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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土司
相信很多人知道“土司”这个名词，是从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尘埃落定》开始的。它以土司傻儿子为标尺，衡量一个部族的记忆。“傻儿子”在一天之内记下了两句话，一句是“为什么宗教没教会我们爱，而教会了我们恨？”另一句是 “是行刑人就不会害怕，不是行刑人才会害怕。”这让我们似乎窥见了那个年代，土司部族的某些观念。
土司到底是人？是制度？是地域？还是机构？
历史文献中鲜有对土司的明确解释，但有与其内涵相近的“土官”的解释。宋人洪迈的《容斋四笔》卷16，《渠阳蛮俗》称：“蛮酋自称曰官，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幙，邦人称之曰土官。”这里的土官指土人之酋长。元代建立土司制度后，任土人之酋长为世袭地方官，因此沿用旧称，亦称为土官。由于明代开始专设土官衙门，如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这些地方行政机构即属该管之土官，故渐有“土司”之称的出现，指由土官管理的诸司。其后，“土司”内涵扩大，除指土官机构外，也指具体土官。如 《徐霞客游记》卷5上， 《滇游日记》称：“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如《明史》、《清史稿》的《土司传》中记载的土司，则既作“机构”用，也作“官”用。鉴于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发达，“土司”载于文献的数量超过“土官”，今人研究就多习惯使用 “土司”一词，用指元、明、清朝廷在云、贵、川、桂等省域任命的世袭地方官。
土司不同于朝廷核心地域的地方官。土司土地不入中央王朝版图，人口不入中央王朝户籍，“拥有生杀大权，拥有世袭权”。只要对中央王朝纳贡称臣，中央王朝对土司实行册封，准予自治。用今天的话说，土司有自己的军权、政权。
土司制度起源于元朝，终止于清朝，历经元明清三朝，时间跨度800年，是联系中央王朝与边远部族的桥梁。是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统治制度，相当于“国中国”。
2002年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民族史诗大戏《木府风云》还原了木旺、木青、木增、木懿四代木氏土司的史实，浓墨重彩地勾勒了明朝纳西族传承更迭的历史风云。《明史·云南土司传》给木氏土司很高的评价：“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守礼仪，以丽江木氏为首。”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嘉华指出，曾经弱小的纳西民族，在生存的夹缝中奔往迁徙，最终崛起为一方霸主，这其中的生存哲学非常值得关注。
土司制度的实行，使元明清三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明显深入，不仅对西南边疆与内地实现一体化有推动作用，而且对稳定边疆和抵御外辱也有积极作用。同时，它还对边疆民族的思想和性格产生影响，是西南各民族热爱祖国、拥护统一的制度根源。
以云南木氏土司为例。明朝纳西族木公曾说：“凡是我的子孙，接受朝廷封赐的官职，拓守边城，不可动摇、叛乱，以致给中央王朝造成忧患。要遵照朝廷世代相传的教训，不能够混淆变乱而败坏木氏家族的家训。”木得之子木初即位后，也亲自入京朝贡。明朝十四代木氏土司中，至少有十二位曾到京城面圣，进贡十九次。嘉靖年间修筑宫殿，木高出银5600两；万历时朝廷对外用兵，木增“助辽饷银两万两”；到了明末的天启二年（1622），木氏还“捐银一千两助国，颁赏阵亡忠孝”。对于朝廷在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木氏土司也都尽力协助。明王朝对木氏土司也是投桃报李，常常予以赏赐，使丽江成为与蒙化、元江并称的“云南三大土府”。
站在“大”历史的角度
土司历史掌握在谁手中？在漫长的800年时间里，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十余个省域，在距今很遥远的部族人民手中。然而，后人只能从《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正史”、专史，以及近年发现整理的相关档案、历代官书、历代文集、各类地方志、碑刻、家谱、近代口述史料、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等史料去捕捉它的身影。
近年来，随着土司遗址申遗活动的紧张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土司相关的人物、制度、历史、文化等。然而，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的关注焦点还局限于本民族、本区域的土司文化，虽给我们今天全面审视土司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吉光片羽，但也难免有残缺的遗憾。还有一些学者站在民族学的角度研究土司文化，并认为本民族的民族史有一部分就可以替代土司史。莫衷一是之下，人们热切呼吁建立系统全面的“土司学”。
2010年成臻铭教授在《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发表《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土司学”这个专学名词，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李世愉先生在《关于构建“土司学”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土司学”与朱子学、红学、徽学、敦煌学、甲骨学、科举学等性质相同，是以某一具体人物、著作、文物、制度等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或专门研究领域。截至目前，“土司学”是一门专门学，以及构建“土司学”的意义等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那么，我们应以什么视角去研究土司呢？答案——站在“大”历史的角度。
“大”体现在纵向的长时间跨度，体现在横向的多区域、多角度、多视野、多层次的全方位立体观照。
我国的土司制度历时长，覆盖地域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诸学科领域。因此，有必要将局限在某时段、某地区、某民族、某个案的土司研究整合起来，将以往忽略的土司政权的历史、基层社会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的历史掸去灰尘，重新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土司制度以中央王朝控制地方土司为主，但并不否认地方土司不断调适和必要时的反抗。各地土司和普通民众虽然没有掌握记录历史的权利，没有被赋予发出声音的合法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生活在历史中，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和必要的反抗。这在我国的《元史》、《明史》、《清史稿》、明清《实录》、《土官底簿》、《蛮司合志》、《明会典》、《钦定大清事例会典》以及西南、中南和西北各地方志、土司族谱、碑刻、口述史中，都有相当数量的佐证材料。
另外，应将土司学置于“国家在场，上下互动，双方博弈”的大视角下审视。如播州杨氏土司自唐入播到末代土司杨应龙，统治播州长达725年。在历史长河中，播州杨氏一直忠于中央王朝，按时朝贡、服从征调，履行一个土司应履行的各种义务，但是最后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平播之役”。土司制度，促使中央政府与杨氏土司结成政治与经济同盟，当这个利益共同体之间的政治信仰相背离、经济利益不公平，无疑就会促其破裂，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总之，应在历史学本位下，将土司、土司制度、土司问题、土司现象、土司文化与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军事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宗教学、文化学、戏剧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相贯通，同时在800年的历史长河中把握土司文化的全貌，使土司研究及成果取得应关注的视角。
2012年初，国家文物局确定，将海龙屯与湖南永顺土司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整体打包为“中国土司遗产”，并将于2015年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3年9月，该项目的预审文本已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可以预见，随着土司申遗工作的推动，有关土司遗址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关联研究以及突出的普遍价值研究将会有长足的进展。
文化的观照
今人大多从遗存下来的城址、碉楼、聚落、墓葬、传说、民俗中认识土司。以老司城为例，如果人们将这些遗址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相剥离，那么这些老司城最多不过是中国古代城市中一个极普通的城址，但若找到遗址背后沉甸甸的历史文化，那可能就找到了与人类发展的共通意义。
受土司制度影响，土司地区在施政管理、世系承袭、衣食住行、诗文著作、地方建筑等方面，形成内容丰富的土司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2011年底播出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奢香夫人》中，我们透过贵州宣慰使霭翠之妻奢香的故事，窥见了土司地区的施政管理、世系承袭、生活习俗等，虽然存有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出入，但是更多人还是因那里的特色文化而感到眼前一亮。
而在清初贵州普安州土州同彝族龙氏土司地区，《婚礼记》有关妇女服饰的特点及婚姻习俗记载也让人难忘。龙土司治地“苗”种类甚多，而习俗各异，婚礼亦不同，如仲家等五种以跳月为婚的苗，都是不穿裤子的，婚姻也较奔放自由：“跳月为婚者，元夕立标于野，大会男女。男吹芦笙于前，女振金铎于后，盘旋跳舞，各有行列。讴歌互答，有洽于心，即奔之。越日送归母家，然后遣媒妁，请聘价焉。既成，则男就于女，必生子然后归夫家。”相比之下，自称从汉地迁来的宋、蔡、罗、龙、凤五姓苗则要遵守古礼：“其条节甚繁，不用乐，三月庙见，方作乐，大会亲戚。新郎君见长者，用斑竹箸、雉羽扇为贽，长者赠以原砂石青牛马犬豕。新妇见尊者用枣栗榛松为贽，尊者赠以峒巾、苗锦、金宝、簪珥。”
土司地区有独特的神话、巫术、歌谣、医疗、建筑，也有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意识。有人说，土司权力来源于“黑衣之邦”——中国，而信奉的教法却来源于“白衣之邦”——印度。在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中，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土司拿着皇帝封给祖先的五品官印到中华民国四川省军政府告状。这更是印证了土司们与中原文化的连带关系和影响——“他们（土司们）从来都倾向于东方人的王朝， 而不是西方神袛的领地。
不管土司们初衷如何，客观上，相对封闭的割据环境为今天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多样文化遗存。
相信很多人知道“土司”这个名词，是从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尘埃落定》开始的。它以土司傻儿子为标尺，衡量一个部族的记忆。“傻儿子”在一天之内记下了两句话，一句是“为什么宗教没教会我们爱，而教会了我们恨？”另一句是 “是行刑人就不会害怕，不是行刑人才会害怕。”这让我们似乎窥见了那个年代，土司部族的某些观念。
土司到底是人？是制度？是地域？还是机构？
历史文献中鲜有对土司的明确解释，但有与其内涵相近的“土官”的解释。宋人洪迈的《容斋四笔》卷16，《渠阳蛮俗》称：“蛮酋自称曰官，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幙，邦人称之曰土官。”这里的土官指土人之酋长。元代建立土司制度后，任土人之酋长为世袭地方官，因此沿用旧称，亦称为土官。由于明代开始专设土官衙门，如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这些地方行政机构即属该管之土官，故渐有“土司”之称的出现，指由土官管理的诸司。其后，“土司”内涵扩大，除指土官机构外，也指具体土官。如 《徐霞客游记》卷5上， 《滇游日记》称：“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如《明史》、《清史稿》的《土司传》中记载的土司，则既作“机构”用，也作“官”用。鉴于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发达，“土司”载于文献的数量超过“土官”，今人研究就多习惯使用 “土司”一词，用指元、明、清朝廷在云、贵、川、桂等省域任命的世袭地方官。
土司不同于朝廷核心地域的地方官。土司土地不入中央王朝版图，人口不入中央王朝户籍，“拥有生杀大权，拥有世袭权”。只要对中央王朝纳贡称臣，中央王朝对土司实行册封，准予自治。用今天的话说，土司有自己的军权、政权。
土司制度起源于元朝，终止于清朝，历经元明清三朝，时间跨度800年，是联系中央王朝与边远部族的桥梁。是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统治制度，相当于“国中国”。
2002年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民族史诗大戏《木府风云》还原了木旺、木青、木增、木懿四代木氏土司的史实，浓墨重彩地勾勒了明朝纳西族传承更迭的历史风云。《明史·云南土司传》给木氏土司很高的评价：“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守礼仪，以丽江木氏为首。”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嘉华指出，曾经弱小的纳西民族，在生存的夹缝中奔往迁徙，最终崛起为一方霸主，这其中的生存哲学非常值得关注。
土司制度的实行，使元明清三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明显深入，不仅对西南边疆与内地实现一体化有推动作用，而且对稳定边疆和抵御外辱也有积极作用。同时，它还对边疆民族的思想和性格产生影响，是西南各民族热爱祖国、拥护统一的制度根源。
以云南木氏土司为例。明朝纳西族木公曾说：“凡是我的子孙，接受朝廷封赐的官职，拓守边城，不可动摇、叛乱，以致给中央王朝造成忧患。要遵照朝廷世代相传的教训，不能够混淆变乱而败坏木氏家族的家训。”木得之子木初即位后，也亲自入京朝贡。明朝十四代木氏土司中，至少有十二位曾到京城面圣，进贡十九次。嘉靖年间修筑宫殿，木高出银5600两；万历时朝廷对外用兵，木增“助辽饷银两万两”；到了明末的天启二年（1622），木氏还“捐银一千两助国，颁赏阵亡忠孝”。对于朝廷在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木氏土司也都尽力协助。明王朝对木氏土司也是投桃报李，常常予以赏赐，使丽江成为与蒙化、元江并称的“云南三大土府”。
站在“大”历史的角度
土司历史掌握在谁手中？在漫长的800年时间里，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十余个省域，在距今很遥远的部族人民手中。然而，后人只能从《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正史”、专史，以及近年发现整理的相关档案、历代官书、历代文集、各类地方志、碑刻、家谱、近代口述史料、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等史料去捕捉它的身影。
近年来，随着土司遗址申遗活动的紧张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土司相关的人物、制度、历史、文化等。然而，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的关注焦点还局限于本民族、本区域的土司文化，虽给我们今天全面审视土司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吉光片羽，但也难免有残缺的遗憾。还有一些学者站在民族学的角度研究土司文化，并认为本民族的民族史有一部分就可以替代土司史。莫衷一是之下，人们热切呼吁建立系统全面的“土司学”。
2010年成臻铭教授在《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发表《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土司学”这个专学名词，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李世愉先生在《关于构建“土司学”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土司学”与朱子学、红学、徽学、敦煌学、甲骨学、科举学等性质相同，是以某一具体人物、著作、文物、制度等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或专门研究领域。截至目前，“土司学”是一门专门学，以及构建“土司学”的意义等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那么，我们应以什么视角去研究土司呢？答案——站在“大”历史的角度。
“大”体现在纵向的长时间跨度，体现在横向的多区域、多角度、多视野、多层次的全方位立体观照。
我国的土司制度历时长，覆盖地域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诸学科领域。因此，有必要将局限在某时段、某地区、某民族、某个案的土司研究整合起来，将以往忽略的土司政权的历史、基层社会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的历史掸去灰尘，重新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土司制度以中央王朝控制地方土司为主，但并不否认地方土司不断调适和必要时的反抗。各地土司和普通民众虽然没有掌握记录历史的权利，没有被赋予发出声音的合法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生活在历史中，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和必要的反抗。这在我国的《元史》、《明史》、《清史稿》、明清《实录》、《土官底簿》、《蛮司合志》、《明会典》、《钦定大清事例会典》以及西南、中南和西北各地方志、土司族谱、碑刻、口述史中，都有相当数量的佐证材料。
另外，应将土司学置于“国家在场，上下互动，双方博弈”的大视角下审视。如播州杨氏土司自唐入播到末代土司杨应龙，统治播州长达725年。在历史长河中，播州杨氏一直忠于中央王朝，按时朝贡、服从征调，履行一个土司应履行的各种义务，但是最后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平播之役”。土司制度，促使中央政府与杨氏土司结成政治与经济同盟，当这个利益共同体之间的政治信仰相背离、经济利益不公平，无疑就会促其破裂，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总之，应在历史学本位下，将土司、土司制度、土司问题、土司现象、土司文化与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军事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宗教学、文化学、戏剧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相贯通，同时在800年的历史长河中把握土司文化的全貌，使土司研究及成果取得应关注的视角。
2012年初，国家文物局确定，将海龙屯与湖南永顺土司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整体打包为“中国土司遗产”，并将于2015年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3年9月，该项目的预审文本已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可以预见，随着土司申遗工作的推动，有关土司遗址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关联研究以及突出的普遍价值研究将会有长足的进展。
文化的观照
今人大多从遗存下来的城址、碉楼、聚落、墓葬、传说、民俗中认识土司。以老司城为例，如果人们将这些遗址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相剥离，那么这些老司城最多不过是中国古代城市中一个极普通的城址，但若找到遗址背后沉甸甸的历史文化，那可能就找到了与人类发展的共通意义。
受土司制度影响，土司地区在施政管理、世系承袭、衣食住行、诗文著作、地方建筑等方面，形成内容丰富的土司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2011年底播出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奢香夫人》中，我们透过贵州宣慰使霭翠之妻奢香的故事，窥见了土司地区的施政管理、世系承袭、生活习俗等，虽然存有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出入，但是更多人还是因那里的特色文化而感到眼前一亮。
而在清初贵州普安州土州同彝族龙氏土司地区，《婚礼记》有关妇女服饰的特点及婚姻习俗记载也让人难忘。龙土司治地“苗”种类甚多，而习俗各异，婚礼亦不同，如仲家等五种以跳月为婚的苗，都是不穿裤子的，婚姻也较奔放自由：“跳月为婚者，元夕立标于野，大会男女。男吹芦笙于前，女振金铎于后，盘旋跳舞，各有行列。讴歌互答，有洽于心，即奔之。越日送归母家，然后遣媒妁，请聘价焉。既成，则男就于女，必生子然后归夫家。”相比之下，自称从汉地迁来的宋、蔡、罗、龙、凤五姓苗则要遵守古礼：“其条节甚繁，不用乐，三月庙见，方作乐，大会亲戚。新郎君见长者，用斑竹箸、雉羽扇为贽，长者赠以原砂石青牛马犬豕。新妇见尊者用枣栗榛松为贽，尊者赠以峒巾、苗锦、金宝、簪珥。”
土司地区有独特的神话、巫术、歌谣、医疗、建筑，也有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意识。有人说，土司权力来源于“黑衣之邦”——中国，而信奉的教法却来源于“白衣之邦”——印度。在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中，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土司拿着皇帝封给祖先的五品官印到中华民国四川省军政府告状。这更是印证了土司们与中原文化的连带关系和影响——“他们（土司们）从来都倾向于东方人的王朝， 而不是西方神袛的领地。
不管土司们初衷如何，客观上，相对封闭的割据环境为今天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多样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