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的《狂人日记》受到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其中的“狂人”形象对现当代中国的“疯狂者”形象有很深刻的影响。不过，中国现当代“疯狂者”形象的传统并非来源于鲁迅。这个传统来自中国古代，植根于儒释道的文化土壤中，脱胎于疯狂的文人形象，并且经过历代文人不断培养而变得强大。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切入点，从现当代文学中的“疯狂者”形象进行回溯，追本溯源，浅要梳理中国“疯狂者”形象的接受和源流问题。
　　关键词：疯狂者；接受；源流；符号；形象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对于“疯子”这一形象会倾注不同的意义。作者可能赋予“疯子”形象以作者所想的内涵，而接受者却可能对某一“疯子”形象的寄寓有独特的看法。
　　一、“疯子”形象的分类
　　“疯子”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文学作品中的“疯子”有的具有象征意义，有的也许只有形式上的戏剧效果，所以可分为“象征性的疯子”和“非象征性的疯子”。有的“疯子”在作品一开始就是疯的，有的却是经历重大打击后才疯癫的，所以又可姑且分为“一贯的疯子”和“非一贯的疯子”。还有的疯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疯癫，而只是精神失常或者比较“二”；有的则是完全属于精神病患者。“非象征性的疯子”主要是随着情节的需要而产生的，“象征性的疯子”则是思想上的需要而产生的。“一贯的疯子”往往具有象征性，“非一贯的疯子”多半顺应情节的发展而产生。
　　二、接受与源流
　　（一）鲁迅对“狂人”形象的接受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便是具有象征性寄寓性的疯子，也是“一贯的疯子”。鲁迅特意在《狂人日记》里塑造了“狂人”，通过“狂人”将自己想表达的精神内涵展现出来。“狂人”的狂言狂语是鲁迅思想的掩护者，同时又是鲁迅文学艺术价值的承载者。鲁迅的“疯子”是一个刻意塑造的形象。而鲁迅的《狂人日记》直接受到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果戈理的“狂人”也是刻意塑造用以寄托精神实质的形象，从这点上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不过作为果戈理《狂人日记》的接受者，鲁迅在接受果戈理“狂人”形象的时候将这个形象进行了消化。鲁迅基本上只是借助了“狂人写日记”这一形式来写中国式的“狂人”，反映中国的现实。鲁迅的“狂人”和果戈理的“狂人”在精神实质上是不同的。再说直接一点，鲁迅只不过借助了“狂人”这个抽象的符号，而这个符号所蕴含的中国式精神实质与果戈理的“狂人”符号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鲁迅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是他一贯的、积蓄已久的，而不是师承果戈理，虽然一般的读者会把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和鲁迅的《狂人日记》都当做反封建的呐喊。
　　（二）来自传统的源流
　　1、“疯狂者”形象的现代化
　　除了《狂人日记》，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也有不少借助“疯子”形象来寄寓思想的。如《尘埃落定》中麦其家的少爷、《平凡的世界》里的田二父子、《白鹿原》中鹿兆鹏的妻子、《丰乳肥臀》里的“鸟仙”二姐……不得不说这些疯子形象或多或少受到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作家们在接受“狂人”形象时多半也只是利用“狂人”这个符号，并在这个符号里倾注自己的思想情感。不得不说，鲁迅接受了果戈理的“狂人”形象，而中国现当代的作家们又接受了鲁迅的“狂人”形象，不过在不断的流传接受过程中，“狂人”形象产生着变异。但是，不能说果戈理和鲁迅对中国现当代的“疯子”形象是唯一影响。
　　其实，中国古代便有了“疯子”、“狂人”的文化和传统，如楚狂接舆的故事、嵇康阮籍辈的狂人逸事、徐渭发狂变疯的真事……这些历史上的疯子往往是“正义”、“非主流”、“情操坚守者”或“受压抑者”等的化身。这种“疯子”传统自古存在，并延续到当代。这个传统和文化又与外国典型的“疯子”文学形象发生碰撞，产生了共鸣，同时找到了此种传统和文化在新文学形势下的表现方式。中国的接受者最终将“疯子”形象融回传统。
　　中国传统里的“疯子”多半与政治有关。古代文人真疯抑或假疯很多时候是在政治高压下产生的。“装疯”成为一种保身存命的有效手段。“疯癫”是对主流和体制的逃离，是不合作的状态。《尘埃落定》里麦其家的少爷是个傻子，也可以说是“一贯的疯子”，从他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他其实是一个看透现实的智者。《平凡的世界》的田二总是说：“世事要变了！”路遥原本就是要借助这样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形象来抖露一星半点小说的精神实质。从创作的角度看，麦其家少爷和田二都是“不正常的疯”，作者有意从一开始就将他们打扮成“疯子”，并让他们承担“点破真理”的作用。这个手法如今已变得有些老套。许多疯癫形象被人为地披上神秘的外衣，这些“疯子”被塑造成为身怀绝技的隐士高人或者眼界超群的大德智者。金庸小说《笑傲江湖》有“桃谷六仙”，疯疯癫癫，严格上讲，很难说清这六兄弟真疯还是假疯，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这六人身上看到了喜剧效果和《笑傲江湖》所想表达的一些精神内涵。“桃谷六仙”的嬉笑怒骂更多的是继承了魏晋以来装疯卖傻的风度，他们代表人性的“真”，敢于说真话，完全没有一点虚伪。而现代影视对这种“风度”的继承可谓泛滥，《黄金大劫案》中小东北的父亲也是个疯傻的人，但就因为他，电影中的形势发生逆转，这个“疯子”或许是电影的最大亮点。接受者们喜欢这样的形象设定，因为这一类“疯子”是具有象征性的，是有背景有来历的。那么，从这一点来说，鲁迅的“狂人”便没那么亲切可爱，“狂人”过于符号化。而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又是来源于西方的象征主义，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有差距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作为果戈理或者鲁迅“狂人”形象的接受者，我们更多的是在与作家的思想与精神交流，并且有的人直接接受了符号化的“狂人”；而有人坚守着传统文化心理，于是将这个符号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随后才产生了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化“疯子”形象。
　　2、更深层的来源
　　如果放宽一下“疯子”这个定义的范围，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作品中有些人物形象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疯子”，但是这些形象处于一种“疯狂”或“疯癫”的状态。这类形象同样可以担负起“象征”和“点破真相”的作用。比如‘红楼梦>第七回，醉酒的焦大骂道：“我要往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焦大虽然是醉酒，并不疯癫，但却做出了“疯癫”的事来，这种短暂的精神迷乱是曹雪芹有意给焦大施的“魔法”。曹雪芹借焦大醉酒之日有意无意点出了荣宁二府的一些龌龊事，使得小说扑朔迷离。焦大借酒骂主的情节安排或许也是源于文学的“疯癫者”传统。此外，《红楼梦》中的癫道人和癞和尚也是以疯疯癫癫的形象出现，不过这种“疯癜”明显是装出来的。癫道人和癞和尚给人以玩世不恭的感觉，这二人就是要借助这种状态表明自己的佛道思想，这种“疯癫”的状态就是要凸显与世不同。《济公传》里的道济和尚是比较典型的“疯癜者”形象。道济不是—个遵守清规戒律的和尚，他吃肉喝酒，放浪形骸。这个状态是对正统的疏离，我们甚至可以从他身上看到魏晋士人的风骨。道济和尚有道家的一些色彩，这是受到了释道合流的一些影响。如果继续做一个大胆的联想，当今在周星驰的很多电影里我们也能找到很多“疯狂”的元素。将周星驰电影笼统地看作一个“疯子”或“狂人”符号，那么此符号中就充满了许多情感和哲理。这个符号里的事情十分荒诞，不过荒诞仅仅是外表，表层之下却有深刻的内涵。不得不说，周星驰电影的夸张搞笑最初只是为了取悦观众赢得票房。有心的观众不断地对这类电影进行阐释解读，使得这个符号越来越充满思想内涵。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现象，作者或导演本人并没有向作品灌注什么有深度的东西，但是在经过接受者的误读曲解后，这个作品开始形成新的意义。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中国接受者思想上的“疯癫者”文学传统相当强大。人们乐于去解释开发一些怪诞生疏的事物，也许，这又和儒家注解经书的传统有关系。接受者在面对不正常的人物和事件时往往产生警惕，认为“非正常”之下一定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中国文学自古就含蓄，含蓄的传统滋养了敏感的接受者。去发现假象之下的秘密成为一种审美情趣。所以，“疯子”或“狂人”形象的传统似乎又可以上溯到《诗经》。儒家对这一传统的影响也十分巨大。简单总结一下可以发现，“疯狂”形象的诞生既符合了儒家的审美传统，又契合了道家的出世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很少有实质上精神病患者的形象，而被视为“疯狂”的人多半是社会上的异类，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和自由的思想。中国古代这些人便是中国文学传统上的“疯狂者”形象的来源。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者有所为，狷者有所不为，自古以来的狂狷之士成为文学中“疯狂者”形象的样板。
　　套用西方的浪漫主义观点，“疯子”和“狂人”有时多少会带上一点浪漫主义的特点。再进一步放宽“疯狂者”的定义，我们会发现此形象可能也受到诸如李白这样的文人的影响。李白是一个具有豪侠气质的诗人，他的诗充满浪漫气息。李白的个性也是放荡不羁的，这和后来的许多“疯狂者”形象有相似之处。更有可能的是，李白的诗文对后世产生影响，使得真实的人和“符号的人”敢于出离主流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