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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讨论的是贝多芬撰写的一份著名文献《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它实际是作曲家给自己两个弟弟的一封书信（包括附言），其中谈及的核心主题是自己的耳聋。尽管这份文献在过去50年中已经在几乎所有的贝多芬传记或相关研究中被讨论，笔者却对这份私人文件中展现的贝多芬的生死矛盾进行思考，从而揭开作曲家能够在日后克服耳聋、超越自我的核心原因。《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仿佛是作曲家有意识留给后世的一纸宣言，他将耳聋从自己直面的厄运转化为作曲家身份的独特标志，继而引出个人对艺术和道德的执着追求。笔者认为，贝多芬通过撰写《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实际达到了对个人心理郁结的纾解。它并非一份真正的“遗嘱”，而是贝多芬通过书写实现精神超越的途径。
〔关键词〕贝多芬 ； 《海利根施塔特遗嘱》
1827年4月，当贝多芬的几位好友寻找其给侄子留下的银行股份证明时，偶然从贝多芬的遗物中找到了几封从未寄出的书信，其中一封便是后来名声显赫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这份文献的命名其实并不恰当，它本来是贝多芬于1802年10月在维也纳郊外的海利根施塔特小镇给两个弟弟书写的家信。然而，信中的内容却令首度发现它的友人倍感震惊，意识到耳聋曾经给作曲家带来如此巨大的精神危机。在这封信件中，贝多芬首次向两个弟弟透露他耳聋的病情，阐述了个人的不幸遭遇和内心的复杂感受。耳聋的痛苦激起贝多芬对生死问题展开思考，并且深陷于二者选择的矛盾之中。应该说，正是这封书信的出现，为后人提供了了解贝多芬对耳聋的真实感受的机会。尽管作曲家在信中提及死亡和遗产分配，可他却没有自我了断，反而在创作上扶摇直上。此种事实矛盾使诸多贝多芬传记研究者们对他30岁左右的人生经历产生兴趣，因为它不仅事关作曲家的耳聋经历，更成为理解他中期音乐风格产生过程的重要契机。
在过去的50年中，从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的著名传记《贝多芬》到路易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的《贝多芬：音乐人生》，诸多研究者都把《海利根施塔特遗嘱》视为贝多芬针对耳聋的个人告白，并对它所反映的作曲家心理状况进行评价。威廉·金德曼（William Kinderman）在他的《贝多芬》（修订版）中进一步指出，耳聋一方面给贝多芬带来焦虑与痛苦，却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贝多芬的音乐创作。耳聋究竟给作曲家带来更多益处还是害处，似乎成了人们普遍猜测且各执一词的问题。对此，洛克伍德在《贝多芬的交响曲：一种艺术愿景》中谈到《第二交响曲》为何没有表现耳聋引发的苦恼时，努力给出一种基于艺术创作规律的普遍性答案。然而，笔者则将目光集中于《海利根施塔特遗嘱》的文本上，重新审视这封充满伤痛的书信是否透露出作家的个人选择与明确意图。
一、耳聋：从隐藏到公告
耳聋是贝多芬一生所遭遇的最大苦难。对于一位音乐家而言，这样的残疾几乎可以致命。早在1798年贝多芬28岁时，他就发现自己的听力出现问题，主要表现在耳鸣和高音听觉模糊两个方面。尽管如此，他将自己的症状对外隐瞒，暗中寻医期待治愈。在历经两年多治疗无果后，贝多芬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波恩时代的發小魏格勒。1801年6月29日，他在信中写道，“过去三年中，我的听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 “我必须坦白，我经历了悲惨的生活。在以往两年多时间里，我避免参加任何社交场合，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法向人透露，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我就能够承认自己的残疾。但是对于我现在的职业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障碍。如果我的那些敌人获悉此事，他们会怎么说？”（本文对《海利根施塔特遗嘱》的片段摘引，主要参照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中附加的译文，并结合德文原文稍作调整。）就在此信写成的三天之后，贝多芬又将病况告诉了另一位密友、小提琴家卡尔·阿曼达。作曲家在信中表现出莎士比亚戏剧中哈姆雷特式的苦恼。一方面，他对未来充满疑惑和忧虑，或许要永远在现实中痛苦挣扎；另一方面，他或许会选择自我毁灭和死亡。“以我目前的状况，我必须从所有一切中摆脱出来。我的最好年景将会迅速流逝。而那时，我的天赋和精力要求我达到的事业目标还远未实现。面对这令人沮丧的隐退，我必须为自己寻求庇护。当然，我正想方设法克服这一切，但是究竟如何做呢？”
贝多芬末尾的问话需要他一生寻找答案。耳聋作为一种令人恐惧而焦虑的隐患，一直被作曲家视为隐私羞于提起，直到四年后终于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全面爆发。或许因为自己的行为转变受到人们的普遍误解和指责，贝多芬在“遗嘱”开端首先对自己躲避公众的原因予以澄清，字里行间带着怨怒。“哦，你们这些认为我是恶毒的、顽固的、厌世的人，你们是在严重地冤枉我，因为你们不知道使我这样出现在你们面前的秘密原因。童年起，我的心间，我的情感，就充溢着善良的温情，甚至时时都想干几桩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你们想想看，六年来，我的身体状况是何等恶劣。由于庸医延误，我的病愈加恶化。年年望它好转，年年希望落空，终于拖成一种旷日持久的病症。”“我秉性热情活泼，乐于交际，喜欢消遣，可我却被迫早早地与世隔离，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对这一切，有时我也曾想起而抗争，可耳已残废的悲惨现实却死死地拦住了我的路！我不能对人说：大声点，叫喊吧，因为我是聋子！” 在耳聋的进逼下，贝多芬终于无法继续隐藏自己的疾患，而是用笔大声叫嚷，发泄自己的愤怒。此后，作曲家点明了持续隐瞒的原因：一方面，他难于接受自己作为一个聋子音乐家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他担心自己的残缺会被竞争者抓住导致事业失败。贝多芬声称自己的听力曾经那么优秀，而此时却沦落至如此悲惨的地步，令他心酸绝望。
从信件的开端可知，贝多芬一定被许多人（包括他的两个弟弟）严重误解，而自己亦对不得不离群索居感到无比痛苦。这迫使他将耳聋的实情公之于众，在内心深处获得了初步解脱和平衡。然而，当失聪治疗失败的打击一次次猛然来袭时，贝多芬依旧难以招架，总是从平和中瞬间跌入狂怒。“当我身边的人听见远处的笛声，我却听不到；当他能听见牧人歌唱，我却一无所闻。这是怎样的耻辱啊！这类事使我濒临绝望，我差一点儿亲手结束了我的生命。” 贝多芬在信中首次提到自杀的企图，让人体会到耳聋与死亡是如此切近。 二、忍耐：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1801年6月寄给魏格勒的信件中，贝多芬首次提到顺从。“我经常诅咒我的造物主和我的存在。普鲁塔克（Plutarch）为我指出了顺从之路。如果可能，我将蔑视这命运，虽然我感到只要自己活着，我就是上帝最悲惨的造物……顺从！多么可怜的手段，然而这却是留给我的一切。”（Emily Anderson， ed.， The letters of Beethoven， vol.1， 信件编号No. 51。此信也是目前已知的贝多芬向友人公开耳聋病况的第一封书信。）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作曲家重提这个话题，“忍耐吧，别人这样说。如今我也只能把它当作座右铭了。现在我还能忍耐——但愿我能长期忍下去，直到无情的命运女神意欲剪断我的生命之线。也许这样更好，也许不好，总之我已做好准备。”贝多芬提到生命之线被剪断，是对自身死亡的再次暗示。然而，我们从上下文中已经看出，他在通过顺从和忍耐想方设法地争取生存的空间。“正是艺术拯救了我。”贝多芬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视为支撑自己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盡管这将给他带来无尽的压力和痛苦。“我不能在没有完成上帝给予我的任务之前就这样早早离开人世。正因为如此，我才苦熬着这悲惨的生活。”笔者发现，贝多芬面对的处境正如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男主人公面对着艰难的生死抉择。他想通过死亡获得解脱，却又不甘心以这样的方式从现实中退缩。他所提到的“艺术拯救了我”是《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内容的一个重要转折，标志着作曲家内心并非真的倾向死亡，而是在濒死的处境中努力通过个人创造挽回生命。这是一种极为理性的判断，使他从现实的痛苦中找到生存的理由。
“才活到二十八岁，我就被迫去做一个哲学家了，这是多么不容易呵！做到这点，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比任何人都困难。” 贝多芬在“遗嘱”中将自己比喻为一个哲学家，因为他发现对生死的思考同追求感性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其中动用的理性力量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几乎难以承受。然而，这却成为他个人思想走向成熟的一次自我表露，说明他清醒地认识到一次重要的精神超越已然发生。作曲家专门提到这种转变对于艺术家的特殊困难，让人联想起诸多音乐家在迈向成熟阶段时普遍面对的自我反思、调整和新的平衡。在此，贝多芬的思想历程显得格外突出，其以耳聋为契机，完成了个人从天赋使然到理性控制的飞跃发展。这使得人们意识到即将踏入创作新阶段的贝多芬如何应对更加庞大而复杂的音乐构思，如何在新的作品中展露高度控制的理性锋芒。“哲学家”的比喻似乎点明了贝多芬对这种变化的自我意识和期待，尽管它的确是建立在现实中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上的。
三、道德：善良心愿与和解
“神明啊！请垂查我的心灵。您知道，我怀着对人的爱，怀着做好事的心愿。”贝多芬通过这句话呼应了“遗嘱”开头对个人离群索居的辩解，在一定程度上将耳聋引发的愤怒同个人的善良心愿剥离开来。他再次强调外人对他的误解是多么不公平，并通过观照后世的笔调将自身塑造成艺术圣徒的形象。“这人为了置身于有价值的艺术家与有价值的人的行列，不愿屈服于为他设下的种种障碍，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这个定位从表面上看具有自我标榜的特征，然而它却是一种显著的自我暗示，使他自认的个人价值突出呈现。他为自己定下目标，将在有生之年同疾病持续抗争。尽管作曲家将语境设定为“我死之后”，但这种方式却加强了个体对生存下去的肯定。“啊！人们，要是你们有一天读到了这些话，你们就会感到，你们对我是何等的不公平！但愿那些不幸的人把我看作他们的患难兄弟而感到自慰。”贝多芬展现出他同世人关系的基本认识。它甚至能够指明作曲家中期创作音乐的基本态度，即音乐是为鼓舞和引导世人，而非简单的自我表达。它透露出贝多芬的社会责任感，即便自身面对的苦难经历也会成为后人克服磨难的重要参照。
贝多芬在这份“遗嘱”的中部将笔锋转向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根据洛克伍德的观察，作曲家在书写这封信件的题头时故意将弟弟约翰的名字空着，而只保留了卡尔的名字。这说明作曲家同弟弟约翰存在某些矛盾。在后来的二者通信中，我们也能够看出贝多芬对二弟的反感，经常以粗鲁的语言回应弟弟对他的问候和邀请。在这份“遗嘱”中，他首先要求两个弟弟同施密特医生一起向外人澄清病情，以便得到社会的理解。此后，他向两个弟弟安排遗产，希望将自己的少量积蓄和保存乐器能够由二人平分。更为重要的是，作曲家还对两人的生活提出希望。“你们能过一个比我更好、比我少些忧虑的生活。对你们的孩子，你们要教之以德行：必须有德行，不是金钱，才能使人幸福，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贝多芬的言语中反映着他自身的生活愿望和道德观，并且极为罕见地提到孩子。这似乎为他日后收养侄子埋下伏笔，也表达了他对下一代的教育希望。贝多芬在“遗嘱”中将道德提升至显著高度，并且强调“是道德使我在苦难中得以超脱，除了艺术之外，也是道德使我未用自杀来终结自己的生命”。在此，贝多芬将“艺术”与“道德”视为拯救自我的重要因素，而它们也正是作曲家终其一生不懈追求的人生目标。贝多芬对于道德的强调超过古典前辈，甚至对莫扎特《唐璜》和《女人心》的歌剧选材颇有微词。他有意用音乐弘扬良善的道德观念，并将它作为艺术创作的精神核心予以展现。无论是他的歌剧还是九部交响曲，都反映出明确的社会指向和道德力量，而这些宏观的道德理想恰是作曲家对日常生活的思考获得的。在这份“遗嘱”中，贝多芬的言语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让人理解他所强调的普遍的兄弟情谊源于家庭亲情与矛盾和解。“你们要公平分配，互相容让，互相帮助。过去你们做过伤害我的事，你们知道，我早已原谅你们。”贝多芬暗示出他同弟弟们的矛盾，而在将死之际对他们表示祝福。他强调自己的善意不应被人们忘记，再次反映出他坚持立于道德高地和自我标榜的企图。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话语亦是对作曲家个人的鼓励，是他努力摆脱心理压力的良好途径。
四、直面死亡，追求欢乐
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多次提到死亡，然而，这些关于死亡的文字也会使人感到疑惑。一方面，作曲家强调自己将会勇于面对死亡，另一方面却又强调艺术和道德助其生存下来，避免自杀。那么，“遗嘱”中的那些对身后事的种种安排又该怎样看待？笔者认为，这封信件表现出贝多芬内心有关生死的激烈矛盾，正如耳聋对他日常生活的影响，随时会从良好心境跌落谷底。从1798年明显的耳聋症状出现，贝多芬此时已经同病况缠斗了四年。现实的孤独和外人的误解使他不堪重负，更增加了他自我了断的强烈企图。不过，贝多芬在正式写作《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时已经对自己身处的矛盾做了周详的思考，只不过以这封书信将自己的内心加以表达。它或许是一封真正的“遗嘱”，只不过并非留给当下，而是写给未来。因为这不仅能够对“遗嘱”没有寄出的原因做出解释，而且反映出作曲家的真实意愿，就是要将它留待自己百年之后被后人阅读。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理解这封书信带有的宣言特征，并且对作曲家撰写这封信件的目的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应该说，贝多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弟弟们和世人宣誓自己生存的决心，而将耳聋和死亡作为自身的对立面予以拒斥。就在1802年，他已经预见到个人在音乐创作上即将取得的进步与成功，并通过这封信件透露出个人成熟阶段音乐表达的思想精神。 “我将抱着快乐的心情去迎接死亡，假如死亡在我有机会施展我全部艺术才能之前降临。我虽横竖命苦，但死亡毕竟来得过早了，我是愿意它来得晚一些的。然而即便死亡早至，我也满意，因为它岂不将我从无穷的痛苦中解放了吗？死亡，你来吧，什么时间到来都可以！我将勇敢地迎接你。”这是贝多芬于文末对死亡的最后陈述。它反映出死亡绝非个人的主动选择，却又表达出自身面对死亡早至的凛然气概。面对耳聋带来的现实痛苦，作曲家没有选擇自杀来解脱一切，反而是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厄运的侵袭。这或许正是贝多芬于1807年创作《c小调第五交响曲》时的思想态度，也验证了他勇于“扼住命运喉咙”的抗争决心。1801年11月贝多芬在写给魏格勒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我将扼住命运的喉咙，它一定不会把我完全打倒和压垮。” （参见Sieghard Brandenburg， Briefwechsel， 信件编号70；Anderson， The letters of Beethoven，vol.I， 信件编号54）在“遗嘱”的附言中，贝多芬动情地向上天祷告，“啊，万能的主宰，给我一天纯粹的欢乐吧！——我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过欢乐的声音！——啊，什么时候——啊，神明！什么时候我再能在自然与人类的庙堂中感觉到欢乐？——永远不？——不！——啊！这太残酷了！”（Emily Anderson， ed.， The letters of Beethoven， vol.3， Appendix A）这段文字写于1802年10月10日，具有一定的即兴特征。然而，贝多芬却明确提出了自身的一个理想，即对“纯粹欢乐的一天”的追求。作曲家在此提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听到欢乐的声音，这显然同正文中对于听不到牧羊人笛声与歌声的描述相呼应，也是他对耳聋得以治愈的迫切呼声。1808年，我们从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中分明听到了笛声与鸟鸣（贝多芬《田园交响曲》（Op.68）的第一乐章以双簧管独奏表现田园中的牧笛吹奏；第二乐章的尾声部分则包括作曲家专门注明的由木管乐器吹奏的三种鸟的叫声），而他在1824年创作完成的《第九交响曲》中则把弗利德里希·席勒的诗作《致欢乐》化为“欢乐颂”置于终曲乐章的顶冠。这些杰出作品在日后实现了《海利根施塔特遗嘱》附言中的心愿，而这一切正是贝多芬怀着对生存和理想的渴望用音乐凝聚的艺术结晶。
从死亡出发去追求欢乐，是贝多芬通过《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向世人表达的坚定决心和人生态度。这份重要文献的字里行间表明，作曲家没有被厄运打倒，也没有被悲伤和愤怒的情绪所左右。他像一位哲学家那样思考生死矛盾，并以坚强意志捍卫生存的权利。这封信件并不是作曲家因为耳聋折磨企图自杀前留下的遗嘱，而是在做出生死抉择之后对个人意志与理想的自我肯定和对外宣言。直到作曲家死后友人们发现此信的一刻，它的价值才真正实现。那里真实记录着作曲家盛年时期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轨迹，同时也对所有读到这份文件的人们给予了精神鼓励和行动参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记住贝多芬，感受到他透过音乐和文字所给予世人的顽强生存的力量。
参考文献
① 〔美〕路易丝·洛克伍德：《贝多芬音乐与人生》，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关键词〕贝多芬 ； 《海利根施塔特遗嘱》
1827年4月，当贝多芬的几位好友寻找其给侄子留下的银行股份证明时，偶然从贝多芬的遗物中找到了几封从未寄出的书信，其中一封便是后来名声显赫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这份文献的命名其实并不恰当，它本来是贝多芬于1802年10月在维也纳郊外的海利根施塔特小镇给两个弟弟书写的家信。然而，信中的内容却令首度发现它的友人倍感震惊，意识到耳聋曾经给作曲家带来如此巨大的精神危机。在这封信件中，贝多芬首次向两个弟弟透露他耳聋的病情，阐述了个人的不幸遭遇和内心的复杂感受。耳聋的痛苦激起贝多芬对生死问题展开思考，并且深陷于二者选择的矛盾之中。应该说，正是这封书信的出现，为后人提供了了解贝多芬对耳聋的真实感受的机会。尽管作曲家在信中提及死亡和遗产分配，可他却没有自我了断，反而在创作上扶摇直上。此种事实矛盾使诸多贝多芬传记研究者们对他30岁左右的人生经历产生兴趣，因为它不仅事关作曲家的耳聋经历，更成为理解他中期音乐风格产生过程的重要契机。
在过去的50年中，从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的著名传记《贝多芬》到路易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的《贝多芬：音乐人生》，诸多研究者都把《海利根施塔特遗嘱》视为贝多芬针对耳聋的个人告白，并对它所反映的作曲家心理状况进行评价。威廉·金德曼（William Kinderman）在他的《贝多芬》（修订版）中进一步指出，耳聋一方面给贝多芬带来焦虑与痛苦，却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贝多芬的音乐创作。耳聋究竟给作曲家带来更多益处还是害处，似乎成了人们普遍猜测且各执一词的问题。对此，洛克伍德在《贝多芬的交响曲：一种艺术愿景》中谈到《第二交响曲》为何没有表现耳聋引发的苦恼时，努力给出一种基于艺术创作规律的普遍性答案。然而，笔者则将目光集中于《海利根施塔特遗嘱》的文本上，重新审视这封充满伤痛的书信是否透露出作家的个人选择与明确意图。
一、耳聋：从隐藏到公告
耳聋是贝多芬一生所遭遇的最大苦难。对于一位音乐家而言，这样的残疾几乎可以致命。早在1798年贝多芬28岁时，他就发现自己的听力出现问题，主要表现在耳鸣和高音听觉模糊两个方面。尽管如此，他将自己的症状对外隐瞒，暗中寻医期待治愈。在历经两年多治疗无果后，贝多芬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波恩时代的發小魏格勒。1801年6月29日，他在信中写道，“过去三年中，我的听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 “我必须坦白，我经历了悲惨的生活。在以往两年多时间里，我避免参加任何社交场合，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法向人透露，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我就能够承认自己的残疾。但是对于我现在的职业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障碍。如果我的那些敌人获悉此事，他们会怎么说？”（本文对《海利根施塔特遗嘱》的片段摘引，主要参照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中附加的译文，并结合德文原文稍作调整。）就在此信写成的三天之后，贝多芬又将病况告诉了另一位密友、小提琴家卡尔·阿曼达。作曲家在信中表现出莎士比亚戏剧中哈姆雷特式的苦恼。一方面，他对未来充满疑惑和忧虑，或许要永远在现实中痛苦挣扎；另一方面，他或许会选择自我毁灭和死亡。“以我目前的状况，我必须从所有一切中摆脱出来。我的最好年景将会迅速流逝。而那时，我的天赋和精力要求我达到的事业目标还远未实现。面对这令人沮丧的隐退，我必须为自己寻求庇护。当然，我正想方设法克服这一切，但是究竟如何做呢？”
贝多芬末尾的问话需要他一生寻找答案。耳聋作为一种令人恐惧而焦虑的隐患，一直被作曲家视为隐私羞于提起，直到四年后终于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全面爆发。或许因为自己的行为转变受到人们的普遍误解和指责，贝多芬在“遗嘱”开端首先对自己躲避公众的原因予以澄清，字里行间带着怨怒。“哦，你们这些认为我是恶毒的、顽固的、厌世的人，你们是在严重地冤枉我，因为你们不知道使我这样出现在你们面前的秘密原因。童年起，我的心间，我的情感，就充溢着善良的温情，甚至时时都想干几桩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你们想想看，六年来，我的身体状况是何等恶劣。由于庸医延误，我的病愈加恶化。年年望它好转，年年希望落空，终于拖成一种旷日持久的病症。”“我秉性热情活泼，乐于交际，喜欢消遣，可我却被迫早早地与世隔离，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对这一切，有时我也曾想起而抗争，可耳已残废的悲惨现实却死死地拦住了我的路！我不能对人说：大声点，叫喊吧，因为我是聋子！” 在耳聋的进逼下，贝多芬终于无法继续隐藏自己的疾患，而是用笔大声叫嚷，发泄自己的愤怒。此后，作曲家点明了持续隐瞒的原因：一方面，他难于接受自己作为一个聋子音乐家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他担心自己的残缺会被竞争者抓住导致事业失败。贝多芬声称自己的听力曾经那么优秀，而此时却沦落至如此悲惨的地步，令他心酸绝望。
从信件的开端可知，贝多芬一定被许多人（包括他的两个弟弟）严重误解，而自己亦对不得不离群索居感到无比痛苦。这迫使他将耳聋的实情公之于众，在内心深处获得了初步解脱和平衡。然而，当失聪治疗失败的打击一次次猛然来袭时，贝多芬依旧难以招架，总是从平和中瞬间跌入狂怒。“当我身边的人听见远处的笛声，我却听不到；当他能听见牧人歌唱，我却一无所闻。这是怎样的耻辱啊！这类事使我濒临绝望，我差一点儿亲手结束了我的生命。” 贝多芬在信中首次提到自杀的企图，让人体会到耳聋与死亡是如此切近。 二、忍耐：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1801年6月寄给魏格勒的信件中，贝多芬首次提到顺从。“我经常诅咒我的造物主和我的存在。普鲁塔克（Plutarch）为我指出了顺从之路。如果可能，我将蔑视这命运，虽然我感到只要自己活着，我就是上帝最悲惨的造物……顺从！多么可怜的手段，然而这却是留给我的一切。”（Emily Anderson， ed.， The letters of Beethoven， vol.1， 信件编号No. 51。此信也是目前已知的贝多芬向友人公开耳聋病况的第一封书信。）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作曲家重提这个话题，“忍耐吧，别人这样说。如今我也只能把它当作座右铭了。现在我还能忍耐——但愿我能长期忍下去，直到无情的命运女神意欲剪断我的生命之线。也许这样更好，也许不好，总之我已做好准备。”贝多芬提到生命之线被剪断，是对自身死亡的再次暗示。然而，我们从上下文中已经看出，他在通过顺从和忍耐想方设法地争取生存的空间。“正是艺术拯救了我。”贝多芬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视为支撑自己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盡管这将给他带来无尽的压力和痛苦。“我不能在没有完成上帝给予我的任务之前就这样早早离开人世。正因为如此，我才苦熬着这悲惨的生活。”笔者发现，贝多芬面对的处境正如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男主人公面对着艰难的生死抉择。他想通过死亡获得解脱，却又不甘心以这样的方式从现实中退缩。他所提到的“艺术拯救了我”是《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内容的一个重要转折，标志着作曲家内心并非真的倾向死亡，而是在濒死的处境中努力通过个人创造挽回生命。这是一种极为理性的判断，使他从现实的痛苦中找到生存的理由。
“才活到二十八岁，我就被迫去做一个哲学家了，这是多么不容易呵！做到这点，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比任何人都困难。” 贝多芬在“遗嘱”中将自己比喻为一个哲学家，因为他发现对生死的思考同追求感性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其中动用的理性力量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几乎难以承受。然而，这却成为他个人思想走向成熟的一次自我表露，说明他清醒地认识到一次重要的精神超越已然发生。作曲家专门提到这种转变对于艺术家的特殊困难，让人联想起诸多音乐家在迈向成熟阶段时普遍面对的自我反思、调整和新的平衡。在此，贝多芬的思想历程显得格外突出，其以耳聋为契机，完成了个人从天赋使然到理性控制的飞跃发展。这使得人们意识到即将踏入创作新阶段的贝多芬如何应对更加庞大而复杂的音乐构思，如何在新的作品中展露高度控制的理性锋芒。“哲学家”的比喻似乎点明了贝多芬对这种变化的自我意识和期待，尽管它的确是建立在现实中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上的。
三、道德：善良心愿与和解
“神明啊！请垂查我的心灵。您知道，我怀着对人的爱，怀着做好事的心愿。”贝多芬通过这句话呼应了“遗嘱”开头对个人离群索居的辩解，在一定程度上将耳聋引发的愤怒同个人的善良心愿剥离开来。他再次强调外人对他的误解是多么不公平，并通过观照后世的笔调将自身塑造成艺术圣徒的形象。“这人为了置身于有价值的艺术家与有价值的人的行列，不愿屈服于为他设下的种种障碍，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这个定位从表面上看具有自我标榜的特征，然而它却是一种显著的自我暗示，使他自认的个人价值突出呈现。他为自己定下目标，将在有生之年同疾病持续抗争。尽管作曲家将语境设定为“我死之后”，但这种方式却加强了个体对生存下去的肯定。“啊！人们，要是你们有一天读到了这些话，你们就会感到，你们对我是何等的不公平！但愿那些不幸的人把我看作他们的患难兄弟而感到自慰。”贝多芬展现出他同世人关系的基本认识。它甚至能够指明作曲家中期创作音乐的基本态度，即音乐是为鼓舞和引导世人，而非简单的自我表达。它透露出贝多芬的社会责任感，即便自身面对的苦难经历也会成为后人克服磨难的重要参照。
贝多芬在这份“遗嘱”的中部将笔锋转向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根据洛克伍德的观察，作曲家在书写这封信件的题头时故意将弟弟约翰的名字空着，而只保留了卡尔的名字。这说明作曲家同弟弟约翰存在某些矛盾。在后来的二者通信中，我们也能够看出贝多芬对二弟的反感，经常以粗鲁的语言回应弟弟对他的问候和邀请。在这份“遗嘱”中，他首先要求两个弟弟同施密特医生一起向外人澄清病情，以便得到社会的理解。此后，他向两个弟弟安排遗产，希望将自己的少量积蓄和保存乐器能够由二人平分。更为重要的是，作曲家还对两人的生活提出希望。“你们能过一个比我更好、比我少些忧虑的生活。对你们的孩子，你们要教之以德行：必须有德行，不是金钱，才能使人幸福，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贝多芬的言语中反映着他自身的生活愿望和道德观，并且极为罕见地提到孩子。这似乎为他日后收养侄子埋下伏笔，也表达了他对下一代的教育希望。贝多芬在“遗嘱”中将道德提升至显著高度，并且强调“是道德使我在苦难中得以超脱，除了艺术之外，也是道德使我未用自杀来终结自己的生命”。在此，贝多芬将“艺术”与“道德”视为拯救自我的重要因素，而它们也正是作曲家终其一生不懈追求的人生目标。贝多芬对于道德的强调超过古典前辈，甚至对莫扎特《唐璜》和《女人心》的歌剧选材颇有微词。他有意用音乐弘扬良善的道德观念，并将它作为艺术创作的精神核心予以展现。无论是他的歌剧还是九部交响曲，都反映出明确的社会指向和道德力量，而这些宏观的道德理想恰是作曲家对日常生活的思考获得的。在这份“遗嘱”中，贝多芬的言语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让人理解他所强调的普遍的兄弟情谊源于家庭亲情与矛盾和解。“你们要公平分配，互相容让，互相帮助。过去你们做过伤害我的事，你们知道，我早已原谅你们。”贝多芬暗示出他同弟弟们的矛盾，而在将死之际对他们表示祝福。他强调自己的善意不应被人们忘记，再次反映出他坚持立于道德高地和自我标榜的企图。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话语亦是对作曲家个人的鼓励，是他努力摆脱心理压力的良好途径。
四、直面死亡，追求欢乐
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多次提到死亡，然而，这些关于死亡的文字也会使人感到疑惑。一方面，作曲家强调自己将会勇于面对死亡，另一方面却又强调艺术和道德助其生存下来，避免自杀。那么，“遗嘱”中的那些对身后事的种种安排又该怎样看待？笔者认为，这封信件表现出贝多芬内心有关生死的激烈矛盾，正如耳聋对他日常生活的影响，随时会从良好心境跌落谷底。从1798年明显的耳聋症状出现，贝多芬此时已经同病况缠斗了四年。现实的孤独和外人的误解使他不堪重负，更增加了他自我了断的强烈企图。不过，贝多芬在正式写作《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时已经对自己身处的矛盾做了周详的思考，只不过以这封书信将自己的内心加以表达。它或许是一封真正的“遗嘱”，只不过并非留给当下，而是写给未来。因为这不仅能够对“遗嘱”没有寄出的原因做出解释，而且反映出作曲家的真实意愿，就是要将它留待自己百年之后被后人阅读。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理解这封书信带有的宣言特征，并且对作曲家撰写这封信件的目的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应该说，贝多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弟弟们和世人宣誓自己生存的决心，而将耳聋和死亡作为自身的对立面予以拒斥。就在1802年，他已经预见到个人在音乐创作上即将取得的进步与成功，并通过这封信件透露出个人成熟阶段音乐表达的思想精神。 “我将抱着快乐的心情去迎接死亡，假如死亡在我有机会施展我全部艺术才能之前降临。我虽横竖命苦，但死亡毕竟来得过早了，我是愿意它来得晚一些的。然而即便死亡早至，我也满意，因为它岂不将我从无穷的痛苦中解放了吗？死亡，你来吧，什么时间到来都可以！我将勇敢地迎接你。”这是贝多芬于文末对死亡的最后陈述。它反映出死亡绝非个人的主动选择，却又表达出自身面对死亡早至的凛然气概。面对耳聋带来的现实痛苦，作曲家没有选擇自杀来解脱一切，反而是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厄运的侵袭。这或许正是贝多芬于1807年创作《c小调第五交响曲》时的思想态度，也验证了他勇于“扼住命运喉咙”的抗争决心。1801年11月贝多芬在写给魏格勒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我将扼住命运的喉咙，它一定不会把我完全打倒和压垮。” （参见Sieghard Brandenburg， Briefwechsel， 信件编号70；Anderson， The letters of Beethoven，vol.I， 信件编号54）在“遗嘱”的附言中，贝多芬动情地向上天祷告，“啊，万能的主宰，给我一天纯粹的欢乐吧！——我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过欢乐的声音！——啊，什么时候——啊，神明！什么时候我再能在自然与人类的庙堂中感觉到欢乐？——永远不？——不！——啊！这太残酷了！”（Emily Anderson， ed.， The letters of Beethoven， vol.3， Appendix A）这段文字写于1802年10月10日，具有一定的即兴特征。然而，贝多芬却明确提出了自身的一个理想，即对“纯粹欢乐的一天”的追求。作曲家在此提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听到欢乐的声音，这显然同正文中对于听不到牧羊人笛声与歌声的描述相呼应，也是他对耳聋得以治愈的迫切呼声。1808年，我们从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中分明听到了笛声与鸟鸣（贝多芬《田园交响曲》（Op.68）的第一乐章以双簧管独奏表现田园中的牧笛吹奏；第二乐章的尾声部分则包括作曲家专门注明的由木管乐器吹奏的三种鸟的叫声），而他在1824年创作完成的《第九交响曲》中则把弗利德里希·席勒的诗作《致欢乐》化为“欢乐颂”置于终曲乐章的顶冠。这些杰出作品在日后实现了《海利根施塔特遗嘱》附言中的心愿，而这一切正是贝多芬怀着对生存和理想的渴望用音乐凝聚的艺术结晶。
从死亡出发去追求欢乐，是贝多芬通过《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向世人表达的坚定决心和人生态度。这份重要文献的字里行间表明，作曲家没有被厄运打倒，也没有被悲伤和愤怒的情绪所左右。他像一位哲学家那样思考生死矛盾，并以坚强意志捍卫生存的权利。这封信件并不是作曲家因为耳聋折磨企图自杀前留下的遗嘱，而是在做出生死抉择之后对个人意志与理想的自我肯定和对外宣言。直到作曲家死后友人们发现此信的一刻，它的价值才真正实现。那里真实记录着作曲家盛年时期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轨迹，同时也对所有读到这份文件的人们给予了精神鼓励和行动参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记住贝多芬，感受到他透过音乐和文字所给予世人的顽强生存的力量。
参考文献
① 〔美〕路易丝·洛克伍德：《贝多芬音乐与人生》，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