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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般的野场子
“小马，接电话不？”
“不接。”
“小马，电话又来了，接电话呀。”
“不接、不接。”
“小马，接电话呀，是那个???的。”
……
小马没法接电话，因为他那时正在一场5人制足球联赛的赛场上。
这不是一般的野场子，裁判员都是从足协和西安体院请的，就是参赛者的年龄跨度有点儿大。从五零后到了零零后，按照中国足球的辈分，都快要四代同堂了。为了确保参赛者能够各取所需，所有参赛队伍按照年龄和竞技水平被分为四个组。
这里是西安市体育场，一年一度的西安民间5人制“贺岁杯”足球赛正开打。104只球队参加，6个小场地同时进行，所有费用全免，这样的好事怎能错过。
手里拿着电话的人叫小白，他是这支“八零青年”球队的领队兼教练。“八零”踢得不赖，进攻与配合紧凑有序。实际上他们是2013年西安民间足球联赛的冠军队。
场地的一旁，两个6岁上下的男孩正在练习颠球，不远处一位老太太正吃着热乎的泡面。与赛场上的热火朝天相比，场地周围的观众显得有点不配套，稀稀拉拉不过百人。
接电话是一个阴谋。3分钟后，22号的小马终于被换下了场。那个悲催的电话给了一旁等待的“东北”7分钟的表现机会。
“???，你个瓜怂，我x！”场上有点跑位不到，小白终于嚎叫着暴了粗口。那声音全场子的人都听得见。
主裁老于正在场外随手记录着比赛进程。他并不进场，只在边上瞄一眼就知道情况。听见有人说脏话，他自言自语：“可以辱球，不能辱人么。”
望着比自己年轻的和年长的都在球场上跑来跑去，36岁的球迷大龙在心里感慨虚掷的时光。20年前在人生的叛逆期，他正骑着破旧的女式自行车四处“赶土场子”踢球。
大龙是一名军人，他是看了报纸上的消息专门来看球赛的。站在松软的人工草坪上，大龙有点儿恍惚，记不清上一次踢比赛是什么时候。这些年来，同事、老乡间约过几次，但不是离得太远就是时间不对，最后都不了了之。
“八零”又进了一粒球，大龙看得心里发痒，有点后悔没把足球鞋带来。来西安工作好几年了，他心里想找的就是这样一帮人。
凝聚孤独城市人
找一个冬天的下午，晒着太阳踢着球，是大龙很早之前的念想。而今，球就在车里，却好几个月都动不了一次。要在偌大的城市找个人踢球，说容易也不容易。
对一个混迹城市的异乡男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在球场上的乐子越来越遥不可及。将那些企业老板、下岗工人、城管、保安、卖羊肉泡馍的、还有博士和老外聚在一起，考验5个男人或者11个男人绑在一起的牛逼，这或许是足球运动独特的魅力。
球场的另一边是老年组。在陆家庄卖羊肉泡馍的老陆放下店里的生意，来给自己的队友加油。老陆有点着急，有几个队员临时出差了，叫来的文理学院的老教授打得有点生。
这个并不洋气的球队有个相当“拉轰”的名字，“国际Fifa联盟”（下文简称“国际”）。与对手整齐划一的装备和攻防相比，此刻的“国际”踢得有点悲壮。也许是不屑于“只有穿名牌才能踢好球”的论调，他们的队服并不统一。准确地说，仅仅是堪称蓝色而已。
但球队的配合打得漂亮。悬顶的马哥缓解了多次门前的危机，被换下场时脸挣得通红，两撇山羊胡子随着大口的喘气均匀摆动。不苟言笑的保安老石拿出平时押运尖端航天器材的架势，球到了他脚下传得稳准狠。城管老张已经是第三次上场。过硬的身体素质并非抓小贩练得，而是早年部队练就。他紧贴着对方的边锋，将球断下。两鬓稀疏的头发随他的身体摆动漂移到锃亮的脑壳上，黑里透红的脸全然没有了办公室里戴假发时的队长威严。
足球凝聚起一帮孤独的城市人。十年来，在西安类似于“国际”这样的球队已经超过200支。从3月至12月的每个周末，他们都活跃在草根联赛的赛场。场上是队友，场下是“驴友”、“麻友”和“饭友”。
用队长老魏的话说：“球队就是我们的QQ群。谁家有婚丧嫁娶，都去帮忙。”
没有交流的足球踢得不爽
在球场上，没有技术不行，但技术最好的未必能赢。一支优秀的球队既要把个人的特点发挥到极致，又有整齐划一的气质。在大龙看来，眼前的“国际”和“八零”大概算是这样的球队。
如同大多数本土草根一样，“八零青年”也广纳了“社会闲散人员”。有跑消防器材的二蛋，有帮朋友打理工厂的小雯，还有西工大某尖端领域的博士和3名外援。比利时小伙阿杰和另外两名哈萨克斯坦外援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有了国际化的豪华配置。但无论是领队小白还是外援阿杰，都更愿意将自己看作是一支[尽] [吊]丝球队。
队长小雯这样介绍自己的外援：“阿杰是从咸阳的一支俱乐部转会而来，转会费一千万——如果用朝鲜币换算的话。”技术成熟又吸引眼球的老外总是草根球队稀缺的。但小雯看来不管个人能力多么突出，到了球队里只能是一个“零件”。对于那些只想吞“独食”的队员，他会不留情面。看到一名队员将球传给12号二蛋，大龙明白，在球场上这种化整为零、信任和牺牲是一种本能。
比利时小伙阿杰当然明白这样的本能。自小便踢球的他3年前来到中国后，便跟着咸阳师范学院的同学二蛋到“八零”队踢球。毕业后，阿杰在西安一家游戏公司做了翻译，同时被一位老师推荐到另一支实力更强的球队。可阿杰在那里没呆多久就匆匆逃离，因为他觉得“那种踢完球就各回各家、没有交流、没有朋友的感觉太不爽了。”
孤独的老外阿杰在“八零”学会了陕西话，也找到了一种超越球友的关系。特别是当队友们得知这个在西安打工的老外也是没房没车的洋[尽] [吊]丝时，这种感情便瞬间升华了。球场之外，正在努力攒房款首付的阿杰有好多知心话与队友分享。例如，怎样与安康的老丈人喝酒、为什么中文里“窑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 足球重塑命运
1月5日，西安市体育场，PM2.5达到206，中度污染。
大龙赶到时比赛已进入半决赛和决赛。来踢球和看球的人当中，有的已年过半百双鬓染白，有的不过才六七岁，正学着在球场上跌倒爬起。大龙想，如果把球场比作人生，那么一定有的人惦记下半场，有人怀念上半场。
“业余足球工作者”老于的人生便恰似这样的半场。
如果你问一个生于1950年代的人为什么踢球，为当明星吗？为赚钱吗？百分之九十九的踢球人会认为你不懂。但凡懂一点的也会像裁判老于那样回答，“从来都不为什么。这个年龄还来踢，那是真喜欢。”
组委会让老于来吹这样一场比赛不无道理。他一举一动之间，还未吹哨已压住了阵脚。裁了大半辈子的国家一级裁判老于，介绍自己更像是自嘲：“足球是副业，主业是工人，工人出身。”
银白的头发，酱黑色的皮肤，瘦削而硬朗的背影，都是特殊的岁月留给老于的印记。唯有谈到足球的时候，老于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里面泛起孩子一样的明光。“我父亲过去就在这体育场工作，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打小就踢球。”
老于的父亲曾求学于复旦大学，解放后被分配到西安市体工队工作。文革开始后，父亲被下放到宁强县蹲牛棚，一去八年。1978年，父子俩再次相聚的时候，儿子已经成为西安一家手表厂的工人。令父亲高兴的是，儿子每个月结完工时还有大把时间踢球。
从1980年代至今，除了1997年厂子倒闭后到南方打工的三年半，老于的身影几乎出现在西安市所有的足球联赛场上。当时老于还是小于，东西南北郊的赛事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他的执哨以严厉而闻名。在早年西安人耳熟能详的各种足球赛场上，他那句“可以辱球不能辱人”的口头禅，成为城市足球判罚的最早尺度。
老于回忆说：“那时候比赛太多了，有大中小学各年龄段的，也有企业的。一场杯赛打十来天，既培养了苗子，也锻炼了裁判。当年别说是西安，全国的足球为啥火？当年李金羽、范志毅他们那帮人不都是这一拨踢出来的吗！现在，家长怕孩子摔着、学校怕担责任、孩子要考大学，比赛太少了，没人啦。”
如今，裁判一场比赛能拿到50元至100元不等的补助。可是体力不饶人，下岗多年的工人老于已难得在球场上激情飞扬。去年9月领到的第一笔退休工资，标志着他人生下半场的开始。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陪伴父亲的时间太少，而那是他还在人生上半场的时候。
球场恰似人生
现实世界的人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球场不是。球场上的每一次输赢都将清零，且难以复制。这大概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
在5号场地上，一场比赛打得焦灼。一个40多岁挺着啤酒肚的红脸大汉混迹在一帮年轻人当中，细腻的脚法与他那重量级的身段儿一样昭然若揭。因几次身体冲撞，啤酒肚惹了一身骂。第二次因冲撞被对方嚷话的时候，大汉把球让给了对方，“给你玩吧，呵呵，玩么。”
用现实的眼光来看，老席，这个自称“业余足球工作者”的陕西汉子、30年前的被省体校培养出的前陕西青年队球员，人生的前半部大概都属于不成功的典型。1980年代从体校毕业后，老席和他的球队被西安市某公交公司收编。原本汽车修理工的铁饭碗，被“四肢发达、爱打架”的他说辞就辞了，轻松得像输了一场球。
再后来，老席在西安一家专业足球学校做了教练，拉生源、收提成。可有一天中午醒来，他发现自己还是干不下去。老席说，那样的足球让自己厌倦。十多年前，老席租了一家店面，开始卖体育用品度日。而今，时隔近30年后再次上场，老席已是西安多场5人制足球赛的赞助商。有人揶揄他，“如果不是你们（队）第一轮就被淘汰，要说这比赛没黑幕，谁信啊。”
“球场就是一个舞台，人们在球场上演最真实的自己。你可以骂，也可以给点掌声。”这是老席的总结。足球重塑了老席和很多人的命运，包括站在球场边的大龙。曾被母亲禁止的足球，后来以“特招”的名义将他送进了大学校门。足球还治好了他的结巴，在球场上喊话的时候，他总能一步到位。“奔跑的瞬间，不管多软蛋的男人都会迸发出雄性光辉。当然，不包括国足。”
草根球队、民间联赛，让西安，这个曾经拥有过两支甲级职业球队的城市，周末，又兴奋了起来。
责编/马征
[email protected]
“小马，接电话不？”
“不接。”
“小马，电话又来了，接电话呀。”
“不接、不接。”
“小马，接电话呀，是那个???的。”
……
小马没法接电话，因为他那时正在一场5人制足球联赛的赛场上。
这不是一般的野场子，裁判员都是从足协和西安体院请的，就是参赛者的年龄跨度有点儿大。从五零后到了零零后，按照中国足球的辈分，都快要四代同堂了。为了确保参赛者能够各取所需，所有参赛队伍按照年龄和竞技水平被分为四个组。
这里是西安市体育场，一年一度的西安民间5人制“贺岁杯”足球赛正开打。104只球队参加，6个小场地同时进行，所有费用全免，这样的好事怎能错过。
手里拿着电话的人叫小白，他是这支“八零青年”球队的领队兼教练。“八零”踢得不赖，进攻与配合紧凑有序。实际上他们是2013年西安民间足球联赛的冠军队。
场地的一旁，两个6岁上下的男孩正在练习颠球，不远处一位老太太正吃着热乎的泡面。与赛场上的热火朝天相比，场地周围的观众显得有点不配套，稀稀拉拉不过百人。
接电话是一个阴谋。3分钟后，22号的小马终于被换下了场。那个悲催的电话给了一旁等待的“东北”7分钟的表现机会。
“???，你个瓜怂，我x！”场上有点跑位不到，小白终于嚎叫着暴了粗口。那声音全场子的人都听得见。
主裁老于正在场外随手记录着比赛进程。他并不进场，只在边上瞄一眼就知道情况。听见有人说脏话，他自言自语：“可以辱球，不能辱人么。”
望着比自己年轻的和年长的都在球场上跑来跑去，36岁的球迷大龙在心里感慨虚掷的时光。20年前在人生的叛逆期，他正骑着破旧的女式自行车四处“赶土场子”踢球。
大龙是一名军人，他是看了报纸上的消息专门来看球赛的。站在松软的人工草坪上，大龙有点儿恍惚，记不清上一次踢比赛是什么时候。这些年来，同事、老乡间约过几次，但不是离得太远就是时间不对，最后都不了了之。
“八零”又进了一粒球，大龙看得心里发痒，有点后悔没把足球鞋带来。来西安工作好几年了，他心里想找的就是这样一帮人。
凝聚孤独城市人
找一个冬天的下午，晒着太阳踢着球，是大龙很早之前的念想。而今，球就在车里，却好几个月都动不了一次。要在偌大的城市找个人踢球，说容易也不容易。
对一个混迹城市的异乡男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在球场上的乐子越来越遥不可及。将那些企业老板、下岗工人、城管、保安、卖羊肉泡馍的、还有博士和老外聚在一起，考验5个男人或者11个男人绑在一起的牛逼，这或许是足球运动独特的魅力。
球场的另一边是老年组。在陆家庄卖羊肉泡馍的老陆放下店里的生意，来给自己的队友加油。老陆有点着急，有几个队员临时出差了，叫来的文理学院的老教授打得有点生。
这个并不洋气的球队有个相当“拉轰”的名字，“国际Fifa联盟”（下文简称“国际”）。与对手整齐划一的装备和攻防相比，此刻的“国际”踢得有点悲壮。也许是不屑于“只有穿名牌才能踢好球”的论调，他们的队服并不统一。准确地说，仅仅是堪称蓝色而已。
但球队的配合打得漂亮。悬顶的马哥缓解了多次门前的危机，被换下场时脸挣得通红，两撇山羊胡子随着大口的喘气均匀摆动。不苟言笑的保安老石拿出平时押运尖端航天器材的架势，球到了他脚下传得稳准狠。城管老张已经是第三次上场。过硬的身体素质并非抓小贩练得，而是早年部队练就。他紧贴着对方的边锋，将球断下。两鬓稀疏的头发随他的身体摆动漂移到锃亮的脑壳上，黑里透红的脸全然没有了办公室里戴假发时的队长威严。
足球凝聚起一帮孤独的城市人。十年来，在西安类似于“国际”这样的球队已经超过200支。从3月至12月的每个周末，他们都活跃在草根联赛的赛场。场上是队友，场下是“驴友”、“麻友”和“饭友”。
用队长老魏的话说：“球队就是我们的QQ群。谁家有婚丧嫁娶，都去帮忙。”
没有交流的足球踢得不爽
在球场上，没有技术不行，但技术最好的未必能赢。一支优秀的球队既要把个人的特点发挥到极致，又有整齐划一的气质。在大龙看来，眼前的“国际”和“八零”大概算是这样的球队。
如同大多数本土草根一样，“八零青年”也广纳了“社会闲散人员”。有跑消防器材的二蛋，有帮朋友打理工厂的小雯，还有西工大某尖端领域的博士和3名外援。比利时小伙阿杰和另外两名哈萨克斯坦外援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有了国际化的豪华配置。但无论是领队小白还是外援阿杰，都更愿意将自己看作是一支[尽] [吊]丝球队。
队长小雯这样介绍自己的外援：“阿杰是从咸阳的一支俱乐部转会而来，转会费一千万——如果用朝鲜币换算的话。”技术成熟又吸引眼球的老外总是草根球队稀缺的。但小雯看来不管个人能力多么突出，到了球队里只能是一个“零件”。对于那些只想吞“独食”的队员，他会不留情面。看到一名队员将球传给12号二蛋，大龙明白，在球场上这种化整为零、信任和牺牲是一种本能。
比利时小伙阿杰当然明白这样的本能。自小便踢球的他3年前来到中国后，便跟着咸阳师范学院的同学二蛋到“八零”队踢球。毕业后，阿杰在西安一家游戏公司做了翻译，同时被一位老师推荐到另一支实力更强的球队。可阿杰在那里没呆多久就匆匆逃离，因为他觉得“那种踢完球就各回各家、没有交流、没有朋友的感觉太不爽了。”
孤独的老外阿杰在“八零”学会了陕西话，也找到了一种超越球友的关系。特别是当队友们得知这个在西安打工的老外也是没房没车的洋[尽] [吊]丝时，这种感情便瞬间升华了。球场之外，正在努力攒房款首付的阿杰有好多知心话与队友分享。例如，怎样与安康的老丈人喝酒、为什么中文里“窑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 足球重塑命运
1月5日，西安市体育场，PM2.5达到206，中度污染。
大龙赶到时比赛已进入半决赛和决赛。来踢球和看球的人当中，有的已年过半百双鬓染白，有的不过才六七岁，正学着在球场上跌倒爬起。大龙想，如果把球场比作人生，那么一定有的人惦记下半场，有人怀念上半场。
“业余足球工作者”老于的人生便恰似这样的半场。
如果你问一个生于1950年代的人为什么踢球，为当明星吗？为赚钱吗？百分之九十九的踢球人会认为你不懂。但凡懂一点的也会像裁判老于那样回答，“从来都不为什么。这个年龄还来踢，那是真喜欢。”
组委会让老于来吹这样一场比赛不无道理。他一举一动之间，还未吹哨已压住了阵脚。裁了大半辈子的国家一级裁判老于，介绍自己更像是自嘲：“足球是副业，主业是工人，工人出身。”
银白的头发，酱黑色的皮肤，瘦削而硬朗的背影，都是特殊的岁月留给老于的印记。唯有谈到足球的时候，老于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里面泛起孩子一样的明光。“我父亲过去就在这体育场工作，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打小就踢球。”
老于的父亲曾求学于复旦大学，解放后被分配到西安市体工队工作。文革开始后，父亲被下放到宁强县蹲牛棚，一去八年。1978年，父子俩再次相聚的时候，儿子已经成为西安一家手表厂的工人。令父亲高兴的是，儿子每个月结完工时还有大把时间踢球。
从1980年代至今，除了1997年厂子倒闭后到南方打工的三年半，老于的身影几乎出现在西安市所有的足球联赛场上。当时老于还是小于，东西南北郊的赛事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他的执哨以严厉而闻名。在早年西安人耳熟能详的各种足球赛场上，他那句“可以辱球不能辱人”的口头禅，成为城市足球判罚的最早尺度。
老于回忆说：“那时候比赛太多了，有大中小学各年龄段的，也有企业的。一场杯赛打十来天，既培养了苗子，也锻炼了裁判。当年别说是西安，全国的足球为啥火？当年李金羽、范志毅他们那帮人不都是这一拨踢出来的吗！现在，家长怕孩子摔着、学校怕担责任、孩子要考大学，比赛太少了，没人啦。”
如今，裁判一场比赛能拿到50元至100元不等的补助。可是体力不饶人，下岗多年的工人老于已难得在球场上激情飞扬。去年9月领到的第一笔退休工资，标志着他人生下半场的开始。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陪伴父亲的时间太少，而那是他还在人生上半场的时候。
球场恰似人生
现实世界的人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球场不是。球场上的每一次输赢都将清零，且难以复制。这大概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
在5号场地上，一场比赛打得焦灼。一个40多岁挺着啤酒肚的红脸大汉混迹在一帮年轻人当中，细腻的脚法与他那重量级的身段儿一样昭然若揭。因几次身体冲撞，啤酒肚惹了一身骂。第二次因冲撞被对方嚷话的时候，大汉把球让给了对方，“给你玩吧，呵呵，玩么。”
用现实的眼光来看，老席，这个自称“业余足球工作者”的陕西汉子、30年前的被省体校培养出的前陕西青年队球员，人生的前半部大概都属于不成功的典型。1980年代从体校毕业后，老席和他的球队被西安市某公交公司收编。原本汽车修理工的铁饭碗，被“四肢发达、爱打架”的他说辞就辞了，轻松得像输了一场球。
再后来，老席在西安一家专业足球学校做了教练，拉生源、收提成。可有一天中午醒来，他发现自己还是干不下去。老席说，那样的足球让自己厌倦。十多年前，老席租了一家店面，开始卖体育用品度日。而今，时隔近30年后再次上场，老席已是西安多场5人制足球赛的赞助商。有人揶揄他，“如果不是你们（队）第一轮就被淘汰，要说这比赛没黑幕，谁信啊。”
“球场就是一个舞台，人们在球场上演最真实的自己。你可以骂，也可以给点掌声。”这是老席的总结。足球重塑了老席和很多人的命运，包括站在球场边的大龙。曾被母亲禁止的足球，后来以“特招”的名义将他送进了大学校门。足球还治好了他的结巴，在球场上喊话的时候，他总能一步到位。“奔跑的瞬间，不管多软蛋的男人都会迸发出雄性光辉。当然，不包括国足。”
草根球队、民间联赛，让西安，这个曾经拥有过两支甲级职业球队的城市，周末，又兴奋了起来。
责编/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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