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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人员使用已离世患者的细胞进行研究一事，世界各国甚至是各个机构仍然各执己见。个人基因数据能否公开成学界焦点。
当Lars Steinmetz与他的研究小组在3月初公开发表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体细胞系——海拉细胞基因组的研究成果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一举动却将自身置于生物伦理学的风暴中心。Steinmetz与他的团队在位于德国海德堡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工作。他们认为，海拉细胞基因组有助于检验基因变异如何对基本的生物功能产生影响，并且他们愿意将研究成果与众多其他致力于研究海拉细胞系的科学家分享。
但是Henrietta Lacks的后代（海拉细胞源自她的子宫颈癌细胞），以及其他科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批判将基因序列公开发布这一行为，认为海拉细胞系的提取并未获得Lacks本人的同意（于1951年她死后获取），并且Steinmetz与他的团队发布的研究成果可能会泄露依然健在的Lacks后代的基因特征。
作为回应，Steinmetz与他的团队将基因组数据从公共数据库中移除。Steinmetz说：“我们感到很惊讶，根本没想到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我们尊重Lacks家人的意愿，绝对不是蓄意发布研究成果使他们焦虑。”
棘手问题
生物伦理学有众多悬而未决的议题，科学家与生物伦理学家认为这场愈演愈烈的争论开启了生物伦理学的潘多拉魔盒。不仅是围绕着海拉细胞的争论，还涉及基因隐私权，以及利用档案室内的细胞样本进行基因研究的问题。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基因组学研究员John Stamatoyannopoulos说：“我希望这场争论的主要成果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关于如何对待基因数据的反思。”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和律师Ellen Wright Clayton说，从许多方面来说，海拉细胞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困境。虽然其他人体细胞系的捐赠者是匿名的，但海拉细胞系源自Henrietta Lacks一事却是众所周知的。Clayton说：“正基于此，我认为，未与任何人商议，便擅自将细胞基因组的研究数据发布，这一行为是极其草率的。”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麦吉尔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Bartha Maria Knoppers说，Steinmetz与他的团队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义务要为排序和发布海拉细胞基因组一事征得许可。这是因为Lacks已于1951年去世，并且当时的法律并未对基因研究必须征得许可一事作出规定。现在，关于研究人员使用已离世患者的细胞进行研究一事，世界各国甚至是各个机构仍然各执己见。
位于英国剑桥附近的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的计算生物学家Ewan Birney说：“其中一个复杂的困境在于，这些有着巨大科研价值的细胞系是在一个与当今伦理共识不同的时代获取的。”
隐私忧虑
Steinmetz声称，他已通过记者Rebecca Skloot（她曾于2010年出版过关于海拉细胞的著作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与Lacks的家人取得联系，并就下一步的行动交换意见。
Steinmetz指出，数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利用和发布海拉细胞的基因组数据。他说：“即使我们将数据移除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在我们之前早已有更多的数据被发布了。”
为了证明上述论断，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家Joseph Pickrell花费几个小时对已发布的关于海拉细胞的基因组数据进行拣选。上周，他在博客上写到，他能够透过这些数据粗略地组合出该细胞的基因组。
并且更多的海拉基因组数据可能会公之于世。2012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召开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年会上，另一组研究人员对于海拉基因组的研究有着更为详细的分析。
该项研究的负责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遗传学家Jay Shendure以研究结果还未发布为由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但是一旦将研究数据发布，就会涉及隐私问题。因为它不仅确定了海拉基因组的序列，还确定了个体单倍型（同一条染色体上的相邻基因通常会一并遗传给下一代）。Stamatoyannopoulos并未参与Shendure的研究项目，他说：“如果你掌握了Lacks后代的基因序列，你将可以精确地算出他们遗传了Lacks的哪一段基因组。”虽然也可以在没有辨别出单倍型的情况下进行推算，但却需要很多的猜测。
研究人员认为关于海拉细胞的争论还具有一些普遍的教训。许多实验室中的细胞系，可能还包括一些胚胎干细胞系，它们的培育并未获得捐赠者本人的同意。
吸取经验
在《自然》杂志接触的一些研究人员中，没有人知道存在某种可以反向推定出捐赠者本人或是其家人信息的细胞系，至少不像海拉细胞这般精确。但是Clayton指出：最近的成果显示，在大型的基因组学项目中，匿名捐赠者的个人信息是可以通过交叉参照他们的基因组和族谱数据来推断的。因此，她对这些细胞系的基因组能否一直保持匿名状态感到忧虑。
她说：“如果他们要将数据发布的话，一个访问受限制、受到保护的环境是必需的。科学界需要明确的是，逆向追踪这些基因组是不被允许的。”
Clayton认为，其他的库存组织，甚至是博物馆的样本，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2011年，科学家以一份储藏于博物馆100年的毛发标本为样本，排列出了第一条澳大利亚土著的基因序列。尽管研究人员获得了毛发获取地当地的澳大利亚土著的许可，但这项研究仍然让生物伦理学家感到不安。
Clayton说：“所有人都需要认识到利用库存的样本进行研究将有可能引发一些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而研究人员必须做好迎接各种责难的心理准备。”
有一种观点认为，海拉基因组数据的发布应当将Lacks亲属的意见考虑进去，因为这些数据蕴涵着他们的个人信息。这引发了另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Knoppers说：“Lacks的家人说，对她的基因组排序就等于是对他们的基因组排序。” 宽泛地说，这个声明引发了基因组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整个家族是否有权力将他们的意愿凌驾于某位自愿捐赠基因数据的家庭成员之上，或者科学家是否有义务向整个家族透露某位家庭成员的基因信息，比如患病风险。
Steinmetz希望由海拉基因组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可以促使科学家、伦理学家，以及公众关注这些议题。在Clayton看来，此事的经验教训是：研究人员、投资者，以及期刊需要设立更好的行为准则。她说：“除非他们能够自我约束，不然就会面临着被约束的命运，这是必然的。”
新规则出台后，德国的反应尤其激烈。德国医学协会表示，该提议损害了在临床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保护、科学质量、公众信任。
后续进程
欧洲国家正卷入一场有关重新设定临床试验规则的争论中，饱受争议的长达12年的官方指令早已过时，很多批评指出，繁文缛节束缚着人类研究。但是，保留现有的严格的病人保护条例，又避免过度的官僚主义，并且得到欧盟27国的一致同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争论的症结在于，对伦理审查要求的变化，以及1项提议，主要内容是欧盟国家所有临床试验的结果必须对外公开。4月，新规则在欧洲议会进行了投票表决。
新规则将取代欧盟于2001年通过的不受欢迎的条例。临床试验者说，老规则掺杂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僚因素，放缓了临床研究的进度，并增加了其成本，尤其是对于研究人员而言。
欧洲委员会的这项新计划，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2012年7月首次公开就赢得好评。新规则将在各成员国中具备法律效力。德国伦理委员会主席Joerg Hasford说，先前的规则给予各国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导致各国对其核心内容的不同解释，加剧了跨国试验的复杂性。
但是一些人对此持保留态度。存在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新规则使研究缺乏独立伦理审查，造成松散的监管局面。
新规则出台后，德国的反应尤其激烈。在德国，伦理委员会在试验申请的审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国医学协会表示，该提议损害了在临床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保护、科学质量、公众信任。2月，德国5大政党中的4个也发表了1份声明，表达对此事的关注。此外，担忧不仅局限在德国，欧洲科学和新技术伦理学委员会也向欧洲委员会提出建议，对此事深表关切。美国一些专家也表达了对此类担心的共鸣，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临床试验中心主任Kay Dickersin说：“我不认为规则发展的方向是伦理委员会发挥越来越次要的作用。”
2月初提交的修正案中，在这个问题上的欧洲议会的主要立法者，来自美国的Glenis Willmott和来自法国的Michèle Rivasi，试图平息这些批评的声音。他们明确提议，要求获得由健康专家和患者代表组成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这点和2001年通过的规则很相似。面临的挑战在于，推行能够让每个国家都满意的伦理审查。Willmott说，欧洲委员会应设立一个平台，鼓励伦理委员会跨国界的合作。在2月19日和20日议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这些修正案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有很大的可能性被接受。
与此同时，另一个引发争论的焦点在于，多少已完成的试验中的数据可以被公布。现在，很多试验尤其是得出负面结果的试验从不公开。
当Lars Steinmetz与他的研究小组在3月初公开发表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体细胞系——海拉细胞基因组的研究成果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一举动却将自身置于生物伦理学的风暴中心。Steinmetz与他的团队在位于德国海德堡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工作。他们认为，海拉细胞基因组有助于检验基因变异如何对基本的生物功能产生影响，并且他们愿意将研究成果与众多其他致力于研究海拉细胞系的科学家分享。
但是Henrietta Lacks的后代（海拉细胞源自她的子宫颈癌细胞），以及其他科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批判将基因序列公开发布这一行为，认为海拉细胞系的提取并未获得Lacks本人的同意（于1951年她死后获取），并且Steinmetz与他的团队发布的研究成果可能会泄露依然健在的Lacks后代的基因特征。
作为回应，Steinmetz与他的团队将基因组数据从公共数据库中移除。Steinmetz说：“我们感到很惊讶，根本没想到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我们尊重Lacks家人的意愿，绝对不是蓄意发布研究成果使他们焦虑。”
棘手问题
生物伦理学有众多悬而未决的议题，科学家与生物伦理学家认为这场愈演愈烈的争论开启了生物伦理学的潘多拉魔盒。不仅是围绕着海拉细胞的争论，还涉及基因隐私权，以及利用档案室内的细胞样本进行基因研究的问题。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基因组学研究员John Stamatoyannopoulos说：“我希望这场争论的主要成果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关于如何对待基因数据的反思。”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和律师Ellen Wright Clayton说，从许多方面来说，海拉细胞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困境。虽然其他人体细胞系的捐赠者是匿名的，但海拉细胞系源自Henrietta Lacks一事却是众所周知的。Clayton说：“正基于此，我认为，未与任何人商议，便擅自将细胞基因组的研究数据发布，这一行为是极其草率的。”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麦吉尔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Bartha Maria Knoppers说，Steinmetz与他的团队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义务要为排序和发布海拉细胞基因组一事征得许可。这是因为Lacks已于1951年去世，并且当时的法律并未对基因研究必须征得许可一事作出规定。现在，关于研究人员使用已离世患者的细胞进行研究一事，世界各国甚至是各个机构仍然各执己见。
位于英国剑桥附近的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的计算生物学家Ewan Birney说：“其中一个复杂的困境在于，这些有着巨大科研价值的细胞系是在一个与当今伦理共识不同的时代获取的。”
隐私忧虑
Steinmetz声称，他已通过记者Rebecca Skloot（她曾于2010年出版过关于海拉细胞的著作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与Lacks的家人取得联系，并就下一步的行动交换意见。
Steinmetz指出，数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利用和发布海拉细胞的基因组数据。他说：“即使我们将数据移除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在我们之前早已有更多的数据被发布了。”
为了证明上述论断，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家Joseph Pickrell花费几个小时对已发布的关于海拉细胞的基因组数据进行拣选。上周，他在博客上写到，他能够透过这些数据粗略地组合出该细胞的基因组。
并且更多的海拉基因组数据可能会公之于世。2012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召开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年会上，另一组研究人员对于海拉基因组的研究有着更为详细的分析。
该项研究的负责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遗传学家Jay Shendure以研究结果还未发布为由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但是一旦将研究数据发布，就会涉及隐私问题。因为它不仅确定了海拉基因组的序列，还确定了个体单倍型（同一条染色体上的相邻基因通常会一并遗传给下一代）。Stamatoyannopoulos并未参与Shendure的研究项目，他说：“如果你掌握了Lacks后代的基因序列，你将可以精确地算出他们遗传了Lacks的哪一段基因组。”虽然也可以在没有辨别出单倍型的情况下进行推算，但却需要很多的猜测。
研究人员认为关于海拉细胞的争论还具有一些普遍的教训。许多实验室中的细胞系，可能还包括一些胚胎干细胞系，它们的培育并未获得捐赠者本人的同意。
吸取经验
在《自然》杂志接触的一些研究人员中，没有人知道存在某种可以反向推定出捐赠者本人或是其家人信息的细胞系，至少不像海拉细胞这般精确。但是Clayton指出：最近的成果显示，在大型的基因组学项目中，匿名捐赠者的个人信息是可以通过交叉参照他们的基因组和族谱数据来推断的。因此，她对这些细胞系的基因组能否一直保持匿名状态感到忧虑。
她说：“如果他们要将数据发布的话，一个访问受限制、受到保护的环境是必需的。科学界需要明确的是，逆向追踪这些基因组是不被允许的。”
Clayton认为，其他的库存组织，甚至是博物馆的样本，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2011年，科学家以一份储藏于博物馆100年的毛发标本为样本，排列出了第一条澳大利亚土著的基因序列。尽管研究人员获得了毛发获取地当地的澳大利亚土著的许可，但这项研究仍然让生物伦理学家感到不安。
Clayton说：“所有人都需要认识到利用库存的样本进行研究将有可能引发一些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而研究人员必须做好迎接各种责难的心理准备。”
有一种观点认为，海拉基因组数据的发布应当将Lacks亲属的意见考虑进去，因为这些数据蕴涵着他们的个人信息。这引发了另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Knoppers说：“Lacks的家人说，对她的基因组排序就等于是对他们的基因组排序。” 宽泛地说，这个声明引发了基因组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整个家族是否有权力将他们的意愿凌驾于某位自愿捐赠基因数据的家庭成员之上，或者科学家是否有义务向整个家族透露某位家庭成员的基因信息，比如患病风险。
Steinmetz希望由海拉基因组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可以促使科学家、伦理学家，以及公众关注这些议题。在Clayton看来，此事的经验教训是：研究人员、投资者，以及期刊需要设立更好的行为准则。她说：“除非他们能够自我约束，不然就会面临着被约束的命运，这是必然的。”
新规则出台后，德国的反应尤其激烈。德国医学协会表示，该提议损害了在临床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保护、科学质量、公众信任。
后续进程
欧洲国家正卷入一场有关重新设定临床试验规则的争论中，饱受争议的长达12年的官方指令早已过时，很多批评指出，繁文缛节束缚着人类研究。但是，保留现有的严格的病人保护条例，又避免过度的官僚主义，并且得到欧盟27国的一致同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争论的症结在于，对伦理审查要求的变化，以及1项提议，主要内容是欧盟国家所有临床试验的结果必须对外公开。4月，新规则在欧洲议会进行了投票表决。
新规则将取代欧盟于2001年通过的不受欢迎的条例。临床试验者说，老规则掺杂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僚因素，放缓了临床研究的进度，并增加了其成本，尤其是对于研究人员而言。
欧洲委员会的这项新计划，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2012年7月首次公开就赢得好评。新规则将在各成员国中具备法律效力。德国伦理委员会主席Joerg Hasford说，先前的规则给予各国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导致各国对其核心内容的不同解释，加剧了跨国试验的复杂性。
但是一些人对此持保留态度。存在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新规则使研究缺乏独立伦理审查，造成松散的监管局面。
新规则出台后，德国的反应尤其激烈。在德国，伦理委员会在试验申请的审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国医学协会表示，该提议损害了在临床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保护、科学质量、公众信任。2月，德国5大政党中的4个也发表了1份声明，表达对此事的关注。此外，担忧不仅局限在德国，欧洲科学和新技术伦理学委员会也向欧洲委员会提出建议，对此事深表关切。美国一些专家也表达了对此类担心的共鸣，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临床试验中心主任Kay Dickersin说：“我不认为规则发展的方向是伦理委员会发挥越来越次要的作用。”
2月初提交的修正案中，在这个问题上的欧洲议会的主要立法者，来自美国的Glenis Willmott和来自法国的Michèle Rivasi，试图平息这些批评的声音。他们明确提议，要求获得由健康专家和患者代表组成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这点和2001年通过的规则很相似。面临的挑战在于，推行能够让每个国家都满意的伦理审查。Willmott说，欧洲委员会应设立一个平台，鼓励伦理委员会跨国界的合作。在2月19日和20日议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这些修正案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有很大的可能性被接受。
与此同时，另一个引发争论的焦点在于，多少已完成的试验中的数据可以被公布。现在，很多试验尤其是得出负面结果的试验从不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