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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式概念“普世价值”确实具有一定的普世意义,但是,将它作为当代各文明通约的底线伦理则可,作为强求其他文明的唯一标准则需审慎对待甚至拒斥。普世价值在当代中国有其特色内涵与表达。
关键词:普世价值;认识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普世价值”(the Uuniversial Ethics)又称作“普遍伦理”、“普适价值”、“普世伦理”、“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价值论,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对其进行分析探讨。
一、目前学界关于“普世价值”的多面揭示
多数研究者认为,普世价值具有三个层面的语义:第一,这种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不是仅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第二,这种价值具有普遍永恒性,它不仅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第三,这种价值是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来表述的。只有符合以上三个基本要件,才能称为普世价值命题。[1]
根据讨论者立场的不同,普世价值可分为“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两个不同的类别。客观主义认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必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而不能随心所欲的挑挑拣拣。对客观普世价值的拒斥和反对,是一种落后和不开化的表现。相对主义则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是相对的,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内部共有的价值观念。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化,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在近代东方民族反抗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侵入时,常常采用这样一种相对主义的普世价值立场。
也有人指出,所谓“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就是指西式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等等。他们把普世价值观说成西方独有的东西,或者美国独有的东西,或者某个阶级所独有的。还有的把它和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文化对立起来,力图让特定阶级、特定文化的价值变成适用于一切阶级、国家、文化的普世价值。
当前在我国,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指向这样一些热点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近几年来,国内外某些人所鼓吹的“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是以抽象形式包装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并非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宣扬“普世价值”思潮具有极强的政治指向性,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和私有财产权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内外某些势力利用我们深化改革的形势,企图通过“普世价值”外衣伪装,把他们那一套旨在根本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西化主张塞给我们的一种手段。这是关系到我们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必须给予其以毫不含糊、旗帜鲜明的拒绝回应。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普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并非相互对立,相反,普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核心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一致的。我们应当尊重和提倡普世价值,这样才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发展。
二、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种认识论基础学说
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主要由如下几大基础理论提供支撑。
一是普遍人性论。其基本观点是,价值一般是对于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言的,而人的需要和利益一般被理解为人性问题,因此价值问题与人性论直接有关。普遍人性论预设普遍人性的存在,进而根据这种普遍的人性来建立適合的普世价值。因而,只要能够证明存在着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并且这种人性不是离间人际关系,而是亲和、凝聚人际关系,也就能够证明存在着普遍的和共同的价值———普世价值。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推已及人。[2]在西方,康德认为,人有共有的先验范畴,并独立于经验。这就为预设共同的人类意向提供了某种论证。
二是进化论。达尔文认为在动物中发展出某种良心的机制,跟在人类当中发展出良心的机制,实际上是一致的。人和动物都具有一些社会性本能,包括亲慈子爱的感情在内。[3]道德和价值,就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则,是种族生存延续的需要,深深植根于本能当中。达尔文认为:“良心的形成,是人这种社会性动物所具有的社会本能(主要包括恩爱和同情心)进化的结果,是这种社会本能在人的心理层面即自觉意识当中的反映。”从遗传基因上来说,人类是同源的。可以说,人类从来没有丢掉过这些共同的东西,只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或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他们以不同的表述方式都指向共同的东西。[4]而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意味着普世价值。
三是多元文化论。多元文化论认为,一方面,多元文化的存在要求相互交流借鉴,这种内在要求的存在使价值趋同、文化趋同、普世价值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密切,价值观念趋同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比如说在典型的非洲部落,如果一旦有殖民者或者外国游客来了之后,向这些部落的人教授还有别的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么一些年轻人就会马上接受并同以前的生活方式相比较,从而会改变或者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的趋同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5]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也是人类有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证明。
四是新契约论。其代表人物美国的罗尔斯用一种新契约论方法确定普世的政治正义原则。其《正义论》主要探讨怎样的制度更好、更合理、更符合正义原则。在“无知之幕”基础上,预设人完全没有立场又具有认识能力,在交往中能够达成共识。所达成的共识便是普世价值的反映。这一普世价值可以与人性、利益、阶级等背景因素无关,而能由契约的达成证明其存在。
我们认为,普世价值是存在的,需要作科学的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普遍人性是体现于特殊个体中的全面的、具体的人性,是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人性。人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
三、中国“普世价值”的实践探索与价值认同
普世价值在多样的具体文化中,必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事实上,中国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传承,并不缺少普世价值的因素,但表现与他文化迥异。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道中庸”。显然,这是极具生命力的普世价值。由于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主体文化传统等多发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有很大区别,思维方式、处事原则直到现在与别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有着差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特殊性,它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相融合。
事实上,中国对于西式“普世价值”的实践认同也是由来已久。早在1945年4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就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联合国宪章精神在成员国间得到认同,可算作一种普世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制定并签署了体现共同价值观的一系列调整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条约和协议。如: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李保东大使指出:“和平、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前辈们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确立的最朴素的普世人权价值,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文明之光、人性之光和理想之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活动和举措也从实践上反映了对普世价值的承认。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普世价值的表现形式必然有其特殊性。如“民主”,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采取“人民民主”的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否定抽象的普世价值,实现普世价值的现实化,一方面对“普世价值”鼓吹者推行西方价值观念、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企图坚决予以抵制,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并切实遵守与此相适应的普世性“游戏规则”。
参考文献:
[1]程广云,韩璞庚.论普世价值如何可能[J].学术月刊,2002.5.
[2]《孟子·告子上》“欲贵者,人之同心也。”.
[3]舒远招.西方进化论理学——进化论运用于伦理学的尝试[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4]刘景钊.当代政治哲学的透视与反思——顾肃教授访谈录.
[5]林耀华.凉山彝家的巨变[M].商务印书馆,1995.
关键词:普世价值;认识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普世价值”(the Uuniversial Ethics)又称作“普遍伦理”、“普适价值”、“普世伦理”、“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价值论,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对其进行分析探讨。
一、目前学界关于“普世价值”的多面揭示
多数研究者认为,普世价值具有三个层面的语义:第一,这种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不是仅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第二,这种价值具有普遍永恒性,它不仅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第三,这种价值是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来表述的。只有符合以上三个基本要件,才能称为普世价值命题。[1]
根据讨论者立场的不同,普世价值可分为“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两个不同的类别。客观主义认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必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而不能随心所欲的挑挑拣拣。对客观普世价值的拒斥和反对,是一种落后和不开化的表现。相对主义则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是相对的,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内部共有的价值观念。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化,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在近代东方民族反抗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侵入时,常常采用这样一种相对主义的普世价值立场。
也有人指出,所谓“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就是指西式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等等。他们把普世价值观说成西方独有的东西,或者美国独有的东西,或者某个阶级所独有的。还有的把它和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文化对立起来,力图让特定阶级、特定文化的价值变成适用于一切阶级、国家、文化的普世价值。
当前在我国,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指向这样一些热点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近几年来,国内外某些人所鼓吹的“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是以抽象形式包装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并非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宣扬“普世价值”思潮具有极强的政治指向性,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和私有财产权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内外某些势力利用我们深化改革的形势,企图通过“普世价值”外衣伪装,把他们那一套旨在根本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西化主张塞给我们的一种手段。这是关系到我们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必须给予其以毫不含糊、旗帜鲜明的拒绝回应。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普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并非相互对立,相反,普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核心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一致的。我们应当尊重和提倡普世价值,这样才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发展。
二、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种认识论基础学说
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主要由如下几大基础理论提供支撑。
一是普遍人性论。其基本观点是,价值一般是对于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言的,而人的需要和利益一般被理解为人性问题,因此价值问题与人性论直接有关。普遍人性论预设普遍人性的存在,进而根据这种普遍的人性来建立適合的普世价值。因而,只要能够证明存在着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并且这种人性不是离间人际关系,而是亲和、凝聚人际关系,也就能够证明存在着普遍的和共同的价值———普世价值。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推已及人。[2]在西方,康德认为,人有共有的先验范畴,并独立于经验。这就为预设共同的人类意向提供了某种论证。
二是进化论。达尔文认为在动物中发展出某种良心的机制,跟在人类当中发展出良心的机制,实际上是一致的。人和动物都具有一些社会性本能,包括亲慈子爱的感情在内。[3]道德和价值,就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则,是种族生存延续的需要,深深植根于本能当中。达尔文认为:“良心的形成,是人这种社会性动物所具有的社会本能(主要包括恩爱和同情心)进化的结果,是这种社会本能在人的心理层面即自觉意识当中的反映。”从遗传基因上来说,人类是同源的。可以说,人类从来没有丢掉过这些共同的东西,只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或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他们以不同的表述方式都指向共同的东西。[4]而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意味着普世价值。
三是多元文化论。多元文化论认为,一方面,多元文化的存在要求相互交流借鉴,这种内在要求的存在使价值趋同、文化趋同、普世价值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密切,价值观念趋同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比如说在典型的非洲部落,如果一旦有殖民者或者外国游客来了之后,向这些部落的人教授还有别的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么一些年轻人就会马上接受并同以前的生活方式相比较,从而会改变或者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的趋同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5]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也是人类有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证明。
四是新契约论。其代表人物美国的罗尔斯用一种新契约论方法确定普世的政治正义原则。其《正义论》主要探讨怎样的制度更好、更合理、更符合正义原则。在“无知之幕”基础上,预设人完全没有立场又具有认识能力,在交往中能够达成共识。所达成的共识便是普世价值的反映。这一普世价值可以与人性、利益、阶级等背景因素无关,而能由契约的达成证明其存在。
我们认为,普世价值是存在的,需要作科学的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普遍人性是体现于特殊个体中的全面的、具体的人性,是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人性。人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
三、中国“普世价值”的实践探索与价值认同
普世价值在多样的具体文化中,必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事实上,中国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传承,并不缺少普世价值的因素,但表现与他文化迥异。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道中庸”。显然,这是极具生命力的普世价值。由于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主体文化传统等多发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有很大区别,思维方式、处事原则直到现在与别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有着差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特殊性,它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相融合。
事实上,中国对于西式“普世价值”的实践认同也是由来已久。早在1945年4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就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联合国宪章精神在成员国间得到认同,可算作一种普世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制定并签署了体现共同价值观的一系列调整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条约和协议。如: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李保东大使指出:“和平、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前辈们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确立的最朴素的普世人权价值,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文明之光、人性之光和理想之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活动和举措也从实践上反映了对普世价值的承认。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普世价值的表现形式必然有其特殊性。如“民主”,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采取“人民民主”的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否定抽象的普世价值,实现普世价值的现实化,一方面对“普世价值”鼓吹者推行西方价值观念、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企图坚决予以抵制,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并切实遵守与此相适应的普世性“游戏规则”。
参考文献:
[1]程广云,韩璞庚.论普世价值如何可能[J].学术月刊,2002.5.
[2]《孟子·告子上》“欲贵者,人之同心也。”.
[3]舒远招.西方进化论理学——进化论运用于伦理学的尝试[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4]刘景钊.当代政治哲学的透视与反思——顾肃教授访谈录.
[5]林耀华.凉山彝家的巨变[M].商务印书馆,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