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向我推荐看百色一位女作家陶丽群《母亲的岛》，我就在网上查找，找到后立即就看了。一边看一边琢磨，文字和生活都比较贴切，人物间的纠葛也有生活气息。第一次接触这位年轻女作家的作品，觉得颇有兴味。读到最后，“母亲”出走，顿时让我惊诧和惊喜，这篇小说的结构了得，几乎是从契诃夫、欧·亨利、莫泊桑的短篇那里悟到的。这种悟道，在广西作家中不多见。令我十分兴奋，立即电话给这位友人，予以称赞。
　　可是事后仔细琢磨，觉得“母亲”的出走，在现实的农村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的确，广西好些地方，因为贫困，男子在当地很难谈爱成婚，有的只好讨个被拐来的外地女子。成婚之后，这些女子成为劳动力和生育的工具。如果生下男孩，丈夫和公婆眉开眼笑，添丁贺喜；如果生下女婴，妻子连鸡汤也不能喝一口。下去如果再生女孩，这个妻子有可能被老公连打带骂，在家里备受虐待。再下去，有可能被迫再嫁别处（或逃嫁别处）。如果还是生女，那这位被拐卖的妇女，很可能无法生存，不是苟延残喘活着，便是拖着一身病残回到故地。如果父母还在，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如果父母已逝，“嫁出的女人，泼出的水”，极少有兄弟来帮助你。可说是不想回，不敢回，不能回，也只能惨死他乡。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农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猴子绕山走”。女子出嫁以后，视丈夫和孩子为自己的依靠，丈夫和儿子便是她的命根，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绝对不会有“五十知天命”而“落叶归根”的念头。落叶归根，一般是男子或一个家庭，或知识女性的思维（而且这知识女性有经济基础），对农村女性来说，“归根”那是天方夜谭的事。根本不可能，也不会去想。
　　回到《母亲的岛》的“母亲”，虽然她是被拐卖到这里成为人妻的，但育有两男一女，而且还有了孙子，丈夫和孩子都把她当作妻子和母亲而尊重，没有任何是非、口角，家庭和和睦睦。只不过她一天劳碌在家务当中，很少有空闲的时候。在农村，哪位老人（五十不算老）不是这样？！应该说，这是一个幸福之家，“母亲”也是幸福之人，何来自卑无自尊之说？“母亲”不是娜拉（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名作《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虽然养尊处优，但她在家里，在丈夫眼里不过是个“玩偶”，没有自尊和自由。所以最后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出走。这一声，可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解放的震天一响，震动了19世纪整个欧洲社会。娜拉是个有思想的知识女性，在没有女权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她的此举，是社会和人性的必然。但是，在中国，就算当下，虽有温饱却尚处在缺少知识文明的比较落后的农村，那些被拐卖别处的妇女，成家立业，有子有孙之后，还要离家别子，回到所谓“故土”，找回所谓失去的“尊严”，那可能是精神有病的人才去做的“蠢事”。更何况“母亲”是个安分守己、勤劳而慈祥的妇女。
　　如果说，即使是“祥和幸福”的家庭，而“母亲”仍然要出走，回到故地的话，除非有这么一段美好的往事：少女当年的她，曾和故土某位少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恋情难忘。被拐外地之后，往事常常梦里依稀。年至五十，闻说当年的恋人，依然孤单一个，而且疾病在身。由于少年恋情的深刻，母亲又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所以，在此时刻，宁可别夫弃子（他们已不用牵挂），而走回故地和旧恋相依为命，那是因为少年情怀总是诗。这样的出走，我觉得不但真实可信，而且更显这位女性的平凡而伟大。
　　我觉得奇怪的是，当下文学的真实性已经被忽视了，甚至漠视了！雨果说，如果小说失去了真实性，那就失败了（大意）。我很少去看这类大师怎么说的文章，我只认真读他们的作品，欣赏他们的作品。如今引用，也只说明我写作时总是考虑那是否是生活的真实，哪怕每个细节，每一句话，是否是作品中的人物所在的情境下所为所说。如果得不出“真实”的效果我绝不下笔的。所以小说的真实性是我考虑的第一要素。当然，这“真实”并非一定是现实生活就有，那是按照逻辑可能会有。可是，现在不少作品，根本不考虑现实的检验，一味追求“意念”。而评论家也乐此不疲。天呀，难道文学作品不要生活的真实检验了吗？如果不要“真实性”的检验，还存在什么文学？
　　我斗胆一句，否认生活的真实性的检验，就是否认生活——否认作家应深入地扎根下层生活。除非写你自己个人天地。也许你的个人天地就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那也没关系，只要你的心牵系广大百姓之心。不过，那也还要“是否是生活的真实”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