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代科学大师已离我们而去,但大师留下的“钱学森之问”却振聋发聩,令人深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代表了众多有识之士的焦虑和期盼。
　　中国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主要病因在于基础教育落后。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说:“欲造杰出人才,根在基础教育。”研究表明,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是有“黄金期”的:幼儿园小学阶段 ——良好行为习惯形成最佳时期;初中阶段——想象力最丰富时期;高中阶段——创新精神和自信心形成最佳时期……过了某个“黄金期”,是很难弥补的,甚至是不可逆的。而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却不善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只是锻炼出学生很强的考试力。
　　作为创新能力最强的美国,其基础教育的理念和方式与我们不同:美国是培养“智慧学生”,而我们是培养“高分考生”。就像捉鱼,中国的教育是教师替学生捉鱼,并把成桶的鱼送给学生(教师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传授给学生),而美国的教育是教师指导学生自己捉鱼(教师引导学生自己发现总结规律,寻找方法)。所以看起来,开始时中国学生手里的鱼比美国学生的多得多——知识掌握得多而快,考分高;美国学生手里的鱼比中国学生少得多,甚至捉不到鱼——知识掌握得少而慢,考分低。但是随着学生的成长,中国“高分考生”动手捉鱼的能力日渐其弱,发展后劲不足,而美国“智慧学生”自己捉鱼的能力日渐其强,发展后劲十足。所以,衡量基础教育“优劣”的标准,不是看学生考分的高低(起码不全看),而是看能否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持续强大的后劲、动力。
　　美国耶鲁大学曾做过一项调查:将一些工程师在校时的成绩,与供职部门对其独创性评定进行比较,发现在校时的成绩与其走向社会后的创造力没有必然联系,考分对学生将来的贡献没有预测作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考分看得那么神圣,当成追求的目标。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曾说:“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没有一位在学校里经常考第一;经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是有几位。”
　　中国大陆目前是最讲究考分和升学率的国家,是基础教育与高考联系最密切的国家,也是创新能力最弱的国家之一。2009年教育发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上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计算能力世界第一(可是计算机时代,这种能力已没有多少意义),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陈省身等一大批世界级著名科学家,都是成长于民国时期、建国前。那时侯各方面条件比现在都要差得多,却产生了大批杰出人才,为什么?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时不讲升学率,教育似乎更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可以肯定地说,凡是抓升学率的民族,凡是以分数排队论优劣的国家,学生的创新能力肯定不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抓升学率的强度成反比。抓升学率,意味着牺牲学生的创造力,是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急功近利,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之举。
　　良好的基础教育,应该是为学生提供一方高雅的人文和科学浸染的环境,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把学生培养成一个有文化、有道德、有智慧的勇于创新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杰出人才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而是在良好的教育体制、育人环境下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要产生就不是一两个,而是在各学科、各领域源源不断地产生。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早就精辟地阐述过天才与环境的关系,就像花木与泥土的关系,没有好泥土,便没有好花木。又好比捉鱼,先要有水,无水而求鱼,无异于缘木求鱼。所以良好的教育体制、育人环境至关重要,就像有了土,自然会长花木;有了水,自然会生鱼一样。
　　但愿“钱学森之问”能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和变革,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高考,如果不作彻底变革,中国恐怕永远产生不了杰出人才问鼎诺贝尔奖。拿不拿奖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的教育鼓励什么,是高分的考生,还是智慧的学生?我们可以不要诺贝尔奖,但是我们不能不追求诺贝尔奖所倡导的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