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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战后，沙特阿拉伯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沙特王室在民主化改造中进退维谷，意识形态危机加剧，沙美盟友关系龃龉不断，安全环境变数增多。民主化改造所激起的社会张力和因现代化受挫后的屈辱与不忿，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将成为沙特政府长期面临的两个严峻考验。
2007年来，沙特的外交大开大阖，卷起风云无数，外界纷纷断言沙特要重新崛起于中东外交舞台。但实际上，沙特作为中东老大，根本不存在崛起问题，为何沙特却在伊战后动作频频呢？
沙特必须要做老大
近来，中东重要国家沙特阿拉伯的一系列外交动作引人注目:2月8日，促成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两派达成“麦加协议”;3月3日，高调接待来访的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3月28日，阿盟首脑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
沙特近来的一系列举动，属于在中东力量重新“洗牌”后的应对之举，此次“洗牌”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什叶派在伊拉克掌握政权，而且伊朗也借着核危机拉拢中东各国，俨然成为中东新主的架式。
沙特作为伊朗的近邻，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一般是低调行事，但随着三场内战（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中东地区爆发的可能越来越大，沙特已经摒弃了其一直奉行的低调外交模式，转而以一种更具主动性的角色来平息该地区的冲突。
中东目前存在着三大突出问题:一是巴勒斯坦内部冲突;二是伊拉克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仇杀;三是黎巴嫩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这三大问题被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比喻为“一遇火星就爆炸的火药库”。尤其像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如果蔓延开来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伊拉克政府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和沙特可能支持的逊尼派打起来，最后这场战争就由此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
虽然以上这三个“火药库”的形成原因各不相同，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伊朗因素。伊朗为了发展自己的核技术，为了对付美国和欧盟的制裁，需要凸显它的地区作用，需要强化它的地区影响力。于是作为什叶派老大的伊朗就自然而然地利用起宗教因素构筑自己的安全屏障，而挑逗起来的宗教仇杀恰恰对逊尼派老大——沙特——的安全造成了新的冲击。
埃及阿拉姆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专家加麦尔·加沃德说:“这是一种因需要而产生的领导角色。现在中东地区出现了领导权真空，他们（沙特）必须站出来，不然伊朗会站出来。”
中东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沙特必须做老大，它不做老大，它就完蛋。”
一个不起眼的受益者
伊战结束四年后，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在其最近一期的文章中分析了伊拉克战争的受益者，它把伊朗列为第一受益方，而阿拉伯国家列在了第六。伊朗得益最多是因为伊拉克缠住了美国的手脚，以至于美国在伊朗的核问题上少了许多硬气。而阿拉伯国家入选（包括沙特）的理由是: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受到了迟滞，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政策的失败，美国已对阿拉伯国家政权改革失去兴趣。
本来美国一直奉行的是“中东民主例外论”，这次准备以民主来改造中东,很大程度上是起因于“9·11”。“9·11”事件的19名嫌疑人中15人有沙特国籍，甚至有王室子弟参与其中，当时美国舆论对此深感震惊与不解。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称沙特是美国“最危险的敌人”，并建议布什政府对沙特采取强硬态度。
美国媒体开始把沙特称为“动荡中心”和“威胁西方利益的根源”。虽然布什没有听从兰德公司的做法，但是他对沙特的态度也开始严肃起来，以“大中东民主计划”来改造沙特就是一个例子。布什政府敦促沙特加快改革进程，开放言论自由，让沙特年轻人对未来产生信心，而不是加入“基地”组织。
沙特这个传统盟友也开始被布什放到了火炉上炙烤了。
甚至英国也加入这种大合唱。2004年，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向《卫报》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就是他梦见沙特阿拉伯所有的王室成员早晨都被挂在柱子上吊死，而这个国家的居民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府，并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王室面临三大危机
2005年，老国王法赫德病逝，沙特王室在平稳中完成了权力交接，但沙特王室能否在更加复杂的局势中延续命脉，这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个严峻的考验。
危机一:与美国关系何去何从？
毫不夸张地说，与美国联盟是构建沙特王室的三根权杖（与美联盟、石油收入、瓦哈比教义）之一。用石油换安全，是这个联盟的基石。
法赫德统治时期的沙特被打上了鲜明的“亲美”烙印，但正因为美国与沙特的石油生意，惹得沙特的传统信徒们群情激昂。深谙民情的阿卜杜拉亲王1995年后放缓“西化”步伐，热络的美沙关系开始降温。
“9·11”之后，沙特政府对于“基地”组织的穷追猛打客观上缓解了华盛顿过度紧张的神经。然而，这种做法招致了国内许多宗教人士的不满。现在，沙特王室是处于一种夹缝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国内的压力，它如果在反美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公开地支持美国，那它来自国内的压力，包括其他穆斯林世界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加，甚至会增加恐怖主义对它袭击的更大可能性，刺激恐怖主义。
危机二:怎样摆脱“基地”的骚扰？
沙特原来一直是个富裕而平和的国家，但自从拉登家族里出了个恐怖大亨后，沙特国内的安宁局面被打破了。
“基地”组织与沙特王室为敌并不奇怪。“基地”组织的总头目拉登出身于沙特的富有望族，他一直想在沙特建立起原教旨主义国家，后来遭到王室的驱逐。1998年，拉登应邀参加美国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就曾毫不避讳地说:“沙特王室的行为违背真主的意愿，他们的种种做法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有责任将其消灭。”
2003年的5月和9月，沙特首都利雅得就发生了多起“自杀性”汽车炸弹爆炸案，致使50人丧命。2004年，又有一些美国人在沙特遭到绑架，后来又无一幸免地被杀掉，而整个杀人过程全部呈现在网页上。“基地”组织声称对这些恐怖事件负全责。
2005年2月27日，沙特安全部队在利雅得击毙包括贾维尔在内的5名“基地”分子后宣布，经过此役，被沙特政府通缉的36名恐怖分子头目中，有13人被打死或者自杀，6人投降，16人逃亡国外，目前在沙特国内的“基地”头目仅剩下一个。
尽管如此，没有一个沙特人敢说，“基地”的威胁已经消除。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在沙特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官方的瓦哈比伊斯兰教派和激进的伊斯兰教派间的区别已经日益模糊。这块土壤既然培育了拉登，那么更多的后继者会源源不断而来。
危机三:怎样推进国家革新？
沙特人口自1980年以来急剧增长，如今60%的沙特人年龄在20岁以下。人口增加的同时国民财富没有同步增长，于是人均GDP从2万美元下降到不足1万美元，失业率也随之增加。
同时，由于沙特人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见闻更加广博，很多人对国家的封闭、教士的权力和王室对公共事务与国库拥有的无上权力越来越不满。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成为不可抗拒之洪流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沙特如何适应并改良也变得棘手。
阿卜杜拉国王也明白必须进行改革，以拯救国家和王室家族。近年来，他已经做出一些空前的举动，以试探各界反应。这些举动为改革者带来希望，也让保守派感到警惕。如果国家与政权两者不可兼得，阿卜杜拉会选择国家利益，还是选择家族利益？这是一个问题。
谁来执掌沙特？
沙特王室实行世袭制，规定由王储继承王位。国王须在执政初期确定王储。不过，选择的标准不是子继父位，而是兄终弟继。在无法执行兄终弟继的情况下，王位方可由国王之子继承。
沙特王室成员之间虽然基本上保持和睦，以维护王室整体的一致。但是考察历史，沙特王室并不缺乏明争暗斗。1953年，沙特开国之君伊本·沙特病逝，临终前，他将两个儿子叫到床前，让他们发誓团结协力治理国家，即使彼此之间存在分歧，也不能让世人知道。但后来哥哥的王位还是被弟弟夺走，而弟弟又在王宫中被侄儿杀死。
现年78岁的王储苏尔坦是已故法赫德国王的胞弟，而现国王阿卜杜拉与法赫德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将引发的勾心斗角始终是沙特王室的阴影，王室成员之间相互嫉妒也在情理之中，阿卜杜拉之后的王位继承可能会出现新问题，届时这种勾心斗角也可能会公开化。
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哪里都逃不过血腥。沙特王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2006年10月，王室宣布将成立一个委员会，以选举而不是靠国王指定来确定未来的王储。在新制度下，这个由各位王子组成的“忠诚委员会”将在任命王储上拥有话语权。这种制度将在苏尔坦王储继任国王后开始运作。
现在，世人已经把眼光聚集到了下一代沙特国王的身上，而这两个人是最有可能胜出的。
一是56岁的班达尔·苏尔坦。他是新王储苏尔坦的儿子。班达尔任沙特驻美大使22年，与布什父子亲如家人。他善于把沙特的财富与美国的权势结合，直接参与美国的重大外交，甚至多次帮美国化解纠纷。2005年法赫德病危后，他离职回国，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力的王位竞争者。
二是48岁的瓦利德亲王。其母亲是黎巴嫩首任总理的千金。瓦利德在美国读书时，用1.5万美元创业，现资产已超过200亿美元。他每年拿数亿美元济贫，颇得百姓好评。专家预言他将成为世界最有实力、最具影响的实业家。
一只孤独的“苍鹰”在落日的大漠上空自由地盘旋。也许它曾目睹过当年那位年轻的阿拉伯王子在半岛上纵横驰骋的身影。往事如沙，年轻的王子们是否能够带领70多年风霜的王室度过危机，这成了中东地区另一个悬念。
2007年来，沙特的外交大开大阖，卷起风云无数，外界纷纷断言沙特要重新崛起于中东外交舞台。但实际上，沙特作为中东老大，根本不存在崛起问题，为何沙特却在伊战后动作频频呢？
沙特必须要做老大
近来，中东重要国家沙特阿拉伯的一系列外交动作引人注目:2月8日，促成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两派达成“麦加协议”;3月3日，高调接待来访的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3月28日，阿盟首脑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
沙特近来的一系列举动，属于在中东力量重新“洗牌”后的应对之举，此次“洗牌”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什叶派在伊拉克掌握政权，而且伊朗也借着核危机拉拢中东各国，俨然成为中东新主的架式。
沙特作为伊朗的近邻，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一般是低调行事，但随着三场内战（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中东地区爆发的可能越来越大，沙特已经摒弃了其一直奉行的低调外交模式，转而以一种更具主动性的角色来平息该地区的冲突。
中东目前存在着三大突出问题:一是巴勒斯坦内部冲突;二是伊拉克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仇杀;三是黎巴嫩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这三大问题被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比喻为“一遇火星就爆炸的火药库”。尤其像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如果蔓延开来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伊拉克政府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和沙特可能支持的逊尼派打起来，最后这场战争就由此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
虽然以上这三个“火药库”的形成原因各不相同，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伊朗因素。伊朗为了发展自己的核技术，为了对付美国和欧盟的制裁，需要凸显它的地区作用，需要强化它的地区影响力。于是作为什叶派老大的伊朗就自然而然地利用起宗教因素构筑自己的安全屏障，而挑逗起来的宗教仇杀恰恰对逊尼派老大——沙特——的安全造成了新的冲击。
埃及阿拉姆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专家加麦尔·加沃德说:“这是一种因需要而产生的领导角色。现在中东地区出现了领导权真空，他们（沙特）必须站出来，不然伊朗会站出来。”
中东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沙特必须做老大，它不做老大，它就完蛋。”
一个不起眼的受益者
伊战结束四年后，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在其最近一期的文章中分析了伊拉克战争的受益者，它把伊朗列为第一受益方，而阿拉伯国家列在了第六。伊朗得益最多是因为伊拉克缠住了美国的手脚，以至于美国在伊朗的核问题上少了许多硬气。而阿拉伯国家入选（包括沙特）的理由是: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受到了迟滞，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政策的失败，美国已对阿拉伯国家政权改革失去兴趣。
本来美国一直奉行的是“中东民主例外论”，这次准备以民主来改造中东,很大程度上是起因于“9·11”。“9·11”事件的19名嫌疑人中15人有沙特国籍，甚至有王室子弟参与其中，当时美国舆论对此深感震惊与不解。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称沙特是美国“最危险的敌人”，并建议布什政府对沙特采取强硬态度。
美国媒体开始把沙特称为“动荡中心”和“威胁西方利益的根源”。虽然布什没有听从兰德公司的做法，但是他对沙特的态度也开始严肃起来，以“大中东民主计划”来改造沙特就是一个例子。布什政府敦促沙特加快改革进程，开放言论自由，让沙特年轻人对未来产生信心，而不是加入“基地”组织。
沙特这个传统盟友也开始被布什放到了火炉上炙烤了。
甚至英国也加入这种大合唱。2004年，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向《卫报》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就是他梦见沙特阿拉伯所有的王室成员早晨都被挂在柱子上吊死，而这个国家的居民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府，并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王室面临三大危机
2005年，老国王法赫德病逝，沙特王室在平稳中完成了权力交接，但沙特王室能否在更加复杂的局势中延续命脉，这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个严峻的考验。
危机一:与美国关系何去何从？
毫不夸张地说，与美国联盟是构建沙特王室的三根权杖（与美联盟、石油收入、瓦哈比教义）之一。用石油换安全，是这个联盟的基石。
法赫德统治时期的沙特被打上了鲜明的“亲美”烙印，但正因为美国与沙特的石油生意，惹得沙特的传统信徒们群情激昂。深谙民情的阿卜杜拉亲王1995年后放缓“西化”步伐，热络的美沙关系开始降温。
“9·11”之后，沙特政府对于“基地”组织的穷追猛打客观上缓解了华盛顿过度紧张的神经。然而，这种做法招致了国内许多宗教人士的不满。现在，沙特王室是处于一种夹缝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国内的压力，它如果在反美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公开地支持美国，那它来自国内的压力，包括其他穆斯林世界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加，甚至会增加恐怖主义对它袭击的更大可能性，刺激恐怖主义。
危机二:怎样摆脱“基地”的骚扰？
沙特原来一直是个富裕而平和的国家，但自从拉登家族里出了个恐怖大亨后，沙特国内的安宁局面被打破了。
“基地”组织与沙特王室为敌并不奇怪。“基地”组织的总头目拉登出身于沙特的富有望族，他一直想在沙特建立起原教旨主义国家，后来遭到王室的驱逐。1998年，拉登应邀参加美国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就曾毫不避讳地说:“沙特王室的行为违背真主的意愿，他们的种种做法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有责任将其消灭。”
2003年的5月和9月，沙特首都利雅得就发生了多起“自杀性”汽车炸弹爆炸案，致使50人丧命。2004年，又有一些美国人在沙特遭到绑架，后来又无一幸免地被杀掉，而整个杀人过程全部呈现在网页上。“基地”组织声称对这些恐怖事件负全责。
2005年2月27日，沙特安全部队在利雅得击毙包括贾维尔在内的5名“基地”分子后宣布，经过此役，被沙特政府通缉的36名恐怖分子头目中，有13人被打死或者自杀，6人投降，16人逃亡国外，目前在沙特国内的“基地”头目仅剩下一个。
尽管如此，没有一个沙特人敢说，“基地”的威胁已经消除。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在沙特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官方的瓦哈比伊斯兰教派和激进的伊斯兰教派间的区别已经日益模糊。这块土壤既然培育了拉登，那么更多的后继者会源源不断而来。
危机三:怎样推进国家革新？
沙特人口自1980年以来急剧增长，如今60%的沙特人年龄在20岁以下。人口增加的同时国民财富没有同步增长，于是人均GDP从2万美元下降到不足1万美元，失业率也随之增加。
同时，由于沙特人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见闻更加广博，很多人对国家的封闭、教士的权力和王室对公共事务与国库拥有的无上权力越来越不满。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成为不可抗拒之洪流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沙特如何适应并改良也变得棘手。
阿卜杜拉国王也明白必须进行改革，以拯救国家和王室家族。近年来，他已经做出一些空前的举动，以试探各界反应。这些举动为改革者带来希望，也让保守派感到警惕。如果国家与政权两者不可兼得，阿卜杜拉会选择国家利益，还是选择家族利益？这是一个问题。
谁来执掌沙特？
沙特王室实行世袭制，规定由王储继承王位。国王须在执政初期确定王储。不过，选择的标准不是子继父位，而是兄终弟继。在无法执行兄终弟继的情况下，王位方可由国王之子继承。
沙特王室成员之间虽然基本上保持和睦，以维护王室整体的一致。但是考察历史，沙特王室并不缺乏明争暗斗。1953年，沙特开国之君伊本·沙特病逝，临终前，他将两个儿子叫到床前，让他们发誓团结协力治理国家，即使彼此之间存在分歧，也不能让世人知道。但后来哥哥的王位还是被弟弟夺走，而弟弟又在王宫中被侄儿杀死。
现年78岁的王储苏尔坦是已故法赫德国王的胞弟，而现国王阿卜杜拉与法赫德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将引发的勾心斗角始终是沙特王室的阴影，王室成员之间相互嫉妒也在情理之中，阿卜杜拉之后的王位继承可能会出现新问题，届时这种勾心斗角也可能会公开化。
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哪里都逃不过血腥。沙特王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2006年10月，王室宣布将成立一个委员会，以选举而不是靠国王指定来确定未来的王储。在新制度下，这个由各位王子组成的“忠诚委员会”将在任命王储上拥有话语权。这种制度将在苏尔坦王储继任国王后开始运作。
现在，世人已经把眼光聚集到了下一代沙特国王的身上，而这两个人是最有可能胜出的。
一是56岁的班达尔·苏尔坦。他是新王储苏尔坦的儿子。班达尔任沙特驻美大使22年，与布什父子亲如家人。他善于把沙特的财富与美国的权势结合，直接参与美国的重大外交，甚至多次帮美国化解纠纷。2005年法赫德病危后，他离职回国，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力的王位竞争者。
二是48岁的瓦利德亲王。其母亲是黎巴嫩首任总理的千金。瓦利德在美国读书时，用1.5万美元创业，现资产已超过200亿美元。他每年拿数亿美元济贫，颇得百姓好评。专家预言他将成为世界最有实力、最具影响的实业家。
一只孤独的“苍鹰”在落日的大漠上空自由地盘旋。也许它曾目睹过当年那位年轻的阿拉伯王子在半岛上纵横驰骋的身影。往事如沙，年轻的王子们是否能够带领70多年风霜的王室度过危机，这成了中东地区另一个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