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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公共危机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和谐，在我国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公共危机都始终相伴左右，社会公共危机既受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扼制社会公共危机的产生、避免造成重大不良影响，但社会公共危机仍然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并且危机升级速度和破坏力也在逐步增长，其涟漪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并且利用危机和制造危机也成为了社会公共危机的一大新特点。
关键词：社会公共危机 新特点
社会公共危机指那些突然发生的、威胁公共利益的、对社会正常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亟需快速应对的情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公共威胁性、紧急性等特点。按照危机产生的诱因可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是由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引起的突发性事件，比如：2008年“5.12汶川地震”、2016年第22号台风“海马”、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件、2016年5月福建三明山体滑坡时间等；第二类是指由社会中对抗的统一体引发社会冲突行为而导致的社会问题，比如：战争、暴力冲突、恐怖活动等。无论哪一类危机，对社会公共安全及秩序都产生重大消极影响，威胁国家及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就必须对社会公共危机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管理。
一、社會公共危机的发展演变
1.社会公共危机伴随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始终。根据社会燃烧理论，社会系统在 “人与自然”“人与人”等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时，社会利益与社会矛盾会会不断新生与重组直至形成新的社会平衡状态。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必须要应对的挑战。就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我国社会收入的分配格局经历了全民“分享型“向”部分获益型“的转变，各获益主体之间围绕经济利益展开了一系列竞争博弈，但不断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巨大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类社会矛盾问题尖锐突出，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流转”、“户口”及“城乡社会养老水平不均”等社会问题成为了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疾”容易引发社会公共危机。例如：2008年瓮安“6.28”事件就是一起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由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群体性事件。但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矛盾（矿群纠纷、拆迁纠纷、移民纠纷等）长期积累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不满意引发的危机。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根源并非全在经济领域，例如：社会阶层固化、权力失衡、腐败等政治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引发社会公共危机的“病灶”，政治体制改革称为了有效清除社会公共危机根源的最有力方式。除去上述因素外，社会发展进程中道德文化体系也是影响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体系是保障社会秩序的最后屏障，我国在经历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滑坡和公共伦理道德失范等问题，人们在道德和文化选择标准面前缺乏正确规范的引导和约束，使得人们的社会行为出现严重偏离，导致社会公共危机的出现。当社会公共危机得不到文化约束之时，社会大众会重新审视甚至怀疑社会核心价值准则，引发全社会信任危机。因此，可以说社会公共危机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矛盾最集中、问题最突出部分的表现，社会发展带来社会公共危机的产生，社会公共危机既可能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破坏社会进步取得的成果，反过来也可以为社会发展过程提出严肃的质问。
2.社会公共危机随社会管理模式的改变出现新的变化。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讲到，国家是人们放弃本身的“天然的权利”缔结而成的。国家这种政治现象一直发展到今天，国家权力已进行了精巧的分工，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一束，从权力中分离出来专门管理特定领域的事务。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特定主体，其中就包括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为公民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政府的本职工作。如果政府对社会问题处理不当，就会严重威胁社会系统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甚至会破坏政府公信力，削弱政治信任，破坏政治合法、合理性。尤其是到今天，危机事件的常态化、复杂化、多元化更需要政府快速、周全、创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对于危机管理的主体政府而言，社会公共危机是对执政能力、行政智慧的挑战，也是对行政理性的严苛检验。但随着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兴起，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的地位被不断弱化，社会治理模式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全能型“管理者的角色，改变自上而下的被动式管理模式为公民积极参与的、自下而上的主动型社会管理模式，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向依靠法律、文化、制度等多种手段配合的治理模式转变。这种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共危机起到了缓冲和抑制作用，畅通的沟通渠道能够减少社会危机产生的诱因，某种程度上主动剔除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根源。但同时广深的公民参与使社会公共危机周期不断缩短，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产生涟漪效应。例如，近年来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在网络舆情中不断发酵，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社会公共危机的新特点
1.危机日益由过去的偶发事件变为经常性事件。社会发展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发展不均衡使人与人之间呈现出不均衡、不对称、不平等特点，给社会造成极大不稳定，各种矛盾被激化、凸显，社会冲突的概率空前增大。社会公共危机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多样化趋势，诱发动因更加不确定，社会面临的冲突与危机不论形式还是范围，皆出现一种弥漫性扩散趋势，遍布社会生活各领域，而且由偶发的个别现象日益变为频发的普遍现象，甚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
2.危机升温和蔓延的速度越来越快，失控概率大大增加。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传播速度取决于信息的传播速度。网络通信的速度决定了危机的传播速度。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院长约瑟夫·奈曾说，互联网时代的速度，意味着所有政府，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自身议事日程的控制权都会减少，领导人在世界反应前享有的自由减少，而且会被迫与更多的参与者分享舞台。这也正是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新现象。这种由社会信息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导致危机失控几率大大增加。危机失控就是信息失控，很大程度上由于主流媒体被边缘化，大量民众在新兴媒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危机的连带效应和连锁性日益明显，易引发更大危机。社会公共危机呈现出单一危机向复合危机发展的趋势：经济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局部危机引发全局危机，地区危机转化为跨地区危机。信息时代危机衍生的这种特点使社会公共危机在不断发展、延伸。因此仅集中注意力于危机事件本身已远远不够，跟随其后的可能是一系列连带效应、是更大、更严重的危险所在。
4.利用危机甚至制造危机，正成为矛盾冲突中频繁使用的手段。为达到自身目的而故意制造危机、或利用危机制造更大混乱成为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新特点，如“瓮安事件”。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弱势力量为引起注意、造成介入、借势解决那些单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有意引发危机。对一部分弱势力量来说，社会的注意和干预往往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机会，于是冲突日益变成“演给别人看的冲突”，这种借机“把事情闹大”引发危机的方式，某些时刻包含十分险恶的意图。在这些社会公共危机的新动态、新特点面前，我们也必须有新方法、新手段。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内外矛盾和发展机遇都对我们如何正确应对社会公共危机提出了最大的考验。
参考文献：
[1]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6次印刷.
[2] 王强. 协同治理：公共危机治理的新趋势[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关键词：社会公共危机 新特点
社会公共危机指那些突然发生的、威胁公共利益的、对社会正常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亟需快速应对的情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公共威胁性、紧急性等特点。按照危机产生的诱因可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是由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引起的突发性事件，比如：2008年“5.12汶川地震”、2016年第22号台风“海马”、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件、2016年5月福建三明山体滑坡时间等；第二类是指由社会中对抗的统一体引发社会冲突行为而导致的社会问题，比如：战争、暴力冲突、恐怖活动等。无论哪一类危机，对社会公共安全及秩序都产生重大消极影响，威胁国家及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就必须对社会公共危机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管理。
一、社會公共危机的发展演变
1.社会公共危机伴随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始终。根据社会燃烧理论，社会系统在 “人与自然”“人与人”等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时，社会利益与社会矛盾会会不断新生与重组直至形成新的社会平衡状态。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必须要应对的挑战。就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我国社会收入的分配格局经历了全民“分享型“向”部分获益型“的转变，各获益主体之间围绕经济利益展开了一系列竞争博弈，但不断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巨大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类社会矛盾问题尖锐突出，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流转”、“户口”及“城乡社会养老水平不均”等社会问题成为了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疾”容易引发社会公共危机。例如：2008年瓮安“6.28”事件就是一起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由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群体性事件。但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矛盾（矿群纠纷、拆迁纠纷、移民纠纷等）长期积累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不满意引发的危机。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根源并非全在经济领域，例如：社会阶层固化、权力失衡、腐败等政治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引发社会公共危机的“病灶”，政治体制改革称为了有效清除社会公共危机根源的最有力方式。除去上述因素外，社会发展进程中道德文化体系也是影响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体系是保障社会秩序的最后屏障，我国在经历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滑坡和公共伦理道德失范等问题，人们在道德和文化选择标准面前缺乏正确规范的引导和约束，使得人们的社会行为出现严重偏离，导致社会公共危机的出现。当社会公共危机得不到文化约束之时，社会大众会重新审视甚至怀疑社会核心价值准则，引发全社会信任危机。因此，可以说社会公共危机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矛盾最集中、问题最突出部分的表现，社会发展带来社会公共危机的产生，社会公共危机既可能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破坏社会进步取得的成果，反过来也可以为社会发展过程提出严肃的质问。
2.社会公共危机随社会管理模式的改变出现新的变化。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讲到，国家是人们放弃本身的“天然的权利”缔结而成的。国家这种政治现象一直发展到今天，国家权力已进行了精巧的分工，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一束，从权力中分离出来专门管理特定领域的事务。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特定主体，其中就包括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为公民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政府的本职工作。如果政府对社会问题处理不当，就会严重威胁社会系统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甚至会破坏政府公信力，削弱政治信任，破坏政治合法、合理性。尤其是到今天，危机事件的常态化、复杂化、多元化更需要政府快速、周全、创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对于危机管理的主体政府而言，社会公共危机是对执政能力、行政智慧的挑战，也是对行政理性的严苛检验。但随着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兴起，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的地位被不断弱化，社会治理模式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全能型“管理者的角色，改变自上而下的被动式管理模式为公民积极参与的、自下而上的主动型社会管理模式，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向依靠法律、文化、制度等多种手段配合的治理模式转变。这种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共危机起到了缓冲和抑制作用，畅通的沟通渠道能够减少社会危机产生的诱因，某种程度上主动剔除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根源。但同时广深的公民参与使社会公共危机周期不断缩短，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产生涟漪效应。例如，近年来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在网络舆情中不断发酵，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社会公共危机的新特点
1.危机日益由过去的偶发事件变为经常性事件。社会发展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发展不均衡使人与人之间呈现出不均衡、不对称、不平等特点，给社会造成极大不稳定，各种矛盾被激化、凸显，社会冲突的概率空前增大。社会公共危机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多样化趋势，诱发动因更加不确定，社会面临的冲突与危机不论形式还是范围，皆出现一种弥漫性扩散趋势，遍布社会生活各领域，而且由偶发的个别现象日益变为频发的普遍现象，甚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
2.危机升温和蔓延的速度越来越快，失控概率大大增加。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传播速度取决于信息的传播速度。网络通信的速度决定了危机的传播速度。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院长约瑟夫·奈曾说，互联网时代的速度，意味着所有政府，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自身议事日程的控制权都会减少，领导人在世界反应前享有的自由减少，而且会被迫与更多的参与者分享舞台。这也正是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新现象。这种由社会信息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导致危机失控几率大大增加。危机失控就是信息失控，很大程度上由于主流媒体被边缘化，大量民众在新兴媒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危机的连带效应和连锁性日益明显，易引发更大危机。社会公共危机呈现出单一危机向复合危机发展的趋势：经济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局部危机引发全局危机，地区危机转化为跨地区危机。信息时代危机衍生的这种特点使社会公共危机在不断发展、延伸。因此仅集中注意力于危机事件本身已远远不够，跟随其后的可能是一系列连带效应、是更大、更严重的危险所在。
4.利用危机甚至制造危机，正成为矛盾冲突中频繁使用的手段。为达到自身目的而故意制造危机、或利用危机制造更大混乱成为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新特点，如“瓮安事件”。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弱势力量为引起注意、造成介入、借势解决那些单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有意引发危机。对一部分弱势力量来说，社会的注意和干预往往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机会，于是冲突日益变成“演给别人看的冲突”，这种借机“把事情闹大”引发危机的方式，某些时刻包含十分险恶的意图。在这些社会公共危机的新动态、新特点面前，我们也必须有新方法、新手段。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内外矛盾和发展机遇都对我们如何正确应对社会公共危机提出了最大的考验。
参考文献：
[1]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6次印刷.
[2] 王强. 协同治理：公共危机治理的新趋势[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