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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杀碑的谰言
民间相传，张献忠刻过一种“七杀碑”，上面有他亲笔书写的七个“杀”字。如果真有这样一通碑，他那“杀人狂”的帽子便戴定了。七八十年前，许多人相信有这件事。比如先达陈稻心在《漫话“七杀碑”》一文里说：我听说“七杀碑”，大约是1939年；据说此碑还摆在少城公园展览。出于好奇，有一天我约同学去参观，确有一块高不过四尺、宽不到三尺的红砂石碑，陈放在陈列馆外的一间展房里，标牌上写着“张献忠七杀碑”；而石碑本身则风化严重，坑坑洼洼，一个字都看不见。从此，“七杀碑”在心中成了解不开的疑团。
陈稻心翻查历史文献，发现“七杀碑”记载首见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续修《成都县志》卷十二“纪余”：“治署东偏草莱瓦砾中，有一石碑，相传即献贼自制圣谕，命严锡命注释者，连写‘杀’字七”。清宣统二年傅崇榘《成都通览》有两处提到此碑。一是《成都之古迹》：“张献忠七杀碑，在成都县署内，石碑上有‘杀杀杀杀杀杀杀’七字，张献忠书。”二是《成都之妖怪谈》：“成都县之张献忠书七杀碑不可摹”，说拓下来会遭祸事。
清末曾任华阳知县的周询著有《蜀海丛谈》一书，其中《凤威愍公》一节谈到此碑不但不能摹，连动也不能动：“张献忠七杀碑旧在县署，禁人移动，以动者辄有祸；故嵌碑于二堂右侧墙根，外围以石栏，使人可望不可即也。(风)公忽思移置僻处。署中人争相谏阻，卒不听，竟掘移之。时公长公子完婚有期矣，成礼前数日，忽暴病死。距移碑未一月，人以此咎公，公仍不信。曰：‘偶然耳。凶残之余石，岂果能祸福人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凤全任省城警察总局会办，后调任驻藏帮办大臣，在巴塘时，因处事躁急傲慢，被忌恨他的土司头人杀害。这一记载证实了人们对“七杀碑”的畏惧感，使此碑的内容少有人知。
碑上究竟写了哪些东西?文化界往往只有一些人云亦云的揣测，传播着种种版本。例如：“天赐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害万物以逆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最妙的是所传一首古风：
天生万物以养人，世人犹怨天不仁。不知蝗蠹遍天下，苦尽苍生尽王臣。人之生矣有责贱，贵人长为天恩眷。人生富贵总由天，草民之穷由天谴。忽有狂徒夜磨刀，帝星飘摇荧惑高。翻天覆地从今始，杀人何须惜手劳?
不忠之人日可杀!不孝之人日可杀!不仁之人日可杀!不义之人日可杀!不礼不智不信人，大西王曰杀杀杀!
我生不为逐鹿来，都门懒筑黄金台。状元百官都如狗，总是刀下觳觫材。传令麾下四王子，破城不须封刀匕。山头代天树此碑，逆天之人立死跪亦死!
此诗文采斐然，张献忠肯定写不出。这位作者是想代张献忠立言，同时抒发胸中的愤懑。为什么是“七杀”不是八杀、九杀?诗中回答：那指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七种人物，杀得完全合情合理。当然，这种理想化的解释，纯属书生之见。
老牌武侠作家朱贞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1949年春，他编了一部《七杀碑》小说，在序中写道：“民二十五年(1936)春，故都琉璃厂书摊中，见一手写诗册，纸半破损，署名‘花溪渔隐’，盖乾嘉时蜀人也。行楷圆劲，细于蝇头，中得一联‘妻孥虽好非知己，得失原难论丈夫’，语颇隽。购归细读，诗百余首，媵以蜀中明季轶事十余则，约数万言，中有一则，题为‘七杀碑’。略谓张献忠踞蜀，僭号大顺，立圣谕碑于通衢。碑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即世所传七杀碑也。碑文‘杀’字，不六不八，而必以七，何也?”
他就此请教蜀中耆宿“熟于掌故者”，于是提出一种新观点：“献忠入蜀，屠杀甚惨，而屡挫于川南七豪杰，恨之也深，立碑而誓。七杀碑者，誓欲杀此七雄耳。”
原来“七杀”就是张献忠所仇恨的七个人，发誓非杀不可。他们是：华阳伯杨展、雪衣娘陈瑶霜、女飞卫虞锦雯、僧侠七宝和尚唏容、丐侠铁脚板陈登嗥、贾侠余飞、赛伯温刘道贞。
可是这一说法，与前面“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两句联系不起来，仍然不算圆满的解释。
实际上转手记录“七杀碑”的人，都没有真正见到过碑文，所记基本上是街谈巷议、天方夜谭。
圣谕碑的现身
1937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林名均，曾在上海《逸经》杂志第33期上发表过《四川张献忠碑记》一文，澄清事实：
1934年，广汉基督教福音堂牧师英人董笃宜，偶于城郊一茅屋墙壁中发现_碑，式甚奇古，后约当地新汉周报主编邓穆卿君一同往视，知为张献忠碑，石工正拟毁以筑路，乃亟告县府设法运至(广汉)公园保存。
此碑高凡六尺二寸，广三尺，碑面上端镌布龙纹。上截书“圣谕”二大字，绕以龙纹，下截有文字共三行，首行为“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二句，次行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句
末行字体略小，为“□□二年二月十三日”诸字。“二年”上两字不甚明显，然隐约中尚可辨其为“大顺”二字。首行次句之末，循其语势当为“天”字。
证以彭遵泗《蜀碧》记载，此为献忠之碑，必无可疑之处。惟彭著以碑文次字为“以”，此则为“有”，其差异仅此，当然以碑刻为准
于此，吾人于世所作之“七杀碑”，实不能不有疑义。夫献忠虽嗜杀人，然未入蜀之前，尚不大杀戮；入蜀之始，杀人树威，乃必然之举；及后蜀民纷起杀伪守牧判令等官，遂激怒，必欲尽屠其民，以图报复；其屠成(都)、龙(安)二属州邑，乃顺治二年七月时事，立碑在其年二月，以情理论，岂有已欲杀人而先期立碑其处告之以“杀杀杀”者耶?今以《蜀碧》所记及广汉发现石碑观之，所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语，颇有勉人为善之义。命严锡命作注释发明，并刻诸石上，实欲众人周知其旨，盖易为“杀杀杀……”诸字，则义已大明，等于标语，何庸注解?然则，所谓之“七杀碑”者，其有无确可成为问题。意者献忠当时因屠杀过多，于人之印象太深，后人但记其‘六言谕’之前二句，遂附会其辞而为“七杀碑”也。
华西大学刘藜仙教授应林名均之请，审读其文，回信中补充了一些材料。说他幼时曾到成都县署，“见有碑一通，以土拥之，外围以栅，相传为‘七杀碑。’迷信人言：偶有开视者，即不利于县官，故人多不敢观。民国元年(1912年)废成都县，归并于成都府，民国3年又恢复成都县，废成都府，彼时但怒刚(懋辛)做府知事，以成都县署办团练讲习所，唐仲寅君为所长。唐君云：因全体学生破除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少城公园教育馆所陈列之碑，杨森将军做督军时，索‘七杀碑’，成都县知事林宝慈，即将一破毁之‘德政碑’冒牌进去。又，张贼之圣谕碑不止成都一处。汉州所发现者，仅其一也。”
陈稻心与邓穆卿是广汉同乡；邓在1944年曾任成都市民众教育馆馆长。他说过，董笃宜牧师是加拿大人，不是英国人。“民国30年(1941年)七月 二十七，日本飞机108架对成都狂轰滥炸，仅在少城公园就投下炸弹二十多枚，民教馆被夷为平地。可是那通冒牌‘七杀碑’却幸存下来。馆长周树人把它连同宋代乾道年间碑等一并移在原动物园(现盆景园)空房舍里搁置，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1950年春，，成都军管会派员接管公园和民教馆，我在办移交时，将馆内所有器物连同此碑逐一造册，移交给接管的军事代表张追光点收。后该馆又把这些古物移交给川西博物馆了。”
随后，李受天《为何张献忠的七杀碑不可摹?》在《成都晚报》“老成都”专刊第2l期上登出。作者说他早在少城公园被炸前见过七杀碑，“碑面好像涂过墨…一碑文竖写两小行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第三行为七个碗大的张脚舞手的‘杀’字。”说得活灵活现。后来邓穆卿撰写《张献忠“七杀碑”的下落与“圣谕碑”》一文登报，说“若干年来，对这通漫漶得看不见一个字的碑，却偏偏有人或以耳代目，或熟视不审，对它竟写出堂哉皇哉的大著或一唱三叹的诗篇”，批评李受天文章的失实。
董笃宜发现的圣谕碑，现在陈列在广汉房湖公园棂星门左侧，绿树荫下建有碑亭保护。所谓张献忠“七杀碑”，其实就是那块圣谕碑，上面刻着张献忠的4句理论性颇强的话，并没有7个“杀”字。准确的碑文是：“圣谕：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
权威研究家抓住这一实证，极力斥责“封建地主、绅士”利用虚构的“七杀碑”对张献忠栽赃陷害。可是对照一下明末所有野史，却没有一本书记有“七杀碑”，提到的都是与此类同的“六言圣谕”，不妨罗列如下：
——毛奇龄《后鉴录》：张献忠复为圣谕，刻石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彭遵泗《蜀碧》：贼自为圣谕六言云：
“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严锡命作注解发明之，刻诸石。
——《客滇述》：献忠自言亲见天神与语日：
“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遂刊行各州县，再续二语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以为圣谕碑。
——《鹿樵纪闻》：献忠自言尝见天神语之日：
“天以百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因续一句云：
“鬼神明明，自去思忖。”今刻于石，名圣谕碑。
——吴伟业《绥寇纪略》：献忠自为圣谕六言，刻诸石，严锡命作注解发明之。谕曰：“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法国人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其谚语曰：“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
除了外国人因语言转译关系，文字不够准确外，一致意见是碑文只有4句话，并没有七个“杀”字；所谓“七杀碑”根本不存在!
不存在的事情，为什么民间能够盛传几百年?这件事我们不能不好好想一想。首先，那并不是文化界的责任，不能一切委之于封建统治阶级、无聊文人和别有用心者。其次，如果老百姓拥护、崇拜张献忠，能有这种乾坤颠倒的情况吗?再次，文人和当官的如此害怕并不存在的七杀碑，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理?我们能不能做做科学的心理分析?
圣谕碑透露原罪论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林名均还认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语颇有勉人为善之义；于是不少青年学人，把圣谕碑当做正面的劝世文来看。但是也有头脑冷静的学子，闻到不一样的气息。如网络作家凉尧魃就说：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无非就是说：人啊，你们这副样子，上天都看在眼里，你们要自己好好想一想，反省反省啊!就整体而言，我感觉蕴含有一种强烈的怨恨情绪。只是“七杀碑’简单明了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而圣谕碑后两句虽没有这样的直白，但品味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一种强烈的警告成分!那是一种在对人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之下才会有的情绪。就像是一个仇恨到了极点的人，面对着他的仇人，一字一句地发出的最后通牒!按照这种情绪来看，圣谕碑文中同样隐含着无限的杀机，而且其所含的爆发力，丝毫不比“七杀碑”上那七个杀字逊色。也就是说，如果“七杀碑”确实是捏造出来的，那么就凭圣谕碑上的内容，也可以证明，张献忠身上的确具有一种强烈的杀人意向。
这种理解是否客观?需要冷静解剖。
基督教《旧约圣经·创世记》记载，亚当、夏娃被上帝造出后，住在伊甸园里过着幸福生活。上帝给他们告诫：“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决不可吃”。但蛇形的魔鬼却引诱他们背叛上帝，劝他们吃“禁果”。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结果偷吃了禁果，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名为“原罪(Original sin)”。原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洗刷不掉的罪行。人一生下来，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罪人”。这种原罪一直传至所有后代，所以需要基督的救赎。
中国人倾向信奉儒家学说，从小背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不承认生下来就有罪。可是张献忠圣谕碑却制造出一通新的原罪：“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他相信万物都是“天”给的，因此他心目中的“天”，有点像造物的上帝。然而人类对天居然没有一点回报!不错，你杀猪宰羊虔诚祭祀上帝；可是猪和羊是你制造的吗?仍然是上帝造出猪羊的品种才繁殖下来。拿上帝的东西祭上帝，这叫什么贡献?张献忠认为，每—个人都有罪，至少是欠了天老爷的债。这笔债，“鬼神明明”，上帝的手下人全都明白，随时可以讨还。“自思自量”，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这是劝人为善吗?人应该如何去为善?即使农民养出猪羊，种出稻麦；工匠盖出房屋，造出家具；那也不算数，仍无一物与天。剩下士、商和官吏，什么也没造做，罪恶便更大了。想来想去，罪恶滔天，干脆去死!
我想，对圣谕碑的解读，不这样理解，实在找不出更准确的说法。可惜严锡命的注解没有留传下来，无法探知这位右丞相的妙论。
张献忠既不承认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社会财富，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精神文明、文化财富，以及“以人为本”了。尽管他打天下走遍大江南北。怀抱的却不是安民定国的大志。他这样能给社会作贡献吗?能配戴那顶“农民革命”的红帽子吗?权威研究家真该“自思自量”了。
野史作者不大注意张献忠的言论问题，倒是跟随张献忠近两年的意大利、葡萄牙籍的两位牧师比较注意；后来他们写下在四川惊心动魄的传教经过，留给上海耶稣会，由古洛东编成《圣教入川记》。其中有一段说：张献忠以己意作成谚语，请二神父将此语速寄欧洲各国，以扬其聪慧。谚语就是“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同时还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又说“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人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
如果这些记载基本属实，我们便可以初步了解—点张献忠的真实思想。这些思想与他的原罪论完全 一脉相承。张献忠相信造天造地造人造物的天老爷，只有一个，因此他不是多神论者；他知道孔子是位圣人，生在山东；其所以生在山东，不生在四川，就因为四川人不爱圣人，不遵圣道，可见他对四川有特别浓厚的偏见。张献忠相信天老爷有意志，可以对不喜欢的民众降罚；而他自己正是代天行道，贯彻老天的意志。这位老张自称大西皇帝，以西蜀为基地建立政权，不但不爱护这块基地，不负起保护蜀民的责任，相反却以剿灭蜀民为己任，确实令人十分奇怪!这在几千年农民革命史中，可谓绝无仅有!
彭遵泗《蜀碧》提到：“献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这几句话被研究家多次引用，定为信史；那么我们便可以放心地引用另一段记载：张献忠败后，他的侄儿削发为僧，隐居在灌县三十六峰(青城山)，因为脸上有火药烧的疤痕，自称疤和尚。此人康熙四十年(1701年)还在。作者的伯父彭珩曾与之交往，问他有关张献忠的事，疤和尚说过：“献忠初起，原图脱祸，无意杀人。至湖广，率同辈五六，夜盗武当山大庙金顶。甫上，见王灵官持鞭喝云：‘快去!若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杀汝!’因此自负为‘奉天杀人’云。”
这肯定是张献忠对侄儿吹的牛皮，但所反映出的“奉天杀人”思想，似应属于信史。书中又记有1644年他在成都东门杀人时，刚一举刀，天忽打雷。于是怒而指天：“尔放我下界杀人，今乃以雷吓我耶?”1645年他驱百姓于中园时，又“诈言于众日：有天书夜坠庭中，命我剿绝蜀人。”沈荀蔚《蜀难叙略》说：“逆尝向天诅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欧阳直《蜀乱》也说：“一日，大雷风雨，献忠仰天大呼日：天爷爷!你也要我杀得彻!人莫测其故。”这些言行表现，与他那原罪论完全合拍，一以贯之。
圣谕碑透露的原罪论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支持屠杀的理论，目的是为草杀滥杀提供合理合法的依据。圣谕碑里的“人”，分不出是“地主阶级的贵族和官僚”、各县“图谋暴乱的地主、绅士”，还是一般老百姓；只能理解为全人类。
有个极其简单的道理——思想在指导人的行动。具有悲天悯人思想的革命家，绝不可能大肆屠杀；反之则大有可能。权威研究家曾根据张献忠的“为人”来判断他没有屠过蜀，比如说“我们考察了张献忠一生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张献忠的真正为人，感到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传述的张献忠屠蜀故事，完全不是历史真实，而是有意捏造的一些诬蔑之言”。这其实有悖于史实。
民间相传，张献忠刻过一种“七杀碑”，上面有他亲笔书写的七个“杀”字。如果真有这样一通碑，他那“杀人狂”的帽子便戴定了。七八十年前，许多人相信有这件事。比如先达陈稻心在《漫话“七杀碑”》一文里说：我听说“七杀碑”，大约是1939年；据说此碑还摆在少城公园展览。出于好奇，有一天我约同学去参观，确有一块高不过四尺、宽不到三尺的红砂石碑，陈放在陈列馆外的一间展房里，标牌上写着“张献忠七杀碑”；而石碑本身则风化严重，坑坑洼洼，一个字都看不见。从此，“七杀碑”在心中成了解不开的疑团。
陈稻心翻查历史文献，发现“七杀碑”记载首见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续修《成都县志》卷十二“纪余”：“治署东偏草莱瓦砾中，有一石碑，相传即献贼自制圣谕，命严锡命注释者，连写‘杀’字七”。清宣统二年傅崇榘《成都通览》有两处提到此碑。一是《成都之古迹》：“张献忠七杀碑，在成都县署内，石碑上有‘杀杀杀杀杀杀杀’七字，张献忠书。”二是《成都之妖怪谈》：“成都县之张献忠书七杀碑不可摹”，说拓下来会遭祸事。
清末曾任华阳知县的周询著有《蜀海丛谈》一书，其中《凤威愍公》一节谈到此碑不但不能摹，连动也不能动：“张献忠七杀碑旧在县署，禁人移动，以动者辄有祸；故嵌碑于二堂右侧墙根，外围以石栏，使人可望不可即也。(风)公忽思移置僻处。署中人争相谏阻，卒不听，竟掘移之。时公长公子完婚有期矣，成礼前数日，忽暴病死。距移碑未一月，人以此咎公，公仍不信。曰：‘偶然耳。凶残之余石，岂果能祸福人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凤全任省城警察总局会办，后调任驻藏帮办大臣，在巴塘时，因处事躁急傲慢，被忌恨他的土司头人杀害。这一记载证实了人们对“七杀碑”的畏惧感，使此碑的内容少有人知。
碑上究竟写了哪些东西?文化界往往只有一些人云亦云的揣测，传播着种种版本。例如：“天赐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害万物以逆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最妙的是所传一首古风：
天生万物以养人，世人犹怨天不仁。不知蝗蠹遍天下，苦尽苍生尽王臣。人之生矣有责贱，贵人长为天恩眷。人生富贵总由天，草民之穷由天谴。忽有狂徒夜磨刀，帝星飘摇荧惑高。翻天覆地从今始，杀人何须惜手劳?
不忠之人日可杀!不孝之人日可杀!不仁之人日可杀!不义之人日可杀!不礼不智不信人，大西王曰杀杀杀!
我生不为逐鹿来，都门懒筑黄金台。状元百官都如狗，总是刀下觳觫材。传令麾下四王子，破城不须封刀匕。山头代天树此碑，逆天之人立死跪亦死!
此诗文采斐然，张献忠肯定写不出。这位作者是想代张献忠立言，同时抒发胸中的愤懑。为什么是“七杀”不是八杀、九杀?诗中回答：那指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七种人物，杀得完全合情合理。当然，这种理想化的解释，纯属书生之见。
老牌武侠作家朱贞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1949年春，他编了一部《七杀碑》小说，在序中写道：“民二十五年(1936)春，故都琉璃厂书摊中，见一手写诗册，纸半破损，署名‘花溪渔隐’，盖乾嘉时蜀人也。行楷圆劲，细于蝇头，中得一联‘妻孥虽好非知己，得失原难论丈夫’，语颇隽。购归细读，诗百余首，媵以蜀中明季轶事十余则，约数万言，中有一则，题为‘七杀碑’。略谓张献忠踞蜀，僭号大顺，立圣谕碑于通衢。碑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即世所传七杀碑也。碑文‘杀’字，不六不八，而必以七，何也?”
他就此请教蜀中耆宿“熟于掌故者”，于是提出一种新观点：“献忠入蜀，屠杀甚惨，而屡挫于川南七豪杰，恨之也深，立碑而誓。七杀碑者，誓欲杀此七雄耳。”
原来“七杀”就是张献忠所仇恨的七个人，发誓非杀不可。他们是：华阳伯杨展、雪衣娘陈瑶霜、女飞卫虞锦雯、僧侠七宝和尚唏容、丐侠铁脚板陈登嗥、贾侠余飞、赛伯温刘道贞。
可是这一说法，与前面“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两句联系不起来，仍然不算圆满的解释。
实际上转手记录“七杀碑”的人，都没有真正见到过碑文，所记基本上是街谈巷议、天方夜谭。
圣谕碑的现身
1937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林名均，曾在上海《逸经》杂志第33期上发表过《四川张献忠碑记》一文，澄清事实：
1934年，广汉基督教福音堂牧师英人董笃宜，偶于城郊一茅屋墙壁中发现_碑，式甚奇古，后约当地新汉周报主编邓穆卿君一同往视，知为张献忠碑，石工正拟毁以筑路，乃亟告县府设法运至(广汉)公园保存。
此碑高凡六尺二寸，广三尺，碑面上端镌布龙纹。上截书“圣谕”二大字，绕以龙纹，下截有文字共三行，首行为“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二句，次行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句
末行字体略小，为“□□二年二月十三日”诸字。“二年”上两字不甚明显，然隐约中尚可辨其为“大顺”二字。首行次句之末，循其语势当为“天”字。
证以彭遵泗《蜀碧》记载，此为献忠之碑，必无可疑之处。惟彭著以碑文次字为“以”，此则为“有”，其差异仅此，当然以碑刻为准
于此，吾人于世所作之“七杀碑”，实不能不有疑义。夫献忠虽嗜杀人，然未入蜀之前，尚不大杀戮；入蜀之始，杀人树威，乃必然之举；及后蜀民纷起杀伪守牧判令等官，遂激怒，必欲尽屠其民，以图报复；其屠成(都)、龙(安)二属州邑，乃顺治二年七月时事，立碑在其年二月，以情理论，岂有已欲杀人而先期立碑其处告之以“杀杀杀”者耶?今以《蜀碧》所记及广汉发现石碑观之，所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语，颇有勉人为善之义。命严锡命作注释发明，并刻诸石上，实欲众人周知其旨，盖易为“杀杀杀……”诸字，则义已大明，等于标语，何庸注解?然则，所谓之“七杀碑”者，其有无确可成为问题。意者献忠当时因屠杀过多，于人之印象太深，后人但记其‘六言谕’之前二句，遂附会其辞而为“七杀碑”也。
华西大学刘藜仙教授应林名均之请，审读其文，回信中补充了一些材料。说他幼时曾到成都县署，“见有碑一通，以土拥之，外围以栅，相传为‘七杀碑。’迷信人言：偶有开视者，即不利于县官，故人多不敢观。民国元年(1912年)废成都县，归并于成都府，民国3年又恢复成都县，废成都府，彼时但怒刚(懋辛)做府知事，以成都县署办团练讲习所，唐仲寅君为所长。唐君云：因全体学生破除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少城公园教育馆所陈列之碑，杨森将军做督军时，索‘七杀碑’，成都县知事林宝慈，即将一破毁之‘德政碑’冒牌进去。又，张贼之圣谕碑不止成都一处。汉州所发现者，仅其一也。”
陈稻心与邓穆卿是广汉同乡；邓在1944年曾任成都市民众教育馆馆长。他说过，董笃宜牧师是加拿大人，不是英国人。“民国30年(1941年)七月 二十七，日本飞机108架对成都狂轰滥炸，仅在少城公园就投下炸弹二十多枚，民教馆被夷为平地。可是那通冒牌‘七杀碑’却幸存下来。馆长周树人把它连同宋代乾道年间碑等一并移在原动物园(现盆景园)空房舍里搁置，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1950年春，，成都军管会派员接管公园和民教馆，我在办移交时，将馆内所有器物连同此碑逐一造册，移交给接管的军事代表张追光点收。后该馆又把这些古物移交给川西博物馆了。”
随后，李受天《为何张献忠的七杀碑不可摹?》在《成都晚报》“老成都”专刊第2l期上登出。作者说他早在少城公园被炸前见过七杀碑，“碑面好像涂过墨…一碑文竖写两小行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第三行为七个碗大的张脚舞手的‘杀’字。”说得活灵活现。后来邓穆卿撰写《张献忠“七杀碑”的下落与“圣谕碑”》一文登报，说“若干年来，对这通漫漶得看不见一个字的碑，却偏偏有人或以耳代目，或熟视不审，对它竟写出堂哉皇哉的大著或一唱三叹的诗篇”，批评李受天文章的失实。
董笃宜发现的圣谕碑，现在陈列在广汉房湖公园棂星门左侧，绿树荫下建有碑亭保护。所谓张献忠“七杀碑”，其实就是那块圣谕碑，上面刻着张献忠的4句理论性颇强的话，并没有7个“杀”字。准确的碑文是：“圣谕：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
权威研究家抓住这一实证，极力斥责“封建地主、绅士”利用虚构的“七杀碑”对张献忠栽赃陷害。可是对照一下明末所有野史，却没有一本书记有“七杀碑”，提到的都是与此类同的“六言圣谕”，不妨罗列如下：
——毛奇龄《后鉴录》：张献忠复为圣谕，刻石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彭遵泗《蜀碧》：贼自为圣谕六言云：
“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严锡命作注解发明之，刻诸石。
——《客滇述》：献忠自言亲见天神与语日：
“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遂刊行各州县，再续二语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以为圣谕碑。
——《鹿樵纪闻》：献忠自言尝见天神语之日：
“天以百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因续一句云：
“鬼神明明，自去思忖。”今刻于石，名圣谕碑。
——吴伟业《绥寇纪略》：献忠自为圣谕六言，刻诸石，严锡命作注解发明之。谕曰：“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法国人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其谚语曰：“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
除了外国人因语言转译关系，文字不够准确外，一致意见是碑文只有4句话，并没有七个“杀”字；所谓“七杀碑”根本不存在!
不存在的事情，为什么民间能够盛传几百年?这件事我们不能不好好想一想。首先，那并不是文化界的责任，不能一切委之于封建统治阶级、无聊文人和别有用心者。其次，如果老百姓拥护、崇拜张献忠，能有这种乾坤颠倒的情况吗?再次，文人和当官的如此害怕并不存在的七杀碑，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理?我们能不能做做科学的心理分析?
圣谕碑透露原罪论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林名均还认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语颇有勉人为善之义；于是不少青年学人，把圣谕碑当做正面的劝世文来看。但是也有头脑冷静的学子，闻到不一样的气息。如网络作家凉尧魃就说：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无非就是说：人啊，你们这副样子，上天都看在眼里，你们要自己好好想一想，反省反省啊!就整体而言，我感觉蕴含有一种强烈的怨恨情绪。只是“七杀碑’简单明了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而圣谕碑后两句虽没有这样的直白，但品味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一种强烈的警告成分!那是一种在对人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之下才会有的情绪。就像是一个仇恨到了极点的人，面对着他的仇人，一字一句地发出的最后通牒!按照这种情绪来看，圣谕碑文中同样隐含着无限的杀机，而且其所含的爆发力，丝毫不比“七杀碑”上那七个杀字逊色。也就是说，如果“七杀碑”确实是捏造出来的，那么就凭圣谕碑上的内容，也可以证明，张献忠身上的确具有一种强烈的杀人意向。
这种理解是否客观?需要冷静解剖。
基督教《旧约圣经·创世记》记载，亚当、夏娃被上帝造出后，住在伊甸园里过着幸福生活。上帝给他们告诫：“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决不可吃”。但蛇形的魔鬼却引诱他们背叛上帝，劝他们吃“禁果”。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结果偷吃了禁果，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名为“原罪(Original sin)”。原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洗刷不掉的罪行。人一生下来，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罪人”。这种原罪一直传至所有后代，所以需要基督的救赎。
中国人倾向信奉儒家学说，从小背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不承认生下来就有罪。可是张献忠圣谕碑却制造出一通新的原罪：“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他相信万物都是“天”给的，因此他心目中的“天”，有点像造物的上帝。然而人类对天居然没有一点回报!不错，你杀猪宰羊虔诚祭祀上帝；可是猪和羊是你制造的吗?仍然是上帝造出猪羊的品种才繁殖下来。拿上帝的东西祭上帝，这叫什么贡献?张献忠认为，每—个人都有罪，至少是欠了天老爷的债。这笔债，“鬼神明明”，上帝的手下人全都明白，随时可以讨还。“自思自量”，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这是劝人为善吗?人应该如何去为善?即使农民养出猪羊，种出稻麦；工匠盖出房屋，造出家具；那也不算数，仍无一物与天。剩下士、商和官吏，什么也没造做，罪恶便更大了。想来想去，罪恶滔天，干脆去死!
我想，对圣谕碑的解读，不这样理解，实在找不出更准确的说法。可惜严锡命的注解没有留传下来，无法探知这位右丞相的妙论。
张献忠既不承认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社会财富，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精神文明、文化财富，以及“以人为本”了。尽管他打天下走遍大江南北。怀抱的却不是安民定国的大志。他这样能给社会作贡献吗?能配戴那顶“农民革命”的红帽子吗?权威研究家真该“自思自量”了。
野史作者不大注意张献忠的言论问题，倒是跟随张献忠近两年的意大利、葡萄牙籍的两位牧师比较注意；后来他们写下在四川惊心动魄的传教经过，留给上海耶稣会，由古洛东编成《圣教入川记》。其中有一段说：张献忠以己意作成谚语，请二神父将此语速寄欧洲各国，以扬其聪慧。谚语就是“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同时还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又说“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人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
如果这些记载基本属实，我们便可以初步了解—点张献忠的真实思想。这些思想与他的原罪论完全 一脉相承。张献忠相信造天造地造人造物的天老爷，只有一个，因此他不是多神论者；他知道孔子是位圣人，生在山东；其所以生在山东，不生在四川，就因为四川人不爱圣人，不遵圣道，可见他对四川有特别浓厚的偏见。张献忠相信天老爷有意志，可以对不喜欢的民众降罚；而他自己正是代天行道，贯彻老天的意志。这位老张自称大西皇帝，以西蜀为基地建立政权，不但不爱护这块基地，不负起保护蜀民的责任，相反却以剿灭蜀民为己任，确实令人十分奇怪!这在几千年农民革命史中，可谓绝无仅有!
彭遵泗《蜀碧》提到：“献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这几句话被研究家多次引用，定为信史；那么我们便可以放心地引用另一段记载：张献忠败后，他的侄儿削发为僧，隐居在灌县三十六峰(青城山)，因为脸上有火药烧的疤痕，自称疤和尚。此人康熙四十年(1701年)还在。作者的伯父彭珩曾与之交往，问他有关张献忠的事，疤和尚说过：“献忠初起，原图脱祸，无意杀人。至湖广，率同辈五六，夜盗武当山大庙金顶。甫上，见王灵官持鞭喝云：‘快去!若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杀汝!’因此自负为‘奉天杀人’云。”
这肯定是张献忠对侄儿吹的牛皮，但所反映出的“奉天杀人”思想，似应属于信史。书中又记有1644年他在成都东门杀人时，刚一举刀，天忽打雷。于是怒而指天：“尔放我下界杀人，今乃以雷吓我耶?”1645年他驱百姓于中园时，又“诈言于众日：有天书夜坠庭中，命我剿绝蜀人。”沈荀蔚《蜀难叙略》说：“逆尝向天诅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欧阳直《蜀乱》也说：“一日，大雷风雨，献忠仰天大呼日：天爷爷!你也要我杀得彻!人莫测其故。”这些言行表现，与他那原罪论完全合拍，一以贯之。
圣谕碑透露的原罪论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支持屠杀的理论，目的是为草杀滥杀提供合理合法的依据。圣谕碑里的“人”，分不出是“地主阶级的贵族和官僚”、各县“图谋暴乱的地主、绅士”，还是一般老百姓；只能理解为全人类。
有个极其简单的道理——思想在指导人的行动。具有悲天悯人思想的革命家，绝不可能大肆屠杀；反之则大有可能。权威研究家曾根据张献忠的“为人”来判断他没有屠过蜀，比如说“我们考察了张献忠一生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张献忠的真正为人，感到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传述的张献忠屠蜀故事，完全不是历史真实，而是有意捏造的一些诬蔑之言”。这其实有悖于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