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冲绳县石垣岛。日本版图上最南端的岛屿，距离冲绳本岛四百五十公里，是琉球群岛中的第三大岛屿，上部分细长下端粗壮，像一只漂浮在碧绿汪洋中的烟斗。因为离冲绳本岛远，除了日本国内或冲绳本岛旅游团，一般很少外来人到这里。而在冲绳本来就罕见游踪的中国人，更加人迹罕至。但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汪洋中的离岛上，竟然和我所生长的闽南家乡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泣血渊源。
　　从石垣港沿着环海路往西北方向驱车约五公里处，有一座白色的观音崎灯塔，在蔚蓝色海岸映衬下格外醒目漂亮，是岛上的标志性建筑。与塔隔路相对，有一座规模不大却十分耀眼的中式建筑映入眼帘：屋脊中间高两肩低，屋檐镶嵌着色彩鲜艳的龙凤和八仙过海磁贴画，弯曲着延伸向空中，整个造型好像展翅欲飞的凤凰，具有非常浓郁的闽南建筑风格。这座名为“唐人墓”的地方，埋葬着一百二十多个闽南人的遗骨，铭刻着一段悲惨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是一个蒙昧未开的少年，一部取材于厦门乡土历史的电影《海囚》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记。不仅是因为故事舞台源于厦门的亲近感，每一个熟悉的画面景观出现在银幕上，都会引得欢声四起；也不仅是为影片穿插了不少当时还很新奇的精彩打斗场面，此后成了我们一帮顽童拙劣模仿的样板；最铭刻不忘的还是因为影片中那帮一百多年前在中外反动势力压榨凌辱下，厦门“猪仔”的惨烈命运，使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恐惧，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了关于亡国奴可悲命运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多年以后在接触中琉往来的史迹后，才知道：少年时代震撼不已的影片《海囚》并不只是文学创作，而是根植于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厦门和琉球之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石垣岛观音崎上的唐人墓的资料，为我进一步了解那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线索和思路：
　　鸦片战争以大清帝国失败告终，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节节败退的大清王朝渐渐步入末路，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东南沿海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中英南京条约》中厦门被迫辟为通商港埠，成为通商口岸，也吸引闽南地区漳、泉、厦等地的穷苦人出洋到东南亚及美洲当“契约华工”寻找生路。所谓“契约华工”，按史学家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与外国代理人或工头直接立约，到海外出卖劳力的中国苦力；另一种是向工头借支出洋旅费，到达目的地后再以服役方式抵偿债务的劳工。当时西方殖民者先后在通商口岸设立洋行、贩卖华工,厦门成为西方列强贩卖劳工活动最猖獗的口岸。洋人在厦门设立“猪仔馆”，采取诱拐、绑架等非法手法，拐卖“契约华工”到东南亚和美洲做苦力。这些贫民在“猪仔馆”受尽惨绝人寰的虐待。他们被剥光衣服，胸部被打上或涂上“Ｃ．Ｐ．Ｓ”(猪仔)标志，押进“浮动地狱”商船底舱运往国外。他们受到非人的凌辱和处置，几百号人像囚犯一样关押在密不透风的船舱里，并肩叠坐，交股而眠，狼藉满舱，粪尿横流，而一旦病倒或瘟疫蔓延，罹患者即被抛入大海葬身鱼腹，途中死者往往十有三四。
　　殖民者的种种暴行，激起劳工的强烈反抗，并与殖民者进行了生死的搏斗。厦门作家洪永宏先生的《海囚》（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正是取材于一八五二年发生在美国商船“罗伯特·鲍恩（Robtter Bowne）号”暴动的史迹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出于兴趣和怀旧，我曾从网上旧书店搜购一九八○年出版的《海囚》，细读发现书中并没有涉及厦门“海囚”落难琉球的情节或描述。对照唐人墓相关文字资料以及冲绳闽人后裔宗族机构“梁氏吴江会”送我的琉球国史籍《历代宝案》相关复印资料，我查阅了一九八○年出版的《华工出国史料》中的第三辑（陈翰笙编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年八月版）、冲绳方面文献《鲍恩号的反乱与琉球王国》（冲绳学术研究丛书之一，西里喜行著，日本榕树书林社二○○一年版）及《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西里喜行著，胡连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年四月版）的相关研究论述，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在厦门与琉球之间浩瀚汪洋上的泣血历程终于浮出扑朔迷离的海上。
　　一八五二年三月，美国商船“罗伯特·鲍恩号”自厦门港起航后缓缓进入东海驶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船上满载四百多名华工，是来自闽南地区的厦门、同安、晋江、南安、安溪、永春、惠安、龙溪、南靖等地的穷苦劳工。美国船长、船员残酷虐待劳工，不仅强迫签下了卖身契，还强行剪去发辫，用硫磺冷水和大扫帚冲刷华工身体“消毒”，导致几十人卧病不起，最终被美国人折磨致死后弃落海中。忍无可忍的“海囚”终于奋起反抗。
　　《华工出国史料》记载：在厦门人陈得利（影片《海囚》中男主角唐金龙的原型）带领下，“海囚”劳工和商船上的殖民者进行了生死的搏斗，杀死船长、大副、二副等六七个为非作歹的美国人并控制了“鲍恩号”。他们把船驶向大清的领岛台湾，但在经过琉球群岛八重山石垣岛崎歧海面时，触礁停靠，船上三百八十名华工上岸。
　　热情厚道的琉球人接纳了苦海余生的厦门“海囚”。据八名“鲍恩号”的美国水手后来在法庭上的证词记录：苦力上岸后身无居所，自己动手盖简易房栖身，而当地琉球人则慷慨腾出自己的房屋让他们入住；琉球王在“设馆安顿，收养抚恤”之余，又积极筹备船只，准备送华工回国。
　　驻扎厦门的美、英国殖民者得知华工暴动劫船的消息后联手派舰队到八重山石垣岛，开炮轰击华工驻地，华工纷纷逃亡海岛山林躲藏。殖民者接着上岸捕杀手无寸铁的华工，在捕获七十多名华工后扬长而去。
　　剩下死里逃生的二百七十多名苦力，走出山林，在岛上顽强求生。
　　当今冲绳县琉球大学存有十九世纪中期发生在石垣岛那段历史的有关记录。那是当时的石垣岛地方官员宫良当宗的个人文档史料。他是一八五二年“鲍恩号”触礁后，二百七十多名厦门苦力难民遭遇的见证人。
　　当时的琉球还是偏安一隅的独立王国，与中国的册封朝贡体制纽带还没有被后来经过维新变革而强大起来的日本撕裂，尽管国弱民贫，但还是对受尽苦难的华工积极援手相助。琉球政府对华工的处境极为同情，担心凶暴的英国舰队再来追捕，对华工严加保护，并及时通过上贡使把消息传给清廷。在等待清朝谕旨期间，琉球国王派官员前往石垣岛慰问华工，帮华工修建房屋，安排伙食，并尊重闽南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每逢节日，即给加餐宴席，慰劳这些漂浪琉球的闽南苦工。琉球王还从首里城派医生为他们送药看病,相关记载十分翔实：泉州府南安人林才和林低、安溪人林约还有同安人苏辇四人身患重症，危在旦夕。琉球国御医官驾船到石垣岛为他们看病配药急救，四人都得以痊愈！为援助这群罹难华人苦力的生活，琉球方面可谓付出颇多。宫良当宗的原始档案记录里，还记下苦力逗留期间的石垣岛地方政府为支持他们的生活所支付的诸多花费，甚至使当年的地方财政面临危机的记载。最后琉球王国出具特别咨文护照，派两艘船将幸存的一百七十二名华工送回到福建，也是宫良当宗建议的结果。
　　琉球人还为遭殖民者屠杀、病卒，甚至绝望自尽的罹难者一百二十多人殓棺、安葬在石垣岛西南部的观音崎海岸山麓。
　　殖民者千方百计要对华工“严惩”，逼迫清政府处决陈得利等十七名肇事“海囚”。在厦门各界人民的激烈抗争下，这批华工被宣布无罪释放，成了当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海囚”事件距今已经过了一个半世纪，那段噩梦般被凌辱被欺侮的记忆已经成了历史。但我们不应忘却发生在我们乡土曾经有过的光荣历史和苦难历程，也不应淡忘曾经在苦难中给过我们先人雪中送炭的善良弟兄。如果没有琉球人的援助，这个厦门“海囚”的故事结局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了。
　　听琉球华侨总会林国源会长介绍，一九七一年经过旅居冲绳的台湾爱国华侨林发先生等人的大力争取，冲绳县政府在富崎建立了唐人墓陵园，将散布在海岸四处的华工遗骨收集合葬，并立慰灵碑塔，纪念一八五二年在这里遇难的一百二十多名闽南华工。我在死难者的墓前点上一炷香，献上一小束特地从市街花店买来的鲜花，祈祷那些不幸的闽南同胞安息。面向一望无垠的苍蓝色的大海，油然而生一种欣慰之情，从来没有感觉到琉球和我那样近。
　　福建，作为中琉五百年友好交往的舞台，留下很多琉球人的足迹和印记，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州郊外仓山镇白泉庵的琉球墓园，集中安葬着明清两代客死榕城的琉球朝贡人员及留学生的遗骨。如今每年都有那些死者的后裔不远千里前来祭扫墓地告慰先灵。“天涯静处无征战，兵器销为日月光。”也许会有那么一天，那些一百六十年前厦门“海囚”的后裔族亲也会前往冲绳，到长眠在石垣岛上的唐人墓园祭扫慰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