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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分散化使得工人的匹配模式发生改变。随着全球化推动分工的发展，技能更加分散，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隔离。企业之间可能会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更加隔离
当前，全球经济版图重塑，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势力抬头，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上升。在此背景之下，如何通过经济转型和结构变革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向好发展，成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的热点话题。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此次论坛上表示，收入不平等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后果，解决的办法不是阻止全球化或技术变革，而是应通过第三方的教育和培训让穷人变富。在论坛举办期间，马斯金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独家专访，就全球化、不平等和机制改革等问题发表了最新观点。
全球化是否加剧不平等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指出，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存在不同的技能分布，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国家的高技能工人因与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进行合作而受益，新兴国家的低技能工人因失去合作机会而受损。从而导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收入差距缩小，而新兴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全球化为什么会使劳动者的跨国合作出现隔离现象？他们为什么无法全部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技能的分散化使得工人的匹配模式发生改变。如果你看20年前美国制造企业的人员配置，比如福特、通用电气，你会同时看到高技能的工程师和低技能的装配工人。但随着全球化推动分工的发展，技能更加分散，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隔离。现在的美国制造企业只有高技能工人，低技能工人则进入了沃尔玛、麦当劳等服务业。我们的研究也显示，企业之间可能会因上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更加隔离。
要注意，我所说的技能分散化指的是不同的技能水平，不是指劳动者的分工。高技能的劳动者不会去做低技能的工作或任务，这是由企业决定的。所以，在进行跨国合作时，相同或相近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会合作，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并不会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在一国内部，只要分配体系存在不平等，那么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必然是扩大的。全球化是不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一个直接影响因素？
埃里克·马斯金：全球化的生产模式导致收入分配体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在我的模型中，我假设收入分配体系是由市场决定的，资本收益率是一个显著因素。你所说的分配体系不平等，可能更多指的是政府决定的收入分配体系。当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改变收入分配，但我没有讨论这个因素，因为排除税收的影响，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资本是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的。
全球经济缘何难复苏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的泥潭。经济为什么难以复苏？有可能出现长期经济停滞吗？
埃里克·马斯金：很难解释为什么现在全球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状态。在我看来，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从10年前的衰退中恢复过来，毕竟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事实上大萧条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战后，预计本轮经济复苏也将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
中国经济报告：特朗普上任以来，很多政策在执行上都出现了问题。有人认为，美国投票选举的“多数原则”只是在竞选过程中实现了竞争，但结果不一定是最优的。你怎么看？
埃里克·马斯金：“多数原则”的主要问题是多个候选人（特别是两个以上相似候选人）导致选票分散，最后票多者获胜，但他可能并没有获得多数人的选票。
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投票者只能选一个候选人的安排，并不能充分反映投票者的偏好。真正的“多数原则”应该是孔多塞投票制（Condorcet's Method），即选民根据自己的偏好对多个候选人进行排序。具体分析可以参考我和阿玛蒂亚·森教授合著的文章《博弈规则：一个新的选举制度》（The Rules of the Game： A New Electoral System）。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评价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和大规模基建计划？
埃里克·马斯金：我不认为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会奏效。即便制造业真的回归美国，这也不会成为美国或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
基建投資是一个合理的想法。当前的低利率环境给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创造了良好的时间窗口。但我认为这些政策最终能否出台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风险就是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你对降低这种风险有什么建议？
埃里克·马斯金：首先，我们看到现在政府更倾向于进行小幅度的调整，这样影响不会太大，一旦政策效果和预期不符，政府还可以进行微调。所以这类相机抉择的政策问题可能是时间不一致导致的，但相机抉择政策完全是可以符合时间一致性原则的。政府可以事先说明，在不同情况下它们分别会采取何种行动，用可信的承诺解决相机抉择政策中可能出现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机制设计与执行
中国经济报告：你在去年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在设计机制时如果要同时实现多个目标，可以对不同目标进行加权。但是有读者反应，对不同目标赋予不同权重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你能解释下具体如何操作吗？比如中国需要解决激励问题和不平等问题，应该如何将这两个目标进行加权？
埃里克·马斯金：给政策目标赋予多大的权重，这实际上取决于政治家的偏好。所以，对这个问题需要政治研究，而非经济研究，经济学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经济研究层面，我们只能提供加权这种解决方式，但无法告诉政策制定者们要给这些目标赋予多少权重。这好比说，我无法告诉你应该选择哪种职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只能教你如何更好地进入你想从事的职业。所以我的理论不是确定目标，而是设计实现特定目标的机制。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中国经济报告：通常我们看到的机制是由一连串各式各样的机制组合而成，比如中央顶层设计以及各个层面的合约设计。大机制嵌套着小机制，新机制与旧机制相伴生，那么，如何避免诸多机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呢？
埃里克·马斯金：如果你认为当前的机制存在矛盾，导致各种机制之间出现冲突而无法正常运行，那我想这个机制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修改旧的机制以适应新的机制。首先，机制设计是动态的，已经有大量关于跨期机制设计的研究。其次，对机制的及时调整有赖于好的政府工作机制。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一个机制如果没有守护者，就会逐渐无法有效运行。在市场机制中，也会有人破坏法律。因此，机制设计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强有力的执行者。也就是说，机制设计不可能是去中心化的。你怎么看？
埃里克·马斯金：机制设计不一定是去中心化的，我所说的去中心化指的是机制本身。当机制被设计出来后，人们在这个机制中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但机制的设计过程可能不是去中心化的。
如果没有外部设计者的推动，机制可能会无法有效运行。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没有相应的国际组织监督各个国家，导致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在为自身利益奔走呼吁。正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执行者，他们才会不遵守已达成的气候变化公约。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靠什么来监督机制的执行呢？规则、权威还是共同的信仰？
埃里克·马斯金：这些都非常有用。就像如果有国际组织来执行气候变化公约，效果会好很多。也就是说，在没有外部权威的情况下，机制只能依靠自我运转，因此机制设计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我们在设计机制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中国学者也就产业政策的好坏展开过激烈讨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埃里克·马斯金：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实有很多争论。兰格和勒纳认为，中央计划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中央计划甚至可以通过纠正市场失灵来促进市场良性运行。而哈耶克和米塞斯则认为，中央体制下永远不可能实现自由市场。哈耶克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中央体制无法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充分信息交换，二是只有市場机制是激励相容的。但哈耶克并未进一步指出，当存在垄断或需要公共产品时，市场机制应如何进行调整。
在我看来，当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时，政府就需要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政府要纠正市场失灵。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例子，譬如，市场无法提供健康的生态环境，在这些公共产品领域只能依靠政府。
中国经济报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理解的机制设计者主要是政府。除了政府之外，社会层面有可能成为机制的设计者吗？
埃里克·马斯金：社会参与机制设计的直接方法就是通过合同谈判。你可以把合同视为一种决定人或组织之间如何互动的机制。合同也可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定，因此拟定合同就是人们自己进行机制设计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如何确保合同的有效执行是非常关键的。
当前，全球经济版图重塑，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势力抬头，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上升。在此背景之下，如何通过经济转型和结构变革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向好发展，成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的热点话题。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此次论坛上表示，收入不平等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后果，解决的办法不是阻止全球化或技术变革，而是应通过第三方的教育和培训让穷人变富。在论坛举办期间，马斯金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独家专访，就全球化、不平等和机制改革等问题发表了最新观点。
全球化是否加剧不平等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指出，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存在不同的技能分布，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国家的高技能工人因与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进行合作而受益，新兴国家的低技能工人因失去合作机会而受损。从而导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收入差距缩小，而新兴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全球化为什么会使劳动者的跨国合作出现隔离现象？他们为什么无法全部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技能的分散化使得工人的匹配模式发生改变。如果你看20年前美国制造企业的人员配置，比如福特、通用电气，你会同时看到高技能的工程师和低技能的装配工人。但随着全球化推动分工的发展，技能更加分散，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隔离。现在的美国制造企业只有高技能工人，低技能工人则进入了沃尔玛、麦当劳等服务业。我们的研究也显示，企业之间可能会因上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更加隔离。
要注意，我所说的技能分散化指的是不同的技能水平，不是指劳动者的分工。高技能的劳动者不会去做低技能的工作或任务，这是由企业决定的。所以，在进行跨国合作时，相同或相近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会合作，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并不会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在一国内部，只要分配体系存在不平等，那么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必然是扩大的。全球化是不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一个直接影响因素？
埃里克·马斯金：全球化的生产模式导致收入分配体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在我的模型中，我假设收入分配体系是由市场决定的，资本收益率是一个显著因素。你所说的分配体系不平等，可能更多指的是政府决定的收入分配体系。当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改变收入分配，但我没有讨论这个因素，因为排除税收的影响，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资本是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的。
全球经济缘何难复苏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的泥潭。经济为什么难以复苏？有可能出现长期经济停滞吗？
埃里克·马斯金：很难解释为什么现在全球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状态。在我看来，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从10年前的衰退中恢复过来，毕竟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事实上大萧条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战后，预计本轮经济复苏也将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
中国经济报告：特朗普上任以来，很多政策在执行上都出现了问题。有人认为，美国投票选举的“多数原则”只是在竞选过程中实现了竞争，但结果不一定是最优的。你怎么看？
埃里克·马斯金：“多数原则”的主要问题是多个候选人（特别是两个以上相似候选人）导致选票分散，最后票多者获胜，但他可能并没有获得多数人的选票。
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投票者只能选一个候选人的安排，并不能充分反映投票者的偏好。真正的“多数原则”应该是孔多塞投票制（Condorcet's Method），即选民根据自己的偏好对多个候选人进行排序。具体分析可以参考我和阿玛蒂亚·森教授合著的文章《博弈规则：一个新的选举制度》（The Rules of the Game： A New Electoral System）。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评价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和大规模基建计划？
埃里克·马斯金：我不认为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会奏效。即便制造业真的回归美国，这也不会成为美国或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
基建投資是一个合理的想法。当前的低利率环境给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创造了良好的时间窗口。但我认为这些政策最终能否出台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风险就是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你对降低这种风险有什么建议？
埃里克·马斯金：首先，我们看到现在政府更倾向于进行小幅度的调整，这样影响不会太大，一旦政策效果和预期不符，政府还可以进行微调。所以这类相机抉择的政策问题可能是时间不一致导致的，但相机抉择政策完全是可以符合时间一致性原则的。政府可以事先说明，在不同情况下它们分别会采取何种行动，用可信的承诺解决相机抉择政策中可能出现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机制设计与执行
中国经济报告：你在去年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在设计机制时如果要同时实现多个目标，可以对不同目标进行加权。但是有读者反应，对不同目标赋予不同权重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你能解释下具体如何操作吗？比如中国需要解决激励问题和不平等问题，应该如何将这两个目标进行加权？
埃里克·马斯金：给政策目标赋予多大的权重，这实际上取决于政治家的偏好。所以，对这个问题需要政治研究，而非经济研究，经济学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经济研究层面，我们只能提供加权这种解决方式，但无法告诉政策制定者们要给这些目标赋予多少权重。这好比说，我无法告诉你应该选择哪种职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只能教你如何更好地进入你想从事的职业。所以我的理论不是确定目标，而是设计实现特定目标的机制。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中国经济报告：通常我们看到的机制是由一连串各式各样的机制组合而成，比如中央顶层设计以及各个层面的合约设计。大机制嵌套着小机制，新机制与旧机制相伴生，那么，如何避免诸多机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呢？
埃里克·马斯金：如果你认为当前的机制存在矛盾，导致各种机制之间出现冲突而无法正常运行，那我想这个机制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修改旧的机制以适应新的机制。首先，机制设计是动态的，已经有大量关于跨期机制设计的研究。其次，对机制的及时调整有赖于好的政府工作机制。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一个机制如果没有守护者，就会逐渐无法有效运行。在市场机制中，也会有人破坏法律。因此，机制设计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强有力的执行者。也就是说，机制设计不可能是去中心化的。你怎么看？
埃里克·马斯金：机制设计不一定是去中心化的，我所说的去中心化指的是机制本身。当机制被设计出来后，人们在这个机制中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但机制的设计过程可能不是去中心化的。
如果没有外部设计者的推动，机制可能会无法有效运行。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没有相应的国际组织监督各个国家，导致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在为自身利益奔走呼吁。正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执行者，他们才会不遵守已达成的气候变化公约。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靠什么来监督机制的执行呢？规则、权威还是共同的信仰？
埃里克·马斯金：这些都非常有用。就像如果有国际组织来执行气候变化公约，效果会好很多。也就是说，在没有外部权威的情况下，机制只能依靠自我运转，因此机制设计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我们在设计机制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中国学者也就产业政策的好坏展开过激烈讨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埃里克·马斯金：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实有很多争论。兰格和勒纳认为，中央计划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中央计划甚至可以通过纠正市场失灵来促进市场良性运行。而哈耶克和米塞斯则认为，中央体制下永远不可能实现自由市场。哈耶克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中央体制无法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充分信息交换，二是只有市場机制是激励相容的。但哈耶克并未进一步指出，当存在垄断或需要公共产品时，市场机制应如何进行调整。
在我看来，当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时，政府就需要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政府要纠正市场失灵。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例子，譬如，市场无法提供健康的生态环境，在这些公共产品领域只能依靠政府。
中国经济报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理解的机制设计者主要是政府。除了政府之外，社会层面有可能成为机制的设计者吗？
埃里克·马斯金：社会参与机制设计的直接方法就是通过合同谈判。你可以把合同视为一种决定人或组织之间如何互动的机制。合同也可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定，因此拟定合同就是人们自己进行机制设计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如何确保合同的有效执行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