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表示，两年来无论是高层政策还是民间合作，都为改善中国乳业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但仍有进步的空间，而且关键仍在“土地政策”。在我国，农民土地产权不清晰是阻碍农场规模化的首要原因。“对农民来说，今年我有这个土地，明年我可能就没了。” 1995年我国农场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但2008年，中央明确提出保持现有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此后亦多次下达一号文件提出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党国英认为，只有将农民的承包权完全转化为财产权，把自由还给农民，才能使他们安心地投入生产。
　　解决基本的土地问题后，立足家庭农场，做大农工商一体化的农民合作社，是走向规模化农场的第二步。在荷兰，合作社拥有的乳品公司，把乳制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工业、商业利润通过年终分红的方式反哺给会员农场主。
　　但在我国，乳业尚未形成紧密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奶农、奶站和乳品加工企业三者独立。
　　党国英表示，要学习荷兰的成功经验就一定要发展壮大合作社，让它成为经营主体，合作社越来越壮大之后，自然就能做到供销一体化，从而使生产更有效益。
　　2012年，他同国内外大学专家一道赴荷兰考察荷兰皇家菲仕兰乳业合作社。在同当地牧场主交流经验时，党国英领悟到：合作社的好处在于这一模式很好地解决了监督的难题。“如果是雇员，发现一头牛发生问题并报告老板会影响自己按时下班休息，他十有八九不会报告。老板自己则会时刻观察牛的情形，不论什么时间都会想办法解决问题。”
　　在源头生产环节上维持家庭农场确保了农民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地头上经营农业，同时在管理环节实行经理人负责制，以高报酬激励经理人的监管积极性。
　　党国英认为，质量问题的出现督促相关企业提高生产防疫成本符合常理，但应该交由市场自由调节，让不合格的企业在竞争中被自然淘汰。
　　谈到中国乳业的未来，党国英仍然怀有期待。他说，荷兰经销一体化的合作社也经历了从小到大发展的过程，只要及时调整土地政策、推广合作社模式、建立好良性循环，加之一定的法律支撑，就一定能够让中国乳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