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走向顶峰的时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7岁时父母双亡。走投无路之下，他去投奔了皇觉寺的高彬和尚，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由于当地闹饥荒，寺里得不到施舍，住持只好打发和尚们去云游化缘，朱元璋自然也包括在内，实际就是四处讨饭为生。这段心酸的经历使朱元璋深知民间疾苦和贪官污吏的残酷，也成为他登基后严肃治吏的一个原因。
　　朱元璋称帝时，统一战争还在继续。他所建立的政权，官僚机构仍然采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和御史台，地方设行中书省，只是将官位序列的尚右改为尚左。比如汤和为左御史大夫，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即汤和的官位排在邓愈前面。在这个制度下，中央的大部分权力都掌握在丞相手中，容易形成丞权专权的局面，就像元朝的阿合马、燕帖木儿和伯颜等人的所作所为一样。在宋朝，丞相的权力已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而元朝在中枢机构权力的配置上没有沿用宋代的做法，而是让丞相握有重权。
　　开国草创之际，政治上的号召力是首要的，至于照搬旧政权的国家机器，只是因为在操作中简便易行罢了。天下统一、政权巩固后，朱元璋自然不能容忍这一格局的继续。洪武十三年（1380）初，朱元璋以阴谋造反的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并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朱元璋生性多疑，他在处理胡惟庸事件时，也对御史台产生了不信任，于是废除了御史大夫的职位。后来又撤销了御史台这一机构，成立了一个新的监察部门—都察院。

察院是唐代御史台“三院”

　　之一（其他两院是台院和殿院）的名称，“都”是总或首领的意思，在察院前面加一“都”字，表明新机构是最高的监察部门，总领监察御史，专门负责对百官的纠察。与唐代的御史台相比，都察院由一院制代替了三院制，简化了组织结构，更加突出了监察御史的地位。朱元璋最忌讳大臣专权，以致于初置都察院时，竟然没有设高级官员，只有正七品的监察都御史8人，以及正九品的监察御史几十人。他的初衷是想以小监大，但一群低级官员怎么能撑起这么大的门面呢？所以只好把都察院升为正三品的部门，不久又升为正二品。
　　从形式上看，都察院的官员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正四品。这些官员都是都察院的高级干部，其中都御史相当于唐朝御史台的御史大夫，副都御史相當于御史中丞，佥都御史和侍御史差不多。接下来是第二类，包括经历（掌管文书）、都事（掌管文件）、司务（负责抄写公文并收纳文书）、照磨（掌管磨勘和审计工作）、检校（低级办事员）和司狱（掌管刑狱）等官员。他们的品秩，从正六品到从九品不等。他们的工作，是为都御史等高级官员服务。第三类是十三道监察御史，他们构成了都察院的骨干。监察御史的工作从中央到地方，范围很广。明朝建立之初，在地方沿用元朝的行中书省制。元代地方的行御史台没有普遍设置，最终只有两个（即江南行台和陕西行台），因辖区太大，监督力度不够。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撤销行中书省，改置承宣布政使司。后几经变化，固定为十三个布政使司。各布政司管辖的地区，与元代各行省的范围大致相当，所以习惯上仍称行省，简称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共有110人。具体分工是：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10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各7人，陕西、湖广、山西各8人，云南11人。在编制上，他们属于都察院，但有很强的独立性，遇有重要情况，可以跳过都察院而直接向皇帝面奏。他们和都御史等高官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同时又可以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第四类是总督与巡抚，统称督抚。
　　这四类官员中，第二类人不是抓业务的，属于综合部门的干部，主要工作就是抄抄写写，以及收发文件。其他三类都要抓监察业务，他们之间的分工是：第一类都御史等高级监察官从宏观上抓业务。比如朝臣中的结党私营、违法乱纪者以及思想上的异端分子，都属于都御史等人的监察范围。都御史手中握有司法监察权，明代的大案要案，按规定必须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会审，叫“三法司”会审。都察院参加会审的就是都御史。特别重大的案子，还要由“三法司”与六部及通政使共同审理，称为“圆市”。通政使是通政司的长官，通政司负责受理一般的信访、投诉案件。此外，都御史还负责处理都察院内的行政事务，并负责和吏部一起选拔、考核御史。第三类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工作，既有中央部门的，也有地方的;而第四类督抚的工作，则全在地方。
　　对中央的监察，除都督院外，就是六科给事中了。朱元璋在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的时候，把相权一分为六，分给了昔日中书省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的地位上升，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又担心六部不好控制，所以设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的长官。朱元璋初设给事中时，让他们在午门（宫城的正门）内办公，以示优宠。官员的配置情况是：每科设都给事中1人，正八品;左、右给事中各1人，从八品;给事中40人，正九品。40名给事中的分布是：吏部4人，户部8人，礼部6人，兵部10人，刑部8人，工部4人。后来都给事中升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升为从七品，但办公地点移到了午门外。六科给事中也直接对皇帝负责。唐、宋时期，给事中属于谏官。宋代的给事中虽然也弹劾官员，但那是副业，主业还是进谏，即发表意见、劝谏皇帝。明代的给事中则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弹劾不法官吏为主要职责，监察对象是朝廷的六部。
　　六科给事中工作的特点是实行对口监察。吏科给事中参与对地方官吏的选拔和考察工作，到地方任职的京官也要先在吏科给事中处登记。户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光禄寺每年金银及谷物的收入，纠察私占田产的情况。礼科给事中负责监督礼仪的制定及实行情况。兵科给事中负责对武将的监督与考核。刑科给事中在每年二月下旬，根据司法机构的报告将罪犯的数目上奏给皇帝。工科给事中负责对军器局、节慎库和宝源局的监察。
　　明代的六科给事中都有封驳权和监督狱讼权，以及言谏权。言谏权是给事中的“传统”职责，但在明朝君主制度高度强化的情况下，给事中的规谏很难被采纳，有时甚至还会惹下大祸。明成祖朱棣在位时，秀才出身的刑科给事中陈谔敢于直谏。此人天生一副大嗓门，“每奏事，大声如钟”。可时间一久，就惹人讨厌了。有一次，陈谔又大声奏事，明成祖有点火了，半真半假地对太监们说：“把他给关起来，饿他几天，看他还能不能这样大声说话！”于是陈谔被关起来，饿了好几天。可他一被放出来，奏事规谏时，仍然声如洪钟。成祖问他：“你一点也没长教训吗？”陈谔说：“这是我的天性。”从此，他得了个“大声秀才”的绰号。可陈谔的耿直，最终还是触犯了皇上。为了狠狠地教训陈谔，明成祖下令挖个坑将其活埋，只让他露出脑袋。陈谔被埋了整整七天，唇焦舌烂，但没有死。由于他的直谏没有什么过错，明成祖只好赦免了他。不过这样的人，自然得不到重用。此后，陈谔又任顺天府尹、湖广按察使、海盐知县、镇江同知等职，官越做越小，但总算保住了性命。还有一个和陈谔同时代的给事中叫耿通，因向成祖谏言而遭极刑，并悬首张尸。君主专制的弊端于此显露无疑。
　　《明史·职官志》还记载了六科给事中这样的一些职能：每天上朝时，他们当中轮流有一人站在大殿上，在帽子上插支笔以备记录圣旨。对于大臣们送上的奏章，给事中每天都存放在官署的档案里，五天一次送往内阁，供编纂国史时使用。举行乡试（每隔三年在省城举行的考试，考中后称举人）时充当主考官，举行会试（于乡试第二年由举人参加的在京城的考试）时充当同考官（也参加阅卷，等级在主、副考官之下），举行殿试（在皇宫内举行的最高级别的考试，以此定出甲第）时负责发试卷。参与宫廷议事、审理案件、审讯犯人等工作。由此可见，给事中的工作头绪很多、很杂，并不是只做单一的监察。
　　（作者为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