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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几乎是以一种小说学徒式的热情，追着托宾发问：何以能写得如此精简，何以能对故事的节奏、氛围具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托宾答：他在为叙事寻找一个音调。它生于酒馆，死于圣殿，脱不开浓重的爱尔兰传统。
科尔姆·托宾
1955年出生在爱尔兰东南部，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主修历史和英文。自199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南方》以来，至今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戏剧和多部游记、散文集。《黑水灯塔船》、《大师》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后者荣获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2006）。《布鲁克林》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
绞杀戏剧性
读《母与子》中的《一首歌》，是一次奇特的体验。在五六页的篇幅以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你的心弦被一支笔尖带紧，叙事突然绷断，涌起的情绪在纸面上不着痕迹。去捕捉脑海中的一个声音，却空余萦绕耳际的关于音乐的修辞。
这是一个音乐家母子相认的故事。一别十九年，他们同处一个酒吧，甚至都没有挪动脚步。是爱还是恨，致使亲人长期相隔？他们还能认出彼此吗？叙事者几乎摈弃了所有背景，所有的内心观察，和所有的道具，把笔墨全付诸一个声音的展开、拉长，最终是消失时的眩晕。
“她唱着她的爱带走了北，她的爱带走了南，她的爱带走了东，她的爱带走了西，他发觉大家都看着她。她又低下了头，最后一句几乎是用说白，她的爱带走了上帝。”
托宾把戏剧性绞杀在叙事之内。
小心的笔触像一支16mm摄像机头搁在乡村酒馆的狭小空间，生怕惊动在场的其他人。读者只能从偶一举起的提词牌里，获至剧情的提示。《一首歌》里母子分离十九年，“（母亲）早先曾写信给他，父亲却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或是从过期的报纸上，捕捉到母亲受访时的只言片语，“她经常回爱尔兰，去高尔威看她母亲和阿姨，但没提到还有一个儿子。”
这些遗落在叙事之外的故事，换成另一个作家，很容易写成洋洋万言。
王安忆几乎是以一种小说学徒式的热情，在上海市作协的大厅里，追着他发问：何以能写得如此精简，何以能对故事的节奏、氛围具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读托宾的时候，常常是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果，但不知道因何之故，还会继续读下去。”
托宾答：他在为叙事寻找一个音调。它生于酒馆，死于圣殿，脱不开浓重的爱尔兰传统。
音乐与沉默
就像他笔下反复出现的爱尔兰记号一样，托宾长着一副典型的“大骨架的脸”。这位三获布克奖提名的作家，被英国媒体称为“侵入英语文学的爱尔兰生力军”。
托宾接近于生在爱尔兰乡间的作家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把爱尔兰民谣视作血液对酒精的需要。他笔下的爱尔兰人寡言、嗜酒、朴拙的外表下包裹着僵硬的善意，又为某种过度的正直所折磨。他曾如此为爱尔兰人塑像：“柔软的眼神下一副刚毅的下颚，喜欢沉默胜于谈论个人感受；宁可眼望地平线，也不愿看一眼他的私产。”
托宾五音不全，却能写出诸如《著名的蓝雨衣》的短篇，让人惊诧。在这个取自莱昂纳德·柯恩(Leonard Cohen)的同名曲的故事里，他用一首歌梳理了一对姐妹的命运。他像一个真正的乐手那样去反复勾勒这首歌的不同音效，以剔净出现在姐妹之间的男女私情的杂音。
就掌握这门绝学的手艺而言，托宾只是来自爱尔兰的大师中的又一名门徒。他本人也不讳言，在短篇小说集《母与子》的最后，他安放了一个篇幅略长的《长冬》，这是对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压轴之作《死者》的效法。乔伊斯的《死者》通过一场聚会上不时闪现的音乐主题，扫过从独立运动演说到凯尔特民俗、从民族主义到情感背叛的芜杂景观，如略萨所说，“行文的音乐性让包含着混乱和反常景象的东西都消失了”。
托宾的《长冬》则用一个望向天边，警惕抢尸的秃鹫出没的意象，来支配了叙事的节奏。在这个故事里，母亲在风雪里走失之后，她的家人连续两个月每天如故地经过她躺的地方，但她身上压着冰，阳光又照不到，于是她的尸身一直躺在那里直到冰雪融化。绝望和希望像两个相互追赶的副部主题，把凄厉的生存主调拉开得无比坚韧。
相比乔伊斯以音韵黏连纷繁意象间的距离，托宾对语言的节制更近于贝克特，沉默创造了意象间的大量留白。今年年初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写作课程上，他还特地指导学生精读了贝克特的《终局》，“体会每一行极其简净的行文之下的力量。”
爱尔兰人
和爱尔兰其他作家一样，托宾的写作面对着自己无法回避的语言传统。在托宾看来，贝克特的语言洁癖，最终发展到了不惜与母语隔离，而选择栖身法语的写作。王尔德用英语写作时，有一种滑稽的戏仿音调和不加掩饰的恶意，使英语听众感到奇异的陌生。而与王尔德几乎同时的萧伯纳，作为一个早期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带着从爱尔兰这个严厉的天主教教权国家出走的悲悯和自弃。
到了托宾这一代，天主教教权在爱尔兰已经衰落，出版审查也在他十四岁时（1967年）得以废止。大量外国文学的涌入，也包括乔伊斯、贝克特的作品解禁回到爱尔兰，让他在写作时，常常感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爱尔兰人”。
从早期为他在英语文坛奠定声誉的《黑水灯塔船》，到最近在国内出版的短篇集《母与子》，托宾的写作题材从不悖离“放逐”的主线，但越来越贴近自身。短篇《关键所在》的主人公南希延续了他上一部长篇《布鲁克林》里的人物，只是故事从他生活的纽约，拉回了自己从小工作的爱尔兰东南部小镇。
故事讲述寡妇在继承一份濒临破产的小杂货店祖业后，把它翻建成镇子上第一个卖薯条汉堡的快餐店。她要独自面对大型连锁超市的入侵、冷漠的银行信贷系统，乃至各层政府的审批刁难，整个是“东方时空”式的社会现实题材。但托宾把故事的表层埋葬于从雪沟里泛起的泥泞、母子间的沉默，和用孤寂撑起来的石头房子。
这种被厄普代克评论为“托宾式的默片风格”，在全书的尾声运用到了极致。
“房子里空空荡荡，父亲沉默不语，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坟墓可去，没有遗体可以触摸，没有棺材可抬，周围的人没一句安慰的话，只有冰封的大地和可怕的不会融化的日子。”
似曾相识的感觉足以唤起读者对乔伊斯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的缅怀，而雪花最终“将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科尔姆·托宾
1955年出生在爱尔兰东南部，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主修历史和英文。自199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南方》以来，至今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戏剧和多部游记、散文集。《黑水灯塔船》、《大师》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后者荣获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2006）。《布鲁克林》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
绞杀戏剧性
读《母与子》中的《一首歌》，是一次奇特的体验。在五六页的篇幅以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你的心弦被一支笔尖带紧，叙事突然绷断，涌起的情绪在纸面上不着痕迹。去捕捉脑海中的一个声音，却空余萦绕耳际的关于音乐的修辞。
这是一个音乐家母子相认的故事。一别十九年，他们同处一个酒吧，甚至都没有挪动脚步。是爱还是恨，致使亲人长期相隔？他们还能认出彼此吗？叙事者几乎摈弃了所有背景，所有的内心观察，和所有的道具，把笔墨全付诸一个声音的展开、拉长，最终是消失时的眩晕。
“她唱着她的爱带走了北，她的爱带走了南，她的爱带走了东，她的爱带走了西，他发觉大家都看着她。她又低下了头，最后一句几乎是用说白，她的爱带走了上帝。”
托宾把戏剧性绞杀在叙事之内。
小心的笔触像一支16mm摄像机头搁在乡村酒馆的狭小空间，生怕惊动在场的其他人。读者只能从偶一举起的提词牌里，获至剧情的提示。《一首歌》里母子分离十九年，“（母亲）早先曾写信给他，父亲却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或是从过期的报纸上，捕捉到母亲受访时的只言片语，“她经常回爱尔兰，去高尔威看她母亲和阿姨，但没提到还有一个儿子。”
这些遗落在叙事之外的故事，换成另一个作家，很容易写成洋洋万言。
王安忆几乎是以一种小说学徒式的热情，在上海市作协的大厅里，追着他发问：何以能写得如此精简，何以能对故事的节奏、氛围具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读托宾的时候，常常是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果，但不知道因何之故，还会继续读下去。”
托宾答：他在为叙事寻找一个音调。它生于酒馆，死于圣殿，脱不开浓重的爱尔兰传统。
音乐与沉默
就像他笔下反复出现的爱尔兰记号一样，托宾长着一副典型的“大骨架的脸”。这位三获布克奖提名的作家，被英国媒体称为“侵入英语文学的爱尔兰生力军”。
托宾接近于生在爱尔兰乡间的作家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把爱尔兰民谣视作血液对酒精的需要。他笔下的爱尔兰人寡言、嗜酒、朴拙的外表下包裹着僵硬的善意，又为某种过度的正直所折磨。他曾如此为爱尔兰人塑像：“柔软的眼神下一副刚毅的下颚，喜欢沉默胜于谈论个人感受；宁可眼望地平线，也不愿看一眼他的私产。”
托宾五音不全，却能写出诸如《著名的蓝雨衣》的短篇，让人惊诧。在这个取自莱昂纳德·柯恩(Leonard Cohen)的同名曲的故事里，他用一首歌梳理了一对姐妹的命运。他像一个真正的乐手那样去反复勾勒这首歌的不同音效，以剔净出现在姐妹之间的男女私情的杂音。
就掌握这门绝学的手艺而言，托宾只是来自爱尔兰的大师中的又一名门徒。他本人也不讳言，在短篇小说集《母与子》的最后，他安放了一个篇幅略长的《长冬》，这是对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压轴之作《死者》的效法。乔伊斯的《死者》通过一场聚会上不时闪现的音乐主题，扫过从独立运动演说到凯尔特民俗、从民族主义到情感背叛的芜杂景观，如略萨所说，“行文的音乐性让包含着混乱和反常景象的东西都消失了”。
托宾的《长冬》则用一个望向天边，警惕抢尸的秃鹫出没的意象，来支配了叙事的节奏。在这个故事里，母亲在风雪里走失之后，她的家人连续两个月每天如故地经过她躺的地方，但她身上压着冰，阳光又照不到，于是她的尸身一直躺在那里直到冰雪融化。绝望和希望像两个相互追赶的副部主题，把凄厉的生存主调拉开得无比坚韧。
相比乔伊斯以音韵黏连纷繁意象间的距离，托宾对语言的节制更近于贝克特，沉默创造了意象间的大量留白。今年年初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写作课程上，他还特地指导学生精读了贝克特的《终局》，“体会每一行极其简净的行文之下的力量。”
爱尔兰人
和爱尔兰其他作家一样，托宾的写作面对着自己无法回避的语言传统。在托宾看来，贝克特的语言洁癖，最终发展到了不惜与母语隔离，而选择栖身法语的写作。王尔德用英语写作时，有一种滑稽的戏仿音调和不加掩饰的恶意，使英语听众感到奇异的陌生。而与王尔德几乎同时的萧伯纳，作为一个早期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带着从爱尔兰这个严厉的天主教教权国家出走的悲悯和自弃。
到了托宾这一代，天主教教权在爱尔兰已经衰落，出版审查也在他十四岁时（1967年）得以废止。大量外国文学的涌入，也包括乔伊斯、贝克特的作品解禁回到爱尔兰，让他在写作时，常常感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爱尔兰人”。
从早期为他在英语文坛奠定声誉的《黑水灯塔船》，到最近在国内出版的短篇集《母与子》，托宾的写作题材从不悖离“放逐”的主线，但越来越贴近自身。短篇《关键所在》的主人公南希延续了他上一部长篇《布鲁克林》里的人物，只是故事从他生活的纽约，拉回了自己从小工作的爱尔兰东南部小镇。
故事讲述寡妇在继承一份濒临破产的小杂货店祖业后，把它翻建成镇子上第一个卖薯条汉堡的快餐店。她要独自面对大型连锁超市的入侵、冷漠的银行信贷系统，乃至各层政府的审批刁难，整个是“东方时空”式的社会现实题材。但托宾把故事的表层埋葬于从雪沟里泛起的泥泞、母子间的沉默，和用孤寂撑起来的石头房子。
这种被厄普代克评论为“托宾式的默片风格”，在全书的尾声运用到了极致。
“房子里空空荡荡，父亲沉默不语，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坟墓可去，没有遗体可以触摸，没有棺材可抬，周围的人没一句安慰的话，只有冰封的大地和可怕的不会融化的日子。”
似曾相识的感觉足以唤起读者对乔伊斯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的缅怀，而雪花最终“将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