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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的诞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校发展与研究生自我价值实现的必然要求。它有实体模式、虚拟模式、基地模式和“订单”模式等四种运作模式。构建“政产学研用“合作育人平台，创立“互惠多赢”的“政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改进培养方案，是其主要合作策略与途径。
关键词：政产学研用;文化遗产;研究生培养
一、“政产学研用”参与各方的作用
在“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中，“政”指政府，这里主要指与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事业有关的部门;“产”指企业;“学”指高校;“研”指科研机构;“用”主要指应用或用户，培养满足现实社会需要的人才，是“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的精髓，亦是“政产学研用”合作的目标。
其中，政府部门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法规，有意识地引导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和用人单位合作培养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相关文化企业和产业单位，可派员参加学校的专业咨询委员会，为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提供咨询和建议，使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的研究课题和问题意识紧跟社会和企业发展需要。高校乃研究生培养的主体，为研究生培养提供硬件、师资、环境等。高校通过深化教育改革，不断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必备土壤。科研院所与高校合作培养研究生。[1]
二、“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的必要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政产学研用”合作的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教育是时代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如火如荼，对相关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培育与发展，都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文化遗产专业复合型人才，而实现政产学研用跨主体的协同合作教育模式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和应用型的文化管理、保护与创意产业人才的重要途径。
从中观层面来看，“政产学研用”合作的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教育是高校发展的必然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我国长期以来侧重理论传授，研究生教育更是重理论轻实践。在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教育方面，也是以学术型和理论型人才培养为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有所不足，与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存在差异，就业面窄。学生毕业后，除了高校，进入企业或自主创业的较少。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模式已经渐渐无法适应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而“政产学研用”合作的教育模式，能通过政产学研用的相互合作，并根据政府、企业的用人要求来制定文化遗产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方案，进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人才培养水平的发展和良性循环。
从微观层面来看，“政产学研用”合作的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教育能发挥各主体的能动性，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也是研究生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在“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中，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有意识地引导相关高校的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人才培养，使得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培养符合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的需要。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类相关企业可以扩大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需求数量和规模，优化企业环境，为文化遗产类研究生培养提供发展和成长机会。学校能够为相关文化企业提供高素质研究生，并与其合作，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遗产类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而高校和科研单位则是我国研究生培养的主要机构，“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能够加强政府、文化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并使高校和科研机构充分了解政府、企业和社会对相关人才的要求，并根据后者的要求来调整培养目标和方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让毕业生在毕业后与社会无缝对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三、“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
按照合作模式的不同，“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主要有实体模式、虚拟模式、基地模式和“订单”模式等四种。（一）实体模式。在政府的引导下，高校、文化企业和科研机构根据社会需要而共建实习基地，并按照出资比例对实习基地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二）虚拟模式。以网络为媒介载体，建立政府、文化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平台，各合作方将其占有的信息资源及最新成果分享在该合作平台上，来促进人才培养。（三）基地模式。基地模式是非实体型的，即政府、学校、文化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签订协议，联合培养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及产业人才，研究生毕业后可径直去作为合作方的企业和研究机构任职和工作，成为其业务骨干。（四）“订单”模式。高校围绕政府部门、文化企业及科研机构的要求，设置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保证研究生教育与社会要求相对接。[2]
四、“政产学研用“合作策略与途径
（一）构建“政产学研用“合作育人平台。“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需借助一定的平台。1.加强实习实践基地和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以实习实践基地或创新实践基地为基础，搭建学生实习和创新实践平台，在实践中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此，高校要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探索政产学研共建人才培养实验基地、校外政产学实践基地、政产学研创新创业平台等。[3] 2.整合优化校内外师资力量，建立双导师联合指导平台。从企业和科研机构遴选合资质的校外导师，并积极鼓励校内导师参与校外社会实践，由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共同制定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指导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学习。3.参与各方联合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进行课程建设、实践教学以及教师的培养等各环节的教学管理工作。[4]
（二）创立“互惠多赢”的“政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政产学研用”合作育人模式的优势在于资源的广泛整合，但由于各参与方的动机差异，只有秉持“共赢”“互惠”思维，才能确保“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取得良效。一方面要明确政产学研用各参与方的职责，在合作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各参与方要密切配合，建立通畅的信息共享与交流渠道，充分整合和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政产学研用”深度整合。
政府要积极引导高校、文化企业、科研机构和用人单位建立互动合作机制，加强合作。例如，政府可定期组织举办“政产学研用”合作座谈会和学术沙龙等，邀请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用人单位共同研讨学术前沿问题。高校则要与时俱进，及时把握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情况，以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同时，政府、科研院所、文化企业等各方也应及时积极向高校反馈人才需求信息，开展人才培训与业务交流。广西文化厅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就曾多次到广西艺术学院，与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和教师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和前沿动态的学术交流。
（三）改进培养方案。培养方案直接关系着“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的效果。为建立“政产学研用”的合作教育模式，就要改进研究生培养方案。1.让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企业、用人单位及政府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并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2.优化课程体系，修订课程设置标准和教学大纲。3.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政产学研用的完美对接。[5]
参考文献：
[1]涂亚庆，毛育文，杨辉跃.“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 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J].中国电力教育，2011（26）.
[2]冯丹娃，张睿.基于“政产学研用”的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研究[J].江苏高教，2017（2）.
[3] 宋潇，张红梅.政产学研用协同视角下独立学院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構建[J].西部素质教育，2016（23）.
[4]孙虎山.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的主体与主导[J].当代教育科学，2014（21）.
[5]田玉敏.“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16（11）.
作者简介：
平锋（1980-），男，湖北监利人，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编号：JGY2014104）。
关键词：政产学研用;文化遗产;研究生培养
一、“政产学研用”参与各方的作用
在“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中，“政”指政府，这里主要指与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事业有关的部门;“产”指企业;“学”指高校;“研”指科研机构;“用”主要指应用或用户，培养满足现实社会需要的人才，是“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的精髓，亦是“政产学研用”合作的目标。
其中，政府部门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法规，有意识地引导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和用人单位合作培养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相关文化企业和产业单位，可派员参加学校的专业咨询委员会，为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提供咨询和建议，使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的研究课题和问题意识紧跟社会和企业发展需要。高校乃研究生培养的主体，为研究生培养提供硬件、师资、环境等。高校通过深化教育改革，不断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必备土壤。科研院所与高校合作培养研究生。[1]
二、“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的必要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政产学研用”合作的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教育是时代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如火如荼，对相关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培育与发展，都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文化遗产专业复合型人才，而实现政产学研用跨主体的协同合作教育模式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和应用型的文化管理、保护与创意产业人才的重要途径。
从中观层面来看，“政产学研用”合作的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教育是高校发展的必然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我国长期以来侧重理论传授，研究生教育更是重理论轻实践。在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教育方面，也是以学术型和理论型人才培养为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有所不足，与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存在差异，就业面窄。学生毕业后，除了高校，进入企业或自主创业的较少。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模式已经渐渐无法适应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而“政产学研用”合作的教育模式，能通过政产学研用的相互合作，并根据政府、企业的用人要求来制定文化遗产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方案，进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人才培养水平的发展和良性循环。
从微观层面来看，“政产学研用”合作的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教育能发挥各主体的能动性，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也是研究生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在“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中，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有意识地引导相关高校的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人才培养，使得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培养符合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的需要。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类相关企业可以扩大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需求数量和规模，优化企业环境，为文化遗产类研究生培养提供发展和成长机会。学校能够为相关文化企业提供高素质研究生，并与其合作，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遗产类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而高校和科研单位则是我国研究生培养的主要机构，“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能够加强政府、文化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并使高校和科研机构充分了解政府、企业和社会对相关人才的要求，并根据后者的要求来调整培养目标和方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让毕业生在毕业后与社会无缝对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三、“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
按照合作模式的不同，“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主要有实体模式、虚拟模式、基地模式和“订单”模式等四种。（一）实体模式。在政府的引导下，高校、文化企业和科研机构根据社会需要而共建实习基地，并按照出资比例对实习基地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二）虚拟模式。以网络为媒介载体，建立政府、文化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平台，各合作方将其占有的信息资源及最新成果分享在该合作平台上，来促进人才培养。（三）基地模式。基地模式是非实体型的，即政府、学校、文化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签订协议，联合培养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及产业人才，研究生毕业后可径直去作为合作方的企业和研究机构任职和工作，成为其业务骨干。（四）“订单”模式。高校围绕政府部门、文化企业及科研机构的要求，设置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保证研究生教育与社会要求相对接。[2]
四、“政产学研用“合作策略与途径
（一）构建“政产学研用“合作育人平台。“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需借助一定的平台。1.加强实习实践基地和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以实习实践基地或创新实践基地为基础，搭建学生实习和创新实践平台，在实践中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此，高校要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探索政产学研共建人才培养实验基地、校外政产学实践基地、政产学研创新创业平台等。[3] 2.整合优化校内外师资力量，建立双导师联合指导平台。从企业和科研机构遴选合资质的校外导师，并积极鼓励校内导师参与校外社会实践，由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共同制定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指导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学习。3.参与各方联合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进行课程建设、实践教学以及教师的培养等各环节的教学管理工作。[4]
（二）创立“互惠多赢”的“政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政产学研用”合作育人模式的优势在于资源的广泛整合，但由于各参与方的动机差异，只有秉持“共赢”“互惠”思维，才能确保“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模式取得良效。一方面要明确政产学研用各参与方的职责，在合作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各参与方要密切配合，建立通畅的信息共享与交流渠道，充分整合和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政产学研用”深度整合。
政府要积极引导高校、文化企业、科研机构和用人单位建立互动合作机制，加强合作。例如，政府可定期组织举办“政产学研用”合作座谈会和学术沙龙等，邀请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用人单位共同研讨学术前沿问题。高校则要与时俱进，及时把握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情况，以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同时，政府、科研院所、文化企业等各方也应及时积极向高校反馈人才需求信息，开展人才培训与业务交流。广西文化厅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就曾多次到广西艺术学院，与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和教师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和前沿动态的学术交流。
（三）改进培养方案。培养方案直接关系着“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的效果。为建立“政产学研用”的合作教育模式，就要改进研究生培养方案。1.让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企业、用人单位及政府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并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2.优化课程体系，修订课程设置标准和教学大纲。3.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政产学研用的完美对接。[5]
参考文献：
[1]涂亚庆，毛育文，杨辉跃.“政产学研用”合作教育 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J].中国电力教育，2011（26）.
[2]冯丹娃，张睿.基于“政产学研用”的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研究[J].江苏高教，2017（2）.
[3] 宋潇，张红梅.政产学研用协同视角下独立学院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構建[J].西部素质教育，2016（23）.
[4]孙虎山.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的主体与主导[J].当代教育科学，2014（21）.
[5]田玉敏.“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16（11）.
作者简介：
平锋（1980-），男，湖北监利人，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编号：JGY201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