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左右，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事件折射中国大城市管理的不足与民众缺乏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自我救护。
在辞旧迎新的跨年之夜，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人群拥挤踩踏致人死亡事件，令人震惊的同时确需深刻反思。为什么会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地点发生此事？为什么人流在当时未得到及时的疏通分流？发生拥挤踩踏的当时，受伤民众为何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政府对此需要担负主要责任？
城市监督管理缺位
综合来看，管控失范造成外滩客流总量过载，缺乏局部区域风险应对预案是造成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据有关数据统计，上海外滩跨年夜当晚有30多万人到场，而陈毅广场登高观景最佳。有人称，当时观景台下面的人想登台，上面的人想下台，在狭窄的台阶处形成激烈的人流对冲，结果诱发了恐慌性的踩踏和拥挤。但在无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具体原因仍不明朗。
2013年同样是跨年夜，外滩吸引了30万余游客。当时上海市共计出动7300余名民警和武警官兵值班备勤，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和武警官兵一起在外围、内区和核心区域组成了3道人墙，维护现场秩序。然而今年，由于传统的外滩灯光秀被取消，安保降级，黄浦警方投入严重不足。《焦点访谈》称，当天外滩事发前仅投放了约700名警力。除去警力不足，相应水准的突发应急预案也付之阙如。上海医疗系统知情人士称，当天外滩附近甚至没有准备应急用的救护车，最初的伤员运送，依靠的是私家车乃至公交车。
而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这次踩踏事故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只根据政府安排来决定应急措施─上海市没有安排在外滩的活动，大量群众在外滩的聚集也就成了近乎“放羊”的自发活动了。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规模的人群聚集都存在很大风险。美国人群管理专家John Fruin博士在首届人群安全工程国际会议报告中指出，当人群密度超过每平方米7人时，人群将会变得类似流体，个体将失去控制。很显然，这一次上海没能做到“从不出事的角度来做方案，从出大事的角度来做预案”。
急救常识淡薄匮乏
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由于急救知识的普及率过低，现代救护体系不健全，在踩踏的自救和救援中，甚至出现一些可能会加重伤势的错误做法。
某医院护士吴小姐曾在当天参与现场急救，她表示，救援现场出现了很多急救错误。有现场群众使劲按压伤者的胸部，但是位置是错误的，错误的心肺复苏不仅救不回伤者，还很有可能导致伤者肋骨断裂，引发二次伤害。运送伤员时，有人直接拉着伤员的手和脚往车上送，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判断伤者有没有颈椎和脊椎损伤。有个外国志愿者一直帮一位伤者在做心肺复苏，按照急救常识，在采取电击除颤并恢复心跳前，心肺复苏是不能停止的，但吴小姐和那名外国志愿者未被允许上车继续施救。
实际上，在突发事故中，最先达到现场的，往往是非专业人员。这些经过急救培训的非职业救护人员，在现代救助系统中，总是能够在事发现场对伤病员实施及时、有效的初步救护。
一份发表于2011年的论文援引数据称，到2007年，我国平均万人救护知识普及人数为98人，救护知识普及率不足1%。而在日本，急救普及被列入了中小学教育。德国则规定，公民在考取驾照前必须接受一定课时的急救技能培训。
普及公众急救知识，提高公众急救技能，是应对公共安全事故的一个重要措施。人的心搏骤停10秒即意识丧失，会突然倒地；60秒则自主呼吸逐渐停止；3分钟开始出现脑水肿；停止8分钟出现脑死亡。医学上有“黄金救援8分钟”之说，心跳停止在4分钟内复苏的成功率是50%，超过10分钟很少有救活的希望。因此，当遇到突发性的群体性伤亡事故，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如果公众拥有必要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就可以及时的自救互救，快速急救，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生命。
应急预案势在必行
有相应法规文件要求，在重大活动尤其是人群聚集活动中必须要有制定预案，包括活动前的风险评估、警力布置、现场维持，救援力量调度等。
据了解，香港在2014年12月31日倒数当天的人流量也很大，在傍晚7时左右达到第一波聚集规模。香港警方加上第一圈铁马控制，内场人员只出不进；之后达到第二距离规模，外围再加一道铁马，如此类推，把人切成区块。最近的地铁站关闭，人流须徒步1站或到其他巴士站乘车，通过在长距离步行中把集结成块的人流打松打散，整个星光大道满满的人头在半小时疏散完毕。
从SARS事件以后，我国就相继建设了比较完备的公共应急管理体系，并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我们的整体框架很好，但是具体到某个方法上还不够科学”，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腾五晓说。基于一些踩踏事件的发生，欧洲已经从人动力学的演化过程和部分重要机理方面着手，分析踩踏事故发生过程中的人流密度、流速、压力、流向、分布情况等公共场所人流涌动规律，以制定发生意外如何科学应对的具体措施。
实则，“大型活动都是要有预案的，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如何让这个预案更加完善。”藤五晓认为，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角度，应该把应急管理融入到常态化管理，“比如我们开世博会，会成立一个组织专门应对突发事件，但是活动结束了也就解散了。”而如果在外滩踩踏事故之前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完善的应急方案，事故发生时，能尽快调集如人员、医疗、交通等各方面的资源，事件的结果也许就不同了。
（编辑：文心雅）
在辞旧迎新的跨年之夜，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人群拥挤踩踏致人死亡事件，令人震惊的同时确需深刻反思。为什么会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地点发生此事？为什么人流在当时未得到及时的疏通分流？发生拥挤踩踏的当时，受伤民众为何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政府对此需要担负主要责任？
城市监督管理缺位
综合来看，管控失范造成外滩客流总量过载，缺乏局部区域风险应对预案是造成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据有关数据统计，上海外滩跨年夜当晚有30多万人到场，而陈毅广场登高观景最佳。有人称，当时观景台下面的人想登台，上面的人想下台，在狭窄的台阶处形成激烈的人流对冲，结果诱发了恐慌性的踩踏和拥挤。但在无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具体原因仍不明朗。
2013年同样是跨年夜，外滩吸引了30万余游客。当时上海市共计出动7300余名民警和武警官兵值班备勤，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和武警官兵一起在外围、内区和核心区域组成了3道人墙，维护现场秩序。然而今年，由于传统的外滩灯光秀被取消，安保降级，黄浦警方投入严重不足。《焦点访谈》称，当天外滩事发前仅投放了约700名警力。除去警力不足，相应水准的突发应急预案也付之阙如。上海医疗系统知情人士称，当天外滩附近甚至没有准备应急用的救护车，最初的伤员运送，依靠的是私家车乃至公交车。
而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这次踩踏事故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只根据政府安排来决定应急措施─上海市没有安排在外滩的活动，大量群众在外滩的聚集也就成了近乎“放羊”的自发活动了。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规模的人群聚集都存在很大风险。美国人群管理专家John Fruin博士在首届人群安全工程国际会议报告中指出，当人群密度超过每平方米7人时，人群将会变得类似流体，个体将失去控制。很显然，这一次上海没能做到“从不出事的角度来做方案，从出大事的角度来做预案”。
急救常识淡薄匮乏
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由于急救知识的普及率过低，现代救护体系不健全，在踩踏的自救和救援中，甚至出现一些可能会加重伤势的错误做法。
某医院护士吴小姐曾在当天参与现场急救，她表示，救援现场出现了很多急救错误。有现场群众使劲按压伤者的胸部，但是位置是错误的，错误的心肺复苏不仅救不回伤者，还很有可能导致伤者肋骨断裂，引发二次伤害。运送伤员时，有人直接拉着伤员的手和脚往车上送，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判断伤者有没有颈椎和脊椎损伤。有个外国志愿者一直帮一位伤者在做心肺复苏，按照急救常识，在采取电击除颤并恢复心跳前，心肺复苏是不能停止的，但吴小姐和那名外国志愿者未被允许上车继续施救。
实际上，在突发事故中，最先达到现场的，往往是非专业人员。这些经过急救培训的非职业救护人员，在现代救助系统中，总是能够在事发现场对伤病员实施及时、有效的初步救护。
一份发表于2011年的论文援引数据称，到2007年，我国平均万人救护知识普及人数为98人，救护知识普及率不足1%。而在日本，急救普及被列入了中小学教育。德国则规定，公民在考取驾照前必须接受一定课时的急救技能培训。
普及公众急救知识，提高公众急救技能，是应对公共安全事故的一个重要措施。人的心搏骤停10秒即意识丧失，会突然倒地；60秒则自主呼吸逐渐停止；3分钟开始出现脑水肿；停止8分钟出现脑死亡。医学上有“黄金救援8分钟”之说，心跳停止在4分钟内复苏的成功率是50%，超过10分钟很少有救活的希望。因此，当遇到突发性的群体性伤亡事故，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如果公众拥有必要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就可以及时的自救互救，快速急救，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生命。
应急预案势在必行
有相应法规文件要求，在重大活动尤其是人群聚集活动中必须要有制定预案，包括活动前的风险评估、警力布置、现场维持，救援力量调度等。
据了解，香港在2014年12月31日倒数当天的人流量也很大，在傍晚7时左右达到第一波聚集规模。香港警方加上第一圈铁马控制，内场人员只出不进；之后达到第二距离规模，外围再加一道铁马，如此类推，把人切成区块。最近的地铁站关闭，人流须徒步1站或到其他巴士站乘车，通过在长距离步行中把集结成块的人流打松打散，整个星光大道满满的人头在半小时疏散完毕。
从SARS事件以后，我国就相继建设了比较完备的公共应急管理体系，并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我们的整体框架很好，但是具体到某个方法上还不够科学”，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腾五晓说。基于一些踩踏事件的发生，欧洲已经从人动力学的演化过程和部分重要机理方面着手，分析踩踏事故发生过程中的人流密度、流速、压力、流向、分布情况等公共场所人流涌动规律，以制定发生意外如何科学应对的具体措施。
实则，“大型活动都是要有预案的，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如何让这个预案更加完善。”藤五晓认为，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角度，应该把应急管理融入到常态化管理，“比如我们开世博会，会成立一个组织专门应对突发事件，但是活动结束了也就解散了。”而如果在外滩踩踏事故之前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完善的应急方案，事故发生时，能尽快调集如人员、医疗、交通等各方面的资源，事件的结果也许就不同了。
（编辑：文心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