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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军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先后两次经过了云南这个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为了团结各族人民共同革命，实现革命的目标，党在这一时期因地因时依据不同的民族灵活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和措施，运用正确和切实可行的方法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为红军长征顺利通过云南奠定了基础，也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为党在以后开展民族工作、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矛盾、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探析红军长征过云南时的民族工作方法，对正确理解和运用并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高理论水平，妥善处理云南各民族的关系，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红军长征 云南 民族工作方法 探析
1934年10月，由于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了惨重的失利，红军不得不撤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一、 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路线及民族简况
经过四度赤水之后，1935年2月，中央红军趁滇军龙云部救援贵阳之机，从昭通威信县扎西镇，经镇雄、巧家县第一次进入了云南，经过曲靖的沾益、马龙、寻甸（现属昆明）等地进而威逼昆明，突转西北从金沙江皎平渡口、树桔渡口游过了长江天险，摆脱了国民党追兵，取得红军转进以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胜利。这是红军第一次经过云南，总共在此活动了20多天，足迹从滇东北到滇中，经过了昭通、曲靖、昆明和楚雄等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其中，寻甸为回族和彝族的聚居区，现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楚雄为彝族聚居区，现为彝族自治州，其他还有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居住。1936年3月初，原驻扎在湘鄂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红军从云贵交界处的昭通彝良县进入云南，到5月从云南西北部高原藏区中甸县（今香格里拉）离开，这是红军第二次经过云南，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经过了6个地州27个县区。遍及云南大部分地方，经过了昆明、曲靖、楚雄、大理、丽江和迪庆等地区。其中，中甸为藏族聚居区，丽江为纳西族聚居地，大理的人口以白族为主，还有其他民族散居。简言之，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除了有上述较为集中人数占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居住之外，还有其他云南独有的普米族、傈僳族等等其他民族杂居，即云南省除了汉族外，还有白族、哈尼族、傣族、僳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等15个世居民族，另有苗、回、壮、蒙古、布依、水、满、瑶、藏和彝族等其他省份也有且人数较多的民族居住，基本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民族众多，风俗各异且信教群众较多。直接增加了红军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难度。而当时的要实现战略大转移、转进的目标，摆脱国民党的追兵，顺利通过多民族地区并得到得到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真是难上加难。所以在充分认识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可以预见这个任务的艰巨性，红军必须要在相应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政策，掌握正确而恰当并行之有效的民方法才能有力的开展民族工作。
二、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所采取的民族工作方法
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虽然“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很多事物之间有可循的规律和共性，但同时“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事物同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在云南开展民族工作虽然可以借鉴在广西和贵州开展民族工作时的方法、经验，但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地区生活都会导致语言、服饰、习俗有很大的区别，更不用说云南还有自己独有的民族和及少数民族，所以民族工作的开展必须要考虑到云南的地理、人文环境等等因素，因地因时因时针对不同的民族采用恰当的方法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才能为顺利通过云南奠定基础。
1.高度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加大宣传的力度，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始终把它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始终把各民族当成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要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要反对民族压迫，并把民族政策以指示、宣言、布告、决议等形式通过粘贴标语、绘制壁画、书写口号，编写小册子、宣传册等等进行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许多少数民族群众自愿当向导、当翻译，捐粮献物，并踊跃参军。再加上云南自然环境恶劣，民族众多，甚至于日本灭亡中华民族的战争也还未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的关注，还有13个少数民族居住在中越、中挝、中缅边境线上，使民族关系更为复杂，再加上当时云南被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统治。他作为彝族的上层，他所代表云南政府與军队坐山观虎斗，好坐守“渔翁之利”。基于这种特殊情况，红军加强了对龙云的争取，同时面对国民党对红军“恶意宣传”予以纠正，并制定了较为可行的民族政策。这样一种基于对云南省的省情和各少数民族具体情况的正确把握，制订了适用于所有民族和针对特殊情况及云南独有民族的具体政策，有力的保证红军顺利的经过云南。
2. 加强干部培训，从严治军、以身作则，提高干部正确运用民族工作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争取龙云的工作都充分说明知己知彼十分的重要，红军在民族工作中能充分挖掘可用之才，重视干部的培养，找到与各少数民族上层的共同点，使之在心理和情感上引起共鸣。并重视红军自身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与老百姓秋毫无犯，给予报酬，走时把房主人牲畜喂养好、把屋子打扫干净，并给老百姓的水缸挑满水，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获得了彝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让各族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红军的就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使老百姓有了“团结一致、抗日反蒋”革命目标，也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青年近2000人踊跃参军这些都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楚雄民族关系复杂且纠纷和摩擦不断，致使他们有了排外心理， 对汉人军队和外来民族戒心很重，而反动派的恶意宣传，丑化红军的形象，并称之为“赤匪”，塑造成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和强盗，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非常惧怕 。但红军在长征途中坚持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为老百姓着想，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消除本地各民族之间和各少数民族与红军之间隔阂， 改善民族关系， 从严治军，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获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和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顺利的通过了云南。 3.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用诚心、真意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团结互助有效开展工作 。在云南信教群众和民族较多，如：信仰汉传佛教的有白族和部分纳西族；信仰喇嘛教有藏族、普米族和部分纳西族，信仰小乘佛教的为傣、德昂族和人数极少的布朗族、阿昌族；信仰伊斯兰教全部为回族；景颇族、拉祜组合傈僳族，还有西双版纳和红河等地区的哈尼族，还有佤、独龙、苗、彝等一部分群众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 。所以在这个民族政策，是大势所趋，也是情势所迫，红军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如红军在第二次经过云南，在中甸即香格里拉时期， 贺龙写信和题词等等故事还在广为流传至今，朱德在官渡时曾亲自与清真寺教民首领谈话，之后亦有数十名回民加入红军，并对少数民族实行优待政策，在苗藏等少数地区还实行“不打土豪劣绅”等政策，对拥军和护军的少数民族上层还提供保护和帮助。通过这些实际行动使藏族的僧民和云南的回民感受到了红军的诚意，得到了情感上的共鸣和认可，积极伸出援助之手为红军筹集粮草，自愿当向导引路，免费当翻译，使红军和本地少数民族有了更好的交流和沟通，使红军的革命思想达到了广泛的传播，也使老百姓对红军有了更深和更全面的认识。
三、红军行之有效的民族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发展
红军长征过云南，一方面，在红军的支持、鼓励和领导下，云南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老百姓有了革命的目标，积极开展了与土司的斗争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在武定万德乡就发生了彝汉人民联合反土司斗争。1936 年红军过姚安时，开展了打土豪，分财物和粮食给广大大群众的革命运动，群众深受鼓舞，红军离开之后还与高荫槐的 “清乡”行为做了坚决的斗争，虽然这些起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红军所留下的革命种子已经在老百姓的心理生根发芽，当地的少数民族已然已经成了革命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也为红军顺利经过云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军民团结一心的共同努力下，云南各民族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原来更为和谐，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有了很多的变化，这些都要归功于党和红军开展的有效的民族工作。这些民族工作的方法也为党在以后开展民族工作、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矛盾、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虽然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时候过于重视了各民族的“自决权”，但是红军在两次过云南期间制定的民族政策、开展的民族工作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点可以从红军争取龙云，使龙云的思想发生改变和红军顺利通过云南就可以充分的证明，所以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探析这一问题提高民族工作和管理方面的理论水平，妥善处理云南各民族的关系，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2]陈国勇：《云岭红色记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民族工作》，《今日民族》2006年第7期。
[3]周瑞海：《中國共产党早期尊重清真饮食习俗的政策及其实施》，“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3-9-1。
[4]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李汹，红军长征过云南与云南民族关系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1月第35卷 第六期
[7] 张家德，论红军长征时期党在云南的民族政策与策略方针，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2 .
[8]张国儒，红军长征过中甸概况.兴盛番族之光———红军长征过中甸1991.
作者简介：杨世英（1980.12—），女，纳西族，云南丽江人，硕士，讲师，曲靖师范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少数民族文化。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红军长征过云南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研究》（QN2014008）.
关键词：红军长征 云南 民族工作方法 探析
1934年10月，由于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了惨重的失利，红军不得不撤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一、 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路线及民族简况
经过四度赤水之后，1935年2月，中央红军趁滇军龙云部救援贵阳之机，从昭通威信县扎西镇，经镇雄、巧家县第一次进入了云南，经过曲靖的沾益、马龙、寻甸（现属昆明）等地进而威逼昆明，突转西北从金沙江皎平渡口、树桔渡口游过了长江天险，摆脱了国民党追兵，取得红军转进以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胜利。这是红军第一次经过云南，总共在此活动了20多天，足迹从滇东北到滇中，经过了昭通、曲靖、昆明和楚雄等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其中，寻甸为回族和彝族的聚居区，现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楚雄为彝族聚居区，现为彝族自治州，其他还有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居住。1936年3月初，原驻扎在湘鄂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红军从云贵交界处的昭通彝良县进入云南，到5月从云南西北部高原藏区中甸县（今香格里拉）离开，这是红军第二次经过云南，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经过了6个地州27个县区。遍及云南大部分地方，经过了昆明、曲靖、楚雄、大理、丽江和迪庆等地区。其中，中甸为藏族聚居区，丽江为纳西族聚居地，大理的人口以白族为主，还有其他民族散居。简言之，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除了有上述较为集中人数占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居住之外，还有其他云南独有的普米族、傈僳族等等其他民族杂居，即云南省除了汉族外，还有白族、哈尼族、傣族、僳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等15个世居民族，另有苗、回、壮、蒙古、布依、水、满、瑶、藏和彝族等其他省份也有且人数较多的民族居住，基本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民族众多，风俗各异且信教群众较多。直接增加了红军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难度。而当时的要实现战略大转移、转进的目标，摆脱国民党的追兵，顺利通过多民族地区并得到得到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真是难上加难。所以在充分认识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可以预见这个任务的艰巨性，红军必须要在相应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政策，掌握正确而恰当并行之有效的民方法才能有力的开展民族工作。
二、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所采取的民族工作方法
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虽然“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很多事物之间有可循的规律和共性，但同时“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事物同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在云南开展民族工作虽然可以借鉴在广西和贵州开展民族工作时的方法、经验，但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地区生活都会导致语言、服饰、习俗有很大的区别，更不用说云南还有自己独有的民族和及少数民族，所以民族工作的开展必须要考虑到云南的地理、人文环境等等因素，因地因时因时针对不同的民族采用恰当的方法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才能为顺利通过云南奠定基础。
1.高度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加大宣传的力度，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始终把它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始终把各民族当成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要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要反对民族压迫，并把民族政策以指示、宣言、布告、决议等形式通过粘贴标语、绘制壁画、书写口号，编写小册子、宣传册等等进行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许多少数民族群众自愿当向导、当翻译，捐粮献物，并踊跃参军。再加上云南自然环境恶劣，民族众多，甚至于日本灭亡中华民族的战争也还未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的关注，还有13个少数民族居住在中越、中挝、中缅边境线上，使民族关系更为复杂，再加上当时云南被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统治。他作为彝族的上层，他所代表云南政府與军队坐山观虎斗，好坐守“渔翁之利”。基于这种特殊情况，红军加强了对龙云的争取，同时面对国民党对红军“恶意宣传”予以纠正，并制定了较为可行的民族政策。这样一种基于对云南省的省情和各少数民族具体情况的正确把握，制订了适用于所有民族和针对特殊情况及云南独有民族的具体政策，有力的保证红军顺利的经过云南。
2. 加强干部培训，从严治军、以身作则，提高干部正确运用民族工作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争取龙云的工作都充分说明知己知彼十分的重要，红军在民族工作中能充分挖掘可用之才，重视干部的培养，找到与各少数民族上层的共同点，使之在心理和情感上引起共鸣。并重视红军自身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与老百姓秋毫无犯，给予报酬，走时把房主人牲畜喂养好、把屋子打扫干净，并给老百姓的水缸挑满水，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获得了彝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让各族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红军的就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使老百姓有了“团结一致、抗日反蒋”革命目标，也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青年近2000人踊跃参军这些都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楚雄民族关系复杂且纠纷和摩擦不断，致使他们有了排外心理， 对汉人军队和外来民族戒心很重，而反动派的恶意宣传，丑化红军的形象，并称之为“赤匪”，塑造成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和强盗，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非常惧怕 。但红军在长征途中坚持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为老百姓着想，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消除本地各民族之间和各少数民族与红军之间隔阂， 改善民族关系， 从严治军，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获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和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顺利的通过了云南。 3.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用诚心、真意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团结互助有效开展工作 。在云南信教群众和民族较多，如：信仰汉传佛教的有白族和部分纳西族；信仰喇嘛教有藏族、普米族和部分纳西族，信仰小乘佛教的为傣、德昂族和人数极少的布朗族、阿昌族；信仰伊斯兰教全部为回族；景颇族、拉祜组合傈僳族，还有西双版纳和红河等地区的哈尼族，还有佤、独龙、苗、彝等一部分群众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 。所以在这个民族政策，是大势所趋，也是情势所迫，红军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如红军在第二次经过云南，在中甸即香格里拉时期， 贺龙写信和题词等等故事还在广为流传至今，朱德在官渡时曾亲自与清真寺教民首领谈话，之后亦有数十名回民加入红军，并对少数民族实行优待政策，在苗藏等少数地区还实行“不打土豪劣绅”等政策，对拥军和护军的少数民族上层还提供保护和帮助。通过这些实际行动使藏族的僧民和云南的回民感受到了红军的诚意，得到了情感上的共鸣和认可，积极伸出援助之手为红军筹集粮草，自愿当向导引路，免费当翻译，使红军和本地少数民族有了更好的交流和沟通，使红军的革命思想达到了广泛的传播，也使老百姓对红军有了更深和更全面的认识。
三、红军行之有效的民族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发展
红军长征过云南，一方面，在红军的支持、鼓励和领导下，云南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老百姓有了革命的目标，积极开展了与土司的斗争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在武定万德乡就发生了彝汉人民联合反土司斗争。1936 年红军过姚安时，开展了打土豪，分财物和粮食给广大大群众的革命运动，群众深受鼓舞，红军离开之后还与高荫槐的 “清乡”行为做了坚决的斗争，虽然这些起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红军所留下的革命种子已经在老百姓的心理生根发芽，当地的少数民族已然已经成了革命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也为红军顺利经过云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军民团结一心的共同努力下，云南各民族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原来更为和谐，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有了很多的变化，这些都要归功于党和红军开展的有效的民族工作。这些民族工作的方法也为党在以后开展民族工作、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矛盾、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虽然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时候过于重视了各民族的“自决权”，但是红军在两次过云南期间制定的民族政策、开展的民族工作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点可以从红军争取龙云，使龙云的思想发生改变和红军顺利通过云南就可以充分的证明，所以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探析这一问题提高民族工作和管理方面的理论水平，妥善处理云南各民族的关系，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2]陈国勇：《云岭红色记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民族工作》，《今日民族》2006年第7期。
[3]周瑞海：《中國共产党早期尊重清真饮食习俗的政策及其实施》，“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3-9-1。
[4]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李汹，红军长征过云南与云南民族关系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1月第35卷 第六期
[7] 张家德，论红军长征时期党在云南的民族政策与策略方针，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2 .
[8]张国儒，红军长征过中甸概况.兴盛番族之光———红军长征过中甸1991.
作者简介：杨世英（1980.12—），女，纳西族，云南丽江人，硕士，讲师，曲靖师范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少数民族文化。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红军长征过云南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研究》（QN201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