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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29岁时，头发已是花白；现在，她62岁，头发变成了蓝灰色，长及下颚骨，像一顶结实的头盔。她看着手上的婚戒，观察到古铜色的手背上青筋暴起。那个实习医生告诉她，她得了癌症。骨髓癌。
实习医生发现她已经看过那份病情卷宗——是医学顾问丢在办公桌上的——觉得她已经知道了诊断结果。也许实习医生把动物学博士的她当成了医学博士了，他希望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告诉她这个结果。“骨髓癌。实际上这是一个广义的术语。”他指了指黄色的卷宗，此刻，她的手正压在上面。“嗯，病情严重——这样的病肯定严重——但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实习医生手上的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的。她喜欢。
其实，就她的医学知识而言，实习医生的估计并非全错了。在医院接受了最初的几次检查之后，她就找了几本相关的书刊看了看，也向几位医生朋友咨询了些问题。她还到网上看了看。因此，对于这个病存活的概率，她心里很明白——能活两到五年，或者，如果她的病情得到控制，也可能活得长些，而这个时间就不好确定了。如果运气好的话，她也许能活到70岁；如果運气再好一点，能够活得更长。
医学顾问阿罗洛维奇回到办公室，说要和她好好谈谈。她假装对病情一无所知。这既是为了保护那位实习医生免受指责，也是为了能听到关于自己病情的最完整的介绍。医学顾问阿罗洛维奇和实习医生对她的诊断并无太多不同。
“阿罗洛维奇先生，我应该告诉你的是，”茱莉亚说，“我的全血细胞计数一直很低。如果你看到我的家庭医生写的条子，就会知道了。我的意思是，在这一切之前，我身体还好的时候，我的细胞计数就很低。因此，我想说的是，也许我的病并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说，没有纸上写得那么严重。”
她敏锐的听力捕捉到了医学顾问毛茸茸的手摸下巴时发出的沙沙声。是静电的声音。医学顾问这是为了做给茱莉亚看，表示他正在思考，沉思，斟酌，慎之又慎。终于，他抱着双臂，往椅背上一靠，微微斜着脑袋，看着茱莉亚的眼睛，向她推荐了实验性疗法。在她病情发作、不得不来就医之前的半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考虑这种治疗方案。
“这样，”他说，“先增加细胞计数，还有化疗。每月一片。就这样。这是新药。当然，非常有效。肯定值得一试。说不定就能治好。”他按了两次手中的万宝龙高级圆珠笔。
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
“他们气喘吁吁地∕去请医生。”茱莉亚一本正经地说。“让医生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原文是诗歌的排版格式。——译注）
阿罗洛维奇先生眉毛一扬，表示不解。
“各种著名医生∕跑着过来了，”茱莉亚回答说。她没有笑。“你是专家，就说这么多。”
那药有个好听的名字。曼陀罗。也许这个制药公司的人知道这个名字和莎士比亚有关。（莎士比亚在其作品《奥赛罗》《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等中多次提到曼陀罗。——译注）
六个月过去了，这药使她的手完全失去了知觉。她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曼陀罗”除了给茱莉亚造成伤害，并无其他任何效果。这药失败了。于是，阿罗洛维奇先生采用了更为传统的治疗方式——渐进式化疗，同时辅以静脉注射。每次治疗之后，茱莉亚都要在医院留观半天加一个晚上。茱莉亚每次都要遭受呕吐和体温剧烈波动的折磨——她穿的绿色病号服常常被汗水浸湿，紧贴在她发烫的身体上。但是，她没有掉头发。
她的病情开始稳定。她打网球。她还游泳。
她成了这副模样：皮肤像牛肉干一样呈褐色，微微屈膝弓腰的她拍着网球。网球拍的红色真皮把手上留着汗印。她皮肤上的小麦色很深，以至于让她的眼皮看起来显得很苍白——要是她闭上眼睛的话。
还有一个这样的她：看上去似乎变成了秃顶，但实际上是戴着一顶白色橡胶泳帽，灰色的头发都藏在帽子底下呢。因为在泳池里待得太久，身上有一股漂白粉的味道。她不紧不慢地游着，脖子后面的皮肤起了几道褶皱。她身穿条纹泳衣、头戴黑色护目泳镜，像个劫匪。在更衣室，她探指到橡胶泳帽下，取下帽子，甩开头发。头发灰蓝发亮，发梢上滴着水。
和别的病人相比，她好像康复了，这让阿罗洛维奇先生感到十分惊讶。她的免疫系统居然还在工作，而且还卓有成效。几个月前，这个系统应该就已经崩溃了。他成功说服茱莉亚参加了另一个试验。此前他精心设计了在劝说茱莉亚的时候要说的那些话，好让具备科学精神的她听着入耳。这一试验中采用的新疗法虽说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但从长远看，也许是有价值的。在阿罗洛维奇看来，茱莉亚的康复能力已经得到证明。这种新的化疗法虽然有着很大的风险，但不会死人。然而，开发一种新疗法要进行一系列必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调整，这一工作需要有人充当小白鼠。
茱莉亚想到了自己实验室里那些心爱的老鼠，它们有的健康，毛色油亮，有的吃了药，动作笨拙，有的身上长了一颗卡西莫多（《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译注）那样的肿瘤，有的长了两颗，像双峰驼。茱莉亚用阿罗洛维奇先生的万宝龙笔签了合同。合同上说，不会停用抗生素。
然而，在实际试验的过程中，抗生素还是停用了。“茱莉亚，你再多坚持一会儿。”她签了那份合同之后，就不再是他的病人，而是同事，于是，阿罗洛维奇先生也就不再喊她“杜丁顿博士”了。
她穿上了医院的白大褂。她的屁股消失了。她的尾骨清晰可见。她浑身都长了很长的毛。她的下巴几乎不能动，也吃不了东西。她的喉咙溃疡严重，无法吞咽。那些溃疡让人想起琥珀色的马赛克。她的舌头变成了黑紫色。她吃什么吐什么。
说话也困难了。“他们记录了∕她喉咙的状态。”——就是这样一句话，因为说话需要调动很多肌肉，哪怕只说前半句，她也要花上十分钟，嗫嚅着挤出来的每个单词之间还要停顿。情况常常是这样的：茱莉亚的丈夫拜伦一意识到她在说话，就想帮她补全下半句，这让茱莉亚非常痛苦。而且，拜伦不知道茱莉亚口中的“她”这个代词到底是“她”还是“他”。他很难过，只好离开了房间。 阿罗洛维奇先生终于同意暂停化疗，恢复抗生素的使用，但此时的她已无法口服这些药了，拜伦只好通过直肠给药的方式推入栓剂，拔出来的时候带出了一些黏液和肉。
她的阴道和直肠都出血了。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大小便开始失禁。最后，她的身体极度虚弱，走路都没有力气了。拜伦拉着她枯瘦的手，扶着她上楼。她脸色苍白，与嘴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乍一看好像涂了口红。
他说：“你太虚弱了。你都走不动路了。”
她笑了，嘴里流出了口水，死在了他的怀里。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走了之后，拜伦吻了她，知道她真的离去了。她真的死了。她不在了。但他就是狠不下心，合上棺材盖。三天后，笑容开始出现在他的脸上。那是一种假笑，后来，假笑变得更像是傻笑了。他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关掉家里所有房间的中央空调，而不是只关掉没有住人的房间的空调。
拜伦无法入眠，于是坐在茱莉亚书房里的跪椅上，翻看茱莉亚存放在米黄色文件夹里的日记。这些日记记载了他在他们俩26年婚姻中的种种劣行。他们的温馨时刻在哪儿呢？没有任何记录。他看啊看，时而心潮澎湃，时而悔恨交加。他看着看着，不知不觉中流下了眼泪，也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后来又在啜泣中醒来。“B（B是拜伦英文名的首字母。——译注）不可理喻。大学庆典酒会上喝醉。和校长说每个人都是双性恋。B说前列腺和直肠附近是男人性快感的原因，唯一的缺点是第二天大便稀软，女的也一样。我在车上问，B，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我做了什么？瞎编。你像个孩子。为了引人注意，不择手段。滚！”
他所有的嫉妒、所有的坏脾气、所有的愠怒，茱莉亚一个不落，全写在日记里了，就像她做的那些试验记录一样。其实，通过这些事情，他是在间接地对茱莉亚表达爱意呢，但这只有拜伦知道。他们没有孩子。他们结婚时，她已经四十岁了，一直潜心于事业。她有时开玩笑说，她有个女儿，名叫“三叶虫”。所以，生孩子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他对此倒没有意见。但他慢慢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一旦发现她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他就会发火。拜伦不希望有人和他分享她的关注。
他成功了。“害怕B发火。一直在想他骂的那些话。一直在我脑海深处。他不喜欢我。为什么？”
他没有在日记中找到茱莉亚表示自己爱他的话语。一处也没有。
“我让她心力交瘁啊。”每次在街上遇到一位他和茱莉亚共同的朋友，他都会这样说。“我是她接受化疗之前的‘化疗’。我太强势了。我粗鲁。我不可理喻。天哪，应该让你看看她的日记。你会明白的。我还以为她知道我心里很在乎她。但是，实际情况是，她不知道。她不知道。我让她受苦了。”
说完这些话，他会站在街上哭，哪怕是他的朋友已经逃离之后。他不会放声大哭。他一看到某个认识茱莉亚的人，就会热泪盈眶。“我从来不吸取教训。我他妈的从来不知道吸取教训啊。即使在茱莉亚的葬礼上也是如此。我让所有的客人都坐路虎汽车走。我真丢脸啊。”
茱莉亚生前开着路虎汽车在野外考察时，他一直是陪着她的。在坟墓边，天气突变，下起了冰雹。拜伦的黑领带紧贴在衬衫上。他脸上湿乎乎的，看不清他哭得有多凶。他拿出一本破旧的《我们已经六岁了》（外国儿童诗歌集，收录有35首诗歌。——译注），想朗诵其中的那首《我们俩》。读诗歌的第一节时，他就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张着嘴，口水往下直滴，眼睛看着远处。冰雹打在地上，四处乱蹦。后来，他加快了语速，读到了最后一节。这一节他读得很慢，似乎花了他一生的时间，因为拜伦的嘴此时突然不听使唤，变得僵硬了。
不管我在哪里，总有维尼熊，
維尼熊和我形影不离。
“要不是有你，”我对维尼熊说，
“我该怎么办。”
维尼熊说：“是的，
一个人没意思，但是
两个人可以相互做伴……”
此刻，拜伦的嘴已经抖得像中风病人了。
拜伦朝着湿湿的棺材扑去，棺材上滑溜溜的，他没有抱住，却碰掉了一个菊花花环。他摔倒了，一只膝盖上沾了泥巴，不知怎么搞的，一只鼻孔也开始流血。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整个人就像个“点哭机”，只要有人提及“茱莉亚”这个名字，他就哭个不停。后来他又结婚了——和一个更年轻的女子——成了一个难伺候的丈夫。
实习医生发现她已经看过那份病情卷宗——是医学顾问丢在办公桌上的——觉得她已经知道了诊断结果。也许实习医生把动物学博士的她当成了医学博士了，他希望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告诉她这个结果。“骨髓癌。实际上这是一个广义的术语。”他指了指黄色的卷宗，此刻，她的手正压在上面。“嗯，病情严重——这样的病肯定严重——但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实习医生手上的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的。她喜欢。
其实，就她的医学知识而言，实习医生的估计并非全错了。在医院接受了最初的几次检查之后，她就找了几本相关的书刊看了看，也向几位医生朋友咨询了些问题。她还到网上看了看。因此，对于这个病存活的概率，她心里很明白——能活两到五年，或者，如果她的病情得到控制，也可能活得长些，而这个时间就不好确定了。如果运气好的话，她也许能活到70岁；如果運气再好一点，能够活得更长。
医学顾问阿罗洛维奇回到办公室，说要和她好好谈谈。她假装对病情一无所知。这既是为了保护那位实习医生免受指责，也是为了能听到关于自己病情的最完整的介绍。医学顾问阿罗洛维奇和实习医生对她的诊断并无太多不同。
“阿罗洛维奇先生，我应该告诉你的是，”茱莉亚说，“我的全血细胞计数一直很低。如果你看到我的家庭医生写的条子，就会知道了。我的意思是，在这一切之前，我身体还好的时候，我的细胞计数就很低。因此，我想说的是，也许我的病并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说，没有纸上写得那么严重。”
她敏锐的听力捕捉到了医学顾问毛茸茸的手摸下巴时发出的沙沙声。是静电的声音。医学顾问这是为了做给茱莉亚看，表示他正在思考，沉思，斟酌，慎之又慎。终于，他抱着双臂，往椅背上一靠，微微斜着脑袋，看着茱莉亚的眼睛，向她推荐了实验性疗法。在她病情发作、不得不来就医之前的半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考虑这种治疗方案。
“这样，”他说，“先增加细胞计数，还有化疗。每月一片。就这样。这是新药。当然，非常有效。肯定值得一试。说不定就能治好。”他按了两次手中的万宝龙高级圆珠笔。
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
“他们气喘吁吁地∕去请医生。”茱莉亚一本正经地说。“让医生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原文是诗歌的排版格式。——译注）
阿罗洛维奇先生眉毛一扬，表示不解。
“各种著名医生∕跑着过来了，”茱莉亚回答说。她没有笑。“你是专家，就说这么多。”
那药有个好听的名字。曼陀罗。也许这个制药公司的人知道这个名字和莎士比亚有关。（莎士比亚在其作品《奥赛罗》《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等中多次提到曼陀罗。——译注）
六个月过去了，这药使她的手完全失去了知觉。她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曼陀罗”除了给茱莉亚造成伤害，并无其他任何效果。这药失败了。于是，阿罗洛维奇先生采用了更为传统的治疗方式——渐进式化疗，同时辅以静脉注射。每次治疗之后，茱莉亚都要在医院留观半天加一个晚上。茱莉亚每次都要遭受呕吐和体温剧烈波动的折磨——她穿的绿色病号服常常被汗水浸湿，紧贴在她发烫的身体上。但是，她没有掉头发。
她的病情开始稳定。她打网球。她还游泳。
她成了这副模样：皮肤像牛肉干一样呈褐色，微微屈膝弓腰的她拍着网球。网球拍的红色真皮把手上留着汗印。她皮肤上的小麦色很深，以至于让她的眼皮看起来显得很苍白——要是她闭上眼睛的话。
还有一个这样的她：看上去似乎变成了秃顶，但实际上是戴着一顶白色橡胶泳帽，灰色的头发都藏在帽子底下呢。因为在泳池里待得太久，身上有一股漂白粉的味道。她不紧不慢地游着，脖子后面的皮肤起了几道褶皱。她身穿条纹泳衣、头戴黑色护目泳镜，像个劫匪。在更衣室，她探指到橡胶泳帽下，取下帽子，甩开头发。头发灰蓝发亮，发梢上滴着水。
和别的病人相比，她好像康复了，这让阿罗洛维奇先生感到十分惊讶。她的免疫系统居然还在工作，而且还卓有成效。几个月前，这个系统应该就已经崩溃了。他成功说服茱莉亚参加了另一个试验。此前他精心设计了在劝说茱莉亚的时候要说的那些话，好让具备科学精神的她听着入耳。这一试验中采用的新疗法虽说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但从长远看，也许是有价值的。在阿罗洛维奇看来，茱莉亚的康复能力已经得到证明。这种新的化疗法虽然有着很大的风险，但不会死人。然而，开发一种新疗法要进行一系列必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调整，这一工作需要有人充当小白鼠。
茱莉亚想到了自己实验室里那些心爱的老鼠，它们有的健康，毛色油亮，有的吃了药，动作笨拙，有的身上长了一颗卡西莫多（《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译注）那样的肿瘤，有的长了两颗，像双峰驼。茱莉亚用阿罗洛维奇先生的万宝龙笔签了合同。合同上说，不会停用抗生素。
然而，在实际试验的过程中，抗生素还是停用了。“茱莉亚，你再多坚持一会儿。”她签了那份合同之后，就不再是他的病人，而是同事，于是，阿罗洛维奇先生也就不再喊她“杜丁顿博士”了。
她穿上了医院的白大褂。她的屁股消失了。她的尾骨清晰可见。她浑身都长了很长的毛。她的下巴几乎不能动，也吃不了东西。她的喉咙溃疡严重，无法吞咽。那些溃疡让人想起琥珀色的马赛克。她的舌头变成了黑紫色。她吃什么吐什么。
说话也困难了。“他们记录了∕她喉咙的状态。”——就是这样一句话，因为说话需要调动很多肌肉，哪怕只说前半句，她也要花上十分钟，嗫嚅着挤出来的每个单词之间还要停顿。情况常常是这样的：茱莉亚的丈夫拜伦一意识到她在说话，就想帮她补全下半句，这让茱莉亚非常痛苦。而且，拜伦不知道茱莉亚口中的“她”这个代词到底是“她”还是“他”。他很难过，只好离开了房间。 阿罗洛维奇先生终于同意暂停化疗，恢复抗生素的使用，但此时的她已无法口服这些药了，拜伦只好通过直肠给药的方式推入栓剂，拔出来的时候带出了一些黏液和肉。
她的阴道和直肠都出血了。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大小便开始失禁。最后，她的身体极度虚弱，走路都没有力气了。拜伦拉着她枯瘦的手，扶着她上楼。她脸色苍白，与嘴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乍一看好像涂了口红。
他说：“你太虚弱了。你都走不动路了。”
她笑了，嘴里流出了口水，死在了他的怀里。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走了之后，拜伦吻了她，知道她真的离去了。她真的死了。她不在了。但他就是狠不下心，合上棺材盖。三天后，笑容开始出现在他的脸上。那是一种假笑，后来，假笑变得更像是傻笑了。他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关掉家里所有房间的中央空调，而不是只关掉没有住人的房间的空调。
拜伦无法入眠，于是坐在茱莉亚书房里的跪椅上，翻看茱莉亚存放在米黄色文件夹里的日记。这些日记记载了他在他们俩26年婚姻中的种种劣行。他们的温馨时刻在哪儿呢？没有任何记录。他看啊看，时而心潮澎湃，时而悔恨交加。他看着看着，不知不觉中流下了眼泪，也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后来又在啜泣中醒来。“B（B是拜伦英文名的首字母。——译注）不可理喻。大学庆典酒会上喝醉。和校长说每个人都是双性恋。B说前列腺和直肠附近是男人性快感的原因，唯一的缺点是第二天大便稀软，女的也一样。我在车上问，B，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我做了什么？瞎编。你像个孩子。为了引人注意，不择手段。滚！”
他所有的嫉妒、所有的坏脾气、所有的愠怒，茱莉亚一个不落，全写在日记里了，就像她做的那些试验记录一样。其实，通过这些事情，他是在间接地对茱莉亚表达爱意呢，但这只有拜伦知道。他们没有孩子。他们结婚时，她已经四十岁了，一直潜心于事业。她有时开玩笑说，她有个女儿，名叫“三叶虫”。所以，生孩子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他对此倒没有意见。但他慢慢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一旦发现她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他就会发火。拜伦不希望有人和他分享她的关注。
他成功了。“害怕B发火。一直在想他骂的那些话。一直在我脑海深处。他不喜欢我。为什么？”
他没有在日记中找到茱莉亚表示自己爱他的话语。一处也没有。
“我让她心力交瘁啊。”每次在街上遇到一位他和茱莉亚共同的朋友，他都会这样说。“我是她接受化疗之前的‘化疗’。我太强势了。我粗鲁。我不可理喻。天哪，应该让你看看她的日记。你会明白的。我还以为她知道我心里很在乎她。但是，实际情况是，她不知道。她不知道。我让她受苦了。”
说完这些话，他会站在街上哭，哪怕是他的朋友已经逃离之后。他不会放声大哭。他一看到某个认识茱莉亚的人，就会热泪盈眶。“我从来不吸取教训。我他妈的从来不知道吸取教训啊。即使在茱莉亚的葬礼上也是如此。我让所有的客人都坐路虎汽车走。我真丢脸啊。”
茱莉亚生前开着路虎汽车在野外考察时，他一直是陪着她的。在坟墓边，天气突变，下起了冰雹。拜伦的黑领带紧贴在衬衫上。他脸上湿乎乎的，看不清他哭得有多凶。他拿出一本破旧的《我们已经六岁了》（外国儿童诗歌集，收录有35首诗歌。——译注），想朗诵其中的那首《我们俩》。读诗歌的第一节时，他就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张着嘴，口水往下直滴，眼睛看着远处。冰雹打在地上，四处乱蹦。后来，他加快了语速，读到了最后一节。这一节他读得很慢，似乎花了他一生的时间，因为拜伦的嘴此时突然不听使唤，变得僵硬了。
不管我在哪里，总有维尼熊，
維尼熊和我形影不离。
“要不是有你，”我对维尼熊说，
“我该怎么办。”
维尼熊说：“是的，
一个人没意思，但是
两个人可以相互做伴……”
此刻，拜伦的嘴已经抖得像中风病人了。
拜伦朝着湿湿的棺材扑去，棺材上滑溜溜的，他没有抱住，却碰掉了一个菊花花环。他摔倒了，一只膝盖上沾了泥巴，不知怎么搞的，一只鼻孔也开始流血。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整个人就像个“点哭机”，只要有人提及“茱莉亚”这个名字，他就哭个不停。后来他又结婚了——和一个更年轻的女子——成了一个难伺候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