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毛泽东关于变封建落后的小农个体生产模式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遵循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坚持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在革命和建设中开展艰苦的实践探索。毛泽东改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方案设计是现实可行的，实践探索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对当代中国发展现代农业具有研究的实际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集体化组织
一、理论渊源——继承马列关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研究成果
（一）社会化大生产是传统农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欧洲以及东方各国所存在的阶级关系进行认真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农业和社会生产发展问题的研究，认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私有制的小农个体经济的灭亡是必然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自办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1]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动摇小农个体经济私有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除了要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外，也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行社会化的大生产；而要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也必须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通过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因为社会发展的实践见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都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发展方式的优势已经显现。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在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后，要创造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都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实现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除了要革新社会生产关系外，更要革新社会的生产方式，全面激发广大人民的劳动创造力，全面提升整个社会发展的生产力，这样才能确保整个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
（二）集体合作化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之一
查阅毛泽东的早期通信，在1920年8月13日，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2]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阅信后立馬复信，"……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2]据考证，这应是毛泽东最早触及农业社会化大生产转型的实现形式之一——合作社的理论，并认识到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之一的价值，这为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和探寻如何将规模狭小而分散、小农意识较浓的农民团结起来革命找到了突破口和出路。
二、初期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实践探索
基于"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科学判断，毛泽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农民问题作为革命工作的核心问题。他认为，要把人数最多的农民吸引参加革命，首先就必须满足农民最现实的需要，实现农民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即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所以，在这一探索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建立在变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的。
（一）农民互助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农民对土地私有基础上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求，建立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实行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合作组织，应该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基础上，这种生产关系形成于对资产阶级斗争胜利的形式和产物。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清醒认识到中国农民运动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而贫农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根源于对土地的渴望。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来满足贫困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自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农民土地私有权问题就被明确提出。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用法律形式确保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制。到了1953年春，除新疆、西藏及台湾等三个地区外，全国范围土地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所有制终于被废弃，获得解放的农民基本都分得自己的土地。因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村发动的农民互助合作运动都是以确保农民对土地个体所有为基础的。
（二）研究农业互助合作的思想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
可以说，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推动中国农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过程就是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25年至1927年），为了探索中国农民运动发展规律，毛泽东回到自己的家乡，深入到韶山、湘潭等农村，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相继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等，考察研究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农村各个阶级阶层的性质，重点思考怎样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现实问题，在深入研究和思考基础上，他指出，发展农民互助合作关系才是解决农民问题、防止地主盘剥的最佳生产方式。第二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更深入思考和探索中国农业生产的方式和方向问题，毛泽东又深入寻乌、长冈等农村，开展大量实地调查，并把马列主义关于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思想与中国农村农业发展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长冈乡调查》、《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寻乌调查》等调查报告，重点研究并提出了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抗日根据地为依托，对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农村互助合作关系开展调查研究，相继发表了《组织起来》、《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文章，对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性质、原则、形式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阐述。第四阶段（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在解放区因为全面开展了土地改革，各类农业互助合作组织都得到很大发展，全面了解互助合作这种新的农业发展方式的积极作用对全国农业的发展将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充分肯定了互助合作组织的积极作用，这也意味着这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方式将在新中国农村得以实现。毛泽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通过深入农村地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建立中国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理论。 （三）发展农业互助合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自愿互利原则
通过社会实践，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积极引导，先把觉悟高的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开展互助合作把生产发展了，才能达到教育其他不觉悟的农民，最终达到提高整体农民觉悟的目的。因此，"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为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保证。"[3]毛泽东指出，我们首先要承认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农村实行的是个体经济，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其次，还要看到合作社是一种集体化互助合作的劳动组织。
（四）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必须坚持正确地发展方向
毛泽东和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原理，采取有步骤、积极稳妥的道路，创立从临时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终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阶段发展的形式，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主要还是采用第一阶段的互助合作的形式。
1943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4]根据毛泽东的设计，要实现从小农个体土地私有条件下的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条件下的合作社，必须分两阶段才能实现：第一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起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第一阶段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和引导农民进一步地实现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联合，形成较大规模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化组织。毛泽东始终认为，发展农业集体化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战胜资本主义因素，从而避免在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发展农业集体化的终极目标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说，"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3]
三、全面推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全面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會经济中逐步占主导地位而有了本质的发展变化，有了由自耕小农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转型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因而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一）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坚持逐步推进、三步到位的发展道路
建国后，毛泽东积极思考实现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道路，他构想了用18年分三步走的发展步骤。他认为，通过走互助组（1949年10月至1953年）、初级社（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高级社（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的"三步走"道路，就能达到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大生产模式。
大力发展互助组（1949年10月至1953年），这时期因为在新解放区刚刚推行土地改革，土地小农私有还是当时新旧解放区农村经济中的主要生产关系。所以，农村集体化生产主要是以组建村民互助组为主。村民互助组的性质是在土地小农私有基础上建立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织，它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开展共同劳动，互换工时、互换劳具，以解决农村个体农户生产中缺乏劳动力、耕畜和农具的困难。农村互助组的生产关系依然是小农个体经济的私有制；而生产方式则是共同劳动和对一些牲畜、农具的共同使用。但这个时期已开始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农村试办农业合作社（初级社），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39.9%的农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初级社）。
全面推行初级社（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这时期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广大农村全面推行初级合作社，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初级合作社里，社员以自己私有的土地作股入社，获取相应的土地报酬；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由初级合作社统一使用，付给适当报酬，或按自愿互利原则，采取分期付款形式作价入社，逐步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由于初级合作社的生产关系已开始由个体私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制转变，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也不断转变成为社会化地互助合作生产。至1955年初，初级农业合作社在全国得以普遍建立和开始办高级社，至1955年4月，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已经发展到67万个。
高歌进入高级社（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到1956年1月，全国基本实现了初级合作化，从此互助合作运动进入高级社大发展阶段。高级社的集体化程度要高于初级社，在高级社里，农村经济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制，社员的土地无代价全部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耕畜、大型农机具等主要生产资料通过折价转为集体所有；社员通过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由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到后期，对互助合作运动估计过于乐观，期望过高，热情过高，要求过快，到1956年底，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96%，同时加入高级社的达87%。至此，中国农业互助合作任务比原计划提前了11年完成，同时也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小农个体私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二）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坚持走整体推进、农工互助的发展道路
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农业集体化发展经验，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应该与中国的工业化相辅相成，互助发展。为此，他着力思考以农业集体化大生产来辅助中国工业化大发展，并建立巩固的国防的问题，即"以农辅工"思想。毛泽东认为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首先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劳动生产力，加快农民摆脱贫困的步伐，真正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他认为："我国的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5]因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6] 1954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要同时取得两场革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胜利，其中的社会革命就是把小农个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并进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技术革命，就是在农业生产中逐步运用科学技术，最终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两场革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三）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坚持黨的领导、进度适中的推进方法
毛泽东1953年秋季在制定关于农业社会化生产的决议中，确定"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又进一步明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导方针，这两个方针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机关要全面地领导农民积极开展农村集体化大生产运动，并认为，农村集体化大生产运动能否卓有成效、能否实现农业增产、能否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关键是看当地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是否高昂，工作方法是否得当，工作重心是否倾向。毛泽东强调："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5]毛泽东还主张，在农村集体化大生产运动中，农业集体化既要确保农村和谐稳定，又要保障农业整体发展，而反对那种只讲平稳不求发展或者那种只讲局部的前进而不求整体推进的发展。毛泽东始终认为，无论过慢还是过快都会形成机会主义。因此，毛泽东强调："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4]在1955年，当毛泽东了解到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因为发展得过激过快，不仅影响了部分农民入社的积极性，而且也影响了部分农业集体合作社的劳动生产效率，毛泽东及时地进行了调整，对那些思想觉悟还没有上来，处于被迫加入到集体合作社的农民进行了清退。毛泽东强调，开展农业集体化大生产运动既要求有数量，更要求讲质量，没有质量的数量宁愿不要。
四、当代价值——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发展中国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加快新型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建设，这既是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为破解"三农"问题、加快农业科学发展而明确的农业发展目标，也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在新时期的更深层次的调整方向，是对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在更高层面上的扬弃，也是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谁来种田"、"怎么种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破解的一个深刻地社会性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正在剧烈变迁：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村庄在迅速减少，过去的10年间，已有90万个自然村消失；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呈现"空巢"村，农村只留下三个家伙：老家伙、小家伙和傻家伙。中国的农业在发生急剧变迁：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规模狭小而分散的小农个体经营，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新型农业生产的要求。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农村农业正遭受最严重的冲击：因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民仅仅依靠手中的小块土地已经不能维持家庭生计。目前，中国农村已有2.6亿精壮劳动力走出家门，外出务工、经商，大部分已完全脱离土地供养，这反过来形成农村相当数量的土地抛荒。但由于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还有待破题，这些背离了土地的农民宁肯土地抛荒也不肯放弃土地经营权，形成当前中国农业"二律背反"的尴尬：一方面耕地总量和人均量都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农村耕地资源又严重闲置浪费。
国际先进的生产方式告诉我们，地应该交给会种的人。自十七大以来，中国各地留守在自己土地上的农民，充分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以提高农业社会生产力为目标，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依托，开展了各种农业经营方式重组的创新，取得了相当积极的成效。2013年，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黑龙江开始试水中国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调整。黑龙江探索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方向是合作社、家庭农庄、种田大户和农业企业。到2015年，这四类种田的主体将耕种土地467多万公顷，占黑龙江总耕地面积的1/3，80%农户的土地将实现规模经营。这场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如果能达到预期效果，这对于全国的农业生产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有决定意义。
（二）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明确提出要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而2007年中央1号文件也明确指出，我国所要发展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现代经营形式推进、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培养新型农民发展的现代农业，是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的农业现代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农业和不发达农业而言，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业劳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中国特色农业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就是新型农业合作组织。通过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来实现管理和服务体系全方位发展，使得生产方式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通过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来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生产与市场的结合更加紧密；通过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更加合理；通过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来实现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一体化发展，使得生产资源的区域布局更为开放。
（三）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完善新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毛泽东在关于农业集体化思想的理论中，提出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两个积极性"，就是既要充分调动和发挥集体经营的积极性和个体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两个积极性"思想在今天依然意义重大，一方面既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即坚持土地所有制公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公有制集体经营的积极性，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灵魂"。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农民家庭承包了农村集体土地，可充分调动和发挥个体自主经营的积极性，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肉体"。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关键就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适应现代新型农业的发展需要，构建"统"和"分"的创新机制。在"统"的层次上，要实现统一经营向集约化与产业化方向转变，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在"分"的层次上，要实现家庭小农经营向科学化和商品化方向转变，也就是要通过不断探索农业生产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放活农业的新型经营权，加快构建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实现了"统"和"分"的机制创新，既发挥集约化、产业化、社会化的积极性，又发挥科学化、商品化、专业化的积极性，成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有效载体，充分体现现代农业发展依然需要充分发挥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两个积极性的客观要求，这是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是对毛泽东农业集体化思想的更高扬弃。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10.
[2]毛泽东读书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887-888.
[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7-450.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1.
[5]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81-215.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7.
【关键词】毛泽东；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集体化组织
一、理论渊源——继承马列关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研究成果
（一）社会化大生产是传统农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欧洲以及东方各国所存在的阶级关系进行认真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农业和社会生产发展问题的研究，认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私有制的小农个体经济的灭亡是必然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自办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1]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动摇小农个体经济私有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除了要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外，也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行社会化的大生产；而要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也必须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通过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因为社会发展的实践见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都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发展方式的优势已经显现。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在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后，要创造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都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实现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除了要革新社会生产关系外，更要革新社会的生产方式，全面激发广大人民的劳动创造力，全面提升整个社会发展的生产力，这样才能确保整个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
（二）集体合作化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之一
查阅毛泽东的早期通信，在1920年8月13日，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2]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阅信后立馬复信，"……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2]据考证，这应是毛泽东最早触及农业社会化大生产转型的实现形式之一——合作社的理论，并认识到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之一的价值，这为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和探寻如何将规模狭小而分散、小农意识较浓的农民团结起来革命找到了突破口和出路。
二、初期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实践探索
基于"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科学判断，毛泽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农民问题作为革命工作的核心问题。他认为，要把人数最多的农民吸引参加革命，首先就必须满足农民最现实的需要，实现农民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即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所以，在这一探索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建立在变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的。
（一）农民互助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农民对土地私有基础上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求，建立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实行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合作组织，应该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基础上，这种生产关系形成于对资产阶级斗争胜利的形式和产物。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清醒认识到中国农民运动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而贫农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根源于对土地的渴望。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来满足贫困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自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农民土地私有权问题就被明确提出。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用法律形式确保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制。到了1953年春，除新疆、西藏及台湾等三个地区外，全国范围土地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所有制终于被废弃，获得解放的农民基本都分得自己的土地。因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村发动的农民互助合作运动都是以确保农民对土地个体所有为基础的。
（二）研究农业互助合作的思想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
可以说，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推动中国农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过程就是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25年至1927年），为了探索中国农民运动发展规律，毛泽东回到自己的家乡，深入到韶山、湘潭等农村，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相继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等，考察研究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农村各个阶级阶层的性质，重点思考怎样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现实问题，在深入研究和思考基础上，他指出，发展农民互助合作关系才是解决农民问题、防止地主盘剥的最佳生产方式。第二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更深入思考和探索中国农业生产的方式和方向问题，毛泽东又深入寻乌、长冈等农村，开展大量实地调查，并把马列主义关于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思想与中国农村农业发展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长冈乡调查》、《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寻乌调查》等调查报告，重点研究并提出了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抗日根据地为依托，对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农村互助合作关系开展调查研究，相继发表了《组织起来》、《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文章，对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性质、原则、形式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阐述。第四阶段（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在解放区因为全面开展了土地改革，各类农业互助合作组织都得到很大发展，全面了解互助合作这种新的农业发展方式的积极作用对全国农业的发展将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充分肯定了互助合作组织的积极作用，这也意味着这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方式将在新中国农村得以实现。毛泽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通过深入农村地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建立中国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理论。 （三）发展农业互助合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自愿互利原则
通过社会实践，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积极引导，先把觉悟高的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开展互助合作把生产发展了，才能达到教育其他不觉悟的农民，最终达到提高整体农民觉悟的目的。因此，"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为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保证。"[3]毛泽东指出，我们首先要承认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农村实行的是个体经济，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其次，还要看到合作社是一种集体化互助合作的劳动组织。
（四）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必须坚持正确地发展方向
毛泽东和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原理，采取有步骤、积极稳妥的道路，创立从临时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终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阶段发展的形式，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主要还是采用第一阶段的互助合作的形式。
1943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4]根据毛泽东的设计，要实现从小农个体土地私有条件下的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条件下的合作社，必须分两阶段才能实现：第一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起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第一阶段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和引导农民进一步地实现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联合，形成较大规模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化组织。毛泽东始终认为，发展农业集体化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战胜资本主义因素，从而避免在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发展农业集体化的终极目标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说，"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3]
三、全面推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全面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會经济中逐步占主导地位而有了本质的发展变化，有了由自耕小农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转型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因而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一）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坚持逐步推进、三步到位的发展道路
建国后，毛泽东积极思考实现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道路，他构想了用18年分三步走的发展步骤。他认为，通过走互助组（1949年10月至1953年）、初级社（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高级社（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的"三步走"道路，就能达到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大生产模式。
大力发展互助组（1949年10月至1953年），这时期因为在新解放区刚刚推行土地改革，土地小农私有还是当时新旧解放区农村经济中的主要生产关系。所以，农村集体化生产主要是以组建村民互助组为主。村民互助组的性质是在土地小农私有基础上建立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织，它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开展共同劳动，互换工时、互换劳具，以解决农村个体农户生产中缺乏劳动力、耕畜和农具的困难。农村互助组的生产关系依然是小农个体经济的私有制；而生产方式则是共同劳动和对一些牲畜、农具的共同使用。但这个时期已开始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农村试办农业合作社（初级社），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39.9%的农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初级社）。
全面推行初级社（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这时期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广大农村全面推行初级合作社，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初级合作社里，社员以自己私有的土地作股入社，获取相应的土地报酬；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由初级合作社统一使用，付给适当报酬，或按自愿互利原则，采取分期付款形式作价入社，逐步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由于初级合作社的生产关系已开始由个体私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制转变，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也不断转变成为社会化地互助合作生产。至1955年初，初级农业合作社在全国得以普遍建立和开始办高级社，至1955年4月，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已经发展到67万个。
高歌进入高级社（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到1956年1月，全国基本实现了初级合作化，从此互助合作运动进入高级社大发展阶段。高级社的集体化程度要高于初级社，在高级社里，农村经济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制，社员的土地无代价全部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耕畜、大型农机具等主要生产资料通过折价转为集体所有；社员通过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由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到后期，对互助合作运动估计过于乐观，期望过高，热情过高，要求过快，到1956年底，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96%，同时加入高级社的达87%。至此，中国农业互助合作任务比原计划提前了11年完成，同时也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小农个体私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二）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坚持走整体推进、农工互助的发展道路
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农业集体化发展经验，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应该与中国的工业化相辅相成，互助发展。为此，他着力思考以农业集体化大生产来辅助中国工业化大发展，并建立巩固的国防的问题，即"以农辅工"思想。毛泽东认为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首先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劳动生产力，加快农民摆脱贫困的步伐，真正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他认为："我国的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5]因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6] 1954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要同时取得两场革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胜利，其中的社会革命就是把小农个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并进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技术革命，就是在农业生产中逐步运用科学技术，最终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两场革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三）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坚持黨的领导、进度适中的推进方法
毛泽东1953年秋季在制定关于农业社会化生产的决议中，确定"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又进一步明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导方针，这两个方针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机关要全面地领导农民积极开展农村集体化大生产运动，并认为，农村集体化大生产运动能否卓有成效、能否实现农业增产、能否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关键是看当地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是否高昂，工作方法是否得当，工作重心是否倾向。毛泽东强调："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5]毛泽东还主张，在农村集体化大生产运动中，农业集体化既要确保农村和谐稳定，又要保障农业整体发展，而反对那种只讲平稳不求发展或者那种只讲局部的前进而不求整体推进的发展。毛泽东始终认为，无论过慢还是过快都会形成机会主义。因此，毛泽东强调："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4]在1955年，当毛泽东了解到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因为发展得过激过快，不仅影响了部分农民入社的积极性，而且也影响了部分农业集体合作社的劳动生产效率，毛泽东及时地进行了调整，对那些思想觉悟还没有上来，处于被迫加入到集体合作社的农民进行了清退。毛泽东强调，开展农业集体化大生产运动既要求有数量，更要求讲质量，没有质量的数量宁愿不要。
四、当代价值——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发展中国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加快新型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建设，这既是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为破解"三农"问题、加快农业科学发展而明确的农业发展目标，也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在新时期的更深层次的调整方向，是对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在更高层面上的扬弃，也是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谁来种田"、"怎么种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破解的一个深刻地社会性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正在剧烈变迁：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村庄在迅速减少，过去的10年间，已有90万个自然村消失；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呈现"空巢"村，农村只留下三个家伙：老家伙、小家伙和傻家伙。中国的农业在发生急剧变迁：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规模狭小而分散的小农个体经营，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新型农业生产的要求。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农村农业正遭受最严重的冲击：因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民仅仅依靠手中的小块土地已经不能维持家庭生计。目前，中国农村已有2.6亿精壮劳动力走出家门，外出务工、经商，大部分已完全脱离土地供养，这反过来形成农村相当数量的土地抛荒。但由于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还有待破题，这些背离了土地的农民宁肯土地抛荒也不肯放弃土地经营权，形成当前中国农业"二律背反"的尴尬：一方面耕地总量和人均量都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农村耕地资源又严重闲置浪费。
国际先进的生产方式告诉我们，地应该交给会种的人。自十七大以来，中国各地留守在自己土地上的农民，充分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以提高农业社会生产力为目标，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依托，开展了各种农业经营方式重组的创新，取得了相当积极的成效。2013年，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黑龙江开始试水中国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调整。黑龙江探索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方向是合作社、家庭农庄、种田大户和农业企业。到2015年，这四类种田的主体将耕种土地467多万公顷，占黑龙江总耕地面积的1/3，80%农户的土地将实现规模经营。这场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如果能达到预期效果，这对于全国的农业生产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有决定意义。
（二）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明确提出要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而2007年中央1号文件也明确指出，我国所要发展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现代经营形式推进、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培养新型农民发展的现代农业，是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的农业现代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农业和不发达农业而言，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业劳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中国特色农业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就是新型农业合作组织。通过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来实现管理和服务体系全方位发展，使得生产方式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通过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来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生产与市场的结合更加紧密；通过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更加合理；通过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来实现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一体化发展，使得生产资源的区域布局更为开放。
（三）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完善新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毛泽东在关于农业集体化思想的理论中，提出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两个积极性"，就是既要充分调动和发挥集体经营的积极性和个体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两个积极性"思想在今天依然意义重大，一方面既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即坚持土地所有制公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公有制集体经营的积极性，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灵魂"。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农民家庭承包了农村集体土地，可充分调动和发挥个体自主经营的积极性，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肉体"。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关键就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适应现代新型农业的发展需要，构建"统"和"分"的创新机制。在"统"的层次上，要实现统一经营向集约化与产业化方向转变，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在"分"的层次上，要实现家庭小农经营向科学化和商品化方向转变，也就是要通过不断探索农业生产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放活农业的新型经营权，加快构建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实现了"统"和"分"的机制创新，既发挥集约化、产业化、社会化的积极性，又发挥科学化、商品化、专业化的积极性，成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有效载体，充分体现现代农业发展依然需要充分发挥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两个积极性的客观要求，这是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是对毛泽东农业集体化思想的更高扬弃。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10.
[2]毛泽东读书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887-888.
[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7-450.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1.
[5]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81-215.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