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五常”思想与现代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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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五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可以为现代广告提供广泛的创意诉求点,又可以为现代广告提供相适应的道德伦理规范。“五常”思想与现代广告之间的有机结合,必将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积极的能动作用。
  关键词: 儒家“五常”思想 现代广告 道德伦理规范
  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现代广告传播所遵循的早已不再是简单纯粹的单向传播模式。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普通民众接近和使用现代广告的基本立足点——广告传播媒介的互动特性越来越强,这就意味着现代广告运作所受目标受众反馈的制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现代广告就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单纯向目标受众传递有关产品或服务的信息,而是要在广告的传播过程中与目标受众形成一种更为融洽的沟通。只有在目标受众对广告内容形成心理共鸣的前提之下,广告才能更好地达到预定的说服目标。
  要使广告受众更好地融入到广告所创造的语境之中,就需要从更深层次把握潜藏在受众内心深处的情感和特性。作为一个有着灿烂历史文明的民族,中华民族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传承之后,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身独特特征的文化传统。与当前流行的由西方文化占据话语权的变幻不定的流行性文化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一种具有较强稳定性的文化。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是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等人际性传播方式传承的,所以其影响具有更为明显的内在性、深层化的特点,会对受众的广告接触心理、行为乃至广告业的整体运作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把广告运作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有极为深刻的意义。本文试图以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思想为例,说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之间的深层次联系。
  一、儒家“五常”思想简述。
  “五常”思想,即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它是儒家所构建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原则性理念。儒家是一个注重人道,主张入世的派别,所以从其创始人孔子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建立适应社会历史需求的道德基本原则。孔子提出了恭、宽、信、敏、惠、勇、智等各种德目。之后,孟子从孔子所提出的诸多德目中间抽象和概括出来最基本的四个德目,即仁、义、礼、智。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①汉代的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他在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四个德目的基础之上,把孔子所提出但被孟子所忽略的“信”补入,于是就构成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思想,并在其基础上确立了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
  “五常”中的仁、義、礼、智、信,每一个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内涵,在此只作简要介绍。五常中的仁,主要指处理人际关系的情感基础,指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五常中的义,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也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准则;五常中的礼,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主要内容是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反映了人的精神风貌和文明教养程度;五常中的智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其主要表现就在于明辨是非善恶,克制情欲泛滥等;信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它的核心内涵是真实无妄、对人诚恳、为人可靠。
  二、“五常”思想可以内化为现代广告的创意源泉。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广告开始走向复兴算起,中国的广告业已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开始渐趋成熟。这种成熟首先在广告运作的核心部分——广告创意的层面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今天消费者们所面对的广告诉求早已不再是清一色的“国优、部优、省优”,而是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根据产品的不同类型,品牌的不同层次,为其量身打造的广告诉求的路线也各不相同。
  但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当前中国广告的创意关注点还稍显单调,其创意的来源主要还是来自日常生活或流行性的现代文化。诚然,日常生活和现代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创意点,但是,当绝大多数广告的创意来源都过度趋同的时候,这些广告同时也就失去了走向成功所必需的一项主要指标——新颖性。在广告信息过分冗余的今天,新颖性的缺乏会使消费者丧失了解广告所传达信息的兴趣,严重时甚至可能使消费者对整个品牌产生不必要的负面评价。要保证广告诉求的新颖性,一个重要的对策就是把创意点的整个搜寻视野扩大,而悠久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成为广告创意的不尽源泉。对近年来国内的一些获奖广告作品加以分析就能发现,把创意点聚焦在传统文化之上的成功作品越来越多了。这一方面说明传统文化确实是有宝可挖,另一方面说明业界对于创意的这一转向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五常”思想与现代广告创意之间存在着众多天然的衔接点。在现实的广告中运作中,也已经有不少广告开始将自己的创意点放在仁义礼智信上,并取得了较好的广告效果。
  利朗商务男装在其广告中,就注意把创意诉求与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思想结合在一起。比如流传很广的“进退之间,彰显智慧”这一句广告语,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智”的内涵,强调了一种有舍有得的处世方式。养生堂的龟鳖丸产品的广告,所采取的是情感诉求的方式,其广告语是“养育之恩,何以为报”,所强调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别强调的亲情,而重视亲情、发扬孝道其实也正是属于“五常”中“仁”的范畴。著名企业海尔集团在进行广告宣传时,使用最为频繁的一句口号就是“真诚到永远”,不断强调自己以消费者为中心、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这就是“信”的一种直观体现。从广告发布的效果来看,这些广告都为所属品牌的形象塑造发挥了很大的功效,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产品的销售。这些例子都说明,以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伦理为广告创意诉求点,是经得住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检验的。
  三、“五常”思想可以外化为现代广告所遵循的道德伦理规范。
  现代广告必须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进行传播,随着理论和技术上的日益成熟,现代广告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目标受众,并在深刻理解目标受众心理及需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广告劝说。正是由于现代广告的目标针对性比以往更强,它对特定消费者的影响力也就更明显。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广告在现代社会一些重要的话语方面起到了一种类似于“议程设置”的作用,广告的内容、运作手法、精神风尚等都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产生着极为重大的影响。所以在现代社会中,现代广告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其传播消费信息、促进市场流通这一方面,更应该体现在对相应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   在中国现行的广告运作模式当中,对于广告的管理或监督主要是靠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的,比如《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的监管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单一的依靠法律法规的广告监管模式对现代广告而言显然是失于片面。因为法律法规的规定较为具象,缺乏灵活性,所以它对现存的相当數量的一些不合理的广告现象难以达到有效控制,比如各种钻法律法规空子的擦边球广告、有违社会整体道德风尚的低俗广告等。
  根据广告行业的特定属性,“理想的广告管理体制是实行政府法制管理与广告自我约束相结合,又以自我约束为主的管理机制”。②但是,因为当前国内的广告行业的管理体系尚未健全,尚难实现从政府法制管理为主向自我约束为主的管理机制的转变,所以广告业的自我约束及伦理规范就应当被放至更为重要的位置之上。正因为如此,从中国广告业的现实出发,提倡建立起中国广告所特有的广告伦理规则就成了提高行业规范程度的必要选择。
  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精华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就可以外化成为现代广告所遵循的一种重要伦理规范。因为中国自汉代以来就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所以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思想,它潜移默化于现代生活的各方各面。正因为如此,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才与现代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契合性。在“五常”思想的基础上确立起广告业的伦理规范,就可以对现代广告的规范运作和和谐发展起到明显的指导作用。
  具体而言,仁可以代表现代广告必须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弘扬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义可以代表现代广告在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判断与描述上必须明辨善恶与是非;礼则代表现代广告必须遵循以仁义为本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以正确协调广告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智则是要求现代广告要具有必要的理性思维,减少广告中的短视性行为,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长足发展;信则代表现代广告必须坚持真实无妄的原则,履行该尽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如果说仁义礼智信能够真正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而植入现代广告中的话,那么它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现代广告的品位,也就可以趋利避害,更好地发挥现代广告的正面导向作用。
  四、“五常”思想和现代广告的结合可以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
  作为儒家的纲领性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认为,春秋战国已经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试图通过宣扬一套新的伦理价值观念的方式来实现整个社会向文明的回归。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孔子才提出了仁义礼智信思想的前身,并以此为主体,建立起了整个儒家伦理思想的雏形。客观地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基本的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对建立中国人所特有的行为规范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既促进了中国古代整体社会的思想风尚及行为秩序上的稳定,又提高了社会个体的道德修养,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道极为绚丽的风景。
  从文明秩序的重建或改善这一角度来看,现今的中国社会其实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有着些许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但是社会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发展却要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文化层面的冲突也时有发生,较为明显的就是外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间的冲突、中西杂糅的现代流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等。在类似的冲突中,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传统文化还处于一种不断退却的状态。而且,由于精神思想层面上一致性的缺乏,在现代社会中,相当数量的民众缺乏一种统一的文化认同感,这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就可能表现为社会文化的整体动荡。
  凭借着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所使用的各种大众媒介,现代广告已经成为一种在现代社会占据着主流地位的文化行为。根据传播学的相关观点分析,广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所接触的象征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象征符体系也会具有相对独立性,作为能动的力量作用于社会。换句话说,由于象征符体系是作为继承性的观念体系来确立的,它通过形成文化秩序也会反过来制约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③我国著名的报学史专家戈公振早在1926年就对广告所具有的对社会文化的能动作用提出了相关看法:“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日趋于繁密美满,而广告既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故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商品之一种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④可见,现代广告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整合或调和都具有较强的作用力。而且,与直白的灌输性宣传相比较,广告对普通大众而言更加具有亲和力,它更有利于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大众的教育或引导。不仅如此,在文化价值等方面对大众进行正确的教育或引导也是广告所必须肩负的重要责任之一。
  正因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和现代广告各自都能对现代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故此二者之间的联合必将会产生一种更大的互补效应。如果现代广告能在内容诉求上与整体运作中多与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思想相衔接,就能不但为现代广告的发展添砖加瓦,而且使整个社会文化朝着更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孟子·告子上.
  ②陈培爱.中外广告史——站在当代视角的全面回顾[M].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64.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1:54页.
  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199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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