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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最初的十七年，物质生活也许不那么称心，甚至还要饿肚子，但是精神上我们是充实的，十七年的文学是最丰裕的精神宝库，十七年文学最大的成就是长篇小说，小说是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同龄人的最爱。啊，我的十七年小说。
八十年代，个人与时代，均喘息稍定，我开始搜罗1966年以前出版的经典长篇小说，范围限定在我少年时代读过的。这里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好像最初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内部传出来的：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除了这顺口溜的八部经典小说，我自编了“三花一铁，新敌艳野。”“三花一铁”：《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铁道游击队》； “新敌艳野”：《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艳阳天》Ⅸ野火春风斗古城》。所谓经典小说，题材基本三大类：打仗的，革命的，农村的。除了上述这十几本，另有《上海的早晨》《小城春秋》《三家巷》《苦斗》《烈火金刚》(“二火”之一，另一“火”是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著《草原烽火》)，《李自成》《桥隆飙》《晋阳秋》等书。
当年有一批“三部曲”雄心的作家，可惜真正实现其宏伟目标的寥寥无几，即使最终成功的也是跨越了十年浩劫后实现的，前强后弱。如《红旗谱》的第二部叫《播火记》；《艳阳天》的下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预告的是四部，可我只看到了“互助组阶段”的第一部。欧阳山的“一代风流”是多部头的长篇小说，1966年前出了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在第一卷预告了以后的几卷是“苦斗”“庄严与无耻”“到延安去”“大地回春”。第二卷《苦斗》如期出版了，1966年以后出版了第三卷《柳暗花明》、第四卷《圣地》，第五卷《万年春》，好像完成了最初的所有预告，真是一个特例。
十七年的小说印象为何尤其深刻，是因为小说改编过电影，两种艺术形式互动互补，想忘都忘不掉。有的小说在当年的传媒利器——收音机里有个“长篇小说连续广播时间”，每天中午半小时，好像是12点半到1点。当年听收音机的这个节目颇似今日之电视连续剧，到点必听，落一次都觉得难受。我没有机会认识任何一位小说的作者，最接近的一回也只不过是见过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饰演者谢芳。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初恋，俩人漫步在海边，书里的文字是这样描述的“上弦的月亮已经弯在天边，除了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海边早已悄无人声，可是这两个年轻人还一同在海边的沙滩上徘徊着，谈说着。”走着走着，他俩坐在岩石上，余永泽深情地念起了诗，那景象太美了。后来我却在书里怎么也找不到余永泽念的那首诗(《青春之歌》第一版里余永泽没有念诗，第二版里念了，念的是海涅的诗)，这是咋回事?终于我在《电影“青春之歌”的分镜头剧本》那里找到了原诗——改成了雪莱的诗：
“喃喃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余永泽念诗时的表情真挚极了，是整个电影中最经典的镜头。
《新儿女英雄传》是我设定的十七年期限中最早的一本，这本书先是连载于《人民日报》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的文艺版，单行本第一版由海燕书店于1949年9月出版印行，作者是孔厥和袁静。郭沫若和谢觉哉分别作序——这么高的规格乃小说中唯一一例。这本书后来有多个版本，都是彦涵作的插图，每版的插图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谢觉哉的序不见了。作者孔厥、袁静是夫妇，可惜后来孔厥(1917～1966)因生活问题犯错误被开除党籍，并服刑数年。1957年在家写作，“文革”中投水自尽。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出《新儿女英雄传》，在“出版说明”中有一段话“小说的作者之——孔厥，后来由于道德堕落，为人民唾弃；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存在的价值。孔厥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实际参加过一定的劳动，因此仍然保存了原来的署名。”人文版的插图很写实，是彦涵重新画的，只是数量比之旧版少了许多，仅6幅，且均为正面人物的画面。《新儿女英雄传》1951年改编为电影，谢添饰演的张金龙我最爱看，李景波演的李六子亦好，正面人物不脸谱化，如果再晚十年拍成电影，不大会这么逼近原书。此书还有外文版，我也存有， 《新儿女英雄传》可说是我这个专题里版本最完全的一种，它们来自不同的旧书店，也不是一次买齐的，最远的一本是在上海旧书店淘到的，绝品，还是大32开本。海燕书店首版特难找，先找到的那本没封面，可我也当宝贝留着，拿它“聊胜于无”，直到前几天在旧书网买到一本带封面的，新旧并存，念其皆来之不易也。
经典小说收入语文课本也是能够传之久远的手段，又因为是经典小说片段，印象尤为深刻，比如《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买稻种”一节，好像当年上语文课是要求背诵的篇目，三根火柴找睡觉的地方，五分钱喝一碗汤面，描写得多细。几十年后，我在旧书摊淘得《创业史》后，马上寻找买稻种这段，似曾相识燕归来，那时的美文以今日眼光视之，颇多可笑之处，如“尽管饭铺的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钱的面汤，把风干的馍送进肚里去了。他更不因为人家笑他庄稼人带钱的方式，显得匆忙。相反，他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我们后来都知道党的威信何至于这么脆弱。
我个人发现的又一个规律，小说的初版本往往没有插图，插图本往往都是在小说受到欢迎以后出版社赶紧找人画的。 《新儿女英雄传》初版有插图，我想可能是原先在报纸上连载时就有了插图。《红岩》初版有插图，也许因为《红岩》的前身Ⅸ在烈火中永生》先就有了插图。《小城春秋》初版没插图，第二版有了阿老的插图。《红旗谱》刚开始的好几个版子都没插图。《苦菜花》《迎春花》的初版本都有插图。《烈火金刚》好像一直就没出过插图本。我不想改正这个“好像”，因为在我自以为对十七年小说的知识高高在上之时，前几天某旧书网站拍卖一本精装《烈火金刚》，是有插图的，这情景太像法国影片《老枪》里的一个镜头了；也像《第比利斯地下印刷厂》的描述，好玩啊。我拼了老本，拍下了这本带插图的“金刚”，同时也创下了十七年小说拍卖价格的新高。
《创业史》很可惜没有插图，好在这点遗憾在外文版的《创业史》里得以小补，是阿老的插图，素描人物像，真是画得好，我的作法是，多买一本，把其中一本里的插图割下来，放到中文版相应的页码里。我说没插图是指1966年之前的，1977年新版的《创业史》有了蔡亮的插图，插的方式是卧图，小幅， 没有占整页的，计景物画4幅，人物画7幅。《铁道游击队》我也是这么干的。《青春之歌》我亦如法炮制，后来在旧书网拍到一本带插图的《青春之歌》，那本假插图本变为了过去。插图艺术，我们是有优良而悠久的传统，郑振铎是收集古小说插图本的先行者。有藏书家称“版画和插图也是一大热点，一旦书中有几幅图，拍卖目录上必然要点清数目，郑重说明。”(林夕《古书市今昔》)我们如此，外国人也如此，董桥说他在英国猎书“我向那位粗眉大胡子的店主开价钱，他把书抢过去翻来翻去看一下说，这他妈的书没图画，给他妈的五十个便士算了。”鲁迅也说过“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文学之不足。”
《林海雪原》是我少年时代最爱读，也是读得最细的一本小说，从头到尾都读了，几乎每个细节都记忆至今。贫困的少年时代再已不回来了，我现在的年龄四倍于年少时耳，真是可怕之极，不堪回首，那又能怎么样，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下去，直到永久黑暗的尽头。我记不得当年是从谁的手里借来这本小说读的，是先看的小人书还是直接读的原著，无从忆起，更记不得看的是哪一版的《林海雪原》，封面是什么样，一切都渺无线索。直到有一天，在潘家园旧书摊，老柯得到一册老版《林海雪原》，竟然还是带插图的，我才如梦方醒——这书找起来远非易事。更早一些时候，我在隆福寺修绠堂一块钱买了一本很破的，感觉就是这事先起个头。接下来又得了几本——当然必须是老版的了。近来又得知这书除了已有的两种封面以外，还有一种灰茫茫画得很满的封面，三种比较，灰而满这种最有味道——它将林海的莽苍感置于雪原的广袤感之上，尤获我心。另外两种，一种突出雪原，另一种持平均主义最不好看。待我诚心实意寻找这第三种封面的时候，它好像消失了，它是初版本的封面，可是老柯说插图本不在初版里，是在一个小32开本里，它藏的很隐蔽，只有在外文版此书里能看到。前些年终于得此书初版本，封面就是我想要的，可惜书品有点问题，另装了个硬壳，书面少了垂直的一厘米的边，书脊也看不到。先有了再说，以此为起点，插图本会找到的，比这本书品好的也会找到的，但愿这一天不要来的太迟。
初版的概念在小说的出版上尤为混乱， “初版”往往不能等同于“第一版”。举个例子，手边有精装本《红日》，版权页注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北京第一版195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它是《红日》的“初版书”吗?不是，它只是人文社的“第一版第一印”而已，《红日》的初版应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第一版” (1962年《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
还有就是《红旗谱》，我先得一精装本，版权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8年1月北京第1版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1-52000(内精装本15500册)”，这样的著录该确定无疑是1版l印的初版书了吧?又不对了，近日我高价得一册平装本《红旗谱》，版权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1-52000内精装本(15500册)”。比之精装初版时间提前了2个月，也就是说1957年11月应该是《红旗谱》初版的日期，而1958年1月有可能是精装本初版的日期，因为两者的印数太一致了，故我有此判断。《红旗谱》后来的本子我存有四五种(1959年9月的，1959年10月的，1962年8月的)，均于版权页著录“1958年1月北京第l版”，我就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初版本，直到1957年11月这本的出现，才打破了真实的谎言。
1949年以前，版次与印次区分得不甚严格，这是藏书时应该注意的。那时印书，无论内容改动与否，每印一次，即算作一版，所以有些书的重版本与初版本在内容上无丝毫区别。1954年国家出版总署颁布《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将版次与印次分开。版次是用以统计版本内容的重要变更的；凡图书第1次出版的称第1版或初版(也有称首版的)，内容经过较大增删后出版的称第2版，以下类推。图书重印时，内容如无改动或仅有少量改动的不作为再版，即不作版次的变更。同一图书改换书名，开本，版式，装订，封面，出版者，亦不作版次的变更。
由于上述规定，造成了可以有N个初版《红日》的滑稽情形。五六十年代，有的出版社的作法还稍好，它会在版权页上标明它的第一版仅是它社的第一版，在此之前哪个社哪一年还出过第一版等等，一五一十交代干净，或注明是租的某某社的纸型。像规定中说的“书名”“出版者”都改换了仍“不作版次的变更”，太具欺骗性了，其结果就是使读者多花钱花冤枉钱。
出过许多经典小说的某大出版社，散出过许多他们不看重的资料，随便就当废纸卖了，书贩的嗅觉多敏锐啊，收购上来，立即变废为宝，有些小说的封面画和插图的原稿竟被书贩们送到拍卖公司，这里有黄新波的《苦斗》封面设计草稿(木刻)，王荣宪《青春之歌》封面底稿(水墨画)，古一舟《林海雪原》封面及插图原稿(水墨)，柳成荫(原名沈荣祥)《汾水长流》，《铁流》封面(水墨)，彦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木刻)，估价大致每幅三四千元。
旧书货源日渐枯竭是书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这是任何商品都存在的“物稀为贵”的本性，是人尽皆知的道理，只不过旧书的商品属性从未像今天这么显明。此外，还有两个大原因促成书价一路走高，一个是藏书人群的迅猛发展，版本知识的普遍提高，旧书价原来是传统的品种涨，时至今日，不论新旧不论古今是书就有人群收集就有人肯出钱，普涨，几无死角。听也没听说过的八十年代出版的“网格本”外国名著小说，能卖到几百元上千元，你不理解就说明你跟不上时代了。十七年经典小说的收集，已蔚然成风，《山乡巨变》精装护封本卖到一千元，“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早期版本，品相好的，出价凶猛的大有人在，本人渐渐招架不住也。
我上初中时读过《桥隆飙》，吾家贫，从未买过小说，这本是跟同院一同龄女孩借的，她家住北房，是全院经济条件最好的。查旧日记：“晴，下午看曲波写的小说《桥隆飙》，没瞅完，让王瑛拿回去了。”初中时我的作文在班上数一数二，读小说最注意的就是好词好句子，当然这是当年的标准，现在觉得那些太是“新八股”了。可当年就是喜欢的不得了，觉得曲波能造出这么美的句子，真了不起。像书的一开头：
“强虏八寇，国贼横行；河山涂炭，天下混乱。国土片片沦丧，同胞重重苦难，伟大的祖国整个在动荡!一九三七年过去了，又跨进了一九三八年。
战战战，杀出了多少英雄好汉!
降降降，滚出了多少奸臣贼子!
贪贪贪，多少民族败类，专发国难财!
逃逃逃，多少将军显宦，抱头鼠窜!
五千年的古国，谁主沉浮?亿万里 的江山，谁定兴衰?” 有一个创作规律，似乎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打破，尤其是十七年成名的那些作家，概莫能外，——第二部小说的质量总超不过第一部，曲波如此，杨沫如此，梁斌也如此，除非是那些只写一部见好就收的“一本书作家”。
《桥隆飙》曾被禁过，有印好之后被销毁的遭遇。许觉民在2002年《痛悼韦君宜》中回忆：“她(韦君宜)调来出版社时，同时调来了作协下属单位的一些人，其中有一名编辑，文化水平虽不高，却极有能量，说话常凌驾于韦君宜之上，看样子是个隐性领导，韦君宜是很怕他的。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长篇小说《桥隆飙》，内容是写抗日战争年代的一支民间游击队，首领名桥隆飙，这支队伍神出鬼没，弄得鬼子兵昼夜不宁。这支游击队以后为八路军所收编，但桥隆飙有时仍有些我行我素。此书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此书要销毁，理由是主人公不服从党的领导，有损于党的形象。他到韦君宜那边去力陈利害，韦无计，把我叫去一起商量。我把小说全部看完后认为无妨，桥隆飙之被收编，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部队有些自作主张，正说明其成为真正的八路军还有待于不断地进行教育，而且在小说中八路军正是这样耐心地做的，这也正是表现了小说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料那位隐性领导仍不以为然，声嘶力竭地要销毁此书，我说完后就怫然而走。以后知道，韦君宜还是听了他的，将印好的书全部销毁。”
至于《桥隆飙》禁没禁干净?销毁的彻底不彻底?大可怀疑。当年就读到过，可见有漏网之鱼。这几年淘旧书，书友中就有淘到过此书的经历。但此书存世甚少，也是事实，十几年来我只见到过一本。再见就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个月见过一本，还是精装的，争拍的尤为激烈，最终905元被山东一书友竞得。有心的贩书朋友居然又淘到一本《桥隆飙》，第一时间问我要不要，精装，十品书，崭崭新，十成新的书页泛着一点儿旧色——四十年寒暑的印记。光书缘好不成，还得维住人缘，这样人家得到书才能想着先告诉你。《桥隆飙》现在我家，仿佛四十年前的少年读书场景回放。
值得单捏出来一说的还有《红旗谱》，这书从初版到插图版再到精装本到外文版，我也几乎收齐了。插图本有两种，一是大画家黄胄画的插图，另一位也姓黄，黄润华，名头稍小，以插图的角度而论，两位风格各异，黄润华画的多为场景，配合着故事情节；黄胄则是一幅一幅人物形象图，有古小说人物绣像的味道，不同的是黄胄的绣像是浓墨重彩，因而看得出意识形态对创作的影响，正面人物都是带彩的，且一人一图或两人一图；画到“冯兰池、冯贵堂、李德才、刘二卯”，待遇就改为四个人挤一张图上了，冯贵堂还是个后脑勺，画面的颜色也只是黑白两色了。我一直认为冯兰池和《暴风骤雨》里的韩老六，是写得最出彩的大地主形象，冯兰池比韩老六又胜一筹。《红旗谱》里有一段描写是这样的“冯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村乡里传说，冯家是明朝手里财主，这座宅院也是在明朝时代，用又大又厚的古砖修造起来。经过二百年以上风雨的淋晒，门窗糟朽了，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瓦房，有过厅，有木厦。飞檐倾塌了，檐瓦也脱落下来，墙山挺厚，门窗挺笨，墙面上长出青色的莓苔。青苔经过腐蚀，贴在墙上，像一片片黑斑。一进冯家大院，你就闻着腐木和青苔的气息。据说，冯家大院里有像猫一样大的老鼠，有一扁担长的花蛇，把那座古老的房舍，钻成一个洞一个洞的。院里一把老藤萝，缠在红荆树上，老藤长得挺旺盛，倒把红荆树给缠黄了。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遮得满院子荫暗。大瓦房的窗格棂挺窄挺密，屋子里黑古隆冬的。但是，这样的房子，冯老兰却住惯了。他就是成天价钻在这大瓦房里，晴天白日点起油灯，写账簿，打算盘。”我是在四合院里长大的，我老是想象冯家大院是什么样，后来朱老忠他们没太费劲地攻陷此院，这已是《播火记》里的事了，有些描写是前面未预留伏笔的“当冯贵堂带领家丁们在村边作战的时候，冯老兰早在家里做好了准备：穿上送终的绸缎衣裳，穿上一双缎子靴，戴上送终的缎子帽盔，红疙瘩。把两条子弹袋挎在身上，手里提了盒子(枪)，踩着扶梯上了屋顶。冯家大院，平时就有作战的准备，屋檐都修上掩体和枪眼，房与房之间，修上天桥，冯老兰从这座屋顶走到那座屋顶，查看工事。”
写小说在当年竟成了招祸之事，有的作家竟为此送了命。近日因浩然逝世引发了一些并无新意的议论。我找出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重读，看到了过去读时并无注意的一段——杨毓珉告诉笔者：“回北京后，在梅兰芳故居继续修改《红岩》，由徐怀中当组长，把原作者罗、杨也调来了，代表江青抓戏的是部队作家李英儒。有一天江青突然不让搞《红岩》，不知为什么。后来江青透了一句： ‘我问了别人，渣滓洞防范得那么严，能够越狱吗?’罗广斌‘文革’中整死了。再后来，江青指定改编《敌后武工队》，也把原作者冯志调来。创作组解散后，冯志回家没几天也整死了。 (1998年6月19日口述)”《敌后武工队》是我非常爱读的小说，每天不落地听“小说连续广播”，许多细节记得太熟了。冯志的死是这么死的，我才知道。无论如何，十七年所产生的经典小说，伴随我成长，带给我文学的营养，每每忆及，总是温馨的情绪。
八十年代，个人与时代，均喘息稍定，我开始搜罗1966年以前出版的经典长篇小说，范围限定在我少年时代读过的。这里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好像最初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内部传出来的：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除了这顺口溜的八部经典小说，我自编了“三花一铁，新敌艳野。”“三花一铁”：《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铁道游击队》； “新敌艳野”：《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艳阳天》Ⅸ野火春风斗古城》。所谓经典小说，题材基本三大类：打仗的，革命的，农村的。除了上述这十几本，另有《上海的早晨》《小城春秋》《三家巷》《苦斗》《烈火金刚》(“二火”之一，另一“火”是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著《草原烽火》)，《李自成》《桥隆飙》《晋阳秋》等书。
当年有一批“三部曲”雄心的作家，可惜真正实现其宏伟目标的寥寥无几，即使最终成功的也是跨越了十年浩劫后实现的，前强后弱。如《红旗谱》的第二部叫《播火记》；《艳阳天》的下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预告的是四部，可我只看到了“互助组阶段”的第一部。欧阳山的“一代风流”是多部头的长篇小说，1966年前出了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在第一卷预告了以后的几卷是“苦斗”“庄严与无耻”“到延安去”“大地回春”。第二卷《苦斗》如期出版了，1966年以后出版了第三卷《柳暗花明》、第四卷《圣地》，第五卷《万年春》，好像完成了最初的所有预告，真是一个特例。
十七年的小说印象为何尤其深刻，是因为小说改编过电影，两种艺术形式互动互补，想忘都忘不掉。有的小说在当年的传媒利器——收音机里有个“长篇小说连续广播时间”，每天中午半小时，好像是12点半到1点。当年听收音机的这个节目颇似今日之电视连续剧，到点必听，落一次都觉得难受。我没有机会认识任何一位小说的作者，最接近的一回也只不过是见过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饰演者谢芳。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初恋，俩人漫步在海边，书里的文字是这样描述的“上弦的月亮已经弯在天边，除了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海边早已悄无人声，可是这两个年轻人还一同在海边的沙滩上徘徊着，谈说着。”走着走着，他俩坐在岩石上，余永泽深情地念起了诗，那景象太美了。后来我却在书里怎么也找不到余永泽念的那首诗(《青春之歌》第一版里余永泽没有念诗，第二版里念了，念的是海涅的诗)，这是咋回事?终于我在《电影“青春之歌”的分镜头剧本》那里找到了原诗——改成了雪莱的诗：
“喃喃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余永泽念诗时的表情真挚极了，是整个电影中最经典的镜头。
《新儿女英雄传》是我设定的十七年期限中最早的一本，这本书先是连载于《人民日报》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的文艺版，单行本第一版由海燕书店于1949年9月出版印行，作者是孔厥和袁静。郭沫若和谢觉哉分别作序——这么高的规格乃小说中唯一一例。这本书后来有多个版本，都是彦涵作的插图，每版的插图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谢觉哉的序不见了。作者孔厥、袁静是夫妇，可惜后来孔厥(1917～1966)因生活问题犯错误被开除党籍，并服刑数年。1957年在家写作，“文革”中投水自尽。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出《新儿女英雄传》，在“出版说明”中有一段话“小说的作者之——孔厥，后来由于道德堕落，为人民唾弃；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存在的价值。孔厥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实际参加过一定的劳动，因此仍然保存了原来的署名。”人文版的插图很写实，是彦涵重新画的，只是数量比之旧版少了许多，仅6幅，且均为正面人物的画面。《新儿女英雄传》1951年改编为电影，谢添饰演的张金龙我最爱看，李景波演的李六子亦好，正面人物不脸谱化，如果再晚十年拍成电影，不大会这么逼近原书。此书还有外文版，我也存有， 《新儿女英雄传》可说是我这个专题里版本最完全的一种，它们来自不同的旧书店，也不是一次买齐的，最远的一本是在上海旧书店淘到的，绝品，还是大32开本。海燕书店首版特难找，先找到的那本没封面，可我也当宝贝留着，拿它“聊胜于无”，直到前几天在旧书网买到一本带封面的，新旧并存，念其皆来之不易也。
经典小说收入语文课本也是能够传之久远的手段，又因为是经典小说片段，印象尤为深刻，比如《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买稻种”一节，好像当年上语文课是要求背诵的篇目，三根火柴找睡觉的地方，五分钱喝一碗汤面，描写得多细。几十年后，我在旧书摊淘得《创业史》后，马上寻找买稻种这段，似曾相识燕归来，那时的美文以今日眼光视之，颇多可笑之处，如“尽管饭铺的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钱的面汤，把风干的馍送进肚里去了。他更不因为人家笑他庄稼人带钱的方式，显得匆忙。相反，他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我们后来都知道党的威信何至于这么脆弱。
我个人发现的又一个规律，小说的初版本往往没有插图，插图本往往都是在小说受到欢迎以后出版社赶紧找人画的。 《新儿女英雄传》初版有插图，我想可能是原先在报纸上连载时就有了插图。《红岩》初版有插图，也许因为《红岩》的前身Ⅸ在烈火中永生》先就有了插图。《小城春秋》初版没插图，第二版有了阿老的插图。《红旗谱》刚开始的好几个版子都没插图。《苦菜花》《迎春花》的初版本都有插图。《烈火金刚》好像一直就没出过插图本。我不想改正这个“好像”，因为在我自以为对十七年小说的知识高高在上之时，前几天某旧书网站拍卖一本精装《烈火金刚》，是有插图的，这情景太像法国影片《老枪》里的一个镜头了；也像《第比利斯地下印刷厂》的描述，好玩啊。我拼了老本，拍下了这本带插图的“金刚”，同时也创下了十七年小说拍卖价格的新高。
《创业史》很可惜没有插图，好在这点遗憾在外文版的《创业史》里得以小补，是阿老的插图，素描人物像，真是画得好，我的作法是，多买一本，把其中一本里的插图割下来，放到中文版相应的页码里。我说没插图是指1966年之前的，1977年新版的《创业史》有了蔡亮的插图，插的方式是卧图，小幅， 没有占整页的，计景物画4幅，人物画7幅。《铁道游击队》我也是这么干的。《青春之歌》我亦如法炮制，后来在旧书网拍到一本带插图的《青春之歌》，那本假插图本变为了过去。插图艺术，我们是有优良而悠久的传统，郑振铎是收集古小说插图本的先行者。有藏书家称“版画和插图也是一大热点，一旦书中有几幅图，拍卖目录上必然要点清数目，郑重说明。”(林夕《古书市今昔》)我们如此，外国人也如此，董桥说他在英国猎书“我向那位粗眉大胡子的店主开价钱，他把书抢过去翻来翻去看一下说，这他妈的书没图画，给他妈的五十个便士算了。”鲁迅也说过“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文学之不足。”
《林海雪原》是我少年时代最爱读，也是读得最细的一本小说，从头到尾都读了，几乎每个细节都记忆至今。贫困的少年时代再已不回来了，我现在的年龄四倍于年少时耳，真是可怕之极，不堪回首，那又能怎么样，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下去，直到永久黑暗的尽头。我记不得当年是从谁的手里借来这本小说读的，是先看的小人书还是直接读的原著，无从忆起，更记不得看的是哪一版的《林海雪原》，封面是什么样，一切都渺无线索。直到有一天，在潘家园旧书摊，老柯得到一册老版《林海雪原》，竟然还是带插图的，我才如梦方醒——这书找起来远非易事。更早一些时候，我在隆福寺修绠堂一块钱买了一本很破的，感觉就是这事先起个头。接下来又得了几本——当然必须是老版的了。近来又得知这书除了已有的两种封面以外，还有一种灰茫茫画得很满的封面，三种比较，灰而满这种最有味道——它将林海的莽苍感置于雪原的广袤感之上，尤获我心。另外两种，一种突出雪原，另一种持平均主义最不好看。待我诚心实意寻找这第三种封面的时候，它好像消失了，它是初版本的封面，可是老柯说插图本不在初版里，是在一个小32开本里，它藏的很隐蔽，只有在外文版此书里能看到。前些年终于得此书初版本，封面就是我想要的，可惜书品有点问题，另装了个硬壳，书面少了垂直的一厘米的边，书脊也看不到。先有了再说，以此为起点，插图本会找到的，比这本书品好的也会找到的，但愿这一天不要来的太迟。
初版的概念在小说的出版上尤为混乱， “初版”往往不能等同于“第一版”。举个例子，手边有精装本《红日》，版权页注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北京第一版195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它是《红日》的“初版书”吗?不是，它只是人文社的“第一版第一印”而已，《红日》的初版应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第一版” (1962年《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
还有就是《红旗谱》，我先得一精装本，版权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8年1月北京第1版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1-52000(内精装本15500册)”，这样的著录该确定无疑是1版l印的初版书了吧?又不对了，近日我高价得一册平装本《红旗谱》，版权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1-52000内精装本(15500册)”。比之精装初版时间提前了2个月，也就是说1957年11月应该是《红旗谱》初版的日期，而1958年1月有可能是精装本初版的日期，因为两者的印数太一致了，故我有此判断。《红旗谱》后来的本子我存有四五种(1959年9月的，1959年10月的，1962年8月的)，均于版权页著录“1958年1月北京第l版”，我就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初版本，直到1957年11月这本的出现，才打破了真实的谎言。
1949年以前，版次与印次区分得不甚严格，这是藏书时应该注意的。那时印书，无论内容改动与否，每印一次，即算作一版，所以有些书的重版本与初版本在内容上无丝毫区别。1954年国家出版总署颁布《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将版次与印次分开。版次是用以统计版本内容的重要变更的；凡图书第1次出版的称第1版或初版(也有称首版的)，内容经过较大增删后出版的称第2版，以下类推。图书重印时，内容如无改动或仅有少量改动的不作为再版，即不作版次的变更。同一图书改换书名，开本，版式，装订，封面，出版者，亦不作版次的变更。
由于上述规定，造成了可以有N个初版《红日》的滑稽情形。五六十年代，有的出版社的作法还稍好，它会在版权页上标明它的第一版仅是它社的第一版，在此之前哪个社哪一年还出过第一版等等，一五一十交代干净，或注明是租的某某社的纸型。像规定中说的“书名”“出版者”都改换了仍“不作版次的变更”，太具欺骗性了，其结果就是使读者多花钱花冤枉钱。
出过许多经典小说的某大出版社，散出过许多他们不看重的资料，随便就当废纸卖了，书贩的嗅觉多敏锐啊，收购上来，立即变废为宝，有些小说的封面画和插图的原稿竟被书贩们送到拍卖公司，这里有黄新波的《苦斗》封面设计草稿(木刻)，王荣宪《青春之歌》封面底稿(水墨画)，古一舟《林海雪原》封面及插图原稿(水墨)，柳成荫(原名沈荣祥)《汾水长流》，《铁流》封面(水墨)，彦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木刻)，估价大致每幅三四千元。
旧书货源日渐枯竭是书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这是任何商品都存在的“物稀为贵”的本性，是人尽皆知的道理，只不过旧书的商品属性从未像今天这么显明。此外，还有两个大原因促成书价一路走高，一个是藏书人群的迅猛发展，版本知识的普遍提高，旧书价原来是传统的品种涨，时至今日，不论新旧不论古今是书就有人群收集就有人肯出钱，普涨，几无死角。听也没听说过的八十年代出版的“网格本”外国名著小说，能卖到几百元上千元，你不理解就说明你跟不上时代了。十七年经典小说的收集，已蔚然成风，《山乡巨变》精装护封本卖到一千元，“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早期版本，品相好的，出价凶猛的大有人在，本人渐渐招架不住也。
我上初中时读过《桥隆飙》，吾家贫，从未买过小说，这本是跟同院一同龄女孩借的，她家住北房，是全院经济条件最好的。查旧日记：“晴，下午看曲波写的小说《桥隆飙》，没瞅完，让王瑛拿回去了。”初中时我的作文在班上数一数二，读小说最注意的就是好词好句子，当然这是当年的标准，现在觉得那些太是“新八股”了。可当年就是喜欢的不得了，觉得曲波能造出这么美的句子，真了不起。像书的一开头：
“强虏八寇，国贼横行；河山涂炭，天下混乱。国土片片沦丧，同胞重重苦难，伟大的祖国整个在动荡!一九三七年过去了，又跨进了一九三八年。
战战战，杀出了多少英雄好汉!
降降降，滚出了多少奸臣贼子!
贪贪贪，多少民族败类，专发国难财!
逃逃逃，多少将军显宦，抱头鼠窜!
五千年的古国，谁主沉浮?亿万里 的江山，谁定兴衰?” 有一个创作规律，似乎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打破，尤其是十七年成名的那些作家，概莫能外，——第二部小说的质量总超不过第一部，曲波如此，杨沫如此，梁斌也如此，除非是那些只写一部见好就收的“一本书作家”。
《桥隆飙》曾被禁过，有印好之后被销毁的遭遇。许觉民在2002年《痛悼韦君宜》中回忆：“她(韦君宜)调来出版社时，同时调来了作协下属单位的一些人，其中有一名编辑，文化水平虽不高，却极有能量，说话常凌驾于韦君宜之上，看样子是个隐性领导，韦君宜是很怕他的。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长篇小说《桥隆飙》，内容是写抗日战争年代的一支民间游击队，首领名桥隆飙，这支队伍神出鬼没，弄得鬼子兵昼夜不宁。这支游击队以后为八路军所收编，但桥隆飙有时仍有些我行我素。此书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此书要销毁，理由是主人公不服从党的领导，有损于党的形象。他到韦君宜那边去力陈利害，韦无计，把我叫去一起商量。我把小说全部看完后认为无妨，桥隆飙之被收编，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部队有些自作主张，正说明其成为真正的八路军还有待于不断地进行教育，而且在小说中八路军正是这样耐心地做的，这也正是表现了小说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料那位隐性领导仍不以为然，声嘶力竭地要销毁此书，我说完后就怫然而走。以后知道，韦君宜还是听了他的，将印好的书全部销毁。”
至于《桥隆飙》禁没禁干净?销毁的彻底不彻底?大可怀疑。当年就读到过，可见有漏网之鱼。这几年淘旧书，书友中就有淘到过此书的经历。但此书存世甚少，也是事实，十几年来我只见到过一本。再见就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个月见过一本，还是精装的，争拍的尤为激烈，最终905元被山东一书友竞得。有心的贩书朋友居然又淘到一本《桥隆飙》，第一时间问我要不要，精装，十品书，崭崭新，十成新的书页泛着一点儿旧色——四十年寒暑的印记。光书缘好不成，还得维住人缘，这样人家得到书才能想着先告诉你。《桥隆飙》现在我家，仿佛四十年前的少年读书场景回放。
值得单捏出来一说的还有《红旗谱》，这书从初版到插图版再到精装本到外文版，我也几乎收齐了。插图本有两种，一是大画家黄胄画的插图，另一位也姓黄，黄润华，名头稍小，以插图的角度而论，两位风格各异，黄润华画的多为场景，配合着故事情节；黄胄则是一幅一幅人物形象图，有古小说人物绣像的味道，不同的是黄胄的绣像是浓墨重彩，因而看得出意识形态对创作的影响，正面人物都是带彩的，且一人一图或两人一图；画到“冯兰池、冯贵堂、李德才、刘二卯”，待遇就改为四个人挤一张图上了，冯贵堂还是个后脑勺，画面的颜色也只是黑白两色了。我一直认为冯兰池和《暴风骤雨》里的韩老六，是写得最出彩的大地主形象，冯兰池比韩老六又胜一筹。《红旗谱》里有一段描写是这样的“冯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村乡里传说，冯家是明朝手里财主，这座宅院也是在明朝时代，用又大又厚的古砖修造起来。经过二百年以上风雨的淋晒，门窗糟朽了，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瓦房，有过厅，有木厦。飞檐倾塌了，檐瓦也脱落下来，墙山挺厚，门窗挺笨，墙面上长出青色的莓苔。青苔经过腐蚀，贴在墙上，像一片片黑斑。一进冯家大院，你就闻着腐木和青苔的气息。据说，冯家大院里有像猫一样大的老鼠，有一扁担长的花蛇，把那座古老的房舍，钻成一个洞一个洞的。院里一把老藤萝，缠在红荆树上，老藤长得挺旺盛，倒把红荆树给缠黄了。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遮得满院子荫暗。大瓦房的窗格棂挺窄挺密，屋子里黑古隆冬的。但是，这样的房子，冯老兰却住惯了。他就是成天价钻在这大瓦房里，晴天白日点起油灯，写账簿，打算盘。”我是在四合院里长大的，我老是想象冯家大院是什么样，后来朱老忠他们没太费劲地攻陷此院，这已是《播火记》里的事了，有些描写是前面未预留伏笔的“当冯贵堂带领家丁们在村边作战的时候，冯老兰早在家里做好了准备：穿上送终的绸缎衣裳，穿上一双缎子靴，戴上送终的缎子帽盔，红疙瘩。把两条子弹袋挎在身上，手里提了盒子(枪)，踩着扶梯上了屋顶。冯家大院，平时就有作战的准备，屋檐都修上掩体和枪眼，房与房之间，修上天桥，冯老兰从这座屋顶走到那座屋顶，查看工事。”
写小说在当年竟成了招祸之事，有的作家竟为此送了命。近日因浩然逝世引发了一些并无新意的议论。我找出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重读，看到了过去读时并无注意的一段——杨毓珉告诉笔者：“回北京后，在梅兰芳故居继续修改《红岩》，由徐怀中当组长，把原作者罗、杨也调来了，代表江青抓戏的是部队作家李英儒。有一天江青突然不让搞《红岩》，不知为什么。后来江青透了一句： ‘我问了别人，渣滓洞防范得那么严，能够越狱吗?’罗广斌‘文革’中整死了。再后来，江青指定改编《敌后武工队》，也把原作者冯志调来。创作组解散后，冯志回家没几天也整死了。 (1998年6月19日口述)”《敌后武工队》是我非常爱读的小说，每天不落地听“小说连续广播”，许多细节记得太熟了。冯志的死是这么死的，我才知道。无论如何，十七年所产生的经典小说，伴随我成长，带给我文学的营养，每每忆及，总是温馨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