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十月革命后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愈列晚年，愈是“主义遵从马列坚”，愈是坚信“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字著述里，更表现在他的践行过程中。近读《董必武传记》等书，从中采撷董必武生前的几件小事，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风范。
　　一、当皮袍子
　　1919年五四运动后，董必武来到上海，在他的“第一个共产主义老师”李汉俊的帮助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终于认识到中国革命像孙中山那样，依靠军阀叮军阀的路子“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唤醒民众、接近群众的方法”，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此，他终生信奉和遵从马克思主义。
　　1919年8月，董必武回到武汉，为宣传民众，发动民众，他与李汉俊、詹大悲等商议，在办报纸不成后，决定创办武汉中学。董必武当时经济拮据，而开办学校的经费又全靠创办人募集，他一时拿不出钱，便将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当了，连同向亲戚借了一点钱，共募得二十元。
　　当物换钱，在古今中外是常有的事，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董必武当皮袍子，却非同一般。(一)动机不同。一般人当物换钱，或为解决一时生活燃眉之急，或为了生意上的周转，都是利己；董必武当袍子，是为创办武汉中学，则是利他。(二)目的不同。解生活燃眉之急是为了自救，生意上的周转是为钱能生钱；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则是为了“朴诚勇毅干革命”。
　　像董必武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是打心眼里敬佩。就当时他的家庭来说，虽然不算富裕，但日子也算过得去。特别是凭他的才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安逸的生活不成问题。但董必武放弃了这一切，在中国由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转变的历史关头，理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心甘情愿在中国青年和工农群众中做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启蒙工作。所以，从当皮袍子这件小事，我们看到了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二、抵拒蒋介石“礼物”
　　1926年11月26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广州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往武汉的决定。蒋介石开始是同意的，并表示“政府迁鄂，有益无损”，但不久出尔反尔，1927年1月5日他在南昌召集国民党中执会宣布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蒋介石的卑劣行径，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于11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指责蒋介石“中途变更”，使“群情惶惑”，敦促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从速迁鄂，“以寒敌胆，而厚民气”。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蒋介石于12日来武汉窥探形势。他大耍两面派，一面高唱北伐、打倒军阀的高调，借以标榜自己，迷惑民众；一面大肆活动，用请客送礼、封官许愿的手段，企图拉拢一些在湖北武汉有影响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董必武就是蒋介石企图拉拢的共产党人之一。据胡传章、哈经雄著《董必武传记》记载，蒋介石在汉停留期间，曾派人看望董必武。来人将蒋介石的信件、照片、衣服和金钱送给董必武。“董必武看了信件后，皱着眉头笑了一下，收下了信件和照片，将一套草绿色马裤呢中山服和一大笔钱退还给了来人。来人踌躇不安，要求董必武收下钱物，并请写一个回信给他去交差。董必武按住自己的火气，对来人说：‘我的工作很忙，马上要去开会，没有时间写回信。你回去报告蒋总司令，只要总司令革命，我董必武是拥护的；我们为的是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地位。”
　　这段史料是真实的。我分析，这个“来人”应该是当时的汉口市长刘文岛，因为刘是蒋介石的亲信，他还代蒋介石向林育南家送过礼，也被林育南当面拒绝。
　　董必武抵拒蒋介石的礼物，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进一步说明共产党人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的，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决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私利；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不与国民党右派相妥协的坚定决心。
　　三、一点牛肉和几个马铃薯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年近五旬的董必武参加了长征。全国解放后，他写了《出发前》、《从毛儿盖到班佑》、《长征中的女英雄》三篇回忆录，分别发表在《党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和第三期上。
　　“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路程，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征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董必武在《出发前》中回忆道：“到瓦窑堡后，东征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
　　这段回忆反映了董必武长征出发前的真实思想。尽管他年龄大，身体也不是很好，但随红军主力长征的意志却是坚定的，长征中遇到的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从未使他“沮丧”过，说明即使他在出发前知道长征中的这些困难，也不能改变他“随军的意念”。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情怀，为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意志是多么的坚定，正如萧华的《长征组歌》所说，红军战士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啊!正是胸怀着这种“高于天”的革命理想，所以在长征途中，董必武和广大红军战士一样，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长征途中，他总是拄着一根棍子自己走，把组织上配给他的马供伤病员骑。在过草地的时候，组织上配给干休连的一点牛肉干和马铃薯，分给他时，他总要问其他战士是否都有，大家都有他才肯收下。而且即使收下了，他也舍不得吃，而是转让给伤病员、运输员、饲养员吃。谁都知道，在红军断粮的情况下，经过茫茫草地，一点牛肉干和几个马铃薯意味着什么!这实际上就是为了远大理想，把死留给自己，把生留给战友的无产阶级高尚道德情操啊!他就是以这种伟大的献身精神和无畏的革命勇气，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四、约法三章
　　全国解放后，董必武同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
　　(一)不许向地方要东西；
　　(二)不许以他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
　　(三)不许接受礼物。
　　从此，不论谁被调到董必武身边工作，他都首先申明这三条规矩，谁也不能违反。
　　这约法三章，文字浅显通俗，但内涵丰富深刻，它体现了董必武一身正气、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执政为民的共产主义高尚品质。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人民群众发白内心爱戴他，敬仰他。他制定的这约法三章，不是门面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不仅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执行， 而且他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1956年4月14日至16日，董必武自武汉回到红安。这是解放后他第一次回到故乡。刚到桑梓，董必武就召开红安地方知名人士座谈会，听取县委的工作汇报，广泛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当听到红安在中国新民主革命时期共牺牲八万多人，七里坪、紫云等地不少村庄，人都被国民党军队杀绝，有名有姓的烈士达一万多人时，董必武无比感叹。当县委负责人建议修复其旧居一事时，董必武再三劝说：“过去多次讲过不要修，现在再讲一遍，还是不修为好。红安是个老区，当年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很多，要修就修个烈士祠，或叫做革命博物馆也可以。”他还用革命烈士的英雄业绩教育干部和群众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当时红安县委送给他一些土特产礼物，他都婉言谢绝。
　　还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感动。1965年2月，董必武到广州疗养，夫人何连芝带着女儿随后到羊城与他共度春节。前去接车的袁溥之在软席车上没有找着何连芝，原来她们母子俩是从硬席车厢走下来的。袁溥之感到很诧异，何连芝却说：“自己和孩子不能要公家买票，自己买硬席票就行了。”这看似小事，其实从这件小事上我们看到了董必武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带头遵守约法三章的高风亮节。
　　至于董必武严格要求子女和亲戚，不因自己职高权重，为他们安排工作即“开后门”的事更是传为美谈。《董必武传记》和《董必武年谱》中都有具体记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董必武约法三章的故事说明，共产党员既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更要有践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际行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看你喊得响不响，而是主要看你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普通的具体小事做起，加强党性修养。正如刘少奇所说：“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董必武正是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一个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以上所讲董必武生前四个真实的故事，只不过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几个片段而已，看似都是小事，但却体现了共产主义大风范。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如果要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就不能没有理想，没有一点精神。只有树立远大理想，才能具有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才能时时、事事、处处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全心全意为党212作，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为了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我们纪念董必武同志最重要的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像他那样，既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从平凡的日常小事做起，修养自己的品性。果能如此，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会逐渐形成。我想，这一定也是董必武最希望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