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国家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谊变。本文旨在对国家概念的演进作出突出贡献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及其观点做一个简要梳理，分析他们之间的批判、承袭关系，试图厘清西方国家概念的演进历程。
关键词：西方国家；国家概念：演进
在西方文明史中，从古希腊进入奴隶制出现了第一个城邦国家开始，历代政治哲学家们就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立场出发探讨了国家的定义。
一、古希腊时期国家概念
德漠克利特认为“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庇护所”，也就是说国家是人们共同利益的代表。赫拉克利特不同，他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也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赫拉克利特已猜测到国家是斗争的产物。
柏拉图可以说是第一个勾画出奴隶制国家轮廓的哲学家，他在《国家篇》中写道，“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人们相互之间需要服务……由于有种种需要，我们聚居在一起，成为伙伴和帮手，我们把聚居地称作城邦或国家”。可见，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劳动分工，通过相互交换来满足各自需要。遗憾的是他并没明确提出国家的定义，且混淆了国家和社会团体。
亚里士多德在其老师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国家定义，指出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和目的。“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亚氏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国家是人们为了追求至善的生活而结合在一起的自然进化的产物，国家是道德上平等的自由公民之间的一种关系。
从以上可见，希腊人的国家观念从来都没有超出过城邦的范围，且充满着自然主义政治观和整体主义价值观。
二、罗马时期国家概念
在古罗马时期，城邦时代向着帝国时代过渡，这一时期的国家概念是从罗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探讨的。
西塞罗给国家下了一个著名定义，“国家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某种随意聚集在一起的人的集合体，而是大量的民众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联合体。”从定义看，西塞罗的“国家”有三个特征：首先，以人民为前提。国家这个团体的成员身份乃是其全体公民的共同财富，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相互帮助的好处和正义之治的好处提供给其成员。其次是以正义为准则。“法律是联系公民团体的纽带，通过法律实施的正义对所有人相同……”第三是以合法为本性。“法的一致”强调的是对正义的肯定，“利益的共同”强调的则是对利益的共享。西塞罗在国家定义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目的就在于判别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西塞罗把国家理解为人民的联合体，而不是狭隘的少数公民的自治团体，突破了“城邦”概念的狭隘界限。他所述的治理原则，即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只应当通过法律的保证来实施，而且权力只有根据道德的基础才能被证明为是正当的，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奥古斯丁同意西塞罗的国家概念，且肯定正义的重要性，但他发现，现实中的国家都是建立在非正义之上的，所以他又认为“所谓人民就是由某种一致拥有的爱的对象而联系在一起的理性动物的集合体”。很明显，这个定义是带有基督教性质的，认为人们的聚集就只能依靠“上帝的正义”，这为构建基督教的理想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石。
三、中世纪国家概念
中世纪是教会至上的神学政治观时期，托马斯，阿奎那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权威。在国家起源上，托马斯承袭亚氏的观点，把社会描绘成一种为了过善的生活而展开的各种服务的相互交换。但人都是自私的，为了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维护共同的幸福，就要建立必需的统治机构。因此，托马斯把国家称为“那些服从同样法律并受单一政府的指导以求生活充盈的人”组成的社会。统治者的义务在于使得人们能够过上有德行的生活，但是，这又绝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于是便是教会的任务了。可见，托马斯虽然坚持有序的国家政治生活对于实现上帝的神意这一终极目的来说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他最终要肯定的是教会力量。
在托马斯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教皇与世俗统治者开始了激烈争论，马尔西利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国家观念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定义中。马尔西利奥认为，人法并不源于神法，两者是并列的。人法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行动，他们确立规则以调整其成员的行为，或者反过来说，国家乃是一个服从某一给定法律体的群体。不论是法律被用来定义国家，还是国家被用来定义法律，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情况都意指一个有能力控制其成员之行为的群体。马尔西利奥的政治哲学实质上是城邦理论的再现，他不仅代表了中世纪哲学所产生的那种最纯粹的自然主义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而且还预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复活了的那种异教精神，他对教皇的痛恨深深地启发了两个世纪以后的马基雅维利。
四、近代国家概念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政治观念开始摆脱神学走向世俗化，政治思想家纷纷从人本身出发，把国家解释为人的需要的产物。于是乎，权力代替神意和道德成为了国家的基础，国家不再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道德目标而组成的共同体。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开篇写道“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m—，他在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第一次使用“国家”术语。马基雅维利认为，人们为了更好地保卫自己而联合在一起，选举出最有力的人担任领导并颁布法律，由此便产生国家。他提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并把法律和军队作为权力的构成要素。在近代，马基雅维利是最早将政治与道德问题区分开来的政治思想家，他创造了以权力为本质的近代民族国家概念。
16世纪末，伴随着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的诞生，主权观念成为国家概念的核心问题。布丹认为国家是从家庭发展而来，并用家长的权力比喻国家的主权，认为一个国家必须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布丹将主权看作国家的本质特征，确定了国家和主权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对国家概念的演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7世纪，社会契约论占据了思想舞台的中心。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卢梭等都坚持国家是人们自愿订立契约的产物，人们通过让渡权利而产生国家，国家负责来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其实，有关于社会进化以及关于以自我主义和契约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理论，在之前的伊壁鸠鲁就有过讨论，只是其丰富的含义到了近代才有可能得到的充分的探讨。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国家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每一个人格。但是这个说法混淆了国家与社会。霍布斯还强调了主权是国家的本质。自文艺复兴以来，将国家视为一种抽象的公共权力的观念，就在西方逐渐形成。马基雅维利使用了“state”这一新的国家概念，布丹进一步提出主权概念但没明确表述。霍布斯第一次用清晰的语言将现代国家观念表述出来，并用适应时代需要的方法和语言表述了国家的定义、本质、作用，从而奠定了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基本模式。
通过以上可见，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出现过三种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概念：古希腊的伦理的、有机的和整体的城邦国家概念，马基雅弗利所创造的以权力为国家本质的近代民族国家概念，近代契约论学派的以个人权弱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概念。之后的黑格尔关于国家概念的观点，可以说是以上三种国家概念的综合。
黑格尔开始时把权力作为国家的本质，可在之后却又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共同体，认为公民联系的纽带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还包括经济的、道德的和文化的等，具有古希腊的特色。当然，他对古希腊的国家概念也不是简单复归，他的国家概念力图在保存近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积极成分的同时，又要实现对它的超越。
黑格尔反对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观点，因为契约具有随意性，而国家是由人们的理性所要求和规定的。他把国家划分为“物质国家”与“政治国家”，“物质国家”就是市民社会，它本身不能使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得到协调与统一，于是就要在高于市民社会的领域去寻找另一个统一的力量，即“政治国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便是黑格尔国家的原则，它既不同于用普遍性排斥特殊性的古代国家，也不同于用特殊性排斥普遍性的近代国家。
通过梳理国家概念的历史演进可见，由于不同文明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国家性质不同，政治哲学家们对国家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概念随着社会的演进、在各时代哲学家的努力下正不断地走向成熟。
关键词：西方国家；国家概念：演进
在西方文明史中，从古希腊进入奴隶制出现了第一个城邦国家开始，历代政治哲学家们就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立场出发探讨了国家的定义。
一、古希腊时期国家概念
德漠克利特认为“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庇护所”，也就是说国家是人们共同利益的代表。赫拉克利特不同，他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也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赫拉克利特已猜测到国家是斗争的产物。
柏拉图可以说是第一个勾画出奴隶制国家轮廓的哲学家，他在《国家篇》中写道，“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人们相互之间需要服务……由于有种种需要，我们聚居在一起，成为伙伴和帮手，我们把聚居地称作城邦或国家”。可见，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劳动分工，通过相互交换来满足各自需要。遗憾的是他并没明确提出国家的定义，且混淆了国家和社会团体。
亚里士多德在其老师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国家定义，指出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和目的。“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亚氏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国家是人们为了追求至善的生活而结合在一起的自然进化的产物，国家是道德上平等的自由公民之间的一种关系。
从以上可见，希腊人的国家观念从来都没有超出过城邦的范围，且充满着自然主义政治观和整体主义价值观。
二、罗马时期国家概念
在古罗马时期，城邦时代向着帝国时代过渡，这一时期的国家概念是从罗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探讨的。
西塞罗给国家下了一个著名定义，“国家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某种随意聚集在一起的人的集合体，而是大量的民众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联合体。”从定义看，西塞罗的“国家”有三个特征：首先，以人民为前提。国家这个团体的成员身份乃是其全体公民的共同财富，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相互帮助的好处和正义之治的好处提供给其成员。其次是以正义为准则。“法律是联系公民团体的纽带，通过法律实施的正义对所有人相同……”第三是以合法为本性。“法的一致”强调的是对正义的肯定，“利益的共同”强调的则是对利益的共享。西塞罗在国家定义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目的就在于判别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西塞罗把国家理解为人民的联合体，而不是狭隘的少数公民的自治团体，突破了“城邦”概念的狭隘界限。他所述的治理原则，即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只应当通过法律的保证来实施，而且权力只有根据道德的基础才能被证明为是正当的，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奥古斯丁同意西塞罗的国家概念，且肯定正义的重要性，但他发现，现实中的国家都是建立在非正义之上的，所以他又认为“所谓人民就是由某种一致拥有的爱的对象而联系在一起的理性动物的集合体”。很明显，这个定义是带有基督教性质的，认为人们的聚集就只能依靠“上帝的正义”，这为构建基督教的理想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石。
三、中世纪国家概念
中世纪是教会至上的神学政治观时期，托马斯，阿奎那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权威。在国家起源上，托马斯承袭亚氏的观点，把社会描绘成一种为了过善的生活而展开的各种服务的相互交换。但人都是自私的，为了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维护共同的幸福，就要建立必需的统治机构。因此，托马斯把国家称为“那些服从同样法律并受单一政府的指导以求生活充盈的人”组成的社会。统治者的义务在于使得人们能够过上有德行的生活，但是，这又绝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于是便是教会的任务了。可见，托马斯虽然坚持有序的国家政治生活对于实现上帝的神意这一终极目的来说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他最终要肯定的是教会力量。
在托马斯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教皇与世俗统治者开始了激烈争论，马尔西利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国家观念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定义中。马尔西利奥认为，人法并不源于神法，两者是并列的。人法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行动，他们确立规则以调整其成员的行为，或者反过来说，国家乃是一个服从某一给定法律体的群体。不论是法律被用来定义国家，还是国家被用来定义法律，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情况都意指一个有能力控制其成员之行为的群体。马尔西利奥的政治哲学实质上是城邦理论的再现，他不仅代表了中世纪哲学所产生的那种最纯粹的自然主义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而且还预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复活了的那种异教精神，他对教皇的痛恨深深地启发了两个世纪以后的马基雅维利。
四、近代国家概念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政治观念开始摆脱神学走向世俗化，政治思想家纷纷从人本身出发，把国家解释为人的需要的产物。于是乎，权力代替神意和道德成为了国家的基础，国家不再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道德目标而组成的共同体。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开篇写道“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m—，他在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第一次使用“国家”术语。马基雅维利认为，人们为了更好地保卫自己而联合在一起，选举出最有力的人担任领导并颁布法律，由此便产生国家。他提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并把法律和军队作为权力的构成要素。在近代，马基雅维利是最早将政治与道德问题区分开来的政治思想家，他创造了以权力为本质的近代民族国家概念。
16世纪末，伴随着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的诞生，主权观念成为国家概念的核心问题。布丹认为国家是从家庭发展而来，并用家长的权力比喻国家的主权，认为一个国家必须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布丹将主权看作国家的本质特征，确定了国家和主权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对国家概念的演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7世纪，社会契约论占据了思想舞台的中心。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卢梭等都坚持国家是人们自愿订立契约的产物，人们通过让渡权利而产生国家，国家负责来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其实，有关于社会进化以及关于以自我主义和契约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理论，在之前的伊壁鸠鲁就有过讨论，只是其丰富的含义到了近代才有可能得到的充分的探讨。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国家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每一个人格。但是这个说法混淆了国家与社会。霍布斯还强调了主权是国家的本质。自文艺复兴以来，将国家视为一种抽象的公共权力的观念，就在西方逐渐形成。马基雅维利使用了“state”这一新的国家概念，布丹进一步提出主权概念但没明确表述。霍布斯第一次用清晰的语言将现代国家观念表述出来，并用适应时代需要的方法和语言表述了国家的定义、本质、作用，从而奠定了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基本模式。
通过以上可见，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出现过三种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概念：古希腊的伦理的、有机的和整体的城邦国家概念，马基雅弗利所创造的以权力为国家本质的近代民族国家概念，近代契约论学派的以个人权弱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概念。之后的黑格尔关于国家概念的观点，可以说是以上三种国家概念的综合。
黑格尔开始时把权力作为国家的本质，可在之后却又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共同体，认为公民联系的纽带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还包括经济的、道德的和文化的等，具有古希腊的特色。当然，他对古希腊的国家概念也不是简单复归，他的国家概念力图在保存近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积极成分的同时，又要实现对它的超越。
黑格尔反对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观点，因为契约具有随意性，而国家是由人们的理性所要求和规定的。他把国家划分为“物质国家”与“政治国家”，“物质国家”就是市民社会，它本身不能使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得到协调与统一，于是就要在高于市民社会的领域去寻找另一个统一的力量，即“政治国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便是黑格尔国家的原则，它既不同于用普遍性排斥特殊性的古代国家，也不同于用特殊性排斥普遍性的近代国家。
通过梳理国家概念的历史演进可见，由于不同文明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国家性质不同，政治哲学家们对国家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概念随着社会的演进、在各时代哲学家的努力下正不断地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