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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同和异矛盾运动中的求同存异、求同消异、求同求异，就是这一规律作用于实践的基本方式。深刻认识和把握异的不同性质、程度和范围，充分包容无关宏旨的异，努力消除危害根本的异，发掘运用具有特殊价值的异，注重同和异背后的利益动能，是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精髓，也是统一战线科学发展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求同存异；求同消异；求同求异；容度值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7）02-0033-11
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针[1]。无论是作为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范畴，还是作为研究解决统一战线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基本方法，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实际运用，最难把握的也是实际运用。这是因为：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作为统一战线的基本矛盾，涵盖统一战线各个领域，贯穿统一战线建立、巩固和发展全过程；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要面对不同的对象、领域、环境和问题，具有不同的特点、原则和要求，很难用一个模式来套。也就是说，它只是一把“总钥匙”，可以提供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总体原则，而不能作为“万能钥匙”直接打开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中各种问题之“锁”，必须“放在具体条件下去考量，放在大局中去权衡”[2]。因此，结合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长期实践和历史经验，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形势下统战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和把握其基本的具体的实践方式，就成为贯彻实行这一重要方针、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水平、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根本职能作用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同和异构成统一战线建立、巩固和发展的矛盾运动
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共同体。所谓多样性，就是构成统一战线成员的广泛性（不同的阶级、政党、民族、团体、社会成员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生活方式等。所谓一致性，就是在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中凝聚、形成的政治共识（共同的政治基础、政治目标、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等）。这种多样性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彼此相同一致，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这种一致性是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相互冰炭不容，统一战线就难以建立起来。只有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凝聚、增进、形成一致性，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这种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集中体现为同和异的关系。
同和异是统一战线的基本范畴，也是中华文化中两个古老的概念，具有深刻的内涵，并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之中。按照《辞海》的解释，同具有相同、共同、跟、齐等含义。在统一战线中，同主要指相同和共识之义。政治认同，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休戚与共等，都可以谓之同。异有不同、分开、其他、新、特殊、惊诧等含义。在统一战线中，异主要指不同、差别、矛盾、分歧之义，如不同阶级、政党、民族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思想观点、生活方式，不同意见、异议、反对等，都可以谓之异。因此，统一战线作为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同和异的统一体。
在统一战线这个统一体中，同和异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谁也离不了谁。异是客观存在，同是内在要求，两者缺一不可。在这里，没有异，同就失去了基础；没有同，异就失去了方向。两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既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互相抵消，互为存在、不可分割地存在于统一战线之中，实质是个体存在与整体要求、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对立统一。
同和异在统一战线中不是静止的，而是在相互联系中相互作用，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社会群体和成员的产生，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改变，统一战线中的异不断产生和变化。另一方面，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要求必须经常地面对和处理这些异，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增进政治共识，始终保持共同的前进方向，使众多群体、个体团结和联合为一个拥有巨大能量的整体，为实现共同政治目标而共同奋斗。可以说，同中生异、异中求同，相互作用、循环往复，构成了同和异的基本存在方式和矛盾运动。也正是在同和异这种互相作用的矛盾运动中，形成了统一战线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和政策，形成了统一战线特有的方式和方法。因此，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根本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其核心就是正确认识、把握、对待同和异的关系和矛盾运动。
统一战线是同和异矛盾运动的本体。探索同和异的矛盾运动，归根到底是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根本职能作用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同和异矛盾运动的三个维度：建立统一战线，巩固政治基础，发挥根本职能。以这三个维度为主轴对同的追求和异的处理，就形成了同和异在统一战线运行中的三个基本实践方式。
二、求同存异：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基本方式
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它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也反映了统一战线构成的多样性。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讲，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形成“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这个统一战线的构成，既包括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又包括不同的民族、宗教，还包括不同地域、领域、职业的各方面社会成员。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方向和目标下，把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成员最大限度地团結和联合起来，是建立统一战线首要的和长期的任务。
实现团结和联合，首先是求同。这个同，就是由共同政治目标决定的共同事业、共同利益，就是政治基础和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就是志同道合。这个求，就是去研究探索和努力实现。同作为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于自身、群体、公众、国家利益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共识，往往分散在不同社会群体和成员之中，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要用心去发现和寻找，努力去扩大和增强，从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和各种矛盾中找到各种社会成员共同利益和奋斗目标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广泛团结和联合社会各方面成员，凝聚最强大的力量。 但是，社会成员千差万别、情况各异，既有阶级、民族、政党的异，又有经济地位、职业身份上的异，还有思想认识、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上的异。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异，不同问题有不同的异。要团结和联合他们共同奋斗，就必须对那些无关方向和大局的异存而不论，允许继续保留，否则，就不会形成目标和方向上的同，就难以实现团结和联合，统一战线就建立不起来。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要团结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不容许存留他们不同于工农群众的一些思想观念、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组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求同存异就成为实现团结和联合的内在要求，也成为同和异矛盾运动的第一种基本实践方式。
在求同存异中，同和异具有不同的地位作用。一般来说，同具有目的性和主导性。统一战线团结、联合和共同奋斗，就是为了实现同；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成员之所以存异，也是为了实现同；哪些异可以存，哪些异不能存，异存到什么程度，都要取决于同。而且在团结和联合中，求同是第一位的，只要建立统一战线，只要联合各方面力量，首先就要求同，这是固定不移的。异具有从属性和暂时性。异的存在，存在的程度，是以有利于同为标准的，是由同的内在需要决定的，是以不削弱、危害同为界限的。也就是说，存异是为增进同实现同服务的。异的内容也不是固定的永久的，而是随着同的发展变化而改变或消除的。比如，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可以存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异，而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大陆范围内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奋斗目标，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异就不应也不能继续存在了。所以，在求同存异中，求同是第一位的，是根本要求，是核心和主导；存异从属于求同，是为增进同、形成同、发展同服务的。在实践中，既不能本末倒置，也不能等量齐观。
服从和服务于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统一战线的团结和联合，求同存异在实践运行中形成了两种具体方式。
一是求大同存小异。这是求同存异最经常最普遍最广泛的实践方式。所谓求大同，就是求的这个同具有根本性、决定性和方向性，是政治目标、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上的同，是根本利益上的同，是主要矛盾和决定因素，是工作大局和战略全局，不是一般的业务工作和生活层次上的同。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制度，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等。所谓存小异，就是可以存在和保留的异，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异，是一般思想认识、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上的异，它无碍大局、无关宏旨，不改变政治目标和方向，不违背政治原则的基础，是与同相容的异。如党外人士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在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不同生活方式等。只有求大同存小异，才能使统一战线既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具有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实现广泛的团结和联合。
求大同存小异体现在利益关系上，就是在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坚持照顾同盟者利益。比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政府就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对原工商业者从宽照顾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确定了“从简从宽”的定息原则。企业原有在职人员全部包下来，按“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10万资本家及资本家代理人安排了工作[3]。正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利益照顾，赢得了他们对通过公私合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支持，从而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贖买，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里，大同主导小异，小异促进大同，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
二是求大同存大异。这是求同存异在一定时期、特殊问题上的实践运用。所谓大异，不是一般的自身特点、思想认识、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上的异，而是仅次于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比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是求大同存大异的具体运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而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则降为次要矛盾，但它仍是统一战线中的大异。要求共同抗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之大同，就必须存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之大异。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吸收包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成员在内的一切赞成抗日的人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形成了全国全民一致抗战的局面，造就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我国在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也是求大同存大异，即求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之大同，存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之大异，以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和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大异是相对一般的自身特点、思想认识、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上的小异而言的，与大同相比，它仍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它实质上是为了实现大同而体现的一种更大的政治包容性，是以更大的包容实现更大范围的团结。
求同存异的实践运用，关键是深刻认识和把握“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求同存异，核心和实质就是包容，就是在保持和维护共同的前进方向、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包容异。在这里，没有包容就没有团结，包容的范围有多大，团结和联合的面就有多宽。只有准确把握和正确包容，才能充分发挥求同存异的效能。所以，运用之妙，就在一“容”。
要把握“容”的底线。统一战线成员中的异五花八门、性质不一。在求同存异中，有的异是必须包容的。比如，我国各民主党派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的统一，有着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点、成员构成和职能作用。在多党合作中，有的人只要进步性的同，不要广泛性的异，甚至提出用共产党的标准要求民主党派。对此，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都有而且必须有进步分子，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纯粹进步分子的组织。若都是进步分子，还有什么意义呢？”[4]这说明，一些体现统一战线群体和成员自身特点的异必须允许存在，否则就会失去团结与联合的前提。但是，并不是什么异都可以包容。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某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幻想在国民党坚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一条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企图通过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3]13。对这样的异，如果可以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难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事实上，正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批评、教育和民主党派内部进步分子斗争的影响，才使他们打消了这种幻想，做出了拥护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抉择。由此可见，包容是有政治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违背共同的政治基础、政治目标和政治方向。否则，就会走向反面。 要把握“容”的含量。既然团结和联合取决于包容，那么，统一战线中存在和保留的异是否应不断增加，越多越好呢？不是的。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是团结和联合的必然要求，在求同过程中，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团结和联合，有时就必须保留一些社会成员中不影响政治共识的异。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因为这些异有什么积极意义。比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团结赞成抗日的地主阶级成员，对他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异就要适当包容，即对土地革命的政策进行调整，由没收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在这里，对地主剥削的异既要适当进行包容，又要限制和减少，而不是这种剥削有什么积极意义，越多越好。而且异的数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就会由无关变成有害，再进一步还会变为危害。如多党合作中，个别民主党派成员盲目崇拜西方政党制度，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可以存而不论，但如果任其不断蔓延发展，人数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重，势必对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造成危害。所以，我们讲政治包容，既要有政治底线，也应有量的界限，就是要适当、适度，不能把允许当作鼓励，使无碍变成有害。
要把握“容”的变动。随着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被容纳和保留的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异在这个时期无碍大局，到另一个时期就会涉及根本；有的异这个时期可以存而不论，到另一个时期则要逐步消除，从可以包容走向不能再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成员不认同社会主义的异是可以也必须包容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方面的异就不能存在和包容了，而是要通过思想政治引导加以消除，以巩固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有的异过去没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比如，有的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不赞成以公有制为主体；有的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鼓吹“宪政”；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出现了不同的特点等。对这些新的异能不能包容，要不要包容，如何包容，都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根据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加以分析和甄别。因此，容也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环境明确不同界限，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上述说明，求同存异，就是以大同主导存异，以存异实现大同，其目的是团结，关键是包容，在允许保留自身不同特点、不同思想认识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基础上，找到共同奋斗的最大公约数。这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之道。
三、求同消异：巩固壮大团结奋斗基础的基本方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期始终有同和异的共同伴随和相互作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特别是，异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发展变化，在与同相互作用中，有的始终存在、不离不弃，有的逐渐淡去、最终消失，有的是“春风吹又生”，有的则由个别人变成一些人、部分人，由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变成不同政治观点。这些异，性质不同，程度各异，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体现自身特点，无关大局、无关宏旨的异，可以充分包容，但对那些与同不相容，甚至危害同的异，如果信马由缰，不去反对和斗争，任其发展，突破界限，就会对同构成威胁、造成危害，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因此，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还必须在存异的同时，对某些危害根本的异进行缩小和消除，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这就形成同和异矛盾运动的第二种基本实践方式：求同消异。
所谓求同消异，就是为了维护、保持和坚守共同的政治方向、政治目標和政治基础，对影响和危害它的不同思想认识、政治观点进行教育引导、思想交锋与和平斗争，从根本上加以缩小和消除，使其保持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之内，不再具有危害性、危险性和颠覆性。这种异，不是求同存异中的一般的思想认识、利益诉求、生活方式及自身特点的异，而是影响和危害共同政治基础的异。它不是不同观点，而是原则分歧；它不是价值取向，而是政治方向；它不是利益诉求，而是目标追求。这种异，与同的性质、同的根基、同的趋势是彼此对立、水火不容的，也是难以包容、不能包容的。否则，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和多党合作的解体。比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主联合战线，一度推进了革命事业蓬勃发展，但由于对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的反革命之异，担心采取坚决斗争会树敌过多或吓跑资产阶级而使自己孤立起来，一味妥协退让，最终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求同消异揭示了统一战线巩固壮大的一个重要规律：不能只要联合而不要斗争，也不能只要斗争而不要联合，而是又联合又斗争。毛泽东同志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十八年的实践经验做了总结，鲜明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看作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里所谓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又联合又斗争。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5]。因此，在求同的基础上消异，坚持又联合又斗争，实为统一战线巩固壮大之要旨。
求同消异的目的是巩固和增强政治基础、政治目标、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不是也绝不能搞“清一色”。消异说到底还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同，通过消除危害共同政治基础的异，更好地壮大革命力量，而不是削弱和孤立自己。比如，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既对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又积极团结国民党中的左派和中间势力，从而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通过斗争消除危害政治基础的异，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共同抗日的力量。如果把消异变成消除异己，搞“清一色”，就会从根本上削弱革命力量。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片面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可靠，从而在统一战线中排斥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果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最终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总结瑞金时代的“左”倾错误，指出：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情特别困难，结果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于“清一色”。 在巩固壮大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形势任务，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影响和危害根本的异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不同性质，也有不同程度，从而形成求同消异的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求同缩异。所谓缩异，就是从数量上减少，程度上降低，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消除。比如，关于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和必要性，不时出现“过时论”“边缘论”“麻烦论”“无关论”等不正确认识；多党合作中，盲目崇拜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把信仰宗教的群众打入另册，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当做新生资产阶级等。对此，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就会直接影响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坚持完善，必须通过教育引导逐步消除。但是，这些异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也没必要完全消除，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类似这些异将会不断产生，而且这些异只有到了一定数量和程度，才会对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和坚持完善多党合作制度造成严重影响。所以，对此类异不是完全消除、彻底根除，而是逐步减少、缩小或抑制，将其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
二是求同除异。所谓除异，就是要努力从根本上加以消除。这种异，虽然是个别的，但它是重大的，它直接破坏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根本改变统一战线的政治方向，必须坚决消除，尽最大努力将其限制在最低程度和范围之内。比如，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在大陆范围内，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大陆范围外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必须坚持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必须高举的两面旗帜。对涉及这些问题的异，必须毫不含糊地进行坚决斗争，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根除，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又如，在实施“一国两制”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对形形色色的“港独”“台独”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能纵容和姑息。但也要看到，这是讲的根除，主要强调的是异的危害性和对异的基本立场。在统一战线实践中，消异是一个不断出现和不断消解的过程，是一场长期的严肃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既不能轻视放任，又不能急于求成，而是明确态度、坚定立场、扎实工作和科学对待的有机结合。
求同消异的实践运用，关键是认识和把握好“度”。度可以是程度，是界限；也可以是原则，是策略。过犹不及，不到位、越位和错位同样有害。把握异的度，就是在消异中掌握好分寸，做到收缩自如、不温不火，充分展现辩证思维和政治智慧，力求达到恰到好处的境界。
一是把握性质上的“度”，做到消之有据。求同消异，并不是消所有的异，也不是消不正确的异，而是主要消危害共同政治基础、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异。这既是理由和界限，也是消异的度和根据。因为它危害团结奋斗的根基，不消除，统一战线就会破裂，但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消异，越过这个边界，就会犯错误、受损失。而且这种异会因不同时期、不地同域、不同对象而改变，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比如，在各民主党派接受“五一口号”之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异可以存而不论，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后，影响和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异则必须消除；在大陆范围内，对危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异，必须坚决消除，而对大陆范围外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和认识则可存而不论；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而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得信仰宗教则是政治纪律。要通过把握性质上的度，增强消异的合理性、必要性和针对性，切实防止该消的异没有下大力消、不该消的异则在乱消的现象发生。
二是把握程度上的“度”，做到消之有策。求同消异的实质是以斗争求团结，是一种和平的思想交锋和政治斗争，必须具有正确的原则和策略，斗而不破、争而有益，张弛有度、利于大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就提供了一个范例。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从而得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避免了“左”和右的错误，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基础。又如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既不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也不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而是尊重宗教存在长期性和社会作用两重性规律，弘扬积极因素，抵制和逐步消除消极因素，通过中国化的路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群众团结起来，共同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三要把握工作上的“度”，做到消之有方。求同消异的异，既具有内容上的重要性，还具有形式上的复杂性，要真正消除和根除谈何容易！这些异，有的是由其阶级、阶层属性决定的，有的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长期形成的，有的是社会思潮影响和敌对势力渗透所致，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密切相关，消异实际上是对人的政治思想改造。对此，必须采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灵活性；既不能掉以轻心，又不能操之过急。要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通过严肃认真、入情入理、春风化雨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逐步消除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差异。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多党合作中创造了一种“神仙会”的方式，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让民主党派成员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可见，求同消异，实质是通过对危害共同政治基础的异从根本上进行逐步消除而固本强基，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它体现了统一战线又联合又斗争的重要规律和以斗争求团结的辩证思维，是统一战线的巩固壮大之法。
四、求同求异：发挥根本职能作用的基本方式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就在于它具有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根本职能，能够为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动能。这种根本职能作用，既体现在政治共识的凝聚上，又体现在为共同事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上，还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和自身建设发挥独特作用上。这种根本职能作用的发挥，在不少方面和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异的作用实现的。比如，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在政权结构上就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清一色”，而必须吸收异于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人士参加。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时，就普遍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6]，从而开启了与党外人士在政权中合作共事的先河。又如，执政党和政府进行决策和制定政策中，不仅需要发挥党和政府的决策职能，还需要党外人士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和建议。这种意见建议，不仅要有赞同和支持的同，还要有不同意见的异，以起到完善和防错作用。因此，发挥统一战线的根本职能作用，必须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和深入发掘异的重要价值，运用异的特殊作用。这就形成同和异矛盾运动的第三种基本实践方式：求同求异。 求同求异的异，既不同于求同存异的无碍大局的异，也不同于求同消异的有害根基的异，而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建设性的异，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是同在更高层次上的升华。比如，在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结构中，有了党外人士这个异，就可以实现结构的优化，避免“清一色”的僵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有了非公有制经济这个异，就可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在科学民主决策中，有了不同意见这个异，就可以促进决策和政策的完善，减少和避免失误；在民主监督中，有了批评规过这个异，既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然，这种异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存在，可以随手拈来，而是蕴藏在统一战线的沃土之中，必须通过切实有效的方式去开发和激活。正因为如此，这个异才不是存，更不是消，而是求。
求同求异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求异，但这个异是与求同联系在一起的，不能离开同去求异，更不能违背同去求异，而是在有利于同的基础上去求异，是同统领异，异促进同。否则，这个异就失去了求的价值和意义。比如，深化改革，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提出各种不同的思路和方案，但这些不同的异，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同，有利于促进和发展这个同，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异就会成为必须消除的异。
根据统一战线发挥根本职能作用的范围和对异的实际需求，求同求异主要有三个维度：
一是在政治结构中求同求异。统一战线作为党与非党的联盟，最基本的体现就是合作共事。这种合作，既体现在共同推进事业发展上，还体现在国家政权和政治体制中，其显著特点就是目标上求同、结构中求异。比如，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各级政府和法院、检察院，作为我国政治协商机关的人民政协，领导机构和成员中都有党外人士，并在人大、政协的领导班子和常委、代表（委员）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既体现了人民政权的性质，也为实现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共同推进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使我国政治结构更趋合理和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是目标方向上求同、结构主体上求异的典型体现，执政党和参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具有不同的职能作用，从而构成了我国政党制度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效能。
二是在科学决策中求同求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关键是科学民主决策。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政党协商“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7]，成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一个必经程序和重要环节。科学民主决策过程中，既要有对决策正确内容赞成支持的同，还要有对有缺陷的地方进行完善改进的异。特别是在改革攻坚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挑战和风险时常面对，任何决策失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要把决策失误减少到最低限度，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必须集思广益，充分论证，比较择优。在这里，党和政府需要的不仅是赞成支持的同，更是不同角度、不同思路、不同观点、不同方式甚至反对、否定的意见，以在比较中择优、集智中更优。因此，无论是执政党和政府进行决策、制定政策，还是党外人士协商议政、建言献策，都要求同求异。
三是在民主监督中求同求异。民主监督是统一战线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人士的基本职能，也是当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窑洞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周期律的新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合作的基本方针中就有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进一步强调坚持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指出，要“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外监督，主要是“听到不同声音”；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提意见、作批评，实际上是“朋友间的规过”，是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完善、纠偏和防错。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它“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8]。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民主監督的价值，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如果民主监督中有同无异，没有不同意见和批评，这样的监督就形同虚设，没有任何意义。
求同求异的实践运用，关键是深刻认识和把握异的“值”。之所以要在求同中求异，就在于这个异蕴含着特殊的价值。它虽然异于同，但有利于同；虽然不招人爱，但有利于行。正因为如此，才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所以，求同求异，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异的特有价值，并以此为根据决定求与不求、如何去求。
一是把握异的民主价值。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一直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充分发扬民主。没有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就没有正确的前进方向；没有发扬民主，统一战线就不能广集众智众力。这个民主，就是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有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异。这既是人民政权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实行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这个民主，就是党外人士在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中充分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勇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异。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是集中正确意见的重要基础，对改进工作作风、推进事业发展大有益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鱼大水小”成为根据地建设中一个突出矛盾。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视，认为 “这个方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同志亲自找李鼎铭进一步征求意见，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中共中央把“精兵简政”列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将其推广到各个抗日根据地[9]。类似这种异，有利于发展人民民主、促进政治文明，不仅不能反对和限制，而且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支持。 二是把握异的优化价值。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中，择优和最佳是共同的目标追求。如何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择优。而比较的前提就是要有不同，要有研究决策的不同意见、制定政策的不同观点、推进工作的不同思路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有了这些异，才能提升同、优化同，使同增值。在筹备建立新中国过程中，我国的国旗、国歌、国名等都是吸收了党外人士的不同意见而臻于完善的。比如，关于国家名称，中共中央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小组会讨论中，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好。他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哪里会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况且民主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原意与人民相同。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了。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新中国的国名[10]。这些不同意见的异之所以被采纳，就在于它有道理，能够实现择优和更优。可见，异的价值就是能为择优创造条件，使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能够在比较中识优、从优、更优。
三是把握异的防错价值。防错和优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防止错误、避免失误，才能正确前进，才能更接近真理，也才有可能臻于至善。所以，领导和执政，发展和治理，决策和施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防错。防错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求同求异的异就是这种不同意见，就是能起到防错功能的异。这种异，既可以是事前的警示，也可以是实践中的纠偏；既可以让人保持清醒，也可以使人有所顾忌；既可以改进作风，也可以推进工作，从而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降低风险、少走弯路。比如，三峡工程最终顺利建成和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尊重和吸纳不同意见。毛泽东同志曾在林一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上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发〔1986〕15号）强调“要注意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正是由于对不同意見的吸纳，三峡工程建设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负面影响。这些反对的异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起到了防错、减少和降低风险的作用。对于这样的异，与其说是欢迎、接受，毋宁说是支持、鼓励。
以上说明，求同求异，就是以有利于同为原则，通过发掘和运用异的特殊价值，实现统一战线根本职能作用的最大化。它既是海纳百川的胸怀，更是领导治理的智慧，是彰显统一战线根本职能作用之方。
五、结 语
求同存异、求同消异、求同求异，构成了同和异矛盾运动的基本方式，也构成了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基本实践方式。
研究把握同和异的矛盾运动，关键是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异。异与同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既有利于同又有害于同。正是由于异的不同性质、程度和作用，才形成了求同存异中对异的包容、求同消异中对异的消除、求同求异中对异的利用。因此，在同和异的矛盾运动中，对异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辩证思考。否则，就没有同的形成和巩固，就没有统一战线职能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正确对待异是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精髓。
研究把握同和异的矛盾运动，还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利。这个利就是具有本原作用的利益。统一战线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从根本上讲就是维护、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中，无不蕴含着现实的利益因素。同和异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共同利益与具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对立统一。离开了利益，任何政治目标、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都显得苍白无力，同和异的矛盾运动将失去内在的动力。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同和异矛盾运动中的求同存异、求同消异、求同求异，就是这一规律作用于实践的基本方式。精通此中门道，就能使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切实贯彻落实到各领域统战工作之中，作用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之中，就能使统一战线工作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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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求同存异；求同消异；求同求异；容度值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7）02-0033-11
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针[1]。无论是作为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范畴，还是作为研究解决统一战线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基本方法，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实际运用，最难把握的也是实际运用。这是因为：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作为统一战线的基本矛盾，涵盖统一战线各个领域，贯穿统一战线建立、巩固和发展全过程；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要面对不同的对象、领域、环境和问题，具有不同的特点、原则和要求，很难用一个模式来套。也就是说，它只是一把“总钥匙”，可以提供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总体原则，而不能作为“万能钥匙”直接打开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中各种问题之“锁”，必须“放在具体条件下去考量，放在大局中去权衡”[2]。因此，结合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长期实践和历史经验，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形势下统战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和把握其基本的具体的实践方式，就成为贯彻实行这一重要方针、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水平、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根本职能作用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同和异构成统一战线建立、巩固和发展的矛盾运动
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共同体。所谓多样性，就是构成统一战线成员的广泛性（不同的阶级、政党、民族、团体、社会成员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生活方式等。所谓一致性，就是在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中凝聚、形成的政治共识（共同的政治基础、政治目标、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等）。这种多样性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彼此相同一致，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这种一致性是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相互冰炭不容，统一战线就难以建立起来。只有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凝聚、增进、形成一致性，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这种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集中体现为同和异的关系。
同和异是统一战线的基本范畴，也是中华文化中两个古老的概念，具有深刻的内涵，并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之中。按照《辞海》的解释，同具有相同、共同、跟、齐等含义。在统一战线中，同主要指相同和共识之义。政治认同，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休戚与共等，都可以谓之同。异有不同、分开、其他、新、特殊、惊诧等含义。在统一战线中，异主要指不同、差别、矛盾、分歧之义，如不同阶级、政党、民族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思想观点、生活方式，不同意见、异议、反对等，都可以谓之异。因此，统一战线作为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同和异的统一体。
在统一战线这个统一体中，同和异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谁也离不了谁。异是客观存在，同是内在要求，两者缺一不可。在这里，没有异，同就失去了基础；没有同，异就失去了方向。两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既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互相抵消，互为存在、不可分割地存在于统一战线之中，实质是个体存在与整体要求、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对立统一。
同和异在统一战线中不是静止的，而是在相互联系中相互作用，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社会群体和成员的产生，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改变，统一战线中的异不断产生和变化。另一方面，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要求必须经常地面对和处理这些异，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增进政治共识，始终保持共同的前进方向，使众多群体、个体团结和联合为一个拥有巨大能量的整体，为实现共同政治目标而共同奋斗。可以说，同中生异、异中求同，相互作用、循环往复，构成了同和异的基本存在方式和矛盾运动。也正是在同和异这种互相作用的矛盾运动中，形成了统一战线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和政策，形成了统一战线特有的方式和方法。因此，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根本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其核心就是正确认识、把握、对待同和异的关系和矛盾运动。
统一战线是同和异矛盾运动的本体。探索同和异的矛盾运动，归根到底是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根本职能作用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同和异矛盾运动的三个维度：建立统一战线，巩固政治基础，发挥根本职能。以这三个维度为主轴对同的追求和异的处理，就形成了同和异在统一战线运行中的三个基本实践方式。
二、求同存异：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基本方式
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它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也反映了统一战线构成的多样性。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讲，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形成“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这个统一战线的构成，既包括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又包括不同的民族、宗教，还包括不同地域、领域、职业的各方面社会成员。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方向和目标下，把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成员最大限度地团結和联合起来，是建立统一战线首要的和长期的任务。
实现团结和联合，首先是求同。这个同，就是由共同政治目标决定的共同事业、共同利益，就是政治基础和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就是志同道合。这个求，就是去研究探索和努力实现。同作为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于自身、群体、公众、国家利益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共识，往往分散在不同社会群体和成员之中，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要用心去发现和寻找，努力去扩大和增强，从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和各种矛盾中找到各种社会成员共同利益和奋斗目标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广泛团结和联合社会各方面成员，凝聚最强大的力量。 但是，社会成员千差万别、情况各异，既有阶级、民族、政党的异，又有经济地位、职业身份上的异，还有思想认识、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上的异。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异，不同问题有不同的异。要团结和联合他们共同奋斗，就必须对那些无关方向和大局的异存而不论，允许继续保留，否则，就不会形成目标和方向上的同，就难以实现团结和联合，统一战线就建立不起来。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要团结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不容许存留他们不同于工农群众的一些思想观念、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组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求同存异就成为实现团结和联合的内在要求，也成为同和异矛盾运动的第一种基本实践方式。
在求同存异中，同和异具有不同的地位作用。一般来说，同具有目的性和主导性。统一战线团结、联合和共同奋斗，就是为了实现同；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成员之所以存异，也是为了实现同；哪些异可以存，哪些异不能存，异存到什么程度，都要取决于同。而且在团结和联合中，求同是第一位的，只要建立统一战线，只要联合各方面力量，首先就要求同，这是固定不移的。异具有从属性和暂时性。异的存在，存在的程度，是以有利于同为标准的，是由同的内在需要决定的，是以不削弱、危害同为界限的。也就是说，存异是为增进同实现同服务的。异的内容也不是固定的永久的，而是随着同的发展变化而改变或消除的。比如，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可以存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异，而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大陆范围内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奋斗目标，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异就不应也不能继续存在了。所以，在求同存异中，求同是第一位的，是根本要求，是核心和主导；存异从属于求同，是为增进同、形成同、发展同服务的。在实践中，既不能本末倒置，也不能等量齐观。
服从和服务于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统一战线的团结和联合，求同存异在实践运行中形成了两种具体方式。
一是求大同存小异。这是求同存异最经常最普遍最广泛的实践方式。所谓求大同，就是求的这个同具有根本性、决定性和方向性，是政治目标、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上的同，是根本利益上的同，是主要矛盾和决定因素，是工作大局和战略全局，不是一般的业务工作和生活层次上的同。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制度，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等。所谓存小异，就是可以存在和保留的异，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异，是一般思想认识、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上的异，它无碍大局、无关宏旨，不改变政治目标和方向，不违背政治原则的基础，是与同相容的异。如党外人士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在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不同生活方式等。只有求大同存小异，才能使统一战线既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具有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实现广泛的团结和联合。
求大同存小异体现在利益关系上，就是在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坚持照顾同盟者利益。比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政府就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对原工商业者从宽照顾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确定了“从简从宽”的定息原则。企业原有在职人员全部包下来，按“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10万资本家及资本家代理人安排了工作[3]。正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利益照顾，赢得了他们对通过公私合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支持，从而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贖买，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里，大同主导小异，小异促进大同，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
二是求大同存大异。这是求同存异在一定时期、特殊问题上的实践运用。所谓大异，不是一般的自身特点、思想认识、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上的异，而是仅次于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比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是求大同存大异的具体运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而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则降为次要矛盾，但它仍是统一战线中的大异。要求共同抗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之大同，就必须存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之大异。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吸收包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成员在内的一切赞成抗日的人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形成了全国全民一致抗战的局面，造就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我国在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也是求大同存大异，即求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之大同，存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之大异，以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和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大异是相对一般的自身特点、思想认识、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上的小异而言的，与大同相比，它仍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它实质上是为了实现大同而体现的一种更大的政治包容性，是以更大的包容实现更大范围的团结。
求同存异的实践运用，关键是深刻认识和把握“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求同存异，核心和实质就是包容，就是在保持和维护共同的前进方向、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包容异。在这里，没有包容就没有团结，包容的范围有多大，团结和联合的面就有多宽。只有准确把握和正确包容，才能充分发挥求同存异的效能。所以，运用之妙，就在一“容”。
要把握“容”的底线。统一战线成员中的异五花八门、性质不一。在求同存异中，有的异是必须包容的。比如，我国各民主党派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的统一，有着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点、成员构成和职能作用。在多党合作中，有的人只要进步性的同，不要广泛性的异，甚至提出用共产党的标准要求民主党派。对此，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都有而且必须有进步分子，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纯粹进步分子的组织。若都是进步分子，还有什么意义呢？”[4]这说明，一些体现统一战线群体和成员自身特点的异必须允许存在，否则就会失去团结与联合的前提。但是，并不是什么异都可以包容。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某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幻想在国民党坚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一条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企图通过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3]13。对这样的异，如果可以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难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事实上，正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批评、教育和民主党派内部进步分子斗争的影响，才使他们打消了这种幻想，做出了拥护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抉择。由此可见，包容是有政治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违背共同的政治基础、政治目标和政治方向。否则，就会走向反面。 要把握“容”的含量。既然团结和联合取决于包容，那么，统一战线中存在和保留的异是否应不断增加，越多越好呢？不是的。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是团结和联合的必然要求，在求同过程中，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团结和联合，有时就必须保留一些社会成员中不影响政治共识的异。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因为这些异有什么积极意义。比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团结赞成抗日的地主阶级成员，对他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异就要适当包容，即对土地革命的政策进行调整，由没收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在这里，对地主剥削的异既要适当进行包容，又要限制和减少，而不是这种剥削有什么积极意义，越多越好。而且异的数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就会由无关变成有害，再进一步还会变为危害。如多党合作中，个别民主党派成员盲目崇拜西方政党制度，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可以存而不论，但如果任其不断蔓延发展，人数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重，势必对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造成危害。所以，我们讲政治包容，既要有政治底线，也应有量的界限，就是要适当、适度，不能把允许当作鼓励，使无碍变成有害。
要把握“容”的变动。随着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被容纳和保留的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异在这个时期无碍大局，到另一个时期就会涉及根本；有的异这个时期可以存而不论，到另一个时期则要逐步消除，从可以包容走向不能再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成员不认同社会主义的异是可以也必须包容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方面的异就不能存在和包容了，而是要通过思想政治引导加以消除，以巩固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有的异过去没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比如，有的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不赞成以公有制为主体；有的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鼓吹“宪政”；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出现了不同的特点等。对这些新的异能不能包容，要不要包容，如何包容，都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根据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加以分析和甄别。因此，容也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环境明确不同界限，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上述说明，求同存异，就是以大同主导存异，以存异实现大同，其目的是团结，关键是包容，在允许保留自身不同特点、不同思想认识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基础上，找到共同奋斗的最大公约数。这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之道。
三、求同消异：巩固壮大团结奋斗基础的基本方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期始终有同和异的共同伴随和相互作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特别是，异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发展变化，在与同相互作用中，有的始终存在、不离不弃，有的逐渐淡去、最终消失，有的是“春风吹又生”，有的则由个别人变成一些人、部分人，由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变成不同政治观点。这些异，性质不同，程度各异，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体现自身特点，无关大局、无关宏旨的异，可以充分包容，但对那些与同不相容，甚至危害同的异，如果信马由缰，不去反对和斗争，任其发展，突破界限，就会对同构成威胁、造成危害，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因此，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还必须在存异的同时，对某些危害根本的异进行缩小和消除，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这就形成同和异矛盾运动的第二种基本实践方式：求同消异。
所谓求同消异，就是为了维护、保持和坚守共同的政治方向、政治目標和政治基础，对影响和危害它的不同思想认识、政治观点进行教育引导、思想交锋与和平斗争，从根本上加以缩小和消除，使其保持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之内，不再具有危害性、危险性和颠覆性。这种异，不是求同存异中的一般的思想认识、利益诉求、生活方式及自身特点的异，而是影响和危害共同政治基础的异。它不是不同观点，而是原则分歧；它不是价值取向，而是政治方向；它不是利益诉求，而是目标追求。这种异，与同的性质、同的根基、同的趋势是彼此对立、水火不容的，也是难以包容、不能包容的。否则，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和多党合作的解体。比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主联合战线，一度推进了革命事业蓬勃发展，但由于对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的反革命之异，担心采取坚决斗争会树敌过多或吓跑资产阶级而使自己孤立起来，一味妥协退让，最终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求同消异揭示了统一战线巩固壮大的一个重要规律：不能只要联合而不要斗争，也不能只要斗争而不要联合，而是又联合又斗争。毛泽东同志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十八年的实践经验做了总结，鲜明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看作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里所谓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又联合又斗争。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5]。因此，在求同的基础上消异，坚持又联合又斗争，实为统一战线巩固壮大之要旨。
求同消异的目的是巩固和增强政治基础、政治目标、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不是也绝不能搞“清一色”。消异说到底还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同，通过消除危害共同政治基础的异，更好地壮大革命力量，而不是削弱和孤立自己。比如，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既对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又积极团结国民党中的左派和中间势力，从而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通过斗争消除危害政治基础的异，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共同抗日的力量。如果把消异变成消除异己，搞“清一色”，就会从根本上削弱革命力量。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片面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可靠，从而在统一战线中排斥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果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最终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总结瑞金时代的“左”倾错误，指出：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情特别困难，结果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于“清一色”。 在巩固壮大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形势任务，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影响和危害根本的异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不同性质，也有不同程度，从而形成求同消异的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求同缩异。所谓缩异，就是从数量上减少，程度上降低，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消除。比如，关于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和必要性，不时出现“过时论”“边缘论”“麻烦论”“无关论”等不正确认识；多党合作中，盲目崇拜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把信仰宗教的群众打入另册，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当做新生资产阶级等。对此，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就会直接影响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坚持完善，必须通过教育引导逐步消除。但是，这些异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也没必要完全消除，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类似这些异将会不断产生，而且这些异只有到了一定数量和程度，才会对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和坚持完善多党合作制度造成严重影响。所以，对此类异不是完全消除、彻底根除，而是逐步减少、缩小或抑制，将其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
二是求同除异。所谓除异，就是要努力从根本上加以消除。这种异，虽然是个别的，但它是重大的，它直接破坏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根本改变统一战线的政治方向，必须坚决消除，尽最大努力将其限制在最低程度和范围之内。比如，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在大陆范围内，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大陆范围外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必须坚持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必须高举的两面旗帜。对涉及这些问题的异，必须毫不含糊地进行坚决斗争，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根除，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又如，在实施“一国两制”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对形形色色的“港独”“台独”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能纵容和姑息。但也要看到，这是讲的根除，主要强调的是异的危害性和对异的基本立场。在统一战线实践中，消异是一个不断出现和不断消解的过程，是一场长期的严肃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既不能轻视放任，又不能急于求成，而是明确态度、坚定立场、扎实工作和科学对待的有机结合。
求同消异的实践运用，关键是认识和把握好“度”。度可以是程度，是界限；也可以是原则，是策略。过犹不及，不到位、越位和错位同样有害。把握异的度，就是在消异中掌握好分寸，做到收缩自如、不温不火，充分展现辩证思维和政治智慧，力求达到恰到好处的境界。
一是把握性质上的“度”，做到消之有据。求同消异，并不是消所有的异，也不是消不正确的异，而是主要消危害共同政治基础、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异。这既是理由和界限，也是消异的度和根据。因为它危害团结奋斗的根基，不消除，统一战线就会破裂，但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消异，越过这个边界，就会犯错误、受损失。而且这种异会因不同时期、不地同域、不同对象而改变，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比如，在各民主党派接受“五一口号”之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异可以存而不论，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后，影响和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异则必须消除；在大陆范围内，对危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异，必须坚决消除，而对大陆范围外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和认识则可存而不论；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而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得信仰宗教则是政治纪律。要通过把握性质上的度，增强消异的合理性、必要性和针对性，切实防止该消的异没有下大力消、不该消的异则在乱消的现象发生。
二是把握程度上的“度”，做到消之有策。求同消异的实质是以斗争求团结，是一种和平的思想交锋和政治斗争，必须具有正确的原则和策略，斗而不破、争而有益，张弛有度、利于大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就提供了一个范例。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从而得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避免了“左”和右的错误，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基础。又如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既不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也不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而是尊重宗教存在长期性和社会作用两重性规律，弘扬积极因素，抵制和逐步消除消极因素，通过中国化的路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群众团结起来，共同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三要把握工作上的“度”，做到消之有方。求同消异的异，既具有内容上的重要性，还具有形式上的复杂性，要真正消除和根除谈何容易！这些异，有的是由其阶级、阶层属性决定的，有的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长期形成的，有的是社会思潮影响和敌对势力渗透所致，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密切相关，消异实际上是对人的政治思想改造。对此，必须采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灵活性；既不能掉以轻心，又不能操之过急。要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通过严肃认真、入情入理、春风化雨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逐步消除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差异。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多党合作中创造了一种“神仙会”的方式，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让民主党派成员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可见，求同消异，实质是通过对危害共同政治基础的异从根本上进行逐步消除而固本强基，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它体现了统一战线又联合又斗争的重要规律和以斗争求团结的辩证思维，是统一战线的巩固壮大之法。
四、求同求异：发挥根本职能作用的基本方式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就在于它具有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根本职能，能够为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动能。这种根本职能作用，既体现在政治共识的凝聚上，又体现在为共同事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上，还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和自身建设发挥独特作用上。这种根本职能作用的发挥，在不少方面和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异的作用实现的。比如，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在政权结构上就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清一色”，而必须吸收异于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人士参加。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时，就普遍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6]，从而开启了与党外人士在政权中合作共事的先河。又如，执政党和政府进行决策和制定政策中，不仅需要发挥党和政府的决策职能，还需要党外人士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和建议。这种意见建议，不仅要有赞同和支持的同，还要有不同意见的异，以起到完善和防错作用。因此，发挥统一战线的根本职能作用，必须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和深入发掘异的重要价值，运用异的特殊作用。这就形成同和异矛盾运动的第三种基本实践方式：求同求异。 求同求异的异，既不同于求同存异的无碍大局的异，也不同于求同消异的有害根基的异，而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建设性的异，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是同在更高层次上的升华。比如，在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结构中，有了党外人士这个异，就可以实现结构的优化，避免“清一色”的僵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有了非公有制经济这个异，就可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在科学民主决策中，有了不同意见这个异，就可以促进决策和政策的完善，减少和避免失误；在民主监督中，有了批评规过这个异，既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然，这种异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存在，可以随手拈来，而是蕴藏在统一战线的沃土之中，必须通过切实有效的方式去开发和激活。正因为如此，这个异才不是存，更不是消，而是求。
求同求异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求异，但这个异是与求同联系在一起的，不能离开同去求异，更不能违背同去求异，而是在有利于同的基础上去求异，是同统领异，异促进同。否则，这个异就失去了求的价值和意义。比如，深化改革，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提出各种不同的思路和方案，但这些不同的异，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同，有利于促进和发展这个同，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异就会成为必须消除的异。
根据统一战线发挥根本职能作用的范围和对异的实际需求，求同求异主要有三个维度：
一是在政治结构中求同求异。统一战线作为党与非党的联盟，最基本的体现就是合作共事。这种合作，既体现在共同推进事业发展上，还体现在国家政权和政治体制中，其显著特点就是目标上求同、结构中求异。比如，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各级政府和法院、检察院，作为我国政治协商机关的人民政协，领导机构和成员中都有党外人士，并在人大、政协的领导班子和常委、代表（委员）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既体现了人民政权的性质，也为实现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共同推进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使我国政治结构更趋合理和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是目标方向上求同、结构主体上求异的典型体现，执政党和参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具有不同的职能作用，从而构成了我国政党制度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效能。
二是在科学决策中求同求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关键是科学民主决策。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政党协商“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7]，成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一个必经程序和重要环节。科学民主决策过程中，既要有对决策正确内容赞成支持的同，还要有对有缺陷的地方进行完善改进的异。特别是在改革攻坚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挑战和风险时常面对，任何决策失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要把决策失误减少到最低限度，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必须集思广益，充分论证，比较择优。在这里，党和政府需要的不仅是赞成支持的同，更是不同角度、不同思路、不同观点、不同方式甚至反对、否定的意见，以在比较中择优、集智中更优。因此，无论是执政党和政府进行决策、制定政策，还是党外人士协商议政、建言献策，都要求同求异。
三是在民主监督中求同求异。民主监督是统一战线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人士的基本职能，也是当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窑洞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周期律的新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合作的基本方针中就有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进一步强调坚持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指出，要“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外监督，主要是“听到不同声音”；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提意见、作批评，实际上是“朋友间的规过”，是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完善、纠偏和防错。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它“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8]。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民主監督的价值，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如果民主监督中有同无异，没有不同意见和批评，这样的监督就形同虚设，没有任何意义。
求同求异的实践运用，关键是深刻认识和把握异的“值”。之所以要在求同中求异，就在于这个异蕴含着特殊的价值。它虽然异于同，但有利于同；虽然不招人爱，但有利于行。正因为如此，才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所以，求同求异，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异的特有价值，并以此为根据决定求与不求、如何去求。
一是把握异的民主价值。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一直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充分发扬民主。没有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就没有正确的前进方向；没有发扬民主，统一战线就不能广集众智众力。这个民主，就是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有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异。这既是人民政权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实行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这个民主，就是党外人士在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中充分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勇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异。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是集中正确意见的重要基础，对改进工作作风、推进事业发展大有益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鱼大水小”成为根据地建设中一个突出矛盾。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视，认为 “这个方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同志亲自找李鼎铭进一步征求意见，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中共中央把“精兵简政”列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将其推广到各个抗日根据地[9]。类似这种异，有利于发展人民民主、促进政治文明，不仅不能反对和限制，而且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支持。 二是把握异的优化价值。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中，择优和最佳是共同的目标追求。如何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择优。而比较的前提就是要有不同，要有研究决策的不同意见、制定政策的不同观点、推进工作的不同思路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有了这些异，才能提升同、优化同，使同增值。在筹备建立新中国过程中，我国的国旗、国歌、国名等都是吸收了党外人士的不同意见而臻于完善的。比如，关于国家名称，中共中央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小组会讨论中，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好。他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哪里会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况且民主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原意与人民相同。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了。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新中国的国名[10]。这些不同意见的异之所以被采纳，就在于它有道理，能够实现择优和更优。可见，异的价值就是能为择优创造条件，使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能够在比较中识优、从优、更优。
三是把握异的防错价值。防错和优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防止错误、避免失误，才能正确前进，才能更接近真理，也才有可能臻于至善。所以，领导和执政，发展和治理，决策和施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防错。防错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求同求异的异就是这种不同意见，就是能起到防错功能的异。这种异，既可以是事前的警示，也可以是实践中的纠偏；既可以让人保持清醒，也可以使人有所顾忌；既可以改进作风，也可以推进工作，从而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降低风险、少走弯路。比如，三峡工程最终顺利建成和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尊重和吸纳不同意见。毛泽东同志曾在林一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上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发〔1986〕15号）强调“要注意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正是由于对不同意見的吸纳，三峡工程建设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负面影响。这些反对的异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起到了防错、减少和降低风险的作用。对于这样的异，与其说是欢迎、接受，毋宁说是支持、鼓励。
以上说明，求同求异，就是以有利于同为原则，通过发掘和运用异的特殊价值，实现统一战线根本职能作用的最大化。它既是海纳百川的胸怀，更是领导治理的智慧，是彰显统一战线根本职能作用之方。
五、结 语
求同存异、求同消异、求同求异，构成了同和异矛盾运动的基本方式，也构成了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基本实践方式。
研究把握同和异的矛盾运动，关键是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异。异与同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既有利于同又有害于同。正是由于异的不同性质、程度和作用，才形成了求同存异中对异的包容、求同消异中对异的消除、求同求异中对异的利用。因此，在同和异的矛盾运动中，对异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辩证思考。否则，就没有同的形成和巩固，就没有统一战线职能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正确对待异是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精髓。
研究把握同和异的矛盾运动，还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利。这个利就是具有本原作用的利益。统一战线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从根本上讲就是维护、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中，无不蕴含着现实的利益因素。同和异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共同利益与具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对立统一。离开了利益，任何政治目标、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都显得苍白无力，同和异的矛盾运动将失去内在的动力。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同和异矛盾运动中的求同存异、求同消异、求同求异，就是这一规律作用于实践的基本方式。精通此中门道，就能使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切实贯彻落实到各领域统战工作之中，作用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之中，就能使统一战线工作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N].人民日报，2015-09-23（5）.
[2] 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EB/OL].（2017-01-16）[2017-01-20].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16/c_1120322705.htm.
[3]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208.
[4]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6-167.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71-572.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03.
[7]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EB/OL].（2015-12-10）[2017-01-18].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0/c_1117423452.htm.
[8]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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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罗广武.统一战线工作100例[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