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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章军把手机摔在珀丽饭店标准间的床上。“我跟谁都不想说话。”
2014年3月25日零点，61岁的北京人章军（化名）坐在北京珀丽酒店的房间里。廊灯、床头灯、落地灯、大灯，每一盏灯都被打开。
手机又响了，章军从窗边的椅子上起身，拿起手机，是发小在微信上问他：“看到发布会了。你怎么样？”他看完，把手机放到腿上，后背紧贴着椅背，双手抱在胸前。
被静音的电视，锁定在凤凰台，画面正是几百米外的丽都酒店二楼会议室的场景：担架正抬着一名晕厥的家属迅速离开。
电视旁，放着两个塑料袋和一个暗红色的旅行箱。这是他前一天刚从家里带来的换洗衣物。已经等待了17天，他本来做好了在这里继续长期等待的准备。
但消息就在他愿意继续等待时不期而至。
两个小时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紧急举行发布会，宣布，章军63岁的姐姐章丽（化名）和其他238名乘客，以及他们所乘坐的马航MH370号航班，“终结于南印度洋”。
聚集在丽都的马航失联事件乘客家属中，章军无疑是最冷静的一个。
有人痛哭，有人高声抗议，但章军出现时，始终保持着笔直的身板，肃穆的面容。
他将这部分归结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1953年，人生经历几乎与中国社会所有最重要的社会巨变重合；另一部分归结于他所学的专业——“我是学哲学的。人生总是会遇到生老病死，我知道。我们只能尝试去接受这些。”
长他两岁的姐姐章丽，半个月前和朋友一起去马来西亚游玩，乘坐马航MH370航班回京。女儿已经移民美国，章丽一个人独居在北京，四处旅游成了她打发退休生活最好的选择。但她也并不需要章军去接机。“我们都相信各自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章军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了这架航班失联的消息。仔细核对了乘客名单后，他叫来儿子，从位于北京石景山的家中飞奔而至。虽然自认为可以控制住情绪，但他还是觉得当时的情况无法开车。
家属从中国各地慢慢向这里聚集。丽都酒店二层的家属等候区最多聚集了四五百名失联乘客的家属，以及无法计数的从全球赶来的媒体记者。
丽都饭店二层多功能厅，面积达上千余平方米。如今被布置成简单的会议室，几张桌子拼成了主席台，余下，便是一排排棕色布艺座椅。自MH370确认失联的第三天起，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都会在这个会议室召开面对家属的例行发布会。
最初，每天吃完早点，家属们便会来到这里，齐刷刷坐在椅子上，等待马方人员走上主席台，发布最新消息。有时，走上主席台的是马航北京办事处，有时，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总部派到北京的代表，有时是马来西亚驻华大使。
一开始，家属们对每次发布会充满期待。
每当有人入场，家属们便张着脖子望向主席台，坐得远的人看不见，就干脆站起来，眼巴巴地、静悄悄地、用行注目礼的方式，注视着来者宣读手中的文件。
发布会结束，他们便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共同分析所发布信息的内涵。
“咱们中国井冈山舰已经出发了。”
“也不知道搜索一遍要多久，那么大一片海。”
“诶，等着吧，等着吧。还能怎么办？”
然而几天之后，他们开始发现，马航带来的消息，多是有关护照和签证的加急办理，真正有关失联航班本身的，只有八个字：目前搜救尚无进展。
绝望淹没了人群。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数百个家庭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女……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彼此趴在相互的臂弯里哭泣，也彼此宽慰、开解。最后，他们开始谈论起飞机上的亲人，以及自己的故事。
他们不愿将这些告诉媒体，但他们愿意互相倾诉，既为了释放满怀期待又无可期待的紧张，又在回忆中找到期待的动力。
“你老公真是个好人啊！”
“我儿子特别优秀。”
“他们应该能回来吧？”
“会回来的。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确实常有出人意料的信息将他们带出绝望。
飞机失联第二天，3月9日中午11点多，乘客边京亮的弟弟忽然高举起手机，对在场的家属和记者大声喊：“我哥哥的手机能打通！他就在飞机上！”
嘈杂的休息区瞬间安静下来。三四百人自发地向他靠拢，将他围在中间。
“真的吗？再打一个试试？”靠近的家属小声建议。
边京亮的弟弟把手机调成扬声器模式，一键一键拨出了号码。“嘟—嘟—嘟”，三声提示音后，电话突然断了。
“这是接通的意思吧？”议论纷起。
“听着像是。”有人回答。
“就是接通了，接通了被那边摁掉了。”另一个分析。
仿佛一锅热油中溅入一滴水，家属区沸腾了。“马航的人呐？快告诉他们，让他们定位。定位就能找到了。”
又有两个年轻人站出来说，亲人的QQ有时显示为在线；另一名操着山东方言的中年男子表示，自己也曾打通过乘坐失联航班的弟弟的手机。
没有人明确说出来，但他们心中的期待都指向同一个终点：也许MH370已经安全落地，乘客们打开手机，上了QQ，只是还没来得及向家人报一声平安。
章军只是默默站在一边。他说他不相信。或者说，不敢。
从确认姐姐在飞机上，他每隔几分钟就会拨打一次她的电话，回答始终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章军走出家属区。不行，还要再远一点，他一直走到饭店门外，踱来踱去。他已经戒烟六年，这时，却向边上的人讨了一根烟，猛地吸起来。
他说，不敢放任自己的期待。
手机定位最终宣布没有结果。
因数天来无果的等待积聚起来的不满，终于在这个消息宣布后爆发了。“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吗？你们尽全力了吗？” 吴亮（化名），一名中等个子的圆脸北京男子跳到桌上：“不能这样等下去，我们要发声，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他找来两张白纸，在人群中来回走动，“签个名儿，咱们联名控诉马航”。
第二天一早，名为“MH370祈福群”的家属微信群成立，一小时内便有300余人入群。3月12日，几名自告奋勇的家属开始筹备家属委员会。他们打算待时机成熟时，选出代表，接受家属委托，共同出面应对中方、马方和媒体。吴亮成为其中之一。
三天之后，家属委员会在正式成立。懂法律的人，负责起草文件和声明；逻辑严密、言语犀利的家属，被选发布会上的发言人；懂英文的人，承担外联工作；还有了后勤和自媒体专员。
或许是厌倦了等待，从这一天起，家属们不再在每日例行的发布会上表达不满和愤怒。他们要直接参与搜救和调查。
“民用雷达上的数据消失了，军用雷达呢？最后数据是什么时候？”
“飞机和塔台的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他们说了什么？”
“naming到底在哪里？你们去当地寻找可能的目击者了吗？”
这些疑问来自媒体、微博、网络，以及家属们私下征求专家后得出的质疑。
家属们手挽着手，搭成人墙，马方代表若不回答，就不允许走出会场。马方有时当场紧急联系吉隆坡，更多时候是无言以对，双方沉默相向，最终不得不由保安解围。
此时，媒体对事件调查也在一步步发生实质性进展，不断有新的信息披露：失联时间一步步后延，通讯系统的关闭并非同时，客机可能发生折返……在“故障说”“坠毁说”之后，家属渐渐开始相信“劫机说”。
“受罪也行，只要活着”，“但愿劫机成功，大家都平安”。微信群里，家属们尽量用一种自认“不太坏的可能”，去抵挡那种“最坏的可能”出现。他们一度揣测，马航这些天无言以对的表现，或许只是因为一直没有和劫机者谈判成功。
因此，当大家在3月15日——失联第8天——中午，接到当日下午要召开一个紧急新闻发布会消息时，普遍认为“可能是谈判成功了”。
这是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身在北京丽都酒店的家属们，聚在会议室里，收看电视台的实况转播。
消息十分重磅：飞机最后一次联络卫星是在3月8日上午8：11，而非之前透露的凌晨2点40分；客机通讯系统是被人为关闭；客机“折返”或是机上人员蓄意为之。
同时，声明还给出了飞机可能飞向两个地形狭长地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边境一直延伸到泰国的北部区域，或印尼到南印度洋的南部区域。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商务高管Hugh Dunleavy随后出现，并发表声明：由于此次事件性质已发生转变，今后信息发布不再由马航负责，而由马来西亚官方发布。
太出人意料，甚至还夹杂着一丝暗暗的惊喜，挤满上千人的会议室一时竟无人出声。
章军来晚了，没有座位。他拿了一个一次性纸杯，靠在墙边，面无表情地听完马方全部发言后，突然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水，然后把纸杯子在手里对折，再对折。
“太蹂躏人了。”他丢下这句话，逃跑一般离开了。
以往固执地留下，拦住马航代表、高声质问的家属们，这天也没有重复例行的工作。
“感觉我紧绷了好多天的神经今天终于松了。”一名来自南京的家属告诉其他人。
“飞机上有10吨山竹！”
3月20日上午8点03分，北京家属刘静（化名）在微信群里扔出了这句话。
她看到有媒体报道，飞机上托运了部分食物，便去找马航人士核实。
“劫持说”此时已延续五天，山竹无疑是好消息。
立刻有家属接了茬：“听话听音，马航的人若真是放出机上有10吨山竹的消息，就等于告诉你，飞机已降落到陆地上，机上的人有足够的生存补给。放心吧，耐心等待，亲人们会平安回家来的。”
这时，已是失联第13天。
部分家属去了吉隆坡，但大部分仍选择留在北京。不去马来西亚的原因很多样：语言不通，去了也同样是消极地等待，远离自己祖国的无助感，甚至有人说：“去了就看不到新闻联播了。”但大多数人的心思可能是：在真相扑朔迷离的情况下，离事件的中心愈远，或许就离噩耗愈远。
这也是一种自我麻醉。等待越漫长，越不愿去接受所不期待的结果。每一个新消息，每一次辟谣，“10吨山竹”，都成为他们的麻醉剂。
甚至澳大利亚方面宣布发现疑似MH370残骸，家属们也都将信将疑。“好多疑似都排除了，这个也肯定会排除。”他们互相鼓励。
尽管澳大利亚方面给出了怀疑的依据：疑似残骸所在区域恰好在推测的南部航线上；碎片长约20余米，非常罕见。
但家属们在短暂的迷茫后，很快便按照自己的逻辑继续猜测：
“20多米长的碎片，会不会是飞机迫降的结果？也许亲人还活着，等待救援？”
“不对，20多米长的碎片，怎么会一直漂在海面上呢？”
“对，他们一定在某个岛屿上等着我们。”
等待，猜测，辟谣，自我麻醉。周而复始。直至3月24日。
这天晚上，章军早早吃完饭，回到房间里看电视。他是国安的铁杆球迷，晚上7点半，有一场国安主场对申花的比赛。无论出于热爱，还是放松，他都不想错过。
这时候，吴亮和家委会的其他几名成员也制定了第二天的提问内容，一起去吃饭。
往回走时，迎面碰上马方的人，“快通知所有家属，晚上9点半大使来开紧急会议。”
8点50分，微信突然密集地响起来。是家委会在群里吆喝：“家属们赶紧赶到丽都酒店2层，马方来电，9点半大使前来召开紧急发布会。”
这是前所未有过的情况，如此晚，又如此紧急。有人想起，在MH370失联第二天，马航商务总监Hugh Dunleavy曾告诉所有家属，他们将收集家属联系人电话，当MH370有最新消息时，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即使是那一天凌晨2点，我们也会给你们发消息，并立刻就在丽都开发布会。”他当时这样说。 也许这就是Hugh说的那一天。章军突然觉得全身发麻。他关掉电视，快步走向丽都饭店。
等待17天的家属已懂得怎么判断发布会的形势。
“门口来了多少警察？来了几辆救护车？少的话就是好消息。”
“好像没几个。”
“好消息好消息！”
“心脏跳得好快，感觉一切都凝固了。”
9点刚过，大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但就在发布会即将开始时，所有人的心思真的凝固了。
9：27，第一位家属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
Malaysia Airlines deeply regrets that we have to assume beyond any reasonable doubt that MH370 has been lost and that none of those on board survived. As you will hear in the next hour from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we must now accept all evidence suggests the plane went down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越来越多的人收到了同一条短信，后经证实，这就是马航曾向他们许诺过的那个马航短信平台。
“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啊？”多数家属不懂英文，嚷了起来。
懂英文的家属简短地语翻译：飞机坠入南印度洋，无一生还。
“不信”迅速在微信上刷屏：没有残骸，没有证据，什么也没有，凭什么就这么告诉我们！
但随后的发布会内容与短信别无二致。
随着同声传译的最后一个词“南印度洋”蹦出来，从大厅的第一排传来一声女性的尖声号叫。坐在后排的人没有听清，四处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短短几秒后，哭声已传遍整个大厅。
警察与急救人员数量悄悄上升，几乎达到了17天来的最高值。京顺路上警车顶灯亮成一队，大厅里已有六七人哭倒在地，伴随着椅子狠狠摔出去的声音，家属们吼道：“骗子，你们这些骗子！”“还我儿子，还我儿子！他是独生子，让我们怎么活？”
章军没有动，坐在椅子上，忽然想起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里的一句台词：男人什么时候也不哭。但他伸手一摸眼睛，泪水已经流了出来。他就用那只手捂住双眼，默默地任泪水流满脸颊。一只手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意识到，那是他的外甥女，姐姐章丽的女儿。在确认失联的第三天，从美国飞回北京。章军立刻正了正神态，他知道，身后这个姑娘还要依靠他。
急救担架抬走了晕倒的人；警察和保安迅速搬走了没人坐的椅子，以防再被摔打；承受不住这个突然袭击的家庭，一边痛哭一边互相搀扶着走回房间；一位老人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抹抹眼泪，周围的人拿不定主意，是该去搀扶安慰她，还是任她自己消化掉所有的怨恨，只好默默注视着她，步履蹒跚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愤怒也弥漫在微信群里。
“没有黑匣子，没有碎片，怎么就能断定坠海，无人生还？”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现在这样算什么？”
“我们不相信，这肯定不是事实！”“大家不要放弃，坚持到底，一定要坚持到底！”
章军把外甥女送回了房间，然后自己一步步走回相隔数百米的珀丽酒店。
他再次打开电视。足球赛已经结束了，他无心去关心比赛结果。每一个频道都在播放他们刚刚得知的那个消息，他把画面停在了正在直播丽都酒店发布会现场的频道上。
虽然刚刚从电视画面的现场回来，但再次从电视中看，似乎已是极为遥远。大厅中几乎没有人了，17天来，那个充斥着吵闹、诘责、怒气与不现实的期待的现场，第一次这样安静。
章军的意识也忽然飘远。他突然想起了1960年代末的北京。那时，他只有十四五岁，即将到宁夏五七干校去当知青。他意识到，可能再也不会回到北京了。他走遍京城，找到每个曾吵过架、闹过别扭的人，向他们鞠躬道歉。
“道过歉，我就对自己和他们有了一个交代。”
他就这样在北京初春的午夜，独自回忆着近50年前的那些情景，“道过歉，就有了一个完结。”
转而，他倏地坐直了身子，“也许到了结束的时候了。真的，真的。”
他没有说出口的是：这样以后，一切就成了故人、故事。
2014年3月25日零点，61岁的北京人章军（化名）坐在北京珀丽酒店的房间里。廊灯、床头灯、落地灯、大灯，每一盏灯都被打开。
手机又响了，章军从窗边的椅子上起身，拿起手机，是发小在微信上问他：“看到发布会了。你怎么样？”他看完，把手机放到腿上，后背紧贴着椅背，双手抱在胸前。
被静音的电视，锁定在凤凰台，画面正是几百米外的丽都酒店二楼会议室的场景：担架正抬着一名晕厥的家属迅速离开。
电视旁，放着两个塑料袋和一个暗红色的旅行箱。这是他前一天刚从家里带来的换洗衣物。已经等待了17天，他本来做好了在这里继续长期等待的准备。
但消息就在他愿意继续等待时不期而至。
两个小时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紧急举行发布会，宣布，章军63岁的姐姐章丽（化名）和其他238名乘客，以及他们所乘坐的马航MH370号航班，“终结于南印度洋”。
从等待，到期待
聚集在丽都的马航失联事件乘客家属中，章军无疑是最冷静的一个。
有人痛哭，有人高声抗议，但章军出现时，始终保持着笔直的身板，肃穆的面容。
他将这部分归结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1953年，人生经历几乎与中国社会所有最重要的社会巨变重合；另一部分归结于他所学的专业——“我是学哲学的。人生总是会遇到生老病死，我知道。我们只能尝试去接受这些。”
长他两岁的姐姐章丽，半个月前和朋友一起去马来西亚游玩，乘坐马航MH370航班回京。女儿已经移民美国，章丽一个人独居在北京，四处旅游成了她打发退休生活最好的选择。但她也并不需要章军去接机。“我们都相信各自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章军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了这架航班失联的消息。仔细核对了乘客名单后，他叫来儿子，从位于北京石景山的家中飞奔而至。虽然自认为可以控制住情绪，但他还是觉得当时的情况无法开车。
家属从中国各地慢慢向这里聚集。丽都酒店二层的家属等候区最多聚集了四五百名失联乘客的家属，以及无法计数的从全球赶来的媒体记者。
丽都饭店二层多功能厅，面积达上千余平方米。如今被布置成简单的会议室，几张桌子拼成了主席台，余下，便是一排排棕色布艺座椅。自MH370确认失联的第三天起，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都会在这个会议室召开面对家属的例行发布会。
最初，每天吃完早点，家属们便会来到这里，齐刷刷坐在椅子上，等待马方人员走上主席台，发布最新消息。有时，走上主席台的是马航北京办事处，有时，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总部派到北京的代表，有时是马来西亚驻华大使。
一开始，家属们对每次发布会充满期待。
每当有人入场，家属们便张着脖子望向主席台，坐得远的人看不见，就干脆站起来，眼巴巴地、静悄悄地、用行注目礼的方式，注视着来者宣读手中的文件。
发布会结束，他们便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共同分析所发布信息的内涵。
“咱们中国井冈山舰已经出发了。”
“也不知道搜索一遍要多久，那么大一片海。”
“诶，等着吧，等着吧。还能怎么办？”
然而几天之后，他们开始发现，马航带来的消息，多是有关护照和签证的加急办理，真正有关失联航班本身的，只有八个字：目前搜救尚无进展。
绝望淹没了人群。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数百个家庭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女……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彼此趴在相互的臂弯里哭泣，也彼此宽慰、开解。最后，他们开始谈论起飞机上的亲人，以及自己的故事。
他们不愿将这些告诉媒体，但他们愿意互相倾诉，既为了释放满怀期待又无可期待的紧张，又在回忆中找到期待的动力。
“你老公真是个好人啊！”
“我儿子特别优秀。”
“他们应该能回来吧？”
“会回来的。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确实常有出人意料的信息将他们带出绝望。
飞机失联第二天，3月9日中午11点多，乘客边京亮的弟弟忽然高举起手机，对在场的家属和记者大声喊：“我哥哥的手机能打通！他就在飞机上！”
嘈杂的休息区瞬间安静下来。三四百人自发地向他靠拢，将他围在中间。
“真的吗？再打一个试试？”靠近的家属小声建议。
边京亮的弟弟把手机调成扬声器模式，一键一键拨出了号码。“嘟—嘟—嘟”，三声提示音后，电话突然断了。
“这是接通的意思吧？”议论纷起。
“听着像是。”有人回答。
“就是接通了，接通了被那边摁掉了。”另一个分析。
仿佛一锅热油中溅入一滴水，家属区沸腾了。“马航的人呐？快告诉他们，让他们定位。定位就能找到了。”
又有两个年轻人站出来说，亲人的QQ有时显示为在线；另一名操着山东方言的中年男子表示，自己也曾打通过乘坐失联航班的弟弟的手机。
没有人明确说出来，但他们心中的期待都指向同一个终点：也许MH370已经安全落地，乘客们打开手机，上了QQ，只是还没来得及向家人报一声平安。
章军只是默默站在一边。他说他不相信。或者说，不敢。
从确认姐姐在飞机上，他每隔几分钟就会拨打一次她的电话，回答始终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章军走出家属区。不行，还要再远一点，他一直走到饭店门外，踱来踱去。他已经戒烟六年，这时，却向边上的人讨了一根烟，猛地吸起来。
他说，不敢放任自己的期待。
“不能这样等下去，我们要发声”
手机定位最终宣布没有结果。
因数天来无果的等待积聚起来的不满，终于在这个消息宣布后爆发了。“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吗？你们尽全力了吗？” 吴亮（化名），一名中等个子的圆脸北京男子跳到桌上：“不能这样等下去，我们要发声，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他找来两张白纸，在人群中来回走动，“签个名儿，咱们联名控诉马航”。
第二天一早，名为“MH370祈福群”的家属微信群成立，一小时内便有300余人入群。3月12日，几名自告奋勇的家属开始筹备家属委员会。他们打算待时机成熟时，选出代表，接受家属委托，共同出面应对中方、马方和媒体。吴亮成为其中之一。
三天之后，家属委员会在正式成立。懂法律的人，负责起草文件和声明；逻辑严密、言语犀利的家属，被选发布会上的发言人；懂英文的人，承担外联工作；还有了后勤和自媒体专员。
或许是厌倦了等待，从这一天起，家属们不再在每日例行的发布会上表达不满和愤怒。他们要直接参与搜救和调查。
“民用雷达上的数据消失了，军用雷达呢？最后数据是什么时候？”
“飞机和塔台的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他们说了什么？”
“naming到底在哪里？你们去当地寻找可能的目击者了吗？”
这些疑问来自媒体、微博、网络，以及家属们私下征求专家后得出的质疑。
家属们手挽着手，搭成人墙，马方代表若不回答，就不允许走出会场。马方有时当场紧急联系吉隆坡，更多时候是无言以对，双方沉默相向，最终不得不由保安解围。
此时，媒体对事件调查也在一步步发生实质性进展，不断有新的信息披露：失联时间一步步后延，通讯系统的关闭并非同时，客机可能发生折返……在“故障说”“坠毁说”之后，家属渐渐开始相信“劫机说”。
“受罪也行，只要活着”，“但愿劫机成功，大家都平安”。微信群里，家属们尽量用一种自认“不太坏的可能”，去抵挡那种“最坏的可能”出现。他们一度揣测，马航这些天无言以对的表现，或许只是因为一直没有和劫机者谈判成功。
因此，当大家在3月15日——失联第8天——中午，接到当日下午要召开一个紧急新闻发布会消息时，普遍认为“可能是谈判成功了”。
这是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身在北京丽都酒店的家属们，聚在会议室里，收看电视台的实况转播。
消息十分重磅：飞机最后一次联络卫星是在3月8日上午8：11，而非之前透露的凌晨2点40分；客机通讯系统是被人为关闭；客机“折返”或是机上人员蓄意为之。
同时，声明还给出了飞机可能飞向两个地形狭长地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边境一直延伸到泰国的北部区域，或印尼到南印度洋的南部区域。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商务高管Hugh Dunleavy随后出现，并发表声明：由于此次事件性质已发生转变，今后信息发布不再由马航负责，而由马来西亚官方发布。
太出人意料，甚至还夹杂着一丝暗暗的惊喜，挤满上千人的会议室一时竟无人出声。
章军来晚了，没有座位。他拿了一个一次性纸杯，靠在墙边，面无表情地听完马方全部发言后，突然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水，然后把纸杯子在手里对折，再对折。
“太蹂躏人了。”他丢下这句话，逃跑一般离开了。
以往固执地留下，拦住马航代表、高声质问的家属们，这天也没有重复例行的工作。
“感觉我紧绷了好多天的神经今天终于松了。”一名来自南京的家属告诉其他人。
“现在这样算什么”
“飞机上有10吨山竹！”
3月20日上午8点03分，北京家属刘静（化名）在微信群里扔出了这句话。
她看到有媒体报道，飞机上托运了部分食物，便去找马航人士核实。
“劫持说”此时已延续五天，山竹无疑是好消息。
立刻有家属接了茬：“听话听音，马航的人若真是放出机上有10吨山竹的消息，就等于告诉你，飞机已降落到陆地上，机上的人有足够的生存补给。放心吧，耐心等待，亲人们会平安回家来的。”
这时，已是失联第13天。
部分家属去了吉隆坡，但大部分仍选择留在北京。不去马来西亚的原因很多样：语言不通，去了也同样是消极地等待，远离自己祖国的无助感，甚至有人说：“去了就看不到新闻联播了。”但大多数人的心思可能是：在真相扑朔迷离的情况下，离事件的中心愈远，或许就离噩耗愈远。
这也是一种自我麻醉。等待越漫长，越不愿去接受所不期待的结果。每一个新消息，每一次辟谣，“10吨山竹”，都成为他们的麻醉剂。
甚至澳大利亚方面宣布发现疑似MH370残骸，家属们也都将信将疑。“好多疑似都排除了，这个也肯定会排除。”他们互相鼓励。
尽管澳大利亚方面给出了怀疑的依据：疑似残骸所在区域恰好在推测的南部航线上；碎片长约20余米，非常罕见。
但家属们在短暂的迷茫后，很快便按照自己的逻辑继续猜测：
“20多米长的碎片，会不会是飞机迫降的结果？也许亲人还活着，等待救援？”
“不对，20多米长的碎片，怎么会一直漂在海面上呢？”
“对，他们一定在某个岛屿上等着我们。”
等待，猜测，辟谣，自我麻醉。周而复始。直至3月24日。
这天晚上，章军早早吃完饭，回到房间里看电视。他是国安的铁杆球迷，晚上7点半，有一场国安主场对申花的比赛。无论出于热爱，还是放松，他都不想错过。
这时候，吴亮和家委会的其他几名成员也制定了第二天的提问内容，一起去吃饭。
往回走时，迎面碰上马方的人，“快通知所有家属，晚上9点半大使来开紧急会议。”
8点50分，微信突然密集地响起来。是家委会在群里吆喝：“家属们赶紧赶到丽都酒店2层，马方来电，9点半大使前来召开紧急发布会。”
这是前所未有过的情况，如此晚，又如此紧急。有人想起，在MH370失联第二天，马航商务总监Hugh Dunleavy曾告诉所有家属，他们将收集家属联系人电话，当MH370有最新消息时，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即使是那一天凌晨2点，我们也会给你们发消息，并立刻就在丽都开发布会。”他当时这样说。 也许这就是Hugh说的那一天。章军突然觉得全身发麻。他关掉电视，快步走向丽都饭店。
等待17天的家属已懂得怎么判断发布会的形势。
“门口来了多少警察？来了几辆救护车？少的话就是好消息。”
“好像没几个。”
“好消息好消息！”
“心脏跳得好快，感觉一切都凝固了。”
9点刚过，大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但就在发布会即将开始时，所有人的心思真的凝固了。
9：27，第一位家属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
Malaysia Airlines deeply regrets that we have to assume beyond any reasonable doubt that MH370 has been lost and that none of those on board survived. As you will hear in the next hour from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we must now accept all evidence suggests the plane went down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越来越多的人收到了同一条短信，后经证实，这就是马航曾向他们许诺过的那个马航短信平台。
“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啊？”多数家属不懂英文，嚷了起来。
懂英文的家属简短地语翻译：飞机坠入南印度洋，无一生还。
“不信”迅速在微信上刷屏：没有残骸，没有证据，什么也没有，凭什么就这么告诉我们！
但随后的发布会内容与短信别无二致。
随着同声传译的最后一个词“南印度洋”蹦出来，从大厅的第一排传来一声女性的尖声号叫。坐在后排的人没有听清，四处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短短几秒后，哭声已传遍整个大厅。
警察与急救人员数量悄悄上升，几乎达到了17天来的最高值。京顺路上警车顶灯亮成一队，大厅里已有六七人哭倒在地，伴随着椅子狠狠摔出去的声音，家属们吼道：“骗子，你们这些骗子！”“还我儿子，还我儿子！他是独生子，让我们怎么活？”
章军没有动，坐在椅子上，忽然想起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里的一句台词：男人什么时候也不哭。但他伸手一摸眼睛，泪水已经流了出来。他就用那只手捂住双眼，默默地任泪水流满脸颊。一只手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意识到，那是他的外甥女，姐姐章丽的女儿。在确认失联的第三天，从美国飞回北京。章军立刻正了正神态，他知道，身后这个姑娘还要依靠他。
急救担架抬走了晕倒的人；警察和保安迅速搬走了没人坐的椅子，以防再被摔打；承受不住这个突然袭击的家庭，一边痛哭一边互相搀扶着走回房间；一位老人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抹抹眼泪，周围的人拿不定主意，是该去搀扶安慰她，还是任她自己消化掉所有的怨恨，只好默默注视着她，步履蹒跚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愤怒也弥漫在微信群里。
“没有黑匣子，没有碎片，怎么就能断定坠海，无人生还？”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现在这样算什么？”
“我们不相信，这肯定不是事实！”“大家不要放弃，坚持到底，一定要坚持到底！”
章军把外甥女送回了房间，然后自己一步步走回相隔数百米的珀丽酒店。
他再次打开电视。足球赛已经结束了，他无心去关心比赛结果。每一个频道都在播放他们刚刚得知的那个消息，他把画面停在了正在直播丽都酒店发布会现场的频道上。
虽然刚刚从电视画面的现场回来，但再次从电视中看，似乎已是极为遥远。大厅中几乎没有人了，17天来，那个充斥着吵闹、诘责、怒气与不现实的期待的现场，第一次这样安静。
章军的意识也忽然飘远。他突然想起了1960年代末的北京。那时，他只有十四五岁，即将到宁夏五七干校去当知青。他意识到，可能再也不会回到北京了。他走遍京城，找到每个曾吵过架、闹过别扭的人，向他们鞠躬道歉。
“道过歉，我就对自己和他们有了一个交代。”
他就这样在北京初春的午夜，独自回忆着近50年前的那些情景，“道过歉，就有了一个完结。”
转而，他倏地坐直了身子，“也许到了结束的时候了。真的，真的。”
他没有说出口的是：这样以后，一切就成了故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