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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女性革命史的角度，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研究。通过对妇女们在苏区的活动考察后发现，她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并不是“无用”的，只是革命史的“失语”而已。这些妇女不仅参政、从事生产劳动，直接参战甚至从思想上自我解放，这个改变的意义更为深远。
关键词：妇女；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史
当代的历史研究呼唤多角度、广视野，一部中国革命史可以说就是由一些相互关联的人物和事件构成的。在这些人物当中，人们对女性口述者尤其关注，也许是人们知道历史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然而，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尤其是下层妇女群体)却始终没有“联合”起来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不是事实?到底那些革命年代的妇女们有没有“联合”起来影响中国革命史?怎样影响?这些都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一块中共当时第二大的苏维埃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這块土地上，为妇女书写的革命史能否成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简介
川陕革命根据地所处川陕边区，位于秦岭和大巴山山麓，它的大部分地区在川北和陕南，幅员辽阔，纵横四、五百里，面积约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介于四百至七百万之间。它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立。在土地革命时期，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1932年12月红军战略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至1935年4月，红军撤出川陕边区参加长征，川陕苏区共存在两年四个月。总体来说，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实行战时体制，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被动员加入苏区的防御和建设中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如土地革命、发展生产等)，苏区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其发展高峰期，拥有八万武装，且兵强马壮。这当中还包括一支特殊的队伍，也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人数达2000余，并随军完成了长征)。
二、根据地妇女的活动
红军进入川陕边区后，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妇女参与苏区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政
直接参政无疑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途径。川陕苏区的妇女一改过往几乎毫无政治权利的状况，在苏区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过去，川北当地有句俗语：只有男州，没有女县。民国时，巴中全县有宗祠1000座左右。各宗祠每年三月清明节，由本族男性后裔齐聚祠堂祭祖，妇女不得参加。这些宗祠还严格规定妇女不能上族谱。而在川陕边区域，许多穷人家的女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川陕苏区的妇女政策。秉承了中共的一贯政策，把妇女解放作为阶级解放的一个重要部分，具体提出：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同男子一律平等：男女平权；反对穿耳缠脚；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等。就是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妇女们开始参与苏区的政治生活。首先，苏区建立、健全了妇女组织。1933年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这个妇女组织在乡以上直接受党的机关领导，无单独上层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只是乡一级才建立，各乡有妇女委员长，受支部妇女干事领导。村有妇女协会会员小组。村妇女协会会员小组，分为：洗衣队、慰劳队、缝纫队。1934年，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解释“中国广大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的概念改名为“女工农妇协会”。川陕苏区被组织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会员，最少有30万人之多，这些妇女一般都是少妇，其成份都是贫农、中农、小市民、雇工的家庭妇女，其任务多在鼓励丈夫参军、做鞋袜、参加地方武装，保卫后方安全，参加戒严、肃反等工作。不仅如此，1933年2月，在通江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150人，女代表占30人，其中11人被选为委员；1934年10月在巴中召开的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440余人。女同志占460余人，其中有27人当选为委员。在各级政府中，内务委员多由妇女担任。省苏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有张廷福、聂焕林：省苏政府委员中妇女委员有张琴秋、姚明善、张廷福、聂焕林、肖成英等10余人。省苏政府各委员会干事等大小职员，妇女占150人以上。其他如政法单位(革命法庭、保卫局)女警和政府各部处的女子杂务工作人员亦不少。当时苏维埃各级政府的民政(内务)和文教部门，妇女是占多数的(特别是乡区两级)。在各级政府组织中。妇女干部约占到1/4。川陕省委和政府还先后在通江、巴中召开了三次妇女代表大会。这样，几十万劳动妇女联合起来参与到诸如分田地、打土豪、扩红、后勤等苏区的重要工作中来，对苏区的革命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从事生产劳动
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也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真正的解放”。所以，妇女从事生产劳动就成为中共解放妇女的一个主要途径。和中国许多其他地区的妇女不同，川陕边区的妇女过去普遍有参加家庭劳动的传统。但是这并未如想象中给她们带来了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提高，甚至可以说还加重了她们的生活压力。主要是因为，这种性质的劳动不足以对封建礼教构成有力的冲击。而妇女走上社会，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更重要的是人格的独立后，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川陕苏维埃政权是战时体制，根据国统区的报纸记载：“赤匪统治下的人民——在赤匪统治下，少壮的男子编为赤卫队，游击队；幼小的编为少先队，童子团；少壮的妇女，编为欢迎队，洗衣队，缝纫队，宣传队；中农，小商人等，因为不合成分，编为运输队，代耕队；流氓，乞丐编为苦工队，总括一句话，除了老弱婴孩病废的而外，没有一个人不被分派作工……”。在这一体制下，妇女参加的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苏区的政治工作，还有生产劳动。首先是大批的从事后勤和后方生产的妇女。在巴中清江渡、苍溪文昌宫和南江长池镇的手工织布坊里，女工占了很大比例。在红军开办的军事工厂中，也有不少女工。总经理部被服厂千余名工人中，女工占了大多数。30军被服厂，200余名工人中，女工单独编了一个连。在总供给部的缝纫厂。600余人全是妇女。医院中的厨师、护士绝大部分是女同志。洗衣队的也全是女同志。在战争环境中妇女积极参加担架队、运输队、送枪弹到战场，运粮食盐巴到后方。平常劳动妇女对拥军、慰劳驻地医院伤病员的工作也是很热心的。仅1934年10月间，在川陕省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前后3个月内，省委妇女部动员妇女为红军做的布鞋、袜子、袜套30余万双，都送给了前线红军指战员。逢年过节开纪念会时，妇女们还担小菜、瓜果、鸡、 猪、羊、粮食慰劳驻军和医院的伤病员。据统计，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劳动妇女约有30多万；脱产参加部队、机关、工厂、学校的约一万以上。妇女还在戒烟运动中成为了主力。1933年10月，川陕省委妇女部领导全区妇女开展戒烟运动。妇女们一面宣传，一面劝告自己的丈夫、父母不要吃烟，不种烟，不卖烟。妇女还自动组织起来，对吃烟的父母、丈夫进行监督。各地普遍召开妇女戒烟大会，推进戒烟工作。在通江县举行的一次妇女戒烟群众大会，就有5000以上的妇女参加。通江县第一期戒烟者约300人，第二期增至1000人以上。在妇女的支持下，戒烟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1933年中，南江、长赤两县约有3万多人戒除了鸦片。占戒烟人数的90％以上，其中城边、大河、贵民、上两、沙溪、赤溪、下两、木门、正直等区的人，几乎全部戒除了吸鸦片的恶习。
(三)参战
战争推动历史的发展，在人们一般的印象中，妇女好像是战争的旁观者。在川陕苏区，妇女武装是一支无论在人数(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还是斗争业绩方面，在全国各大苏区中都最为突出的部队。据记载，1934年3月，在长赤县将妇女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辖三个营，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同志任政委。她们的经常任务是参加地方戒严，打土匪，搜山，打扫战场，运输粮食、弹药，转运伤员等。这支扩编后的妇女武装，立即承担了艰苦的“战勤”任务。妇女独立营(团)刚建立时，方面军总部明确规定了这支特殊部队的任务：保卫后方机关、医院、仓库；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转运伤病员。红四方面军成立妇女武装的初衷主要是支前，这样的任务分配在整个川陕时期也似乎没有大的改变。因此，由于关于妇女参战的记载说法不一，也很难得出妇女确实有直接正面作战的结论。不过，在随后长征中和西路军征战史中的参战史是有明确记载的，证明了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正规女性武装队伍。而且，即使这些妇女没有直接参与前线战斗，她们的常规训练仍然是非常正规的，与男性武装没有太大区别。根据地的正规武装，除了上述的妇女独立营(团)外，还有省妇女学校的妇女连，总保卫局的妇女看守队，以及军直属的妇女独立连。人数多少不等，一般在百人左右。另外，方面军的经理部、医院和政治机关，也有为数不少的女军人在工作着。这些女军人的工作成为苏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川陕苏区妇女的历史作用
妇女们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对历史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一)对边区的发展来说，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陕苏区虽然存在时间不长，而且根据地的稳定性并不強(存在所谓“三进三出”的情况)，但苏区建设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通江、南江一带，1933年前，粮食亩产不过百斤，而在1933—1934年，亩产达到二、三百斤。棉花一株结桃五、六十个。就连国民党政府南江县长李鸿焘奉命出巡南江(1934年夏，红军“收紧阵地”撤出南江县后)。在6月21日的报告中也写道：“该区春季粮食收获极丰。查其所以，盖因往年种烟地皮肥沃，今春之粮而异常佳茂，收获之丰即由于此，各界民众咸相庆幸”。这当中，不管是生产还是支前，妇女都直接参与，为苏区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对红军发展来说，没有这些妇女，红军无法保存力量，更无法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发展壮大
妇女对红军发展的支持表现在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就是参战；间接就包括扩红、后勤、生产等方面。有些妇女对红军的拥护是惊人的。如赤江县猫儿垭乡赵罗氏，在1933年平分土地之后，把父母双亡的3个孙子都送去参加了红军。傅钟将军曾深情地回忆，即使在苏区的最后时期。“在渡江与西进中，广大群众离开根据地，忍受一切牺牲。与红军同艰苦共生死。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万一千余伤病员竟能全部安然而渡江，实赖于他们的热切关怀与运送，而尤以极其众多之妇女群众所表现出的革命热情，实令人永志不忘”。
由此可见，当时的妇女们对红军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他们对红军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三)妇女们开始从思想上解放自己，这也是个深刻改变
战争之于妇女或许有更独特的意义。两千年波澜不惊的生活以及思维方式，从此完全改变，妇女们(尤其是下层妇女)开始自觉到自身的解放这一点本身，其历史意义就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同时，她们透过“集体解放”获得“个人解放”的体认，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意义。从以上的资料看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妇女们的活动对于那段革命史是发挥了重要影响的。她们通过参政、参加生产劳动，甚至参战影响历史进程，她们的名字本应被记录下来的。中国的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之于革命史是有影响和意义的。妇女们自身解放的进程对历史的推动意义则更为深远。当代人对这些应当认真评估。
以上是从女性的革命史角度出发，对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史的一次粗略的考察与分析，只希望本文最终能有抛砖引玉之效。女性的革命史是一个大课题，它的书写会让人们重新认识女性和中国历史。历史研究是面向今天的，希望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对女性，时代都能够获得真实的认知。也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失语”状态，能够真正得到改变。
关键词：妇女；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史
当代的历史研究呼唤多角度、广视野，一部中国革命史可以说就是由一些相互关联的人物和事件构成的。在这些人物当中，人们对女性口述者尤其关注，也许是人们知道历史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然而，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尤其是下层妇女群体)却始终没有“联合”起来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不是事实?到底那些革命年代的妇女们有没有“联合”起来影响中国革命史?怎样影响?这些都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一块中共当时第二大的苏维埃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這块土地上，为妇女书写的革命史能否成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简介
川陕革命根据地所处川陕边区，位于秦岭和大巴山山麓，它的大部分地区在川北和陕南，幅员辽阔，纵横四、五百里，面积约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介于四百至七百万之间。它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立。在土地革命时期，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1932年12月红军战略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至1935年4月，红军撤出川陕边区参加长征，川陕苏区共存在两年四个月。总体来说，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实行战时体制，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被动员加入苏区的防御和建设中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如土地革命、发展生产等)，苏区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其发展高峰期，拥有八万武装，且兵强马壮。这当中还包括一支特殊的队伍，也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人数达2000余，并随军完成了长征)。
二、根据地妇女的活动
红军进入川陕边区后，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妇女参与苏区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政
直接参政无疑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途径。川陕苏区的妇女一改过往几乎毫无政治权利的状况，在苏区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过去，川北当地有句俗语：只有男州，没有女县。民国时，巴中全县有宗祠1000座左右。各宗祠每年三月清明节，由本族男性后裔齐聚祠堂祭祖，妇女不得参加。这些宗祠还严格规定妇女不能上族谱。而在川陕边区域，许多穷人家的女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川陕苏区的妇女政策。秉承了中共的一贯政策，把妇女解放作为阶级解放的一个重要部分，具体提出：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同男子一律平等：男女平权；反对穿耳缠脚；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等。就是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妇女们开始参与苏区的政治生活。首先，苏区建立、健全了妇女组织。1933年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这个妇女组织在乡以上直接受党的机关领导，无单独上层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只是乡一级才建立，各乡有妇女委员长，受支部妇女干事领导。村有妇女协会会员小组。村妇女协会会员小组，分为：洗衣队、慰劳队、缝纫队。1934年，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解释“中国广大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的概念改名为“女工农妇协会”。川陕苏区被组织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会员，最少有30万人之多，这些妇女一般都是少妇，其成份都是贫农、中农、小市民、雇工的家庭妇女，其任务多在鼓励丈夫参军、做鞋袜、参加地方武装，保卫后方安全，参加戒严、肃反等工作。不仅如此，1933年2月，在通江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150人，女代表占30人，其中11人被选为委员；1934年10月在巴中召开的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440余人。女同志占460余人，其中有27人当选为委员。在各级政府中，内务委员多由妇女担任。省苏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有张廷福、聂焕林：省苏政府委员中妇女委员有张琴秋、姚明善、张廷福、聂焕林、肖成英等10余人。省苏政府各委员会干事等大小职员，妇女占150人以上。其他如政法单位(革命法庭、保卫局)女警和政府各部处的女子杂务工作人员亦不少。当时苏维埃各级政府的民政(内务)和文教部门，妇女是占多数的(特别是乡区两级)。在各级政府组织中。妇女干部约占到1/4。川陕省委和政府还先后在通江、巴中召开了三次妇女代表大会。这样，几十万劳动妇女联合起来参与到诸如分田地、打土豪、扩红、后勤等苏区的重要工作中来，对苏区的革命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从事生产劳动
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也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真正的解放”。所以，妇女从事生产劳动就成为中共解放妇女的一个主要途径。和中国许多其他地区的妇女不同，川陕边区的妇女过去普遍有参加家庭劳动的传统。但是这并未如想象中给她们带来了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提高，甚至可以说还加重了她们的生活压力。主要是因为，这种性质的劳动不足以对封建礼教构成有力的冲击。而妇女走上社会，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更重要的是人格的独立后，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川陕苏维埃政权是战时体制，根据国统区的报纸记载：“赤匪统治下的人民——在赤匪统治下，少壮的男子编为赤卫队，游击队；幼小的编为少先队，童子团；少壮的妇女，编为欢迎队，洗衣队，缝纫队，宣传队；中农，小商人等，因为不合成分，编为运输队，代耕队；流氓，乞丐编为苦工队，总括一句话，除了老弱婴孩病废的而外，没有一个人不被分派作工……”。在这一体制下，妇女参加的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苏区的政治工作，还有生产劳动。首先是大批的从事后勤和后方生产的妇女。在巴中清江渡、苍溪文昌宫和南江长池镇的手工织布坊里，女工占了很大比例。在红军开办的军事工厂中，也有不少女工。总经理部被服厂千余名工人中，女工占了大多数。30军被服厂，200余名工人中，女工单独编了一个连。在总供给部的缝纫厂。600余人全是妇女。医院中的厨师、护士绝大部分是女同志。洗衣队的也全是女同志。在战争环境中妇女积极参加担架队、运输队、送枪弹到战场，运粮食盐巴到后方。平常劳动妇女对拥军、慰劳驻地医院伤病员的工作也是很热心的。仅1934年10月间，在川陕省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前后3个月内，省委妇女部动员妇女为红军做的布鞋、袜子、袜套30余万双，都送给了前线红军指战员。逢年过节开纪念会时，妇女们还担小菜、瓜果、鸡、 猪、羊、粮食慰劳驻军和医院的伤病员。据统计，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劳动妇女约有30多万；脱产参加部队、机关、工厂、学校的约一万以上。妇女还在戒烟运动中成为了主力。1933年10月，川陕省委妇女部领导全区妇女开展戒烟运动。妇女们一面宣传，一面劝告自己的丈夫、父母不要吃烟，不种烟，不卖烟。妇女还自动组织起来，对吃烟的父母、丈夫进行监督。各地普遍召开妇女戒烟大会，推进戒烟工作。在通江县举行的一次妇女戒烟群众大会，就有5000以上的妇女参加。通江县第一期戒烟者约300人，第二期增至1000人以上。在妇女的支持下，戒烟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1933年中，南江、长赤两县约有3万多人戒除了鸦片。占戒烟人数的90％以上，其中城边、大河、贵民、上两、沙溪、赤溪、下两、木门、正直等区的人，几乎全部戒除了吸鸦片的恶习。
(三)参战
战争推动历史的发展，在人们一般的印象中，妇女好像是战争的旁观者。在川陕苏区，妇女武装是一支无论在人数(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还是斗争业绩方面，在全国各大苏区中都最为突出的部队。据记载，1934年3月，在长赤县将妇女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辖三个营，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同志任政委。她们的经常任务是参加地方戒严，打土匪，搜山，打扫战场，运输粮食、弹药，转运伤员等。这支扩编后的妇女武装，立即承担了艰苦的“战勤”任务。妇女独立营(团)刚建立时，方面军总部明确规定了这支特殊部队的任务：保卫后方机关、医院、仓库；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转运伤病员。红四方面军成立妇女武装的初衷主要是支前，这样的任务分配在整个川陕时期也似乎没有大的改变。因此，由于关于妇女参战的记载说法不一，也很难得出妇女确实有直接正面作战的结论。不过，在随后长征中和西路军征战史中的参战史是有明确记载的，证明了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正规女性武装队伍。而且，即使这些妇女没有直接参与前线战斗，她们的常规训练仍然是非常正规的，与男性武装没有太大区别。根据地的正规武装，除了上述的妇女独立营(团)外，还有省妇女学校的妇女连，总保卫局的妇女看守队，以及军直属的妇女独立连。人数多少不等，一般在百人左右。另外，方面军的经理部、医院和政治机关，也有为数不少的女军人在工作着。这些女军人的工作成为苏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川陕苏区妇女的历史作用
妇女们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对历史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一)对边区的发展来说，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陕苏区虽然存在时间不长，而且根据地的稳定性并不強(存在所谓“三进三出”的情况)，但苏区建设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通江、南江一带，1933年前，粮食亩产不过百斤，而在1933—1934年，亩产达到二、三百斤。棉花一株结桃五、六十个。就连国民党政府南江县长李鸿焘奉命出巡南江(1934年夏，红军“收紧阵地”撤出南江县后)。在6月21日的报告中也写道：“该区春季粮食收获极丰。查其所以，盖因往年种烟地皮肥沃，今春之粮而异常佳茂，收获之丰即由于此，各界民众咸相庆幸”。这当中，不管是生产还是支前，妇女都直接参与，为苏区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对红军发展来说，没有这些妇女，红军无法保存力量，更无法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发展壮大
妇女对红军发展的支持表现在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就是参战；间接就包括扩红、后勤、生产等方面。有些妇女对红军的拥护是惊人的。如赤江县猫儿垭乡赵罗氏，在1933年平分土地之后，把父母双亡的3个孙子都送去参加了红军。傅钟将军曾深情地回忆，即使在苏区的最后时期。“在渡江与西进中，广大群众离开根据地，忍受一切牺牲。与红军同艰苦共生死。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万一千余伤病员竟能全部安然而渡江，实赖于他们的热切关怀与运送，而尤以极其众多之妇女群众所表现出的革命热情，实令人永志不忘”。
由此可见，当时的妇女们对红军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他们对红军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三)妇女们开始从思想上解放自己，这也是个深刻改变
战争之于妇女或许有更独特的意义。两千年波澜不惊的生活以及思维方式，从此完全改变，妇女们(尤其是下层妇女)开始自觉到自身的解放这一点本身，其历史意义就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同时，她们透过“集体解放”获得“个人解放”的体认，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意义。从以上的资料看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妇女们的活动对于那段革命史是发挥了重要影响的。她们通过参政、参加生产劳动，甚至参战影响历史进程，她们的名字本应被记录下来的。中国的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之于革命史是有影响和意义的。妇女们自身解放的进程对历史的推动意义则更为深远。当代人对这些应当认真评估。
以上是从女性的革命史角度出发，对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史的一次粗略的考察与分析，只希望本文最终能有抛砖引玉之效。女性的革命史是一个大课题，它的书写会让人们重新认识女性和中国历史。历史研究是面向今天的，希望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对女性，时代都能够获得真实的认知。也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失语”状态，能够真正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