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地位十分重要。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和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9年，我国集成电路销售收入7562亿元，同比增长15.8%。中国已成为全球集成电路发展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但近年来，媒体屡屡爆出芯片项目烂尾事件。据统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分布于江苏、四川、湖北、贵州、陕西等5省的6个百亿级半导体大项目先后停摆。
　　芯片项目烂尾报道引发关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10月20日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针对当前行业出现的乱象，下一步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规范发展秩序”。
　　对此，南风窗专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台资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明，对当前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进行探讨，分析其他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先进地区的经验。

风口之下，大浪淘沙

　　南风窗：近十年来我国集成电路企业逐年攀升，尤其近两年呈爆发式的增长。据统计，2019年，我国新增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过5.3万家，增速达33.01%。请问你如何看待芯片产业近年来的大热？
　　李保明：整体而言，这是我们国家整个产业体系升级的问题。我们过去主要是比较低端的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主要是做低端制造。想要往高端发展的话，集成电路产业可以说是电子信息产业最高端的部分，所以过去几年有许多补短板的政策措施来激励相关产业的发展。
　　近两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包括对华为、中兴通讯的制裁，坚定了我们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决心。
　　从大的方面而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双循环”，我们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所以我们要实现产业自主，尤其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之后，我们大国的经济发展，首先要产业自主，要做高端制造，补足短板缺失的地方，突破“卡脖子”困境。
　　南风窗：近期屡屡爆出芯片项目烂尾事件，据统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6个百亿级半导体大项目先后停摆，你如何看待芯片产业项目烂尾？
　　李保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促进产业发展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毕竟是一个经济问题。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企业要投资什么项目，生产什么产品，是根据市场作出的判断。
　　政府在过程中不要越位，也不要缺位。一方面不要越位，政府在产业发展中，不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不要缺位，要引导与服务产业发展。
　　第一是技术研发与技术服务。芯片产业是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我们面临的技术瓶颈也比较多，这时候可以用政府的力量，进行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
　　第二是人才培养。芯片产业需要大量高端领军人才与技术人才，政府可以协调高等院校以及专业技术院校，培养更多的相关人才。
　　第三是技术合作与技术引进。我们面临了很多技术的“卡脖子”，技术缺项很多，企业很难做到，政府仍需要加强与先进国家进行技术合作和技术引进。

产业政策引导发展

　　南风窗：针对芯片产业烂尾现象，发改委近期作出回应，重点工作之一是加强规划布局规范发展秩序。你认为应该如何引导和规范？
　　李保明：目前我国的芯片产业在低端制造方面有成熟的技术，也有相当大的产能。目前需要发展的重点应该是高端芯片部分，政府要引导企业从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投资与发展。
　　政府可以采取财政金融和土地资源等手段进行引导，但注意仅仅是引导，不要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度很难把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了解企业投资是冲着政府资源而来，有的未必真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对于有技术专家与研究机构聚集，有产业基础、产业聚集的地区可以重点布局。对于不具备这些基础的，可以放一放，或政府进行干预，不要一窝蜂发展。
　　南风窗：发改委回应中提到的国务院于2020年8月4日印发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将给集成电路产业提供怎样助力？
　　李保明：《若干政策》中涉及了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进出口管理及人才政策等方面，这是近年来针对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支持和优惠力度非常大的政策。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在产的生产企业根据年限和生产产品的等级，给予不同的税收减免，这样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企业加强研发，推动集成电路企业的产品升级。

在促进产业发展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毕竟是一个经济问题。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企业要投资什么项目，生产什么产品，是根据市场作出的判断。

　　第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项目及其他基金重点支持推动高端芯片、装备和相关的工艺及材料的研发，有力推动这些领域科研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
　　第三，鼓励高校扩大相关专业培养规模，尤其是鼓励高校与集成电路企业合作，針对性地培养专业和应用型的专门人才，能有效弥补目前的人才短板。
　　第四，投融资政策里明确说要做好规划，这对于我们芯片企业的良好发展，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有重要意义。
　　南风窗：集成电路产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动辄百亿、千亿级投资项目。政府应该建立怎样的防范机制来降低投资风险？
　　李保明：目前存在盲目的狂热投资，而芯片产业的发展规律究竟是什么，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参与投资的企业可能了解不够透彻，或不同层级政府及人员的理解不同。因此需要对产业国内外发展情况、技术情况、未来发展规律有大的调研与分析，然后对相关干部从上到下进行培训。 　　要降低公共资源的浪费，就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投资约束。这次发改委回应按照“谁支持、谁负责”原则，对造成重大损失或引发重大风险的，予以通报问责。这个原则就是让政府有足够责任，在防范风险与发展之间做一个权衡，也会抵御部分投资冲动。
　　南风窗：政府对集成电路产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骗保骗补现象。如何避免此类现象发生，确保国家扶持资源流入到真正有实力、有技术、有规划的芯片企业中去？
　　李保明：据我了解，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产业发展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都出现过企业骗保骗补的现象，要完全解决是很困难的。
　　首先直接补贴企业的原因，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如果没有补贴，企业不愿意做或做不成。既然政府给了补贴，那么我们希望企业要做成才可以。因此我们要有比较好的考核机制，要有过程监督与结果考核。
　　一方面要对主导补贴的部门官员进行考核；另一方面对拿到补贴的企业进行全过程监督，并对结果进行考核。我觉得可以通过加强管理的方式，避免骗补骗保现象的出现。

借鉴成功经验，徐徐图之

　　南风窗：在芯片代工领域，能排进全球十强的中国台湾企业就有四家之多，预计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规模和产值将超越韩国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你长期研究台资企业，台湾的半导体发展能给大陆提供哪些借鉴与启示？

　　李保明：台湾的芯片发展有个过程的，不是短期内发展起来的，面临的环境也和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台湾张忠谋最初发展芯片，其技术是来自美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因一些历史关系，在获取美国的技术与产业转移方面没有太多障碍，所以从这方面而言没有可比性。
　　但是台湾发展芯片产业，包括芯片周围相关的产业发展，我觉得有些是可以借鉴的。
　　台湾有“工业技术研究院”，它将研究与市场相结合，根据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的趋势决定研发技术，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支持这项技术的研发，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

目前存在盲目的狂热投资，而芯片产业的发展规律究竟是什么，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参与投资的企业可能了解不够透彻，或不同层级政府及人员的理解不同。

　　大陆一些地方也建了一些技术研究院，或成立了类似研究机构，但我们学得不像。关键在于是不是能做到研发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研究方向是不是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产业发展之后，是不是又能回过来支持项目的研发，这是很重要的。
　　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在其芯片发展过程中间起到很大的作用。工业技术研究院与产业有很好的联系，研发费用部分来自台湾官方资金支持，另一部分来自产业界的支持。据了解，有关部门给的钱占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钱是来自产业界。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研究方向由有关部门引导和产业需求共同决定，这三分之一的官方资金支持重点研究方向。产业投资有明确的要求，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把钱投进来，研究出来的技术作为工业技术研究院和企业之间共有的技术。这部分技术又回到产业中去，设立公司进行生产，产生收益。收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所有，另一部分返还给工业技术研究院，作为进一步发展资金。
　　台湾有“新竹科学园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发展手段。新竹科学园区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孵化器，类于我们许多科技园区。但它不光提供一个经营场所，不是房地产开发，还需要提供技术咨询、政策咨询、法律服务与市场的服务，这就降低了新创企业的风险与成本，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台湾有关部门的开发基金，它在过去起到引导民间投资的作用。开发基金是一个引导资金，并不决定民间投资方向，而是引导民间投资方向。开发基金作为一部分投资投入到产业里，但要求回报。
　　南风窗：那么，具体来说，台湾的经验做法，对我们而言有哪些启示？
　　李保明：第一点，芯片的研究和研发，应该形成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机制。如何结合可以参照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经验，组建类似的机构和建立类似的机制，根据产业发展的方向决定研发的方向，产业发展的成果回馈和支持研发。
　　第二点，新创项目要建立相对集中高效的园区，对此可参照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园区要与我们现在的许多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所区别，或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赋予更多更高的功能，除了经营场所的建设，还要有技术咨询、法律服务、政策指导。芯片产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甚至可以在园区建设标准化的厂房，这样可以降低企业经营的成本与风险。
　　第三点，我们的许多政府财政补贴应该改为产业引导基金，投资入股。引导基金在促进企业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并且要求回报，不是没有责任的。这样我们要对引导基金的绩效进行考评，对于主导引导基金的部门和官员，要有责任的考评，我觉得可以从项目的成功率进行考核。
　　以上总结而言，一是要将研究与产业相结合，二是要创造一个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南风窗：把研发和产业结合起来，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把研发跟产业紧密结合呢？
　　李保明：这需要我们政府来引导和筹划，鼓励企业和研究院、技术人员进行结合。
　　首先科研管理体制应该有相关的讨论与改变。我们现在研究人员的职称和待遇大部分取决于发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专利，过程中不会考虑专利的效益，是否能应用到实际中。所以科研人员的管理体制方面应该要有所改变，是否要以发表论文以申请专利的数目作为主要的考核目标，到底如何评估科研人员的价值。

台湾张忠谋最初发展芯片，其技术是来自美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因一些历史关系，在获取美国的技术与产业转移方面没有太多障碍，所以从这方面而言没有可比性。

　　对企业而言，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我想企业是愿意投入到技术研发，因为研发的技术是实用的，适合市场，企业才能从中获利。
　　除了技术人员的管理体制之外，政府也要示范推广，让企业知道这样一种方式对企业是有利的。
　　南风窗：台积电能成为世界级的芯片制造商，有怎样的成功之道，对于我们发展集成电路企业有何借鉴？
　　李保明：台积电主要是代工企业，即别人设计它来制造。实际上台积电的投资发展也经历了很多曲折。以前电脑企业自己生产芯片，台积电想要把分散的生产拿过来进行专业化生产，这是一种新的模式，需要很大的投入。
　　当时而言需要很大的胆量，台积电有如今的发展，跟企业家本身的胆量与事业心也是有关系的。
　　再就是创始人对行业的熟悉。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早期大人物原来都是在美国发展多年，因此他们对技术和行业都非常了解。对产业的熟悉与创始人的胆识，让他们的游说得到了台湾官方的支持。
　　对于台积电而言，它的研发投入是非常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它与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巨头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包括英特尔等，这对于代工企业而言十分占优势。
　　南風窗：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摩擦不断，我国集成电路发展也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但芯片生产也是个很慢的过程，一方面是要求速度，一方面要做到高质量，你觉得应该怎样正确看待这个问题？
　　李保明：整体而言，我们以前是学习别人，学得比较快，也学得还比较成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整个经济帮助也很大。
　　芯片产业先进的技术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现在别人不让我们学习了，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管制，和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不把技术转移给中国，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在学习面临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自主研发，或者要争取合作引进。目前我们所处的背景和过去不一样，我们要调整看法，清醒认识面临的困境，这是比较重要的。
　　任何投入都有风险，我们要在投入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要学习了解这个产业发展的规律。我觉得不要一下子期望太高、目标太高，要知道，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