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艾略特说过，大凡对文学本质抱有浓厚兴趣的优秀作家，总会将罹遭的不测和自身的感悟诉诸文字，并在适当时机以文学样式呈献出来，以求对世人有所裨益。将这句话用于享誉世界的著名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似乎非常精准和恰切。在新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悲伤与理智》中，布罗茨基用深沉冷静的目光回溯了自己在苏联的悲怆经历以及流亡美国的孤苦生涯，用美妙精致的语言探讨了诗歌的存在形态、基本功能、本质特征，以及流亡诗人失语困境等诸多美学话题，使读者较为全面地触摸其思想演进的主要脉络，较为深刻地把握其美学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
　　未曾作弄历史的人，最终不会遭到历史的作弄。经历了多年的沉寂和冷遇之后，公正客观地评判布罗茨基及其作品，正成为世界性的文学话题，更是我国文艺理论界面临的一项现实任务。自从2014年《小于一》在我国出版后，布罗茨基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媒体上，一时间解读品评其人其作的文章接踵涌现。文学发展史表明，中外古今的大部分诗人在自己人生旅程中，都会留下或喜或悲的故事，而布罗茨基的故事是迄今为止笔者读过的诗人里最具传奇色彩的。他辍学、打工、坐牢、流亡，在每个漫长的黑夜里孤独而眠，而写作几乎成了他减轻精神重荷的唯一选择。作为布氏文学创作的巅峰，《悲伤与理智》可以视为诗人在凄苦孤绝的路途上艰辛跋涉的精神写照。俄国著名思想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写下一句普通却深邃的话：“社会政治生活磨砺着每个人的性格和意志，也铸塑着人们的心魂和思想。”也许布罗茨基参透了他的前辈的人生感悟，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确立了独特的诗歌观和美学观，在《悲伤与理智》中他写道：文学艺术的光荣，要远大于政治权力的显赫。他还多次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将拯救世界”的著名命题，并用他自己的话加以诠释和注解：“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的手册。”“诗歌不是娱乐方式，是我们的语言学和进化论的灯塔。”“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他在文集中的诸多抒发和阐述，均是上述论断的逻辑延伸，他认为无论对于单个的人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诗歌是唯一的道德保险装置，是唯一的自我捍卫方式。的确，布罗茨基作为一位唯美主义者和诗歌至上论者，即使在写散文时，他也像写诗一样创作散文。文集中氤氲着浓郁诗意的散文体文学批评，是他诗歌创作的自然伸展，特别是文中运用了大量明喻、隐喻和深彻悠远的意象，几乎每篇文章都有这样的段落，对这些段落只要稍加断行和修饰就变成了诗歌，比如“如果你是一位画家，这便是一棵树;如果你是唐璜，这便是一位女士;如果你是一位暴君，这便是一名牺牲者;如果你是一位游客，这便是一座城市”，等等。在文集中布罗茨基断言文学艺术“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而作为语言最高形式的诗歌“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将这句话解释开来，就是缪斯已经摆脱任何实用主义的囿限，成为一种形而上的至尊理念。正是这种宗教般的情愫，塑造了布罗茨基心目中诗人的圣者形象和诗歌的统治力量。
　　波德莱尔在总结同时代欧美作家创作经验时做过一句颇为经典的表述：“艺术家之为艺术家，最根本的就在于他对美好的事物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精妙感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精妙感觉”的艺术家。辑录在《悲伤与理智》中的二十二篇散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随笔、演讲稿、公开信、悼文和诗歌评论等多种体裁，其中《悲伤与理智》、《求爱于无生命者》、《九十年之后》三篇分别解读了罗伯特·弗罗斯特、托马斯·哈代和里尔克的代表性诗作，这些评论将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探讨与对诗歌本体的美学揭橥相糅合，呈现出布氏诗歌评论所特有的精细与深透。特别是对哈代的成名诗《黑暗中的画眉》的评论，作者好像听到了一种不属于人类的天籁，听到了“原非人类真理”的语言流入心际的响动;对里尔克诗作的评论《九十年之后》，在貌似平和淡定的分析表象下，似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在引导着作者的分析触角，使其不吝笔墨地赋予文本解读以个体经验和理性思忖，并在隔空唱和中与诗作擦出灵感火花。尽管文集中的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诸的却是同一个主题，即“诗和诗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篇《悼斯蒂芬·斯彭德》完成后不久布罗茨基便溘然长逝，这本书遂成为布罗茨基的散文绝笔，成为一代文豪文学才智和美学观念的“天鹅之歌”。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良知对抗暴力》一书中对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给予如此鼓励：“为了抵抗奴役，思想家要始终拒绝用规定的模式思维，拒绝异类思想使自己变得浅薄、停滞、厌倦、鼠目寸光和唯唯诺诺。”这一鼓励似乎也成为布罗茨基的生活信条和创作准则。西方文艺理论界某些人士带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猎奇心觊觎着这个来自敌对阵营的流亡者，期望从“最伟大的英语散文家”嘴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第一俄语诗人”却对斯拉夫文学由来已久的使命不离不弃，他服膺自己的价值追求，坚守自己的文学信仰，在用兼顾温情与冷峻的书写中进行自我提纯，在拒绝被同化的各种声音中进行自我救赎，没有由一种意识形态的弃儿变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傀儡。在布罗茨基看来，作家的存在价值绝不是做普罗大众与“历史必然性”的传声筒，而是摹绘艺术缪斯那张表情独特的脸庞，因为“获得这种独特的表情，这或许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因为“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而“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摒弃同义与重复，拒绝成为千人一面的牺牲品——这正是布罗茨基作为一名伟大作家的艺术宣言。纵笔风云变幻，放言世相百态，显然不是布罗茨基的长处，也没必要成为他的强项，在被迫回答类似问题时，他甚至显得窘迫和难堪，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文学创作是他唯一纵横驰骋、长袖善舞的领地。《布罗茨基传》的作者、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谢洛夫曾将布罗茨基与流亡时期的索尔仁尼琴做过比较，通过比较谢洛夫得出如下结论：与正襟危坐的索尔仁尼琴相较，西方文学界更认可更喜欢布罗茨基，其原因在于与其说二人活动内容有别，不如说二人行为方式迥异。布罗茨基无论在形体状貌还是在言谈举止上，看起来都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知识分子，他只是恰如其分地发表个人看法，恰到好处地表明自己见解，他的表达方式并未让西方读者心生反感与厌倦。更何况他总是以文学为唯一标尺检测整个世界，他的价值标准是恒常稳定、一贯一致的，他也从这个意义上赢得了更佳声誉。 　　近年来我国文学出版界引入的西方文学作品和著述，大都承载着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理念主张，这些理念主张将现实中国语境中的一些问题解释得驳杂隐晦，且殃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嬗变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症候。而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散文，以个人经历和经验为核心和基点，以追寻自由和正义为旨归，引领读者抵达自洽自为的境界，所以，其作品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读者而言，具有愉悦心理提振精神的效能，借用《小于一》的译者黄灿然先生的话来说，“任何读者都可以从布罗茨基的书中获得很多东西，不仅可以作为文学力量和人格力量的参照系，而且可以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别人的修为”。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广西的漓江出版社就出版过以诗为主的布罗茨基诗文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但我国的诗人们对布罗茨基的诗歌明显关注不够，至少缺乏对他的散文那样的热情。换言之，国人对他的诗歌似乎并不十分熟悉，但是言及他的散文，国内一些诗人都能即兴引述几段。也许是由于翻译诗歌比较困难，原作的精华容易流失，但笔者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布罗茨基的散文太出色了，以至于他的诗歌功名被他的散文光环所笼罩和遮蔽。此种情况当然是布罗茨基自己所不愿看到的，可是在文学创作中令人遗憾的事无疑太多太多了，作者的良好愿望很难与自己的期望画上等号，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样极为优秀作家有时也很难幸免。鉴于布罗茨基散文创作的巨大成就和重大影响，我国已经出版了布氏的三部散文集：第一部是1999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文明的孩子》，收录了十五篇布氏散文中的精品，其中五篇分别是评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奥登和弗罗斯特的诗学文章。这些文章正如南非著名文学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克斯韦尔·库切所披露的那样，几乎都是布罗茨基呕心沥血之作。这部散文集十几年来在华语写作圈不断传播，一方面持续抬高布罗茨基的名望，另一方面也使华语写作圈对布罗茨基的散文形成一种期待。慧眼识荆的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隆重推出《小于一》，2015年上海译林出版社又出版了《悲伤与理智》，这两本散文集共收录三十九篇文章，译成中文总计六十七万字。至此，布罗茨基的所有散文在中文世界完整面世，而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也可借此对布罗茨基的散文全貌做一番系统考察。
　　经典作品作为一种历史智慧的载体和集锦，构成每一时代文化发展的原点和标杆;而阅读经典作品，则是提高国民人文素养的不二法门。美国著名文化学者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写道：“任何阅读都不应试图过分一般化，以致使某一具体的文字、作者或情节失去其特性。”当今时代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庸俗化、快餐化，散文创作尤甚尤烈，很多作家的散文充斥着网络流行语，尽管读起来轻松惬意，不用劳心费神就能获得精神快慰和心理脱敏。但是，如果对这种消遣式的散文消费过多过快，就会像冲浪、飙车一样，在兴奋刺激之余又使人回到人文素养的起点。布罗茨基的散文集《悲伤与理智》则截然不同，它更像一种智力体操和审美瑜伽，读者只有时刻保持关注并进行深度思考，才能臻入吸纳深湛思想和诗化语言的境地。由此笔者想到，在众生喧哗、人心浮躁的当下，作为“小众图书”的《悲伤与理智》洛阳纸贵，连续两月位居大陆畅销书排行榜，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大众魅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使读者重拾阅读经典的信心，会让创作者重构高雅文学艺术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