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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国文学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相应创作出来的英国文学作品也是数不胜数,都堪称经典之作,但是,不论哪个时期的英国文学作品都渗透着异国情调的痕迹。很多西方学者都痴迷于“东方”,这里的东方不单单指的是东方的文化,还包括东方的意识形态、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等一切与东方有关的领域。本文以英国文学史为背景,讨论英国文学异国情调中东方形象的演变历程。
关键词:英国文学 异国情调 东方形象
一直以来,东方对西方有着超乎想象的吸引力,西方文学家都喜欢把东方作为描写的对象。东方是西方的精神启蒙,给西方提供了漫无边际的遐想空间。东方作为西方痴迷的“他者”,以道德健全,清明之势的完美形象存在,这正是西方不停追随遥远的东方“他者”的原因所在,想借此觅回逝去已久的智慧之源。
一 东方乌托邦形象在英国文学中的成长历程
1 英国文学乌托邦思想的建立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受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文学艺术家的开放意识逐渐形成,是异国情调融入文学审美范畴的起点。欧洲大陆对英国文艺复兴产生较大的影响,海外大发现的热潮使英国人的思想意识获得了解放,从而形成了乌托邦文学。乌托邦是臆想出来的完美世界,与异国情调有投合之处。乌托邦文学促进了英国文学异国情调传统的形成,是英国重视东方知识的开始,英国通过航海纪事和旅行游记来认识东方。最初荷兰和葡萄牙在开辟东方市场方面优先于英国,但东方仍旧对英伦三岛存在着无法阻挡的引诱力。早在14世纪,英国作家约翰·曼德维尔在他的作品《曼德维尔游记》中就描绘了一个具有神奇色彩的乌托邦中国形象:“世界上最强大的在汗君王,以及那布满黄金珍石、香飘四溢的雄伟宫殿……在这般神奇斑斓的幻境里,幻想与真实难以分辨。”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人的海外扩张意识迅速增强并走向了世界舞台的巅峰,同时也开阔了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眼界,越来越多的异域文化开始融入到英国文化中,是英国社会与东方紧密联系的征兆,使异国情调呈不可抗拒的局势存在于英国文学中。
2 东方乌托邦中国形象的形成
16、17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东方异国情调所起的作用不大,只起到装饰衬托的作用,文学家所创造的东方形象只是为了使体裁和主题更加丰富。异国情调的形成时期主要是在英国海外扩张意识增强后,使文学家的眼界变得开阔,形成英国文学异国情调的重要时期。但这一时期英国对东方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体现在作品方面的东方异国情调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英国学者罗伯特·伯顿在他的著作《忧郁的解剖》中讲述了一个治理有方、繁荣昌盛的乌托邦中国形象,甚至将中国作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模仿对象,“他们在政治上的显赫来自于品德的高尚……而不是因为出身多么高贵……只有这些人才是卓越的人,才是真正能够治理国家的人。”同样是英国学者的约翰·韦伯将中国称为是“上帝之城”,极力赞美中国的各方面,例如,政府、哲学、孝道等。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情调”在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中起主导作用,欧洲各领域的文人学者,以及思想家都争先恐后地将中国形象作为自己的描述对象,从此欧洲人的生活,以及国家意识形态都融入了异国情调。这个时期异国情调在英国文化艺术中的表现是模仿,也在哲理性思考层面上介入较深。中国风格在英国表现为抗衡古板的古典主义而推崇一种奇特罕见的风格。“中国热”使英国人对民国情调产生兴趣,这种兴趣很多时候是一种造作的心理表现。很多英国文人都对中国大肆赞美,使乌托邦中国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英国作家奥利弗·哥尔斯密斯对当时的英国现状非常失望,希望借鉴中国思想来启发英国,在他的作品《世界公民》中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褒奖中国文明,赋予中国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中国人民是太子王国的子孙”、“皇帝是人民的守护者、慈父、益友”、“英国的法律只有惩治罪恶,中国的法律则更进一步,它还包括奖励善举”,将“中国热”推向了高潮。
二 异国情调与浪漫主义中国形象
1 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东方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文学踏入异国情调的鼎盛时期。在浪漫主义诗歌中,东方情调开始影响诗人的审美观,作为诗人表露个人情感、自由,以及想象力的根源。与启蒙时期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作家借助异国情调的情感和想象,追求其艺术效果。从欧洲浪漫主义形成的文化背景和艺术观点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浪漫主义和东方异国情调自然联系在一起。英国文学者钟情于探寻东方情调的艺术灵感。读者在欣赏英国浪漫主义作品时,会发现东方情调己融入到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去。浪漫主义想象之所以能变得非常活跃,是因为东方与浪漫主义的异国寻求存在内在联系。19世纪流行的东方风格正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所寻求的艺术风格。显而易见,浪漫主义诗歌中所着重突出的想象与东方文学艺术表露出来的特性相符合,这正是东方的魅力所在。在很大程度上浪漫主义表现为想象力的延伸,诗人一方面,显露出对英国民歌、民俗的热爱,期待从民间寻求灵感和激情;另一方面,又痴迷于异国情调,试图从东方探寻更宽广的想象空间。在某些层面上,想象力的延伸可以通过异国情调的想象特性来满足。前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已经开始利用东方情调,去表达具有特殊性意义的事物,但其影响面较小。在英国浪漫主义繁荣时期,利用异国情调表达情感和思想是很常见的表达方式。由于不同的诗人对东方的人生观、体验、了解程度,以及对政治的各抒己见,影响着东方形象的建立。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利用他的梦境创作了诗作《忽必烈汗》,其中展示了神奇的东方异域风情,在第一部分作者构建了理想、美好的东方形象,“十里见方的丰饶之海、四周环绕着红墙和白塔”、“花园与沟壑迂回得欢快,树英在缤纷中香气氤氲”,成为西方人向往东方文明的指路标。诗人罗伯特·骚塞在他的诗作《撒拉巴》中的开场中也用了美妙的语言来描写沙漠的美景。
2 浪漫主义散文里的中国形象
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是英国散文的鼎盛时期,散文家主要是利用异国情调来表达自我心理影响和对异域文化的看法,有些文学家竟彻底颠覆了中国乌托邦形象。 (1)查尔斯·兰姆和沃尔特·萨维奇·兰陀散文里的中国形象。兰陀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帮,他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并对英国政府在中国的强盗行径进行了谴责,兰陀通过散文表露出对中国的君王,以及中国封赏制度的敬仰之情。兰姆是以回忆、怀旧和抒怀为核心来描绘中国。中国瓷器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独特的烧制工艺,还结合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兰姆和兰陀两人都热爱文物,兰姆描述中国古瓷借此来抒发浓郁的怀旧感,表露出他对艺术人生独特的见解。
(2)托马斯·德·昆西对东方形象的颠覆。英国为了实现海外扩张和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倾其所能向东方国家销售鸦片,造成东方流行吸食鸦片的恶果。当时中国是最大的鸦片消费国,他认为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中国也要接受从英国进口鸦片,昆西的东方梦境显露出鸦片的东方性,昆西认为鸦片是东方的象征,用鸦片将东西方相结合,并给予丰富的想象力,来掩饰自己的瘾君子身份,为自己辩护。由于他对东方的成见导致19世纪的异国情调产生了变化,东方形象不再被肯定。英国著名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他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中讲述了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他笔下的中国人民贫困、官员贪婪、士兵懦弱等把中国人比喻成“文明的野蛮人”。
三 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东方形象
1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东方
维多利亚小说可分为殖民主义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通俗类小说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小说对东方异国情调的理解各有不同。英国的殖民主义思想倾向的作家对东方异国情调持排斥态度,但他们的作品也融入了异国情调,与此同时混合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因素,表露出白人自命不凡带有成见的想象;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只是利用东方异国情调作为背景存在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去批判和揭露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东方异国情调被广泛应用于通俗小说之中,与社会中流行的审美情趣相结合,增添神秘的色彩和制造悬念。其中一些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持否定态度,作家在创作关于中国题材的小说中,都持有较深的种族偏见。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他在13部小说中以人物傅满楚刻画了中国的坏人典型形象,在当时影响深远,彻底推翻了英国人心中的乌托邦形象。
2 维多利亚散文和诗歌中的东方
19世纪中叶,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就此告终,维多利亚诗人着重表达的是道德观念和新的民主意识,异国情调只充当背景起到装饰作用,考虑到公众的心理需求投其所好,维多利亚诗人会利用东方题材来表露自我欲望。维多利亚时期散文的文学样式已近成熟,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品所表露的是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对于东方形象的创造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竭尽全力修补正面的东方形象;另一种是在政治方面趋向统治东方、否定东方的态度。英国散文家德·昆西就是持否定东方的态度,在他的作品《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自白》中描述了一个堕落、可悲的异域形象,事实上鸦片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他竭尽全力支持英帝国对中国发起鸦片战争。
四 20世纪英国文学与东方想象
20世纪上半叶,仍然是英国文学的鼎盛时期,在文学领域中,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呈并存趋势发展,同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致使在西方中,东方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播较为广泛。由于西方社会精神贫乏和信仰的遗失,从而形成了西方社会的危机意识,它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推动力,东方文化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东方的宗教文化也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心理背景,同时也是西方学者痴迷于东方情调的主要原因。19世纪末英国文人想尽力摆脱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普遍焦虑,出现了英国文学主题大多以乌托邦为主局面,使乌托邦异国情调作品一度盛行。东方再次成为西方的精神希望,成为西方所向往的乌托邦。东方乌托邦是西方从中世纪就开始追随的梦想,经过无数次变迁,在20世纪西方再一次尝试构建一个与世无争的桃源胜地。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哈里·迪金森在《约翰中国佬的信札》中又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拥有秩序、正义、无暴力的完美国度,把中国视为是宁静、智慧、纯朴的人间天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中国的文明并不比西方差,“中国……文化和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中国的形象再一次被肯定。
文化经验的宝贵成果即文学,文学的滋生与传承势必与文化的创立与传播辅车相依。从古至今,西方从发现东方到探寻东方,从追随东方乌托邦到摆脱东方,到最后构建东方的桃源胜地,无不显示异国情调自始至终都贯穿于西方文学的始末。纵观东方形象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变迁,可以发现虽然东方形象在英国文学里不占重要的地位,大多数只起到陪衬作用,但却能为英国文学增光添彩,也是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王佐良、周珏良编:《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3] 曹顺庆编:《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益文杰,承德医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英国文学 异国情调 东方形象
一直以来,东方对西方有着超乎想象的吸引力,西方文学家都喜欢把东方作为描写的对象。东方是西方的精神启蒙,给西方提供了漫无边际的遐想空间。东方作为西方痴迷的“他者”,以道德健全,清明之势的完美形象存在,这正是西方不停追随遥远的东方“他者”的原因所在,想借此觅回逝去已久的智慧之源。
一 东方乌托邦形象在英国文学中的成长历程
1 英国文学乌托邦思想的建立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受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文学艺术家的开放意识逐渐形成,是异国情调融入文学审美范畴的起点。欧洲大陆对英国文艺复兴产生较大的影响,海外大发现的热潮使英国人的思想意识获得了解放,从而形成了乌托邦文学。乌托邦是臆想出来的完美世界,与异国情调有投合之处。乌托邦文学促进了英国文学异国情调传统的形成,是英国重视东方知识的开始,英国通过航海纪事和旅行游记来认识东方。最初荷兰和葡萄牙在开辟东方市场方面优先于英国,但东方仍旧对英伦三岛存在着无法阻挡的引诱力。早在14世纪,英国作家约翰·曼德维尔在他的作品《曼德维尔游记》中就描绘了一个具有神奇色彩的乌托邦中国形象:“世界上最强大的在汗君王,以及那布满黄金珍石、香飘四溢的雄伟宫殿……在这般神奇斑斓的幻境里,幻想与真实难以分辨。”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人的海外扩张意识迅速增强并走向了世界舞台的巅峰,同时也开阔了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眼界,越来越多的异域文化开始融入到英国文化中,是英国社会与东方紧密联系的征兆,使异国情调呈不可抗拒的局势存在于英国文学中。
2 东方乌托邦中国形象的形成
16、17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东方异国情调所起的作用不大,只起到装饰衬托的作用,文学家所创造的东方形象只是为了使体裁和主题更加丰富。异国情调的形成时期主要是在英国海外扩张意识增强后,使文学家的眼界变得开阔,形成英国文学异国情调的重要时期。但这一时期英国对东方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体现在作品方面的东方异国情调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英国学者罗伯特·伯顿在他的著作《忧郁的解剖》中讲述了一个治理有方、繁荣昌盛的乌托邦中国形象,甚至将中国作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模仿对象,“他们在政治上的显赫来自于品德的高尚……而不是因为出身多么高贵……只有这些人才是卓越的人,才是真正能够治理国家的人。”同样是英国学者的约翰·韦伯将中国称为是“上帝之城”,极力赞美中国的各方面,例如,政府、哲学、孝道等。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情调”在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中起主导作用,欧洲各领域的文人学者,以及思想家都争先恐后地将中国形象作为自己的描述对象,从此欧洲人的生活,以及国家意识形态都融入了异国情调。这个时期异国情调在英国文化艺术中的表现是模仿,也在哲理性思考层面上介入较深。中国风格在英国表现为抗衡古板的古典主义而推崇一种奇特罕见的风格。“中国热”使英国人对民国情调产生兴趣,这种兴趣很多时候是一种造作的心理表现。很多英国文人都对中国大肆赞美,使乌托邦中国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英国作家奥利弗·哥尔斯密斯对当时的英国现状非常失望,希望借鉴中国思想来启发英国,在他的作品《世界公民》中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褒奖中国文明,赋予中国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中国人民是太子王国的子孙”、“皇帝是人民的守护者、慈父、益友”、“英国的法律只有惩治罪恶,中国的法律则更进一步,它还包括奖励善举”,将“中国热”推向了高潮。
二 异国情调与浪漫主义中国形象
1 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东方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文学踏入异国情调的鼎盛时期。在浪漫主义诗歌中,东方情调开始影响诗人的审美观,作为诗人表露个人情感、自由,以及想象力的根源。与启蒙时期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作家借助异国情调的情感和想象,追求其艺术效果。从欧洲浪漫主义形成的文化背景和艺术观点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浪漫主义和东方异国情调自然联系在一起。英国文学者钟情于探寻东方情调的艺术灵感。读者在欣赏英国浪漫主义作品时,会发现东方情调己融入到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去。浪漫主义想象之所以能变得非常活跃,是因为东方与浪漫主义的异国寻求存在内在联系。19世纪流行的东方风格正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所寻求的艺术风格。显而易见,浪漫主义诗歌中所着重突出的想象与东方文学艺术表露出来的特性相符合,这正是东方的魅力所在。在很大程度上浪漫主义表现为想象力的延伸,诗人一方面,显露出对英国民歌、民俗的热爱,期待从民间寻求灵感和激情;另一方面,又痴迷于异国情调,试图从东方探寻更宽广的想象空间。在某些层面上,想象力的延伸可以通过异国情调的想象特性来满足。前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已经开始利用东方情调,去表达具有特殊性意义的事物,但其影响面较小。在英国浪漫主义繁荣时期,利用异国情调表达情感和思想是很常见的表达方式。由于不同的诗人对东方的人生观、体验、了解程度,以及对政治的各抒己见,影响着东方形象的建立。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利用他的梦境创作了诗作《忽必烈汗》,其中展示了神奇的东方异域风情,在第一部分作者构建了理想、美好的东方形象,“十里见方的丰饶之海、四周环绕着红墙和白塔”、“花园与沟壑迂回得欢快,树英在缤纷中香气氤氲”,成为西方人向往东方文明的指路标。诗人罗伯特·骚塞在他的诗作《撒拉巴》中的开场中也用了美妙的语言来描写沙漠的美景。
2 浪漫主义散文里的中国形象
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是英国散文的鼎盛时期,散文家主要是利用异国情调来表达自我心理影响和对异域文化的看法,有些文学家竟彻底颠覆了中国乌托邦形象。 (1)查尔斯·兰姆和沃尔特·萨维奇·兰陀散文里的中国形象。兰陀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帮,他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并对英国政府在中国的强盗行径进行了谴责,兰陀通过散文表露出对中国的君王,以及中国封赏制度的敬仰之情。兰姆是以回忆、怀旧和抒怀为核心来描绘中国。中国瓷器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独特的烧制工艺,还结合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兰姆和兰陀两人都热爱文物,兰姆描述中国古瓷借此来抒发浓郁的怀旧感,表露出他对艺术人生独特的见解。
(2)托马斯·德·昆西对东方形象的颠覆。英国为了实现海外扩张和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倾其所能向东方国家销售鸦片,造成东方流行吸食鸦片的恶果。当时中国是最大的鸦片消费国,他认为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中国也要接受从英国进口鸦片,昆西的东方梦境显露出鸦片的东方性,昆西认为鸦片是东方的象征,用鸦片将东西方相结合,并给予丰富的想象力,来掩饰自己的瘾君子身份,为自己辩护。由于他对东方的成见导致19世纪的异国情调产生了变化,东方形象不再被肯定。英国著名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他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中讲述了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他笔下的中国人民贫困、官员贪婪、士兵懦弱等把中国人比喻成“文明的野蛮人”。
三 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东方形象
1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东方
维多利亚小说可分为殖民主义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通俗类小说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小说对东方异国情调的理解各有不同。英国的殖民主义思想倾向的作家对东方异国情调持排斥态度,但他们的作品也融入了异国情调,与此同时混合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因素,表露出白人自命不凡带有成见的想象;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只是利用东方异国情调作为背景存在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去批判和揭露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东方异国情调被广泛应用于通俗小说之中,与社会中流行的审美情趣相结合,增添神秘的色彩和制造悬念。其中一些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持否定态度,作家在创作关于中国题材的小说中,都持有较深的种族偏见。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他在13部小说中以人物傅满楚刻画了中国的坏人典型形象,在当时影响深远,彻底推翻了英国人心中的乌托邦形象。
2 维多利亚散文和诗歌中的东方
19世纪中叶,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就此告终,维多利亚诗人着重表达的是道德观念和新的民主意识,异国情调只充当背景起到装饰作用,考虑到公众的心理需求投其所好,维多利亚诗人会利用东方题材来表露自我欲望。维多利亚时期散文的文学样式已近成熟,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品所表露的是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对于东方形象的创造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竭尽全力修补正面的东方形象;另一种是在政治方面趋向统治东方、否定东方的态度。英国散文家德·昆西就是持否定东方的态度,在他的作品《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自白》中描述了一个堕落、可悲的异域形象,事实上鸦片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他竭尽全力支持英帝国对中国发起鸦片战争。
四 20世纪英国文学与东方想象
20世纪上半叶,仍然是英国文学的鼎盛时期,在文学领域中,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呈并存趋势发展,同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致使在西方中,东方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播较为广泛。由于西方社会精神贫乏和信仰的遗失,从而形成了西方社会的危机意识,它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推动力,东方文化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东方的宗教文化也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心理背景,同时也是西方学者痴迷于东方情调的主要原因。19世纪末英国文人想尽力摆脱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普遍焦虑,出现了英国文学主题大多以乌托邦为主局面,使乌托邦异国情调作品一度盛行。东方再次成为西方的精神希望,成为西方所向往的乌托邦。东方乌托邦是西方从中世纪就开始追随的梦想,经过无数次变迁,在20世纪西方再一次尝试构建一个与世无争的桃源胜地。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哈里·迪金森在《约翰中国佬的信札》中又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拥有秩序、正义、无暴力的完美国度,把中国视为是宁静、智慧、纯朴的人间天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中国的文明并不比西方差,“中国……文化和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中国的形象再一次被肯定。
文化经验的宝贵成果即文学,文学的滋生与传承势必与文化的创立与传播辅车相依。从古至今,西方从发现东方到探寻东方,从追随东方乌托邦到摆脱东方,到最后构建东方的桃源胜地,无不显示异国情调自始至终都贯穿于西方文学的始末。纵观东方形象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变迁,可以发现虽然东方形象在英国文学里不占重要的地位,大多数只起到陪衬作用,但却能为英国文学增光添彩,也是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王佐良、周珏良编:《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3] 曹顺庆编:《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益文杰,承德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