处理行政事务和应付人事”是其短处。所以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他很坚定地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由此可见，他一直以一个纯粹文人的视角来关心着教育。
2.理想的教育是事业，而非职业
对于教育是事业还是职业，钱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表述：“若我当一位小学先生，拿一百元日薪，生活尽艰苦，而我心中觉得我在此干教育事业，我要教导此一批穷苦孩童，使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将来对社会有用，这就是我的事业了。”钱先生还认为职业与事业的区别在于职业往往是社会要求于他的，而事业则是他在此职业上善尽责任外，又能自我贡献于社会。一是职业为主，而另一则是自身为主[2]。所以，在钱先生的理想中，教育应该是一份值得毕生追求的事业，而不是一时谋生的职业。
3.理想的教育是培育“有理想”的“有用之才”
钱先生把理想与知识、技能、品格一起称为一个青年在学校应知的四件重要法宝。钱先生的教育理想不仅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求知识，同时也注重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学会做人可以让学生懂得如何凭借他们的知识为社会服务。那么做人与为学的关系到底怎样呢？钱先生做了如下解释：“为学与做人，乃是一事之两面。若做人条件不够，则所做之学问，仍不能到达一种最高境界。但另一方面，训练他做学问，也即是训练他做人。做一理想人，方能做出理想的学问。”[3]因此，理想的教育就是掌握好为学与做人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培育“有用之才”。
4.理想的教育是“人文主义”教育
钱先生极力反对知识贩卖式的大学教育，大力倡导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即宣明教化、教励风俗、入世救国。强调为学与做人的统一，坚信“唯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救近来教育风气，专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专为智识而求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这种“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也受到西方一些学者们的肯定，包括雅礼协会的两个代表，历史学家卢鼎先生和宗教家郎家恒先生，相同的教育理想促成了新亚书院与雅礼协会的新纪元合作。与此同时，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先生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也反映了其对钱先生人文主义思想的肯定。
本着这样的教育理想，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诸位先生在“手空空，无一物”的困顿情况下创办了新亞书院，为失学青年提供求学机会，为中国文化传承寻找出路。
（二）理想的实践——新亚书院的创办
抗战胜利后，中国仍处于动乱之中，一大批教育家们认为这现状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只有了解和发扬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价值，才能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解除民族苦难，并对世界文化，人类和平做出贡献。钱穆、唐君毅等人为了保存与发扬民族文化，决心在香港建立一所具有中国书院风格的高等学府，而之所以选择香港为理想的“孵化器”，主要有以下两大原因：一是香港在地理上与文化上是东西两大文化的接触点，有利于沟通中外文化，是促进中西了解的理想教育地点。二是香港一直是商业社会，文化空气比较稀薄，因此需要强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也更加顺利，因为很多事物从无到有总是容易的，但从有到强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因此，新亚书院应运而生，无政治背景，无经济凭借，单单只是因为一种教育理想的抱负。新亚书院的前身是亚洲文商学院，于1949年10月10日创立于香港之九龙，1950年3月被改组为新亚书院，是当时唯一的一所不牟利的学校。在新亚书院发展的过程中，1949-1954的这五年是新亚书院的艰苦奋斗时期，期间学生注册人数分别是42人，48人，35人，63人，在1954年获得雅礼协会资助后，学生注册人数首次突破百人，达到129人[4]。钱先生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尤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同时雅礼与新亚有相同的教育理想，且尊重新亚的教育宗旨和计划，所以新亚接受雅礼的经济协助。这次合作是中美文化合作的新纪元，也是中西文化合作的新纪元。除美国雅礼协会外，还有美国亚洲协会、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曾对新亚书院的发展提供资助。 新亚即新亚洲，创办者是想要告诉每一个青年，他们不仅是一个中国人，还同时是亚洲人和世界人，这种思想在动乱的当时是弥足珍贵的。钱先生认为教育并不是有了经济便可以办好的，重要的是理想与精神，新亚的理想对于新亚书院来说就好比人的心脏，一直支撑着整个书院，钱先生在对学生的演讲中也多次提到“理想”二字，虽每次描述以及具体要求均不同，但其内核是从未改变的。钱先生认为理想的本质是忧与困，一是在新亚求学的一辈同学们正在忧与困的环境中求学；二是面对忧与困，便会产生自己个人的理想、社会的理想、国家民族的理想乃至世界人类的理想[5]。所以具体到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是一種人文主义的教育之理想，即学生需要由于自己的忧与困，进而了解学校之忧与困，从而再进而了解社会大众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类之种种忧困。从该理想看，新亚校歌中的“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如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一是尽管香港中文大学以及中国社会在经济上不再“手空空，无一物”，可是世界上仍有很多地方存在，所以我们仍应保持此理想；二是因为造就人才的目标是精神方面的，加上新亚书院教育的最高宗旨是发扬中国文化，就这一目标而言，学校将永远是“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之所以说新亚书院是钱穆先生的理想的实践，是因为新亚书院是一所纯粹为教育事业而创设的学校，其教育宗旨不仅建立在传授学生们某项必备的知识上，同时更注重在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理想上，即在知识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三方面同时兼顾，其中人格教育最为重要。新亚书院这一办学旨趣在其招生简章中有这样的说明：“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6]
除了办学宗旨实践了教育理想外，其理想在新亚书院中的表现还主要有校训、校风、学风等方面，新亚校训是在学校创办六年之后决定的，“诚明”二字即新亚校训，该二字出自《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钱穆先生还提出“诚”字四步功夫，分别是言行合一、人我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明”是属于知识了解方面的，要求做到明白人情，明白事理[7]。校风是指一种学校空气，学风则指一种学术空气。新亚有一个好校风，即同学师生之间能亲密如一家人，而学风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学教育的使命则在提倡新的学风，培植新的学者，新亚就一直致力于促进追求高深学问的学风之养成。
二、理想遭遇现实
新亚就好比一个小孩，他需要成长成一个大人，所以在新亚搬离桂林街时就没有了桂林街的精神，但并不表示理想的消失，而是理想与现实得到了结合，正如钱先生在新亚三十四次月会讲词中提到：“我们要有理想，但理想永远无法脱离现实。理想必须走进现实中，而理想与现实间又永远有一个距离，理想必须凭借现实来完成。”这里的“现实”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现实对理想的延续；二是现实对理想的背离。
（一）理想的延续
1963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宣告成立，大学监督由香港总督兼任，中大坚持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以期融合多种文化，为香港培养各种人才，并且它是唯一一所一建校便强调通识的大学[8]177。
香港中文大学名字的确定是港英势力鼎盛年代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是“博文约礼”，用儒家思想作为校训突出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儒家人文思想。与此同时，香港中文大学主要培养以中英语文为教学基础，博闻强记、学兼中外的大学生，其特色包括：中英文并重、通识教育、学分制、书院制[8]1-12，这些很多都是受新亚书院的影响。
在钱先生看来，一所大学主要的理想，决不在颁发文凭，而是要培植社会后起人才，为求学青年创造一个理想将来。最初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就是希望这个学校是一个中国的学校。从香港中文大学的命名到“栽培中国青年，来贡献给中国社会”目标的制定，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宗旨延续了新亚的理想，“中文大学”就是“新亚人”的目标。新亚书院自创办以来就一直延续着良好的校风和学风，从加入中文大学以后，新亚书院也使其特色在中文大学得到发扬光大，其中以通识教育、书院教育最为突出。
1.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新亚书院带给香港中文大学的一笔重要财富，钱先生认为西方大学的短处就是不注重通才，只注重专家的大学教育，结果造成了许多没有一般性常识的青年，以及没有高瞻远瞩眼光的领袖人才。
现如今通识教育是香港中文大学本科生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为全体本科生提供均衡教育，促进学生智性的全面发展。在通识教育方面，香港中文大学自成立以来就经历了多次发展和改革，从成立之初的联邦制通识教育课程到之后的单一制，从1986年实行新学制后的“七范围”通识教育到2000年后的“四范围”通识教育，以及2012年后增设通识教育基础课程来使学生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不管经历多少次调整，通识教育的精髓从未改变，并逐渐适应时代发展和学生发展需要。中大的通识教育包括大学通识和学院通识，前者由大学通识教育部统筹，后者由各成员书院负责，两者课程内容虽存在差异，但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便于学生了解不同学科及知识的价值[9]。
2.书院制
香港中文大学是我国国内最早实行书院制的大学，书院制是其创校至今的悠久传统，也是其特色所在，其中新亚书院作为一所现在依然保持人文主义精神，在华人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古代书院精神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较为成功的典范。钱穆先生的新亚办学思想为我们今天传承古代书院精神、培育现代大学精神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启示。
中大是以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及联合书院为基础于1963年建立的，三所书院各有特色，新亚书院强调传统文化，崇基学院宗教氛围浓厚，而联合书院具有香港本土渊源，20世纪80年代末又增加了逸夫书院。2012年起，政府施行大学本科教育四年制课程，于是中大增添晨兴书院、善衡书院、敬文书院、伍宜孙书院及和声书院，令书院总数目增至九所。在中大，书院是和谐融洽的群体，各有宿舍、饭堂及其他设施，书院着重全人发展，举办各种活动，让学生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增添色彩。这些活动包括海外交流及外访计划，研讨会，师友计划，社区服务，语文、资讯科技和领袖才能训练，还有多种社团组织的课外活动。书院为学生提供众多非形式教育机会，与正规课程相辅相成，旨在培养学生的人际关系技巧、文化品位、自信心和责任感。学生更可善用奖学金和经济援助计划充分发挥个人成长的潜力。 （二）理想的背离
首先，在钱穆等创校者的理想中，各书院合并后的大学命名为香港中文大学，从而确立中文大学的方向，展开区别于港英传统的文教事业，也为后来科教兴国的理想奠定基础。而现实是，虽然合并后的大学名字是中文大学，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中文大学根本无力承担通过中文复兴中国文明的使命。比如，在港英政府有意让新亚和其他二所书院合组成中文大学时，钱先生提出大学校长得请一位中国人当，不能像香港大学一样，必请英国校长。之后几经谈判，当局请了一位英国博士李校长来当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宁愿到英国去请没有教育经验的博士来任教，而拒绝延聘原在新亚书院任教的一些教授，钱先生为此据理力争却无果，后便辞职不干[10]。大学校长的选择反映了创校者的理想以及现实的残酷之间的矛盾，这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但钱先生对其学生强调，不要太看重名义和招牌，主要应在自己心意的实质上不断求进步。学校需要逐步成长，而最好的理想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故步自封，在保证初心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改变，坚信外面的力量无法限制理想的实现。
三、总结
总的来说，钱穆先生在新亚创校和发展过程中，有三件事能够清楚地表明他的理想，一是他当年为书院取名“新亚”；二是他为合并的大学取名“中文大学”；三是他坚持中文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应由中国人担当。至少到现在来看，虽然过程中有一定的妥协，但钱先生的三个坚持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与延续，理想与现实得到了良好的结合。而新亚书院之所以能一直传承下來，发展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不仅有香港本土的独特文化优势，更重要的是一群学者和教育家们的不断努力，新亚书院对中国儒家文化在香港的扎根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钱行.思亲补读录——走进父亲钱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钱穆.事业与职业——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学期开学典礼讲词[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81-586
[3]钱穆.为学与做人——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香港苏浙公学讲演词[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71-176.
[4]新闻辑录——学生人数统计[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94.
[5]钱穆.告新亚同学们[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5-27.
[6]一九五？誘年三月招生简章节录[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13.
[7]钱穆.新亚校训诚明二字释义[M]//新亚遗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66-68.
[8]顾明远，杜祖贻.香港教育的过去与未来[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77.
[9]香港中文大学官网.[EB/OL].[2016-01-01].http：//www.cuhk.edu.hk/chinese/college/system.html.
[10]钱穆.新亚四十周年纪念祝词[M]//新亚遗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780-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