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源于市场化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崛起，还是政府的干预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所谓的“中国模式”）？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医疗发展滞后、食品安全、道德堕落等）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还是过度的政府管制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与中国的政策有没有关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金融危机的原因还是应对危机的有效办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还是靠政府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面对国内外新的挑战，应该坚持“国退民进”的改革方向，还是走回头路，搞“国进民退”？如何看待企业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是推动进步和社会和谐的力量，还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中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根源何在？为了使企业和企业家有积极性创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在经济改革30多年后，如果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能否保持？经济增长是否有可持续性？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进行？
　　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和媒体上有很多讨论，争论也不能说不激烈，但许多人是人云亦云，或者是满足于口号式的主张，或者是情绪的宣泄。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当然是一家之言，但无论正确与否，我相信我的观点有助于人们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
　　本书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市场经济是最有利于人类合作和社会进步的制度，也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个人自由、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人类最近200年的飞速发展和中国最近30余年的经济奇迹，都是市场化的结果。但无论是西方社会从封建庄园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还是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都是漫长的过程，反市场的力量（包括利益的和观念的）总是试图阻碍这个转变，人们对政府干预的迷信如地下伏河时隐时现。
　　在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因为，我们的经济仍然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私有产权仍然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家精神受到多种形式的压制，甚至摧残。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受到普遍质疑，政府有关部门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出台了诸多反市场的政策，改革基本停滞，甚至出现了倒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国有部门越来越强大。中国的改革已到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不仅关系到过去改革的成果能否保持，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是当今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庞大的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严重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不利于国内市场的开发。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危机，而且埋下了新一轮危机的种子，阻碍了增长方式的转型。我们必须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继续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国有企业的比重，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惟其如此，中国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创新，中国企业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才能真正转变。
　　经济改革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有英明而果断的政治领导，进一步经济改革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经济市场化才有制度基础，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
　　摘自张维迎《通往市场之路》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