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灭亡》有多少缺陷，它或多或少让今天的德国人在银幕上“亲身经历”了一个“三维”的希特勒，看到了这个魔鬼的另一面。他不是青面獠牙？他和蔼可亲，甚至可怜巴巴？但是，任何直观印象并不能改变他是魔鬼的结论，只是给人一种暂时的困惑。困惑过后，人们获得的是更大的免疫力。只有走近魔鬼，才会告别其幽灵，犹如一个辩证的心理医疗过程。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７日，纳粹德国末日来临，与希特勒一起被苏联红军围困在柏林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以其一贯的玩世不恭对手下的人打气道，“先生们，一百年以后，人们将会就我们现在经历的可怕日子拍一部漂亮的彩色故事片。你们不想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吗？你们现在要顶住，否则你们在银幕上露面时观众要起哄的。”
　　死到临头的戈培尔仍然不乏黑色幽默，而且颇有“远见”。还不到６０年，戈培尔的预言就被验证了。２００４年秋，德国上映关于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灭亡》。该片耗资１３００万欧元，聚集德国演艺界的精英，动用３０００名群众演员，再现纳粹头目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至５月２日龟缩在帝国总理府地下室中的最后１２天。在拍摄期间，就已经传出令人不安的消息：该片将显现一个“人性化的”希特勒。影片一上映，马上在德国引起轰动。大批观众涌入影院争相观看。《灭亡》被视为２００４年德国最为抢眼的大片，德国电影界对该片给予高度评价，已决定推荐该片参加下届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的角逐。
　　德国人怎么了？他们不是已经告别纳粹历史了吗？难道他们又“旧病复发”了吗？《灭亡》的出笼是不是德国新纳粹势力抬头的新征兆呢？
　　 可以肯定，不是这样。应该说《灭亡》影片的上映及其反响是二战后德国反思与告别纳粹历史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也是战后德国人自主做出的与人间魔鬼希特勒的一场模拟“约会”。他们就是要通过“走近魔鬼”的途径，而达到“告别幽灵”的目的。
　　
　　魔鬼的“吸引力”
　　
　　众所周知，二战后德国人对纳粹历史做出了清算与反思。不过，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罪恶与痛苦的纳粹历史仍然使德国人不堪回首。在西德，人们对纳粹历史的反思是在６０年代末期左派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开始的。自此，左派学生运动开始揭露父辈们与纳粹主义的牵连。在历史学界也出现了以研究纳粹历史及其根源为使命的批判社会史学派，他们揭示了纳粹德国内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也揭示了希特勒上台的历史原因。他们的工作为西德社会对纳粹历史的清算、对西德民主制度的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他们与其他进步人士的努力，绝大部分德国人在理智上与纳粹主义划清了界线。人们达成共识：纳粹时代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希特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
　　但理智的认识还需要感官的呼应与证实。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西德电视台播放了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剧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家庭的悲惨命运深深打动了西德观众。该片对德国公众的教育作用超过了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二战结束４０周年的到来，也为了对付新开播的商业电视台的竞争，西德国家电视台开始把纳粹历史题材作为其优势节目进行挖掘。１９９０年东西德的统一也没有削减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兴趣。１９９４年，美国影片《辛德勒的名单》在德国上映，引起巨大反响。同时，美国历史学家戈德哈根指责普通德国人都是“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在德国引起激烈争论。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从受害者转移到加害者身上。从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第二电视台开始推出以希特勒身边人物为主题的历史系列片，如《希特勒的助手》、《希特勒的女人》等。这些系列片通过历史资料、当事人采访、现场模拟等写实手法叙述了纳粹时期的重要人物，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因而受到了观众的青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到此为止，影视媒体对纳粹历史的再现工作已经接近纳粹元凶希特勒了。但是直接在影视作品中，特别是在故事片中大篇幅地塑造希特勒的形象，而且以希特勒为主角，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禁区。在前苏联与英美的二战故事片中，曾经有几个演员扮演过希特勒，但大都是漫画式的，希特勒被表演为魔鬼或小丑。但是从艺术与历史的角度，这些塑造无疑有着很大的缺陷。反过来，如果将希特勒作为一部故事片的主人公来塑造，在艺术上，特别在政治上有着极大的风险。即便艺术上的塑造成功了，那么是否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呢？仅仅拍一部以希特勒为主角的故事片就足以引起政治上的怀疑。
　　
　　编导与主演技痒
　　
　　如果不是德国电影界有两位敢于“吃螃蟹”的人，那么也就不会有《灭亡》这部电影了。
　　第一位是在欧美电影界小有名气的德国电影制片人贝恩特·艾兴格。据他自己说，拍希特勒题材的故事片已经是他２０年来的抱负了。他认为这种对希特勒形象的漫画式塑造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把希特勒等人塑造成“三维”的历史人物，一个真实的人，这样做并不意味着美化希特勒。
　　第二位是饰演希特勒的德语国家著名演员布鲁诺·刚茨（瑞士籍）。其实还有第三位———德国著名希特勒传记作者约阿西姆·Ｃ． 菲斯特。早在７０年代初，菲斯特就推出了巨著《希特勒传》。直到今天，该书仍是最为权威的希特勒传记。２００３年，菲斯特又推出了叙述希特勒末日的著作《灭亡》。另外，希特勒的女秘书特劳德·永格２００２年在临终前推出了其回忆录《直到最后一刻》，叙述她在希特勒身边最后的日子。在这两本著作的基础上，艾兴格写出了电影《灭亡》的剧本。
　　艾兴格与刚茨深知该片的风险。所有问过的人都警告他们别拍这个片子：“人们会用石头砸死你。”也有评论讽刺道，“大腕”艾兴格当然对当年的“大腕”希特勒感兴趣喽！
　　９月１６日，４００部《灭亡》拷贝影片同日在德国的大中城市影院上映，当天就有１０万观众蜂拥而入（据笔者的德国教授的女秘书库比许来信说，与她一起进入影院的观众绝大多数是二战后出生的中青年观众）。为什么？首先，他们接受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反纳粹教育，这种正面教育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了希特勒魔鬼形象。这种魔鬼形象越是牢固，其所作所为也就越不可思议，它对人们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其次，他们已经看过太多的抽象的历史著作，也看过隔靴搔痒的历史系列片，但直接以希特勒为主角的、而且宣称要还希特勒本来面目的故事片，还是第一回。希特勒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自己能否顶住希特勒的魔力呢？魔鬼的吸引力将他们牵入了影院。他们可以“直面魔鬼”了。
　　
　　毁誉参半的评论
　　
　　《灭亡》上映效果如何？走出影院后的观众的评价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毁誉参半。
　　一位观众欢呼“绝了！”《法兰克福汇报》总编谢尔马赫兴奋不已：“大师之作！”《时代》周报的评论员有些不知所措：“既不愚笨，也不高明”，《明镜》周刊的评论家扫兴地说，该片是“多余”的。
　　争议最少的要数布鲁诺·刚茨表演的希特勒，被视为该片的最佳看点。据说刚茨的表演艺术几乎到了乱真的地步。他力求表演日常生活中的希特勒，而日常生活中的希特勒不可能从早到晚暴跳如雷。他必须可信地表演希特勒平时如何走路、如何说话、如何吃喝、甚至如何咳嗽。为此，刚茨到处收集历史资料，并找来一位与希特勒同乡的演员，以模仿希特勒的口音。一段二战时偷录下来的希特勒谈话录音成为他表演希特勒平时说话的素材。为了表演希特勒的帕金森症，刚茨还到瑞士一家医院“卧底”观察。
　　《灭亡》中的希特勒形象，没有让观众像当年的德国人那样为之倾倒。相反，让观众不安的是，他们看到了一个平凡的、甚至值得可怜的人物。在影片中，患有帕金森病的希特勒抖抖索索，吃糕点时弄得满身都是。德军已经全线崩溃，他还在自欺欺人地对早已不存在的部队发号施令。一位观众在网上反映，在观看中会猛然觉察自己在同情希特勒，在怜悯这个魔鬼！仅这一点，也不能认为该片是“多余”的。
　　电影专家的眼光毕竟要厉害的多。曾经在十几年前与刚茨合作拍摄《柏林的天空》的著名导演温德尔斯认为刚茨表演的希特勒身上还有“太多的刚茨”，这个希特勒让他感到“可怜”“希特勒不可能是这样一个可怜巴巴的傻瓜”。温德尔斯还认为，电影中德国“好人”太多。在希特勒问题上，还有许多批判工作要做。
　　 笔者没有看到这部影片，但阅读了科卡教授寄来的《灭亡》剧本。翻开剧本，一个个震撼人心的镜头跃然纸上。影片不仅真实再现了希特勒与戈培尔的垂死挣扎，而且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塑造了多个鲜活生动的角色：当希特勒谩骂所有德国人都是“叛徒、懦夫”时，竟有一个德军将军布格多夫敢与他顶撞，并且大声责问：“成千上万的士兵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都是为了什么？”。当然，片中也有历史本身创造的滑稽镜头：在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的结婚仪式上，一位无名小官例行公事地提问：“我的领袖……，按照种族法律，我必须问您……，您是纯雅里安人出身吗？”
　　不管《灭亡》有多少缺陷，它或多或少让今天的德国人在银幕上“亲身经历”了一个“三维”的希特勒，看到了这个魔鬼的另一面。他不是青面獠牙？他和蔼可亲？甚至可怜巴巴？但是，任何直观印象并不能改变他是魔鬼的结论，只是给人一种暂时的困惑。困惑过后，人们获得的是更大的免疫力。只有走近魔鬼，才会告别其幽灵，犹如一个辩证的心理医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