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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纵观历史，透过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不难发现，领导问题始终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核心。“经世致用”及为官方服务的价值追求造就中国哲学的政治伦理特性，官僚领导机制“超稳定”现象的背后是注重纲常伦理的儒家文化，古代哲学几乎与伦理哲学划等号。近代之后的科学与民主潮流，开创了以科学方法思考和研究领导问题的新局面，并初步形成领导科学雏形。而领导问题的复杂性，使之很难单纯用科学来对待，其中包含着人文、艺术成份。研究领导问题无法抛开哲学工具。因而，中国领导问题研究需按照“领导伦理—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路径发展，这是由领导理论与实践的特性决定的。
【关键词】 领导 研究路径 领导哲学 领导科学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3）04-0033-04
回顾中国领导学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们正走上了一条“领导伦理—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发展路径。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未来的大趋势，必然是从具体科学或应用科学走向领导哲学。
一、领导问题与哲学密不可分的历史传统
哲学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并非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西方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很少有对政治和领导问题表现出冷漠的，他们不仅力图以自己的哲学理论影响和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还竭力用他们的理论来影响和改造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领导。至于传统中国哲学，则更强烈地表现出关注领导问题的倾向。中国哲学与领导问题几乎融为一体，两者密切结合，并产生出特别完美的社会整合功能，使得国家领导权及其运行机制异常牢固。
从历史事实来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来，无论是汉人统治者还是蒙满统治者都将儒家哲学置于崇高的统治地位。以“仁”、“义”、“礼”为核心，“三纲五常”为准则及以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为目标的儒家思想，不仅是“经国家、定礼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法宝，而且它高度协调了个人、家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觉地为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传统服务。文人们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为统治者的领导秩序进行论证，“训化”被统治者认同他们所倡导的领导文化理念。一部中国哲学史，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统治阶级进行更好的统治进行论证，以避免被统治者的反抗。文人们将儒家哲学、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一体化，并将由社会基层宗族传统和儒家正统带入国家“官理”中，使其观念不断扩大，行为不断修正规范，从而贯彻儒家哲学与忠于君主制度的使命职能一体化。儒家哲学左右着中国文人的思想行为方式， 并深深地注入到官僚统治秩序中。
当然，中国哲学对领导现象的重视，所带来的也并不仅仅是悲剧的一面，哲学与领导现象的融合，取得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中国哲学中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兼容天下”的价值取向，是贯穿古今的基本民族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们形成了一种关注天下兴衰、民族存亡的强烈使命感和危机意识，这都是中国领导文化的精髓，激励着中国人始终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思索的主题。
中国国门打开之后，文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和领导现象，“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历史大课题一直是摆在近代之后中国人面前的重要问题。究竟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及形式来取代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到底由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来领导这种社会转变？以及怎样实现这种社会转变？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其实都是领导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代中国哲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是围绕着改造旧中国创立新中国的斗争领导权而进行的。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问题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其局限性导致探索的失败。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明确提出和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救中国的历史性结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上的成功和胜利，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哲学。
二、中国领导学研究是在反思历史传统中走向科学的
虽然说，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在中国由来已久，但真正把领导问题当作科学来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对科学表现出空前的重视，领导学在中国被称为“领导科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领导学的早期研究者们，往往都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看成是领导学产生的主要时代背景。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此，重科学、重技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领导科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兴起的。有学者回忆到，“我国领导科学的研究，是从科学学的研究开始的。由于现代社会管理和四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科学在八十年代初一经酝酿提出，就很快有了长足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它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强大的生命力。”①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和社会都面临着改革的新任务，改革的重点仍然是个领导问题。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无论从宏观和全局，还是从微观和局部，无论是体制、机制，还是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都要求实现现代化，都需要加以改变。为了做到这一点，哲学首先发挥了其先导作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廓清了思想解放的道路，思想理论的解放，社会生活的活跃带来了哲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应当说，这场哲学争论集中解决的是领导思想和原则问题，这是时代给予有关领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随后，1980年，邓小平又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③伴随着领导问题所引起的人们普遍的重视，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共识：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领导问题当作科学来研究，反思以往在领导工作中的非科学现象，这确乎是领导失误的原因，也是领导问题研究的一个巨大缺憾，而造成这种缺憾和失误的，又似乎主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哲学有关。结论是，领导首先应是一种科学，而非哲学。 于是，领导科学摆脱哲学的框架，作为具体的应用科学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其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各类学术著作纷纷出版，各个方面的论文不断发表，国外有关领导学、管理学的观点和理论纷纷涌入中国，如科学管理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等。一时间，领导科学研究气势宏大，蔚为壮观。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上半期作了这样的描述：“我国研究领导科学的论文、著作、辞典、论文集以及讲座、研究班、学术讨论会、研究会等，如雨后春笋，纷纷面世。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创办领导科学专业报刊杂志十多家，领导科学研究所十多个，许多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领导科学研究会，全国领导科学研究会正在筹建中。各级党校和两百多所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领导科学课程，领导科学图书的出版，至今已达近千种，全国性的领导科学学术讨论会已举行八届。可见，领导科学已是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发展最快的新兴学科之一。”④与领导科学研究的繁荣局面相比，哲学却越来越被边缘化，学者们不时地感叹着“哲学的贫困”。各大学哲学专业招生困难，生源萎缩；许多原本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纷纷转行；哲学研究缺乏经费，哲学书籍很少有人感兴趣，等等。人们感到哲学远离生活，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状况下，人们不再喜欢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在急剧变动的生活现实面前，哲学基本上游离其外或漂浮其上，对现实的疏离也导致哲学研究自身的贫乏，‘边缘化’就是疏离生活后被生活所冷落的一个后果，其实所谓边缘化并不是哲学被社会所抛弃，而是哲学‘自我放逐了’。”⑤哲学被边缘化有其学科的自身原因，当然也与现实社会的特点相联系。领导科学研究的繁荣局面并没有持续下去，从90年代中期开始，领导科学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相关的研究陷入了沉闷、踟蹰的局面。从表面上观察，领导科学的相关研究似乎是隔靴搔痒，存在不新鲜、不切实际、不成体系等缺憾。近些年来发表和出版的领导科学论著，大多为先期研究成果的翻版，在“炒剩饭”，鲜有新意。1998年，在全国领导科学发展与创新研讨会上，领导科学界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学科长期在一个水平上徘徊，提高较慢；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三是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领导理论不够；四是研究方法单一、落后、随意；五是忽视了领导科学的发展研究；等等。⑥ 中国哲学决不会长期甘心于“坐冷板凳”的局面，领导科学要想再度繁荣，也需要与哲学密切结合。要看到，两者之间的融合是有条件的，一方面，领导科学的成就为哲学关于领导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繁荣的领导科学研究出现新的危机，又在呼唤着哲学对领导问题的新思考。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治和领导现象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领导关系的普遍紧张，公共危机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使人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意识到，必须借用领导科学的研究成果，对新时期的领导问题进行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综合的哲学思考和研究。
三、走向领导哲学是未来中国领导问题研究的大趋势
领导哲学在中国的形成是哲学长期关注和研究领导问题的成果，是哲学发展中由理论哲学走向应用哲学，由对客观世界的一般性总体性研究向具体的分支性研究发展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看，由具体科学走向哲学，即由领导科学走向领导哲学，又体现了领导问题研究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从纵向的角度，领导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表现为：由具体向抽象，由经验向理论，由科学向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事物的认识规律表明，对任何事物和问题的认识都是由该事物和问题的实践主体和经验主体出发，然后上升到抽象的理论思维和理性认识。对领导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也是如此。首先思考领导问题的是担负领导实践主体的历代统治者及其集体。然后逐渐转向专门为领导主体服务的知识群体。当然，这里的实践和经验主体与知识群体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某些高明的领导者本身既是领导实践和经验的主体，又是思考和研究这个领导实践和经验的当事者。但是从大的发展走向看，具体的领导实践和经验主体的自我体验和反思总是在前，而后走向专门的理论研究，形成指导当时并传诸后世的理论著作，《史记》、《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都是研究和整理统治阶级领导经验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既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理论家。
从横向的角度，领导问题的研究及其科学研究与哲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领导者在任何时代都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包括各个具体领域的领导，其主体都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主宰全局的地位和作用。其所承担的使命、发挥作用的对象和环境，都要求领导主体具有较高的智慧，而人类智慧的最高层次正是哲学。领导工作的突出特点还在于其综合性，他们可以不是精于某一具体领域或方面的专才，但必须是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当了解和研究的通才，而这种具有广泛综合性的通才的基本条件，是具有哲学思维的能力，因为在人类的各种知识和理论中只有哲学具有最广泛的综合性和普遍性。领导主体的工作环境和面对的情况千变万化，极其复杂，要驾驭和处理好这一切，凭某项单一的方法无济于事，自觉不自觉地都要掌握和运用哲学的辩证方法。
就领导者所作用的对象被领导者来说，他们两者之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领导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驾驭有一个过程，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适应和配合也有一个过程，领导活动的成效，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双方的共同利益。这一切，不仅领导者的认识需要哲学思维，作为被领导者的人的因素，也需要哲学思维的力量才能认识和适应之。从领导学的意义上讲，作为领导客体的人在领导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在总的历史进程中归根到底是一种主动的决定的力量。因为这种特定的领导客体在宏观的社会生活中，正是我们所说的决定历史命运的人民群众。他们不仅是整个社会实践和物质文明生产的主体力量，而且是总的社会精神文明生产的主人，因而从根本上讲，人民群众也是哲学思想的真正主体。
另外，从领导的本质等因素来看，关于领导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也必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领导是统治”、“领导是控制”、“领导是决策”、“领导是指挥”、“领导是管理”、“领导是沟通”、“领导是服务”等，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从不同方面和角度上来定义领导的本质。但这类定义至多反映了人们对作为整体的领导问题的不同方面和角度、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思考。而在哲学的层面上，领导则是一种社会实践，这是把领导问题研究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必然性。说领导活动是一种指导性的实践活动，这种指导性（就领导活动的主体而言）是指领导者对于领导客体中人的因素的指挥、导向、控制和驾驭。这不仅需要凭借权力地位发出命令，还需要用切实可行的规划目标来吸引被领导者，要用一定理论观点和精神力量来影响和推动被领导者，要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来组织和实施。领导者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其思想就要有预见性、超前性，要有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总之，领导者要使其指导性的东西变为现实可能性的东西，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在领导者所需要具备的各种能力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具有哲学修养并善于进行哲学思维的能力。 哲学对领导的作用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在领导目标的确定和完成，对领导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和改进，对领导环境的认识和改造等，都需要领导把领导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要着眼于领导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综合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始终保留和局限于具体的局部的思考和研究，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有关领导问题的思考就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就中国哲学本身的特性来讲，它决非是远离生活的学问，尤其是事关国家、社会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判断，哲学决不能视而不见。一方面，中国哲学决不会长期甘心边缘化地位，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另一方面，领导科学等应用学科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借助于哲学，这也正是笔者提出要由具体科学走向哲学、由领导科学走向领导哲学的依据。
我们党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始终要求领导干部重视学哲学。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动员、组织大家学哲学。1941年，成立了高级研究组、中央研究组。1942年，又在全党开展了整风学习，主要内容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曾说过：“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⑦近两年，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又在领导干部中吹进了一股新风，为新时期领导干部如何学哲学和用哲学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总之，回顾和反思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所走过的路程，更加深切地感到，中国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滋润，中国文人很难背叛历史延续的民族特性。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正经历着“领导伦理—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既是一门新兴学科由孕育、成长到发展、成熟所经历的路程，也是学术规律所致，附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特性，附和中国领导问题研究对哲学以来的历史传统。总之，中国领导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从领导科学走向领导哲学。其实，近年来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注释：
① 张兴民：《我国领导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参见《领导科学》，1985年第l期。
②③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第342-343页、第303页。
④ 黄强：《我国领导科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参见《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⑤ 《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参见《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⑥ 吉勇夫、刘兰芬：《领导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参见《领导科学论坛》，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周振国
【关键词】 领导 研究路径 领导哲学 领导科学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3）04-0033-04
回顾中国领导学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们正走上了一条“领导伦理—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发展路径。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未来的大趋势，必然是从具体科学或应用科学走向领导哲学。
一、领导问题与哲学密不可分的历史传统
哲学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并非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西方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很少有对政治和领导问题表现出冷漠的，他们不仅力图以自己的哲学理论影响和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还竭力用他们的理论来影响和改造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领导。至于传统中国哲学，则更强烈地表现出关注领导问题的倾向。中国哲学与领导问题几乎融为一体，两者密切结合，并产生出特别完美的社会整合功能，使得国家领导权及其运行机制异常牢固。
从历史事实来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来，无论是汉人统治者还是蒙满统治者都将儒家哲学置于崇高的统治地位。以“仁”、“义”、“礼”为核心，“三纲五常”为准则及以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为目标的儒家思想，不仅是“经国家、定礼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法宝，而且它高度协调了个人、家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觉地为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传统服务。文人们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为统治者的领导秩序进行论证，“训化”被统治者认同他们所倡导的领导文化理念。一部中国哲学史，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统治阶级进行更好的统治进行论证，以避免被统治者的反抗。文人们将儒家哲学、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一体化，并将由社会基层宗族传统和儒家正统带入国家“官理”中，使其观念不断扩大，行为不断修正规范，从而贯彻儒家哲学与忠于君主制度的使命职能一体化。儒家哲学左右着中国文人的思想行为方式， 并深深地注入到官僚统治秩序中。
当然，中国哲学对领导现象的重视，所带来的也并不仅仅是悲剧的一面，哲学与领导现象的融合，取得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中国哲学中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兼容天下”的价值取向，是贯穿古今的基本民族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们形成了一种关注天下兴衰、民族存亡的强烈使命感和危机意识，这都是中国领导文化的精髓，激励着中国人始终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思索的主题。
中国国门打开之后，文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和领导现象，“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历史大课题一直是摆在近代之后中国人面前的重要问题。究竟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及形式来取代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到底由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来领导这种社会转变？以及怎样实现这种社会转变？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其实都是领导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代中国哲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是围绕着改造旧中国创立新中国的斗争领导权而进行的。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问题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其局限性导致探索的失败。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明确提出和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救中国的历史性结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上的成功和胜利，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哲学。
二、中国领导学研究是在反思历史传统中走向科学的
虽然说，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在中国由来已久，但真正把领导问题当作科学来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对科学表现出空前的重视，领导学在中国被称为“领导科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领导学的早期研究者们，往往都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看成是领导学产生的主要时代背景。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此，重科学、重技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领导科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兴起的。有学者回忆到，“我国领导科学的研究，是从科学学的研究开始的。由于现代社会管理和四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科学在八十年代初一经酝酿提出，就很快有了长足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它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强大的生命力。”①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和社会都面临着改革的新任务，改革的重点仍然是个领导问题。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无论从宏观和全局，还是从微观和局部，无论是体制、机制，还是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都要求实现现代化，都需要加以改变。为了做到这一点，哲学首先发挥了其先导作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廓清了思想解放的道路，思想理论的解放，社会生活的活跃带来了哲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应当说，这场哲学争论集中解决的是领导思想和原则问题，这是时代给予有关领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随后，1980年，邓小平又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③伴随着领导问题所引起的人们普遍的重视，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共识：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领导问题当作科学来研究，反思以往在领导工作中的非科学现象，这确乎是领导失误的原因，也是领导问题研究的一个巨大缺憾，而造成这种缺憾和失误的，又似乎主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哲学有关。结论是，领导首先应是一种科学，而非哲学。 于是，领导科学摆脱哲学的框架，作为具体的应用科学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其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各类学术著作纷纷出版，各个方面的论文不断发表，国外有关领导学、管理学的观点和理论纷纷涌入中国，如科学管理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等。一时间，领导科学研究气势宏大，蔚为壮观。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上半期作了这样的描述：“我国研究领导科学的论文、著作、辞典、论文集以及讲座、研究班、学术讨论会、研究会等，如雨后春笋，纷纷面世。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创办领导科学专业报刊杂志十多家，领导科学研究所十多个，许多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领导科学研究会，全国领导科学研究会正在筹建中。各级党校和两百多所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领导科学课程，领导科学图书的出版，至今已达近千种，全国性的领导科学学术讨论会已举行八届。可见，领导科学已是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发展最快的新兴学科之一。”④与领导科学研究的繁荣局面相比，哲学却越来越被边缘化，学者们不时地感叹着“哲学的贫困”。各大学哲学专业招生困难，生源萎缩；许多原本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纷纷转行；哲学研究缺乏经费，哲学书籍很少有人感兴趣，等等。人们感到哲学远离生活，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状况下，人们不再喜欢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在急剧变动的生活现实面前，哲学基本上游离其外或漂浮其上，对现实的疏离也导致哲学研究自身的贫乏，‘边缘化’就是疏离生活后被生活所冷落的一个后果，其实所谓边缘化并不是哲学被社会所抛弃，而是哲学‘自我放逐了’。”⑤哲学被边缘化有其学科的自身原因，当然也与现实社会的特点相联系。领导科学研究的繁荣局面并没有持续下去，从90年代中期开始，领导科学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相关的研究陷入了沉闷、踟蹰的局面。从表面上观察，领导科学的相关研究似乎是隔靴搔痒，存在不新鲜、不切实际、不成体系等缺憾。近些年来发表和出版的领导科学论著，大多为先期研究成果的翻版，在“炒剩饭”，鲜有新意。1998年，在全国领导科学发展与创新研讨会上，领导科学界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学科长期在一个水平上徘徊，提高较慢；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三是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领导理论不够；四是研究方法单一、落后、随意；五是忽视了领导科学的发展研究；等等。⑥ 中国哲学决不会长期甘心于“坐冷板凳”的局面，领导科学要想再度繁荣，也需要与哲学密切结合。要看到，两者之间的融合是有条件的，一方面，领导科学的成就为哲学关于领导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繁荣的领导科学研究出现新的危机，又在呼唤着哲学对领导问题的新思考。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治和领导现象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领导关系的普遍紧张，公共危机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使人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意识到，必须借用领导科学的研究成果，对新时期的领导问题进行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综合的哲学思考和研究。
三、走向领导哲学是未来中国领导问题研究的大趋势
领导哲学在中国的形成是哲学长期关注和研究领导问题的成果，是哲学发展中由理论哲学走向应用哲学，由对客观世界的一般性总体性研究向具体的分支性研究发展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看，由具体科学走向哲学，即由领导科学走向领导哲学，又体现了领导问题研究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从纵向的角度，领导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表现为：由具体向抽象，由经验向理论，由科学向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事物的认识规律表明，对任何事物和问题的认识都是由该事物和问题的实践主体和经验主体出发，然后上升到抽象的理论思维和理性认识。对领导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也是如此。首先思考领导问题的是担负领导实践主体的历代统治者及其集体。然后逐渐转向专门为领导主体服务的知识群体。当然，这里的实践和经验主体与知识群体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某些高明的领导者本身既是领导实践和经验的主体，又是思考和研究这个领导实践和经验的当事者。但是从大的发展走向看，具体的领导实践和经验主体的自我体验和反思总是在前，而后走向专门的理论研究，形成指导当时并传诸后世的理论著作，《史记》、《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都是研究和整理统治阶级领导经验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既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理论家。
从横向的角度，领导问题的研究及其科学研究与哲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领导者在任何时代都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包括各个具体领域的领导，其主体都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主宰全局的地位和作用。其所承担的使命、发挥作用的对象和环境，都要求领导主体具有较高的智慧，而人类智慧的最高层次正是哲学。领导工作的突出特点还在于其综合性，他们可以不是精于某一具体领域或方面的专才，但必须是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当了解和研究的通才，而这种具有广泛综合性的通才的基本条件，是具有哲学思维的能力，因为在人类的各种知识和理论中只有哲学具有最广泛的综合性和普遍性。领导主体的工作环境和面对的情况千变万化，极其复杂，要驾驭和处理好这一切，凭某项单一的方法无济于事，自觉不自觉地都要掌握和运用哲学的辩证方法。
就领导者所作用的对象被领导者来说，他们两者之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领导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驾驭有一个过程，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适应和配合也有一个过程，领导活动的成效，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双方的共同利益。这一切，不仅领导者的认识需要哲学思维，作为被领导者的人的因素，也需要哲学思维的力量才能认识和适应之。从领导学的意义上讲，作为领导客体的人在领导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在总的历史进程中归根到底是一种主动的决定的力量。因为这种特定的领导客体在宏观的社会生活中，正是我们所说的决定历史命运的人民群众。他们不仅是整个社会实践和物质文明生产的主体力量，而且是总的社会精神文明生产的主人，因而从根本上讲，人民群众也是哲学思想的真正主体。
另外，从领导的本质等因素来看，关于领导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也必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领导是统治”、“领导是控制”、“领导是决策”、“领导是指挥”、“领导是管理”、“领导是沟通”、“领导是服务”等，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从不同方面和角度上来定义领导的本质。但这类定义至多反映了人们对作为整体的领导问题的不同方面和角度、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思考。而在哲学的层面上，领导则是一种社会实践，这是把领导问题研究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必然性。说领导活动是一种指导性的实践活动，这种指导性（就领导活动的主体而言）是指领导者对于领导客体中人的因素的指挥、导向、控制和驾驭。这不仅需要凭借权力地位发出命令，还需要用切实可行的规划目标来吸引被领导者，要用一定理论观点和精神力量来影响和推动被领导者，要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来组织和实施。领导者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其思想就要有预见性、超前性，要有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总之，领导者要使其指导性的东西变为现实可能性的东西，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在领导者所需要具备的各种能力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具有哲学修养并善于进行哲学思维的能力。 哲学对领导的作用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在领导目标的确定和完成，对领导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和改进，对领导环境的认识和改造等，都需要领导把领导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要着眼于领导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综合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始终保留和局限于具体的局部的思考和研究，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有关领导问题的思考就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就中国哲学本身的特性来讲，它决非是远离生活的学问，尤其是事关国家、社会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判断，哲学决不能视而不见。一方面，中国哲学决不会长期甘心边缘化地位，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另一方面，领导科学等应用学科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借助于哲学，这也正是笔者提出要由具体科学走向哲学、由领导科学走向领导哲学的依据。
我们党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始终要求领导干部重视学哲学。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动员、组织大家学哲学。1941年，成立了高级研究组、中央研究组。1942年，又在全党开展了整风学习，主要内容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曾说过：“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⑦近两年，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又在领导干部中吹进了一股新风，为新时期领导干部如何学哲学和用哲学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总之，回顾和反思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所走过的路程，更加深切地感到，中国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滋润，中国文人很难背叛历史延续的民族特性。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正经历着“领导伦理—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既是一门新兴学科由孕育、成长到发展、成熟所经历的路程，也是学术规律所致，附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特性，附和中国领导问题研究对哲学以来的历史传统。总之，中国领导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从领导科学走向领导哲学。其实，近年来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注释：
① 张兴民：《我国领导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参见《领导科学》，1985年第l期。
②③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第342-343页、第303页。
④ 黄强：《我国领导科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参见《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⑤ 《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参见《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⑥ 吉勇夫、刘兰芬：《领导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参见《领导科学论坛》，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周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