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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诡辩论貌似辩证法，但辩证法绝不等于诡辩论，辩证法与诡辩论有着严格的区别。
【关键词】辩证法 诡辩论 概念 转化 个别与一般
近年来，随着辩论热、演讲热在校园的悄然兴起，哲学常识课倍受同学们的欢迎。然而，不少同学分不清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诡辩论貌似辩证法，但辩证法绝不等于诡辩论，辩证法与诡辩论有着严格的区别。
首先，在概念灵活性问题上，是客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还是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主要区别。
概念的灵活性是客观事物辩证发展的反映。而诡辩论则是从主观主义出发，以“我的需要”为转移，随心所欲地玩弄概念的灵活性，把概念的灵活性变成主观随意性。他们随意改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利用多义词混淆不同的概念，不顾同一概念在不同场合的性质和用法，随意套用。如“缴学费”这一概念，其本意是学生入学读书时应按学校规定交纳费用。而现在却被某些官僚主义者用来为其所犯错误进行辩护和开脱，当做逃避罪责的遁词。时下，有些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想当然、瞎指挥，造成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结果，他们只轻描淡写地甩出一句话：“就算（或权当）交了一次学费。”不反省，不自责，偷换了“缴学费”的本意。
其次，在事物转化的问题上，讲不讲事物转化的条件性，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重要区别。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过渡和转化的。例如：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失败往往是成功之母。但是，要使错误变成正确，失败变为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善于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实现转化，坏事永远变不成好事。在这里，一定的条件是事物转化的前提和关键。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而诡辩论则不然，他们脱离事物转化的条件，信口雌黄，“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他们任意地把坏事说成好事，把好事说成坏事，把失败说成胜利，把胜利说成失败。“文革”期间，国产的“风庆”轮沉没了，这当然是件坏事，是一次失败。可“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却说：“‘风庆’轮就是沉了，也是伟大胜利。”当群众提出疑义时，他竟摆出“理论家”的架势说：“难道马克思主义就不允许沉船吗？”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这分明是强词夺理的诡辩！
再次，在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上，是坚持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还是任意割裂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又一重要区别。
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它们各自包含有特殊的矛盾，具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即具有个性。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又是互相联系的，同类事物中包含有某种共同的本质，也就是具有共性。所以，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也就是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个别和一般是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例如：我们说“香蕉是水果”、“楼房是房屋”等，都包含着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你如果上街买香蕉，也可以说去买水果，这没有错，因为个别包含有一般，香蕉是水果的一种。可是，你如果既不买香蕉，也不买苹果、桔子等，硬要买一种抽象的、一般的水果，那是永远也买不到的。诡辩论在对待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上与辩证法截然不同，要么割断个别和一般的联系，要么将个别混同于一般。两千多年以前，我国有个叫公孙龙的哲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白马非马”的著名命题。据说，有一次公孙龙牵着一匹白马出关，把关的人对他说：“喂！公孙龙先生，把你的马留下吧！法令规定是不许马出关的。”公孙龙说：“嘿！我牵的是马吗？不是！我牵的是白马，不是马，白马和马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可以想见，守关的兵士当然不会听信公孙龙的诡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我们暂且不论，可是，认为白马不是马，这就不对了。白马和马是有差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白马属于个别，特指白颜色的马，马属一般，泛指各种颜色的马，当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这种差别不能夸大，白马尽管颜色与其他马不同，可它仍然是马。法令规定不许马出关，这里的“马”指的是一般，应包括各种颜色的马，公孙龙牵的白马当然也不能例外。在这个故事里，公孙龙的错误就在于夸大了白马和马的差别，否定了二者的联系、统一，只看到白马的个性，抹杀了白马与其他马的共性，从而陷入了诡辩论。
【关键词】辩证法 诡辩论 概念 转化 个别与一般
近年来，随着辩论热、演讲热在校园的悄然兴起，哲学常识课倍受同学们的欢迎。然而，不少同学分不清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诡辩论貌似辩证法，但辩证法绝不等于诡辩论，辩证法与诡辩论有着严格的区别。
首先，在概念灵活性问题上，是客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还是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主要区别。
概念的灵活性是客观事物辩证发展的反映。而诡辩论则是从主观主义出发，以“我的需要”为转移，随心所欲地玩弄概念的灵活性，把概念的灵活性变成主观随意性。他们随意改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利用多义词混淆不同的概念，不顾同一概念在不同场合的性质和用法，随意套用。如“缴学费”这一概念，其本意是学生入学读书时应按学校规定交纳费用。而现在却被某些官僚主义者用来为其所犯错误进行辩护和开脱，当做逃避罪责的遁词。时下，有些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想当然、瞎指挥，造成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结果，他们只轻描淡写地甩出一句话：“就算（或权当）交了一次学费。”不反省，不自责，偷换了“缴学费”的本意。
其次，在事物转化的问题上，讲不讲事物转化的条件性，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重要区别。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过渡和转化的。例如：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失败往往是成功之母。但是，要使错误变成正确，失败变为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善于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实现转化，坏事永远变不成好事。在这里，一定的条件是事物转化的前提和关键。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而诡辩论则不然，他们脱离事物转化的条件，信口雌黄，“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他们任意地把坏事说成好事，把好事说成坏事，把失败说成胜利，把胜利说成失败。“文革”期间，国产的“风庆”轮沉没了，这当然是件坏事，是一次失败。可“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却说：“‘风庆’轮就是沉了，也是伟大胜利。”当群众提出疑义时，他竟摆出“理论家”的架势说：“难道马克思主义就不允许沉船吗？”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这分明是强词夺理的诡辩！
再次，在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上，是坚持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还是任意割裂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是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又一重要区别。
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它们各自包含有特殊的矛盾，具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即具有个性。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又是互相联系的，同类事物中包含有某种共同的本质，也就是具有共性。所以，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也就是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个别和一般是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例如：我们说“香蕉是水果”、“楼房是房屋”等，都包含着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你如果上街买香蕉，也可以说去买水果，这没有错，因为个别包含有一般，香蕉是水果的一种。可是，你如果既不买香蕉，也不买苹果、桔子等，硬要买一种抽象的、一般的水果，那是永远也买不到的。诡辩论在对待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上与辩证法截然不同，要么割断个别和一般的联系，要么将个别混同于一般。两千多年以前，我国有个叫公孙龙的哲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白马非马”的著名命题。据说，有一次公孙龙牵着一匹白马出关，把关的人对他说：“喂！公孙龙先生，把你的马留下吧！法令规定是不许马出关的。”公孙龙说：“嘿！我牵的是马吗？不是！我牵的是白马，不是马，白马和马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可以想见，守关的兵士当然不会听信公孙龙的诡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我们暂且不论，可是，认为白马不是马，这就不对了。白马和马是有差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白马属于个别，特指白颜色的马，马属一般，泛指各种颜色的马，当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这种差别不能夸大，白马尽管颜色与其他马不同，可它仍然是马。法令规定不许马出关，这里的“马”指的是一般，应包括各种颜色的马，公孙龙牵的白马当然也不能例外。在这个故事里，公孙龙的错误就在于夸大了白马和马的差别，否定了二者的联系、统一，只看到白马的个性，抹杀了白马与其他马的共性，从而陷入了诡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