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一直以来因低工资遭遇谴责和抗议的麦当劳宣布将给员工加薪。加薪本身并不算什么，因为上调的薪水仅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多1美元，而且新政也只适用于麦当劳的直营店，不包括其他为数众多的加盟店。但是这个最新公告，和沃尔玛几个月前更大幅度的加薪声明一样，至少可能是美国劳资关系重要变化的先兆。毕竟，给美国的工人加薪或许并不是那么难。
　　工资停滞不前，甚至更广泛地说，能够支撑中产阶级地位的工作正在不断减少，这些都是美国的大问题。但是民众对于好的就业机会减少普遍持听天由命的态度，难道不就是供求关系造成的吗？难道不是因为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和全球化竞争让工人无法获得体面的薪资，除非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吗？
　　然而，说来也怪，你对劳动经济学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可能支持这种听天由命的观点。一方面，全球化竞争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因素被过分夸大。的确，制造业面临的竞争比过去更多，但绝大多数美国劳动者从事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中并不存在国际贸易的竞争。而且支持技术压低工资这一说法的证据，还不如“技能差距”造成低收入的抱怨清楚。
　　此外，劳资关系的复杂性意味着，确定薪资要比公众普遍认为的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其实，只要我们想给员工加薪，就可以做到。
　　我们如何确定劳动力市场有所不同？先从最低工资的影响说起。有很多证据能够支持这些影响：当某个州提高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而邻近的州却没有这样做时，这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组对照试验。所有证据形成的压倒性结论是：与人们的预期不同，提高最低工资并没有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二者的相关性弱到可以忽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了工作机会，却并没有让工作变得凤毛麟角。
　　怎么会这样？至少部分原因是，工人其实不是商品。获得体面报酬的工人，往往要比只从雇主那里得到最低工资的工人干得更好，而且前者离职或要求更换岗位的可能更小。其结果是，提高最低工资，尽管推高了劳动力成本，但是也有其他补偿性收益，包括降低其他成本、限制了对工作的不利影响等。
　　类似的因素还可以解释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谜团：看似相同行业的不同公司却给出截然不同的报酬。一个经典的对比是沃尔玛和好市多（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批发卖场），前者工资低，员工士气低落，离职率很高；而后者的报酬和福利都很高，员工工作效率和忠诚度也很高。诚然，这两家零售商服务于不同的市场，好市多主要经营高端商品，面对更加富裕的客户群。但是，二者待遇的对比仍然表明，雇主支付更高的报酬所需要的成本要比我们想象的少。
　　而这又反过来表明，全面加薪不应该那么难。假设我们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给予工人一定的议价能力，让他们更容易组织工会，并且最关键的是，努力追求充分就业，而不是找理由妨碍经济复苏（尽管通胀水平很低），那么根据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这么做的效果可能会大得惊人，因为一个普通的推动力都有可能让美国的企业放弃已经支配了我们社会多年的低薪酬策略。
　　这种推动加薪的举动是有历史先例的。正在我们视野里渐行渐远的中产阶级社会并不是自发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工资差距“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带动的，其影响持续了不止一代人。
　　那么我们可以复制这一成就吗？紧缩的就业市场和活动人士的压力促成了沃尔玛和麦当劳的加薪，而这两家企业的举动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样本，让我们看到了大规模加薪的可能性。听天由命的工资观是没有借口的。只要我们想给美国工人加薪，就一定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