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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6-7833(2012)02-000-02
摘 要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废除了十三行制度，外国人开始设洋行并直接雇用中国商人代理买卖，买办商人应运而生，亦诞生了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买办巨商，尤其是广东买办独领风骚，清末民初的广州买办巨商陈廉伯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关键词 陈廉伯 买办 商人政府 清末民初
“买办”一词是葡萄牙人（Comprador“康白度”）的义译，原意是采买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该词最早出现于明代，专指宫廷供应的商人。后来，买办的范围扩展至官府或富豪之家从事采购的人员。清初，买办专指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居间人或代理人，实际上就是外商在中国市场的中间人和经纪人。买办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推动经济发展，创办近代民族工业，引进和宣传西方文化科学观念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清末民初的广州买办巨商陈廉伯，对当时的广东政界、商界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早年经历及祖父的引导
陈廉伯（1884-1945），字朴庵，又名作漕，广东南海西樵简村人。他出身豪族，祖父是大名鼎鼎的陈启沅——广东近代最早的实业巨子、大资本家、“中国机器缫丝业之父”。父亲陈蒲轩，是丝业富商，有四个儿子，廉伯、廉仲、汝恭(一辈子在南海西樵教书)、蒲生(受大哥陈廉伯委派到广西开发、经营金矿，后到香港经营美孚、蚬壳石油等生意)，陈廉伯为长子。1884年，陈蒲轩生下长子，陈启沅非常喜欢这个天庭饱满、聪明伶俐的孙子，亲自为孙儿取名廉伯，小字朴庵，希望他勤俭持家，发扬陈家祖业。
陈廉伯幼入私塾读书，12岁时，秉承祖父之命跟外国人学英语，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加入英国国籍。16岁时，他到广州沙面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工作。他为人机灵聪明，精通英语，受到重用，后升为买办。
陈启沅在广州西关扬仁南街开设昌栈丝庄，由他的次子，也即陈廉伯的父亲陈蒲轩主持丝庄业务。鉴于儿子吸食鸦片成瘾无法主事，而孙子廉伯又确有小聪明，宜在广州商场活动，陈启沅便命其任昌栈丝庄司理，并加入广州商会。与此同时，他还兼本家丝庄的司理，陈廉伯便由此起家。
二、成为买办巨商
陈廉伯接手祖父庞大的家族生意后，通过联络、操纵同行，几乎垄断了广东的生丝出口，他的业务获得迅速发展。1905年起，陈以广州昌栈丝庄司理身份，相继加入广东商会、广州商务总会，成为当地商会中的活跃人物。1908年，他与南洋巨商张弼士等，发起创办广东保险公司，担任公司协理。1910年昌栈丝庄资金已达30万元。1915年，陈廉伯任巴拿马万国商品赛会广东出口协会总理、广东总商会会长，后任广东丝绢公会、矿业公会、输出业协会等会长。从1909～1919年的十年间，他联络广州几家丝商，利用其汇丰银行买办的便利，经营丝业致富，捞取了巨额财富。清末民初，他参与组织广东商团，并任广东中国丝绸公会会长﹑广东矿业公会会长﹑广州出口洋庄商会会长及广东总商会会长等职，还曾任龙济光督军署顾问﹑广东粮食救济总会总理。与此同时，他扩大昌栈丝庄的生丝收购，联络广州几家大丝商统一购销，垄断当地的生丝买卖。1920年，因广州银号发生金融危机，银根奇紧，他利用汇丰银行贷款从中渔利，还大做炒卖银砖的投机生意；之后又依靠汇丰银行，私铸银币，操纵金银市场。除丝业外，他还经营航业、矿业、纸业，以及茶业、桐油、猪、烟草、竹品、草席等土特产品，在十年左右获利达数百万。此时的陈廉伯已是一个买办巨商，拥有十家银行和无数当铺，在十多个国家拥有贵重资产，拥有20座住宅，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他的私人王国扩展到太平洋沿岸、欧洲和美国的广东人社会。他还是华南帮会分子中的一位头面人物，曾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同时他靠大把烧钱为自己编织了一张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博得了“肯出钱，敢做事”的声誉，并奠定了在广州商界呼风唤雨、一言九鼎的江湖地位。
三、魂断“商人政府”之梦
个子矮小的陈廉伯是当时的广州商界“老大”，一身兼任广州商会会长和广州商团团长二职。但陈廉伯不满足于此，他是个从小就有“抱负”并自认老谋深算的人，虽然这时其势力已不容小觑，但在他看来，范围还远远不够，而且随时仍有可能被侵夺或丧失。“乱世”的不安全感使他确信，要保证生意和利益的绵延不断，绝不能没有政治权力的庇护。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无疑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本是广州商民维持治安、保护商家生命财产安全的自卫武装。1919年陈廉伯接任商团团长，1924年成立由陈廉伯任总长的“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旨在以商团武力推倒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另组“商人政府”。自从当上商团团长后，他便坚决落实自己的想法，将原有的商团武装加以扩充。表面上看，陈这样做已逾越了一个商人的“本分”，而且相当危险；但他原本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只要能把利益进行到底，哪怕触犯“天条”，也不惜孤注一掷。此后他便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 自己要做“中国的华盛顿”，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发展到图谋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
1924年10月10日“双十节”，由官方组织的国庆游行便成了一根导火索，触发了以陈廉伯为首的广州富人们千古难逢的一次企图推翻孙中山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的“叛乱”。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迅速派兵平定了此次商团叛乱。一出商人造反的另类戏剧就这样昙花一现，伴随“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灾难而落幕。叛乱失败后，陈廉伯亡命香港，一边继续其买办生涯，一边继续金融炒卖兼做生意。在成为“丧家之犬”之前，陈廉伯一直在做着由富入贵并以富敌贵的美梦，但他想借商团“搞事”而成为“中国华盛顿”的算盘，却还来不及拨响，就被彻底打碎了。
四、经营之道
陈廉伯还在十三、四岁的时候，祖父陈启沅就“高瞻远瞩”地让陈廉伯学习英文，以为其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与洋人的多年交道使陈启沅深知投靠洋人的重要性，而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当买办的确是一条发财捷径。陈年纪轻轻就去汇丰银行做事，无疑是其祖父的精心安排。后来，陈在“买办”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几十年，可谓既捞足了左右逢源的好处，又过足了投机取巧的瘾。
由于人矮脸长，陈廉伯得了个“马脸买办”的绰号，但这家伙确实是个干买办的料（他后来还做过多家欧美商行代理），而且还是炒钱高手。有一回，张发奎联合汪精卫回师攻打广州，陈从宋子文的机要秘书那里事先得到消息，乃将手头的广东毫券大量抛出；而在得知张发奎即将溃退的最后关头，又立即从市场上大量补进，结果跟着他的人亏得很惨，而他却反赚了一大笔。
陈廉伯身家不可谓不丰厚，但开销更加惊人，有时简直就是挥金如土，因此他还得了“空心老官”、“纱灯笼”的绰号。然而，挥霍的背后，却是长线投资的“远大利益”。事实上，陈廉伯很少做需要大投资的生意，日常经营的资本也多靠“拉别人的裙，盖自己的脚”。而其从丝业、金融投机、做买办乃至出口农副产品、承办广东造币厂业务、任南洋烟草公司董事监理等方面积聚起来的“孽钱”，则大部分都被他花掉了。
然而，陈廉伯对钱财的“挥霍”，不是无缘无故的。首先，它被当作一种“长线投资”，为陈起“抛砖引玉”的作用。陈有许多钱都用于笼络、勾结、疏通、应酬上层社会，其结果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大帮达官贵人成为其耳目和朋友，为他提供了种种现实利益。其中著名的有龙济光、伍廷芳、魏邦平、陈炳焜等。其次，是出于“做秀”和“做派”的需要。如陈居港期间，每年必举行一两次盛大宴会，以招待全港的官绅闻人，为树立及维持其“名绅善董”的形象。
此外，就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支出了。陈向来有在娱乐圈渔色的爱好，这便使得“马脸买办”的艳闻时见报端。而除了家中有几个小老婆外，陈还在外面包养了不少姘妇，经常到他公司支取生活费的就有四五个。对此，有人发明了一句歇后语：陈廉伯的金钱——悖入悖出。
陈廉伯也热心从事慈善事业，他曾捐资医院、慈善会和赈济会，被推举为广东粮食济会总理和方便医院、博济医院董事，还在家乡创办义学、女子职业学校。
1921年，陈廉伯与粤港商人李煜堂、马应彪等人及广东政府出资，在当时的岭南大学（校址在今天的中山大学）内分立岭南农科大学。1927年，岭南农科大学并入岭南大学，改组为农学院。
陈廉伯凭着自小就有小聪明的天分，通过继承祖父庞大的产业，利用买办身份，采取各种手段，在广州商界打拼，捞取到巨额财富，成为买办巨商。陈廉伯在清末民初时期对广东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万秀,钟卓安.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3.
[2]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近代史研究.2003(4).
[3]张丹萍.导致孙文伤心北上的“广东第三罪人”.南方都市报.2008.05.07.
摘 要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废除了十三行制度，外国人开始设洋行并直接雇用中国商人代理买卖，买办商人应运而生，亦诞生了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买办巨商，尤其是广东买办独领风骚，清末民初的广州买办巨商陈廉伯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关键词 陈廉伯 买办 商人政府 清末民初
“买办”一词是葡萄牙人（Comprador“康白度”）的义译，原意是采买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该词最早出现于明代，专指宫廷供应的商人。后来，买办的范围扩展至官府或富豪之家从事采购的人员。清初，买办专指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居间人或代理人，实际上就是外商在中国市场的中间人和经纪人。买办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推动经济发展，创办近代民族工业，引进和宣传西方文化科学观念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清末民初的广州买办巨商陈廉伯，对当时的广东政界、商界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早年经历及祖父的引导
陈廉伯（1884-1945），字朴庵，又名作漕，广东南海西樵简村人。他出身豪族，祖父是大名鼎鼎的陈启沅——广东近代最早的实业巨子、大资本家、“中国机器缫丝业之父”。父亲陈蒲轩，是丝业富商，有四个儿子，廉伯、廉仲、汝恭(一辈子在南海西樵教书)、蒲生(受大哥陈廉伯委派到广西开发、经营金矿，后到香港经营美孚、蚬壳石油等生意)，陈廉伯为长子。1884年，陈蒲轩生下长子，陈启沅非常喜欢这个天庭饱满、聪明伶俐的孙子，亲自为孙儿取名廉伯，小字朴庵，希望他勤俭持家，发扬陈家祖业。
陈廉伯幼入私塾读书，12岁时，秉承祖父之命跟外国人学英语，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加入英国国籍。16岁时，他到广州沙面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工作。他为人机灵聪明，精通英语，受到重用，后升为买办。
陈启沅在广州西关扬仁南街开设昌栈丝庄，由他的次子，也即陈廉伯的父亲陈蒲轩主持丝庄业务。鉴于儿子吸食鸦片成瘾无法主事，而孙子廉伯又确有小聪明，宜在广州商场活动，陈启沅便命其任昌栈丝庄司理，并加入广州商会。与此同时，他还兼本家丝庄的司理，陈廉伯便由此起家。
二、成为买办巨商
陈廉伯接手祖父庞大的家族生意后，通过联络、操纵同行，几乎垄断了广东的生丝出口，他的业务获得迅速发展。1905年起，陈以广州昌栈丝庄司理身份，相继加入广东商会、广州商务总会，成为当地商会中的活跃人物。1908年，他与南洋巨商张弼士等，发起创办广东保险公司，担任公司协理。1910年昌栈丝庄资金已达30万元。1915年，陈廉伯任巴拿马万国商品赛会广东出口协会总理、广东总商会会长，后任广东丝绢公会、矿业公会、输出业协会等会长。从1909～1919年的十年间，他联络广州几家丝商，利用其汇丰银行买办的便利，经营丝业致富，捞取了巨额财富。清末民初，他参与组织广东商团，并任广东中国丝绸公会会长﹑广东矿业公会会长﹑广州出口洋庄商会会长及广东总商会会长等职，还曾任龙济光督军署顾问﹑广东粮食救济总会总理。与此同时，他扩大昌栈丝庄的生丝收购，联络广州几家大丝商统一购销，垄断当地的生丝买卖。1920年，因广州银号发生金融危机，银根奇紧，他利用汇丰银行贷款从中渔利，还大做炒卖银砖的投机生意；之后又依靠汇丰银行，私铸银币，操纵金银市场。除丝业外，他还经营航业、矿业、纸业，以及茶业、桐油、猪、烟草、竹品、草席等土特产品，在十年左右获利达数百万。此时的陈廉伯已是一个买办巨商，拥有十家银行和无数当铺，在十多个国家拥有贵重资产，拥有20座住宅，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他的私人王国扩展到太平洋沿岸、欧洲和美国的广东人社会。他还是华南帮会分子中的一位头面人物，曾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同时他靠大把烧钱为自己编织了一张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博得了“肯出钱，敢做事”的声誉，并奠定了在广州商界呼风唤雨、一言九鼎的江湖地位。
三、魂断“商人政府”之梦
个子矮小的陈廉伯是当时的广州商界“老大”，一身兼任广州商会会长和广州商团团长二职。但陈廉伯不满足于此，他是个从小就有“抱负”并自认老谋深算的人，虽然这时其势力已不容小觑，但在他看来，范围还远远不够，而且随时仍有可能被侵夺或丧失。“乱世”的不安全感使他确信，要保证生意和利益的绵延不断，绝不能没有政治权力的庇护。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无疑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本是广州商民维持治安、保护商家生命财产安全的自卫武装。1919年陈廉伯接任商团团长，1924年成立由陈廉伯任总长的“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旨在以商团武力推倒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另组“商人政府”。自从当上商团团长后，他便坚决落实自己的想法，将原有的商团武装加以扩充。表面上看，陈这样做已逾越了一个商人的“本分”，而且相当危险；但他原本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只要能把利益进行到底，哪怕触犯“天条”，也不惜孤注一掷。此后他便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 自己要做“中国的华盛顿”，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发展到图谋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
1924年10月10日“双十节”，由官方组织的国庆游行便成了一根导火索，触发了以陈廉伯为首的广州富人们千古难逢的一次企图推翻孙中山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的“叛乱”。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迅速派兵平定了此次商团叛乱。一出商人造反的另类戏剧就这样昙花一现，伴随“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灾难而落幕。叛乱失败后，陈廉伯亡命香港，一边继续其买办生涯，一边继续金融炒卖兼做生意。在成为“丧家之犬”之前，陈廉伯一直在做着由富入贵并以富敌贵的美梦，但他想借商团“搞事”而成为“中国华盛顿”的算盘，却还来不及拨响，就被彻底打碎了。
四、经营之道
陈廉伯还在十三、四岁的时候，祖父陈启沅就“高瞻远瞩”地让陈廉伯学习英文，以为其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与洋人的多年交道使陈启沅深知投靠洋人的重要性，而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当买办的确是一条发财捷径。陈年纪轻轻就去汇丰银行做事，无疑是其祖父的精心安排。后来，陈在“买办”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几十年，可谓既捞足了左右逢源的好处，又过足了投机取巧的瘾。
由于人矮脸长，陈廉伯得了个“马脸买办”的绰号，但这家伙确实是个干买办的料（他后来还做过多家欧美商行代理），而且还是炒钱高手。有一回，张发奎联合汪精卫回师攻打广州，陈从宋子文的机要秘书那里事先得到消息，乃将手头的广东毫券大量抛出；而在得知张发奎即将溃退的最后关头，又立即从市场上大量补进，结果跟着他的人亏得很惨，而他却反赚了一大笔。
陈廉伯身家不可谓不丰厚，但开销更加惊人，有时简直就是挥金如土，因此他还得了“空心老官”、“纱灯笼”的绰号。然而，挥霍的背后，却是长线投资的“远大利益”。事实上，陈廉伯很少做需要大投资的生意，日常经营的资本也多靠“拉别人的裙，盖自己的脚”。而其从丝业、金融投机、做买办乃至出口农副产品、承办广东造币厂业务、任南洋烟草公司董事监理等方面积聚起来的“孽钱”，则大部分都被他花掉了。
然而，陈廉伯对钱财的“挥霍”，不是无缘无故的。首先，它被当作一种“长线投资”，为陈起“抛砖引玉”的作用。陈有许多钱都用于笼络、勾结、疏通、应酬上层社会，其结果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大帮达官贵人成为其耳目和朋友，为他提供了种种现实利益。其中著名的有龙济光、伍廷芳、魏邦平、陈炳焜等。其次，是出于“做秀”和“做派”的需要。如陈居港期间，每年必举行一两次盛大宴会，以招待全港的官绅闻人，为树立及维持其“名绅善董”的形象。
此外，就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支出了。陈向来有在娱乐圈渔色的爱好，这便使得“马脸买办”的艳闻时见报端。而除了家中有几个小老婆外，陈还在外面包养了不少姘妇，经常到他公司支取生活费的就有四五个。对此，有人发明了一句歇后语：陈廉伯的金钱——悖入悖出。
陈廉伯也热心从事慈善事业，他曾捐资医院、慈善会和赈济会，被推举为广东粮食济会总理和方便医院、博济医院董事，还在家乡创办义学、女子职业学校。
1921年，陈廉伯与粤港商人李煜堂、马应彪等人及广东政府出资，在当时的岭南大学（校址在今天的中山大学）内分立岭南农科大学。1927年，岭南农科大学并入岭南大学，改组为农学院。
陈廉伯凭着自小就有小聪明的天分，通过继承祖父庞大的产业，利用买办身份，采取各种手段，在广州商界打拼，捞取到巨额财富，成为买办巨商。陈廉伯在清末民初时期对广东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万秀,钟卓安.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3.
[2]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近代史研究.2003(4).
[3]张丹萍.导致孙文伤心北上的“广东第三罪人”.南方都市报.2008.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