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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关怀是军事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衡量军事文学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战争作为人类和人类文明的摧残者和毁灭者，其最大的伤害就是对人的生命和心灵的毁灭与摧残。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事军事文学写作，本身就源于一种对人的生命的深深关怀。正如法国犹太作家朱里安·班达所说“如果世界上确有和平存在，那么这种和平并不是基于害怕战争，而是基于热爱和平。它不是行动上的限制，而是思想上的成熟。在这个意义上说，最渺小的作家也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而最有力量的法庭却无能为力。”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所有军事文学作家的创作主题和宗旨：那就是源于热爱人类的和平，源于热爱人类的生命！所有的军事文学作家正是源于这样一种来自于思想与灵魂深处的对人类和平以及人的生命的深深热爱，以一颗崇高的、火热的赤子之心而投身到军事文学的创作中去的。这可以说是所有军事文学作家的创作动机，但真正走向文本，走向读者，却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更高和更严的要求。
首先，军事文学作品作为军事文学作家创作出来的文本，如果要在其中体现出对人的生命关怀，第一个要求就是对作家自身素质的要求，其中包括作家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要求。
军事文学作品和其它的文学作品不一样，它更多的着眼于对人类历史上的已经发生过的战争的叙述和描写。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它是一种无法更改的集体记忆，因此历史是拒绝任何形式的虚构。这本身就对作家提出了要求。你必须对已经发生的事实有非常深刻了解和理解。要么你曾经经历过战争，世界很多有名的军事文学的作家都曾经历过战争，有过生动而深刻的战争记忆。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洛霍夫，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他就曾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到“国内战争时期我正在顿河地区。我从1920年起参加工作，在顿河草原上到处奔波。当过很长时间的粮食征购员。直到1922年匪徒们还很猖獗，我们追赶匪徒，匪徒也追赶我们。这都是很自然的，我们常常陷在各种各样的困境里。”这也是法捷耶夫 、富尔曼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许多苏维埃军事文学创作人的生活经历。这才在军事文学中拥有了《毁灭》、《恰巴耶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优秀作品。
要么你虽未曾经历过战争，你却在通过各种办法获得印象和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弥补自身经历的欠缺外，同时走进现实更广阔的领域，也会有新的生活，新的高度，这无疑是当当年战争的硝烟已经逐渐消失殆尽，而参加过战争的久负盛名的作家逐渐走向暮年。没有闻过火药味的新一代作家在从事军事文学创作时的一条出路。比如托尔斯泰与《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出生于一八二八年，而对于作品中描写的重大事件拿破仑一八一四年大举入侵俄国，作者可以说是见所未见，但作者对这场战争却做了深入细致的描写。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为了写这部小说，托尔斯泰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档案文件，阅读了俄国和外国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著作，以及当时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和书信。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自己没见过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战争过程，他还深入地研究了十九世纪俄国贵族阶级的生活，访问了战争的参与者以及去世的英雄们的儿女，并亲自到法俄大会战的鲍罗金诺战场考察。经过对各种资料的长期研究和有关人物、地点的访问核实，加上紧张的创作劳动，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战争与和平》得以面世。
生命关怀写作同时还要求作家要高踞于日常生活之上，洞察到战争的本质，对战争作出细致而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在我国前十七年的军事文学创作中，出现一大批军事文学作品《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等，出现了军事文学创作的高潮，它们是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块里程碑，甚至代表了当时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读者众多，影响深远。但是，这些作品一如曹文轩所说的“惟独中国文学表现的是战后的欢乐”，带着英雄主义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的调子，它空前的向人们显示了欢欣鼓舞的局面。在战争的荒芜废墟上，在一穷二白的家园里，完全无视战争给与的灾难，缺乏对战争本质的反思，对人性深度的开掘，对悲剧意识的正视等等，造成了这一批作品思想深度缺乏，艺术价值偏低 。虽然与当时的现实情状有关，但是与作家的思想思考不无关联，从而影响了对战争的审视和体验的表达。
军事文学创作的客体是战争，有人又称它为战争文学。而战争中的主要参与者，就是人。而当我们谈到一部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时，发现所能回忆起来的就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我国当代军事文学中的沈振新、少建波、梁大牙、李云龙等等全是人物的名字。所以，军事文学常常以创作和塑造人物作为最高的标准。而作为一种源于对生命的深深关怀和关注的文类，军事文学中对人物塑造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理论。“扁平人物在十七世纪叫性格人物，现在他们有时称为类型或漫画人物。在最纯粹的形式中，他们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假如超过一种因素，我们的弧线即趋向圆形。”扁平人物是性格单一，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此外，这类人物在行动中并不发展，缺少深度和生命，比如《林海雪原》中的长腿孙达得。而圆形人物就是性格复杂，在行动中发展和变化，有着长久的艺术生命和较高的艺术价值。同样在《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就可以算是圆形人物。当然人作为社会化的生命，其本身有著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人生的漫漫路途中不断变化和发展。所以，为了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对生命的深深关怀和关注，我们必须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当然是包括圆形人物还有扁平人物。而且，战争是充满了生与死的考验，光荣与梦想的抉择，国家和个人的冲突，人物塑造上更能体现出作家的功底，是展示作家塑造人物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军事文学创作中为了体现出对人的生命关怀，还得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人物塑造的非传奇化，让英雄回到人。在五六十年代，有这样一批因“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而称为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作品。虽然他们在广泛的读者中获得了对象，能够引起小说家们更注意民族形式，但是它们在人物塑造上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刘流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中的侦察员萧飞这个形象。他确实本领非凡：他足智多谋，能在许多的艰难险境中化险为夷；他神勇善战，能在同各类的汉奸小鬼子的斗争中胜人一筹。这明显的融进了传统的武侠小说的因素，人物性格带上了浪漫色彩。萧飞来无影去无踪，不大符合严酷战争环境；一个人把许多的汉奸鬼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似乎也不大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些革命英雄传奇中的人物意志都非常坚定，面对任何困难都绝不动摇；而且这些人物情感很单一，除了革命，似乎都有些不食人间烟火而近似神仙。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八十年代我们才有了突破，比如莫言《红高粱》中对“我”爷爷余占鳖和“我”奶奶戴凤莲形象的塑造。“我”爷爷的血液中虽然浸润着那敢爱敢恨的叛逆性格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土匪习气，同时也保留着除暴安良和抵御外辱的伟大生命潜能。“我”奶奶则是与传统妇女惟命是从的形象截然不同的是，充满了生命张力和生活激情的中国妇女新形象，她蔑视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充满了野性和活力。虽然她违背了传统的封建道德。但是，她的形象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英雄褪去了神的光环，终于回到了人的真实，按照人的本来面目来写。 军事文学作品要充满对生命的关怀，还要关怀战争对人的摧残。战争是人类的灾难：不仅在于摧残人的身体，也摧残了人的心灵；不仅毁灭了我们的国家，也毁灭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五六十年代的军事文学，可以说是一种放声歌唱的胜利欢歌。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纵然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我们除了胜利一无所有，但是我们一直在歌唱。似乎忘记了侵略者对我们无穷无尽的掠夺，似乎忘记了南京那三十万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冤魂，似乎忘记了战争原本对我们是一种伤害和灾难。胜利掩盖了一切：生命失去的悲痛，心灵受损的伤痛，精神压抑的沉痛！我们没有像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样的作品：站在战争的受害者的角度，抹去和平主义的调子——作家通过索科洛夫痛苦的表白“唉，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那样折磨我？为什么那样惩罚我？”和索科洛夫眼神中充满了的绝望的忧郁来力图给我们呈现的是，主人公索科洛夫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苦难：战争夺去了家园，夺去了亲人，夺去了幸福。战争对人来说没有是非胜败之争，战争只是会给人们带来了不幸和苦难。
战争中涉及到许许多多的人物，最艺术的还要处理好对敌人的描写。比如抗日战争文学中就存在着一些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一条单向反映的路，一味地一律地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敌我关系中来讲述抗日的故事，把复杂的历史和人性都进行了简化处理。在前十七年文学中，很大程度上我们一直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来塑造敌人，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存在着很大程度上对敌人的漫画化丑化矮化描写，许多的敌人都因此成了讽刺型人物，他們有许多愚蠢而可笑的行为，夸张而模式化的外表。他们也并不像漫长的抗日战争历程所揭示的那样强大而凶残，而是不断的被我们牵着鼻子走，始终无法识破我们计谋和圈套，而最终不约而同的一身轻松地走向我们的胜利。事实上是否看清敌人的庐山真面目，决定了我们是否能看清历史的真相、看到历史的本质、甚至能决定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以对待敌人的激烈的民族的国家的主观情感取代了我们对待历史的冷静客观的理性认知。我们应该对此战争创伤做出深刻的表达与反思，做出正确的理解与讲述。
军事文学对人物生命的关怀还体现在作品中对女性的关注。不管是直接参与战争的，还是间接为战争做出贡献的。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都应得到体现与展示。女人创造和赋予了生命，在激烈而残酷的战争中女人还在保护和捍卫着生命！我们不能让这一部分作出巨大牺牲的女性群体在军事文学中处于一种缺席和无语状态。遗憾的是，在我国，并没有产生象苏联军事文学中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争中没有女性》这样关于战争对女性的摧残给以深深关注的作品。我们的军事文学一直是男性化叙事和男性化文本一统天下，女性在文本中一直处于配角和支配地位，作为男性英雄的补充与点缀。其实，战争不但毁灭了女性如花的生命年华，也对幸存者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影响。正如一位曾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卫生员说“一旦用我们的眼睛，女人的眼睛，来看待战争，战争简直比任何什么都恐怖。”既然在女人的眼睛里战争比什么都恐怖，那么，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女人，一定受到了比什么都恐怖的伤害。可是，关于这些，我们的军事文学的关怀与关注还远远不够。
诚然，军事文学作为一种对人的生命给与巨大关注和关怀的文类，对生命关怀的探索与追问将随着生命的生生不息而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程光炜：《文学想像和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
[3] 白烨：《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4）。
[4] 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5]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31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
[6] 孙美玲编：《肖洛霍夫研究》，41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10月。
作者简介：
李茂丽（1977-），女，汉族，重庆垫江人。2001年7月入伍。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大学语言教研室讲师。
首先，军事文学作品作为军事文学作家创作出来的文本，如果要在其中体现出对人的生命关怀，第一个要求就是对作家自身素质的要求，其中包括作家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要求。
军事文学作品和其它的文学作品不一样，它更多的着眼于对人类历史上的已经发生过的战争的叙述和描写。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它是一种无法更改的集体记忆，因此历史是拒绝任何形式的虚构。这本身就对作家提出了要求。你必须对已经发生的事实有非常深刻了解和理解。要么你曾经经历过战争，世界很多有名的军事文学的作家都曾经历过战争，有过生动而深刻的战争记忆。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洛霍夫，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他就曾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到“国内战争时期我正在顿河地区。我从1920年起参加工作，在顿河草原上到处奔波。当过很长时间的粮食征购员。直到1922年匪徒们还很猖獗，我们追赶匪徒，匪徒也追赶我们。这都是很自然的，我们常常陷在各种各样的困境里。”这也是法捷耶夫 、富尔曼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许多苏维埃军事文学创作人的生活经历。这才在军事文学中拥有了《毁灭》、《恰巴耶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优秀作品。
要么你虽未曾经历过战争，你却在通过各种办法获得印象和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弥补自身经历的欠缺外，同时走进现实更广阔的领域，也会有新的生活，新的高度，这无疑是当当年战争的硝烟已经逐渐消失殆尽，而参加过战争的久负盛名的作家逐渐走向暮年。没有闻过火药味的新一代作家在从事军事文学创作时的一条出路。比如托尔斯泰与《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出生于一八二八年，而对于作品中描写的重大事件拿破仑一八一四年大举入侵俄国，作者可以说是见所未见，但作者对这场战争却做了深入细致的描写。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为了写这部小说，托尔斯泰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档案文件，阅读了俄国和外国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著作，以及当时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和书信。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自己没见过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战争过程，他还深入地研究了十九世纪俄国贵族阶级的生活，访问了战争的参与者以及去世的英雄们的儿女，并亲自到法俄大会战的鲍罗金诺战场考察。经过对各种资料的长期研究和有关人物、地点的访问核实，加上紧张的创作劳动，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战争与和平》得以面世。
生命关怀写作同时还要求作家要高踞于日常生活之上，洞察到战争的本质，对战争作出细致而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在我国前十七年的军事文学创作中，出现一大批军事文学作品《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等，出现了军事文学创作的高潮，它们是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块里程碑，甚至代表了当时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读者众多，影响深远。但是，这些作品一如曹文轩所说的“惟独中国文学表现的是战后的欢乐”，带着英雄主义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的调子，它空前的向人们显示了欢欣鼓舞的局面。在战争的荒芜废墟上，在一穷二白的家园里，完全无视战争给与的灾难，缺乏对战争本质的反思，对人性深度的开掘，对悲剧意识的正视等等，造成了这一批作品思想深度缺乏，艺术价值偏低 。虽然与当时的现实情状有关，但是与作家的思想思考不无关联，从而影响了对战争的审视和体验的表达。
军事文学创作的客体是战争，有人又称它为战争文学。而战争中的主要参与者，就是人。而当我们谈到一部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时，发现所能回忆起来的就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我国当代军事文学中的沈振新、少建波、梁大牙、李云龙等等全是人物的名字。所以，军事文学常常以创作和塑造人物作为最高的标准。而作为一种源于对生命的深深关怀和关注的文类，军事文学中对人物塑造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理论。“扁平人物在十七世纪叫性格人物，现在他们有时称为类型或漫画人物。在最纯粹的形式中，他们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假如超过一种因素，我们的弧线即趋向圆形。”扁平人物是性格单一，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此外，这类人物在行动中并不发展，缺少深度和生命，比如《林海雪原》中的长腿孙达得。而圆形人物就是性格复杂，在行动中发展和变化，有着长久的艺术生命和较高的艺术价值。同样在《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就可以算是圆形人物。当然人作为社会化的生命，其本身有著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人生的漫漫路途中不断变化和发展。所以，为了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对生命的深深关怀和关注，我们必须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当然是包括圆形人物还有扁平人物。而且，战争是充满了生与死的考验，光荣与梦想的抉择，国家和个人的冲突，人物塑造上更能体现出作家的功底，是展示作家塑造人物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军事文学创作中为了体现出对人的生命关怀，还得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人物塑造的非传奇化，让英雄回到人。在五六十年代，有这样一批因“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而称为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作品。虽然他们在广泛的读者中获得了对象，能够引起小说家们更注意民族形式，但是它们在人物塑造上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刘流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中的侦察员萧飞这个形象。他确实本领非凡：他足智多谋，能在许多的艰难险境中化险为夷；他神勇善战，能在同各类的汉奸小鬼子的斗争中胜人一筹。这明显的融进了传统的武侠小说的因素，人物性格带上了浪漫色彩。萧飞来无影去无踪，不大符合严酷战争环境；一个人把许多的汉奸鬼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似乎也不大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些革命英雄传奇中的人物意志都非常坚定，面对任何困难都绝不动摇；而且这些人物情感很单一，除了革命，似乎都有些不食人间烟火而近似神仙。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八十年代我们才有了突破，比如莫言《红高粱》中对“我”爷爷余占鳖和“我”奶奶戴凤莲形象的塑造。“我”爷爷的血液中虽然浸润着那敢爱敢恨的叛逆性格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土匪习气，同时也保留着除暴安良和抵御外辱的伟大生命潜能。“我”奶奶则是与传统妇女惟命是从的形象截然不同的是，充满了生命张力和生活激情的中国妇女新形象，她蔑视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充满了野性和活力。虽然她违背了传统的封建道德。但是，她的形象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英雄褪去了神的光环，终于回到了人的真实，按照人的本来面目来写。 军事文学作品要充满对生命的关怀，还要关怀战争对人的摧残。战争是人类的灾难：不仅在于摧残人的身体，也摧残了人的心灵；不仅毁灭了我们的国家，也毁灭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五六十年代的军事文学，可以说是一种放声歌唱的胜利欢歌。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纵然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我们除了胜利一无所有，但是我们一直在歌唱。似乎忘记了侵略者对我们无穷无尽的掠夺，似乎忘记了南京那三十万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冤魂，似乎忘记了战争原本对我们是一种伤害和灾难。胜利掩盖了一切：生命失去的悲痛，心灵受损的伤痛，精神压抑的沉痛！我们没有像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样的作品：站在战争的受害者的角度，抹去和平主义的调子——作家通过索科洛夫痛苦的表白“唉，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那样折磨我？为什么那样惩罚我？”和索科洛夫眼神中充满了的绝望的忧郁来力图给我们呈现的是，主人公索科洛夫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苦难：战争夺去了家园，夺去了亲人，夺去了幸福。战争对人来说没有是非胜败之争，战争只是会给人们带来了不幸和苦难。
战争中涉及到许许多多的人物，最艺术的还要处理好对敌人的描写。比如抗日战争文学中就存在着一些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一条单向反映的路，一味地一律地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敌我关系中来讲述抗日的故事，把复杂的历史和人性都进行了简化处理。在前十七年文学中，很大程度上我们一直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来塑造敌人，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存在着很大程度上对敌人的漫画化丑化矮化描写，许多的敌人都因此成了讽刺型人物，他們有许多愚蠢而可笑的行为，夸张而模式化的外表。他们也并不像漫长的抗日战争历程所揭示的那样强大而凶残，而是不断的被我们牵着鼻子走，始终无法识破我们计谋和圈套，而最终不约而同的一身轻松地走向我们的胜利。事实上是否看清敌人的庐山真面目，决定了我们是否能看清历史的真相、看到历史的本质、甚至能决定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以对待敌人的激烈的民族的国家的主观情感取代了我们对待历史的冷静客观的理性认知。我们应该对此战争创伤做出深刻的表达与反思，做出正确的理解与讲述。
军事文学对人物生命的关怀还体现在作品中对女性的关注。不管是直接参与战争的，还是间接为战争做出贡献的。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都应得到体现与展示。女人创造和赋予了生命，在激烈而残酷的战争中女人还在保护和捍卫着生命！我们不能让这一部分作出巨大牺牲的女性群体在军事文学中处于一种缺席和无语状态。遗憾的是，在我国，并没有产生象苏联军事文学中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争中没有女性》这样关于战争对女性的摧残给以深深关注的作品。我们的军事文学一直是男性化叙事和男性化文本一统天下，女性在文本中一直处于配角和支配地位，作为男性英雄的补充与点缀。其实，战争不但毁灭了女性如花的生命年华，也对幸存者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影响。正如一位曾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卫生员说“一旦用我们的眼睛，女人的眼睛，来看待战争，战争简直比任何什么都恐怖。”既然在女人的眼睛里战争比什么都恐怖，那么，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女人，一定受到了比什么都恐怖的伤害。可是，关于这些，我们的军事文学的关怀与关注还远远不够。
诚然，军事文学作为一种对人的生命给与巨大关注和关怀的文类，对生命关怀的探索与追问将随着生命的生生不息而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程光炜：《文学想像和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
[3] 白烨：《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4）。
[4] 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5]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31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
[6] 孙美玲编：《肖洛霍夫研究》，41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10月。
作者简介：
李茂丽（1977-），女，汉族，重庆垫江人。2001年7月入伍。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大学语言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