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哲人拉比希勒尔（Rabbi Hillel）曾对个人和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之间错综复杂又自相矛盾的关系做过精辟的描述。他说：“如果我不为我自己的话，那么谁为我呢？并且，如果我不为其他人的话，那么我是谁呢？同时，如果不是在现在，那么会是在什么时候呢？”这里，通过三个连续的句子，我们了解到了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社会良知和社会行为之间紧张关系的本质。
　　我在这里要以理性的观点，或者要特别指出，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讨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一个经济学家被培养成这样的人：认为他既是自己理性的护卫者，又是他人理性的归属者，同时还是这个社会的理性的指导者。这正是我将要扮演的角色。
　　为什么要有集体行为呢？为什么有组成社会的需要，或者至少有让社会发挥重要经济作用的需要？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它是因为集体行为能够扩张个人的理性范围。集体行为是一种实现力量的手段，是一种个人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这个观点初看起来平庸，对经济学家来说不值一提。然而，那些要从集体组织中寻求更深的情感满足的人不一定同意这些观点。很久以前，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说：“骑士时代过去了。接下来的是诡辩家、精于计算者和经济学家的时代，欧洲的辉煌永远消失了。”
　　相当干涩和深奥的得失计算不能带来巨大的热情。它不能对困难的问题带来魔术般的解决方法。真正理性地在一般层次和特定环境中讨论集体行为一定是复杂的，并且更为糟糕的是，它一定是不完全的和无法被讲清楚的；毕竟，理性是与手段和目的以及它们的关系有关。理性没有特别指出目的是什么，它只是让我们知道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一致或者不协调。所以，最终说来，任何关于价值的讨论必然暂时基于未被分析的假定之上。当我们想从被认为是更深的层次上来寻找一种价值观的合理性时，就存在一种无限的倒退。
　　让我来简略地勾画出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社会的或个人的选择问题的。实际上，我们看见的是价值和机会这两种力量的对立、紧张和动态平衡的关系。一方面，个体有各种方面或各种层次的目标——从物质消费的目标到我们通常认为的更高尚的目标。但是，实现大部分目标的可能性被内在地加以限制了，个人必须从他所能得到的机会中选择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的价值的机会。
　　这里，经济学家的作用有时并不令人愉快。这可能不完全是偶然的——虽然有些不公平。卡莱尔（T. Carlyle）指出，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是“令人沮丧的科学”的实践者。我们经常不得不指出对我们的机会的限制。我们不得不说：“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更糟糕的是，我们必须经常指出经济体系天生就是复杂的。容易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表面上也许是实现某种被期待的价值的显而易见的方法，而实际上，它可能经常通向它的对立面。
　　比如，许多主张大幅度增加最低工资标准的建议。当然，我们希望对工资水平的较低端进行收入再分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显而易见的做法就是增加工资。经济学家认识到，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经济体系会对那个政策做出反应，而不会被动地接受它。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失业队伍的增加，这是一个比低工资更糟糕的结果。
　　当然，指出局限性并不是经济学家扮演的惟一的角色，它是专家都能扮演的具有普遍性的角色。的确，在很多其他领域，显而易见的步骤并不一定是必然的有效步骤。比如，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方法是简单地通过现有的各种渠道向教育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个方法收效甚微。
　　即使是在单独的个体层面上也会出现价值和机会的问题，这种单独的个体甚至包括与世隔绝的猎人或者农夫，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也不得不面对这种选择问题。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社会组织中人际关系的作用。
　　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这一点是清楚的——为了我们共同的发展，人际关系作为我们集体性组织的一部分是必需的。虽然有更多的理由，但是至少有两个理由说明，我们需要人际关系。一个理由是，社会的基本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在供给上是有限的；另一个理由是，实现非此即彼的价值，或者为了满足这些价值而寻找非此即彼的活动的尝试，意味着对这些稀缺资源的竞争。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行事，就不能选择以另外的方式行事。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体系来调解这种竞争，无论它是一个市场还是一个权威性的分配体系。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为了规范资源的竞争和将其配置于不同的适合的用途上，我们需要一个具有一定复杂性和相当组织程度的社会体系。
　　摘自《组织的极限》，参见“本刊2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