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张上个月逝世的法国（和后来的欧洲）政治家西蒙·维伊的老照片。这是1979年犹太新年到赎罪日之间，她于巴黎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拍摄的黑白照片—这段时间即著名的“敬畏的日子”（Days of Awe）。一位秃顶的年轻男子站在诵经台前，纪念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西蒙·维伊站在前排，这位美丽的女人沉浸在思考中，但依然专注。她的表情是怀疑的、严肃的、不轻信，又有点担忧。年轻男子讲完后，她用优雅的责备口吻对他说，“过于抒情了”。
　　比这更早几年，1974年，她站在法国议会门前发表演讲，这次演讲改变了法国妇女的生活，也成为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任期的标志，一如废除死刑成为德斯坦的继任者密特朗任期的标志。接着，为了捍卫堕胎合法化，她就像奥逊·威尔斯的电影《审判》中的角色罗米·施耐德一样，坚定而局促不安。在她的演说中，包含着一场风暴般的能量，与之同时存在的是无穷无尽的忧郁。也许她在结束演说后并没有落泪，但我毫不怀疑，她是带着基督教神学家邓斯·司各脱所谓的“终极孤独”度过那一刻的。
　　矛盾的是，她一直受到整个欧洲的尊敬、赞美和崇拜，尽管她是这个她永远无法完全接受的时代的“偷渡者”—对她的同龄人来说，她是一个谜，永远显得有些内向，但眼神无比清澈，表现出一个完人的模样。因为她明白她的天职，明白她的命运，明白她渴望的力量（她从不曾犹豫）—她在一次支持1980年科佩尼克犹太教堂爆炸案受害者的游行示威中表示，与“犹太瓦解主义”决裂。
　　如果你刚刚拿到高中会考准考证，就被送进了奥斯维辛，经历九死一生，亲眼目睹死亡，这时候，你会成为谁？当你亲身经历过灾难，也经历过奇迹的时候，你怎可能在做事时保持距离，不全身投入？
　　大屠杀变成“不可言说”，这也许解释了为何大屠杀幸存者回到家后纷纷保持沉默。而这让维伊感到无比愤怒。“不能这样！”她坚持要发声，因为这就是他们真正要求的全部。
　　但人们不想听。一开始，人们有记忆，然后这一记忆逐渐被抹去，被遗忘取代。维伊反对这一老生常谈，她相信，对在集中营中幸存的这一代人，首先到来的就是遗忘。记忆需要被构建，牢牢保持，抵御平庸化和对历史的否定。
　　作为内阁部长的她曾经试图讨论这个话题，她因此而感受到的难堪是真实而显而易见的。有一次，她在一个招待会上被问到，你手臂上的纹身是不是犯人编号？
　　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冲突。这是1993年，我替波斯尼亚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递信给密特朗。伊泽特贝戈维奇将萨拉热窝比作华沙。不久，我安排伊泽特贝戈维奇在巴黎和法国总统会晤。会面之前，维伊、伊泽特贝戈维奇、多位波斯尼亚友人还有我在巴黎利普啤酒馆二楼吃饭。她直言不讳：“比较会起到误导作用—不管目前波斯尼亚的情况有多糟糕，把它与无法比拟的犹太人的苦难相比，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伊泽特贝戈维奇听着点点头，奇怪的是，他好像同意她的说法。
　　她既傲慢又优雅，既性情暴躁又具奉献精神。
　　必须承认，没有人在论述大屠杀的“奇特性”（singularity）上比她更加准确。她说，这是一场犯罪，了无痕迹（没有书面命令，没有官方指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没有）、没有坟墓（她的父亲、兄弟和母亲都灰飞烟灭，除了她的记忆以及日后她的自传，便再无任何留世的痕迹）、没有遗址（当她多年后故地重游时，奥斯维辛早已平静下来，经过了消毒和清理）、没有逃生空间（萨拉热窝人、卢旺达人和柬埔寨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逃亡，但大屠杀的特征是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陷阱），最重要的是，也没有理由（在面临选择用火车将军队送往前线还是将犹太人送进毒气室时，纳粹选择的永远是后者）。
　　当然，欧洲也有问题。战后，欧洲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哲学家兼音乐学家弗拉基米尔·杨戈列维奇提出的德国本体有罪论，他认为希特勒对德语有无可救药的腐蚀作用，发誓再也不要与其文化或人民有任何关系。另一种来自西蒙·维伊，她认为没有集体犯罪，德语既是纳粹的语言，也是反纳粹的语言，并相信在法国和德国作为欧洲的支柱，在共同哀悼他们的亡灵之后，可以见到一个欧洲的未来。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舍拉在一个世纪前曾说，世界可能还原为一系列理论。我们面对的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笛卡尔的怀疑论；柏格森的笑论；但丁的地狱论。今天：西蒙的欧洲论。我试图将其他人的名字和欧罗巴公主（Princess Europa）相提并論，但总是只有她一个人出现在我脑海中。
　　我最后一次与西蒙交谈是在十年前，当时我有幸向她颁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斯高普斯奖。她由她的丈夫安托内和两个儿子让和皮埃尔-弗朗索瓦作陪。她看起来疲惫但坚定，焦虑却并不怀旧。在以歌颂和平、科学和法律为主题的获奖演讲中，她诠释了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说“只有一个词—上帝—可以拯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