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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动员当队长
20世纪的人民公社时代，有个著名的粮产区叫梅灯畈。整个畈区是一个公社，全公社有13个生产大队。
我家所在的大队处在畈区西北角，这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一年中，水稻两季，秋种一季，从农业种植来说，这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初，因物种不优，产量低、价格低，产粮区公余粮税赋特重，农民每年吃了上顿没下顿，尤其是吃口多、劳力少的“缺粮户”（因工分少，按人口分的口粮扣押在生产队的仓库里领不回家），生活特别艰难。
我们生产队有60多户，260多人，5个姓，7个家族。俗话说，穷相吵，饿相争。一个“穷”字常常引起宗族相斗、家族相争，担任生产队长往往让人焦头烂额，没有人愿意干。大队干部想不出办法，只好叫几个大的家族出人轮流担任。到1973年轮过一遍后，再没有人愿意干了。
刚巧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因“批林批孔”运动影响，不能直接考大学，只好回乡。大队干部找到我家里叫我干队长，我还是想念书，家人也不同意我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大队老书记无数次上门，还搬来公社党委秘书，此人是比我高三届的校友。他在我家睡了两个晚上，与我长谈。就这样，我与“白卷英雄”张铁生同年当上了生产队长。这一年，我22岁。
重要农事全员负责
我本是老三届初中生，1968年初中毕业回乡做过两年农民。1968年毛泽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周恩来亲自抓教育，1970年各地复办高中，我得以再上学校，此次又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
我对队里的情况并不陌生。记得那夜生产队里开全体队员会，公社党委秘书和大队书记都参加了，我全票当选。可这一夜我通宵未眠，压力特大。我冷静而详细地分析了队里的情况后，决定从两方面入手：改变出工不出力的习惯；冲淡家族矛盾，将关注点往一处集中。
当时也不知道请示大队，我只是分别与副队长、会计、妇女队长、民兵排长四个队委征求意见之后，开社员大会，做出决定：在我担任队长的这一年中，除了平时松散的农活外，春季的早稻插秧、夏季的“双抢”、秋季的秋收秋种和冬闲水利兴修等四个集中的重要农事全部实行责任制。播种和收割，按照季节、气温和劳动强度的不同分别定下一亩多少工分；水利兴修，一方土、一方石多少工分。粮产区的早稻插秧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炎夏抢季节收割早稻、抢插晚稻是一年中最难的事。这两桩事顺利完成，一年的事就拿下来大半。
早稻插秧开始，全体社员开会，我按照先前的决议原则提出分五个组，又按照家族的情况，提出五个有能力又有权威的人作为组长，按照队里男劳力总数，规定每个组的大约人数，由各个组长自行组合（妇女劳力跟随各家男劳力）。五个组长兴高采烈地分别按照家族或昔日关系邀聚组员。这样一来，剩下两家独户和七八个老弱病残没人组合。我说，这些家庭也要吃饭，我们是社会主义，将他们大致均衡指定到各组。双方都欣然接受。除五个组之外，我挑出八个有经验的老农组成耕耙组，按照质量要求承包插秧前的耕耙事务。
第一天开始，各组不约而同地天不亮下田，到下午太阳下山停止。我带五个组长分别背靠背检查质量，按照事前议定的细则，该扣工分和该奖工分的当场兑现。被罚的无话可说，受奖的摩拳擦掌。这一天插秧48亩，是往年的三四倍，不仅质量好，还节省将近一半的工分。而后四天质量完好，没有一个组受罚。往年需要半个月完成的早稻插秧任务，仅用了五天就完成。
大队书记在全公社早稻插秧检查汇报会上高兴地说了我们队的事，引起全公社的好奇。接下来的“双抢”、秋收秋种和水利兴修，全部按照既定办法实施。
这一年，全公社全年农业“四大战役”时间和质量第一名都被我们队夺得。当年队里粮食增产一万多斤，工分值由六毛涨到八毛五。至此，从大队到公社，都还没有听到什么人提出过异议。
分地到户各种各得
意外还是发生了。问题出在这年的冬闲，我又做了一件更加胆大包天的事。
我们生产队由三个呈“品”字形的小村庄相连组成。水稻畈区的农居不似丘陵，屋前屋后没有空地，出门四周就是水田。田里有作物时，生产队都要安排三个劳力坐地看禁（防止鸡猪糟蹋作物）。冬闲期间，这些门口田历来都不再利用（一是鸡猪伤害损失大，二是看禁浪费工分多），一直留待第二年清明前做秧田，因此得空闲三个月。
我看到这么大的面积浪费可惜，就自作主张，按人口一半、户头一半折算，分到各户自主栽种短期作物，各种各得，队里不提取，田亩到期收回。按照这个时限和季节，各家各户都栽种芥菜。因为是良田，土质既好，下肥又足，满田的芥菜长成半米高，家家户户收集起来晒干留存养猪（第二年队里的生猪出栏率翻了一番）。田亩分完，我带领全队男劳力去40里以外兴修干渠去了。
腊月二十日，水利兴修完工，我回到屋里，队里妇女们喜不自禁地拦住我们述说。不料正吃晚饭时，大队副书记悄悄溜进我家告诉我，公社主要领导对我擅自分田到户非常愤怒。先前没动我，是因为干渠任务没完成，今晚要当心。我立即丢下饭碗，急步出门往北边山里跑。行至村头，回头一望，夜幕中南边果真有四个人手里拿著棍子（那时叫“专政棍”）急匆匆往我屋里来。
我在山里同学家躲了三天，又悄悄回家不出门。这一年的年尾恰巧雨雪绵绵，不几天就过年了，抓我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大年初一，我去一里之外的大队副书记家，跟他丢了一句话，打死我都不当生产队长了。
这一段往事，见证者有大队正副书记、公社正副书记和那个公社党委秘书五人，其中有两人已作古。2013年前我在县里工作时，一次在酒桌上与当年的公社书记偶遇。还未开席，我走上前敬了他一杯酒。两人握手相视无语，心中都在感慨那个年代。
20世纪的人民公社时代，有个著名的粮产区叫梅灯畈。整个畈区是一个公社，全公社有13个生产大队。
我家所在的大队处在畈区西北角，这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一年中，水稻两季，秋种一季，从农业种植来说，这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初，因物种不优，产量低、价格低，产粮区公余粮税赋特重，农民每年吃了上顿没下顿，尤其是吃口多、劳力少的“缺粮户”（因工分少，按人口分的口粮扣押在生产队的仓库里领不回家），生活特别艰难。
我们生产队有60多户，260多人，5个姓，7个家族。俗话说，穷相吵，饿相争。一个“穷”字常常引起宗族相斗、家族相争，担任生产队长往往让人焦头烂额，没有人愿意干。大队干部想不出办法，只好叫几个大的家族出人轮流担任。到1973年轮过一遍后，再没有人愿意干了。
刚巧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因“批林批孔”运动影响，不能直接考大学，只好回乡。大队干部找到我家里叫我干队长，我还是想念书，家人也不同意我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大队老书记无数次上门，还搬来公社党委秘书，此人是比我高三届的校友。他在我家睡了两个晚上，与我长谈。就这样，我与“白卷英雄”张铁生同年当上了生产队长。这一年，我22岁。
重要农事全员负责
我本是老三届初中生，1968年初中毕业回乡做过两年农民。1968年毛泽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周恩来亲自抓教育，1970年各地复办高中，我得以再上学校，此次又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
我对队里的情况并不陌生。记得那夜生产队里开全体队员会，公社党委秘书和大队书记都参加了，我全票当选。可这一夜我通宵未眠，压力特大。我冷静而详细地分析了队里的情况后，决定从两方面入手：改变出工不出力的习惯；冲淡家族矛盾，将关注点往一处集中。
当时也不知道请示大队，我只是分别与副队长、会计、妇女队长、民兵排长四个队委征求意见之后，开社员大会，做出决定：在我担任队长的这一年中，除了平时松散的农活外，春季的早稻插秧、夏季的“双抢”、秋季的秋收秋种和冬闲水利兴修等四个集中的重要农事全部实行责任制。播种和收割，按照季节、气温和劳动强度的不同分别定下一亩多少工分；水利兴修，一方土、一方石多少工分。粮产区的早稻插秧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炎夏抢季节收割早稻、抢插晚稻是一年中最难的事。这两桩事顺利完成，一年的事就拿下来大半。
早稻插秧开始，全体社员开会，我按照先前的决议原则提出分五个组，又按照家族的情况，提出五个有能力又有权威的人作为组长，按照队里男劳力总数，规定每个组的大约人数，由各个组长自行组合（妇女劳力跟随各家男劳力）。五个组长兴高采烈地分别按照家族或昔日关系邀聚组员。这样一来，剩下两家独户和七八个老弱病残没人组合。我说，这些家庭也要吃饭，我们是社会主义，将他们大致均衡指定到各组。双方都欣然接受。除五个组之外，我挑出八个有经验的老农组成耕耙组，按照质量要求承包插秧前的耕耙事务。
第一天开始，各组不约而同地天不亮下田，到下午太阳下山停止。我带五个组长分别背靠背检查质量，按照事前议定的细则，该扣工分和该奖工分的当场兑现。被罚的无话可说，受奖的摩拳擦掌。这一天插秧48亩，是往年的三四倍，不仅质量好，还节省将近一半的工分。而后四天质量完好，没有一个组受罚。往年需要半个月完成的早稻插秧任务，仅用了五天就完成。
大队书记在全公社早稻插秧检查汇报会上高兴地说了我们队的事，引起全公社的好奇。接下来的“双抢”、秋收秋种和水利兴修，全部按照既定办法实施。
这一年，全公社全年农业“四大战役”时间和质量第一名都被我们队夺得。当年队里粮食增产一万多斤，工分值由六毛涨到八毛五。至此，从大队到公社，都还没有听到什么人提出过异议。
分地到户各种各得
意外还是发生了。问题出在这年的冬闲，我又做了一件更加胆大包天的事。
我们生产队由三个呈“品”字形的小村庄相连组成。水稻畈区的农居不似丘陵，屋前屋后没有空地，出门四周就是水田。田里有作物时，生产队都要安排三个劳力坐地看禁（防止鸡猪糟蹋作物）。冬闲期间，这些门口田历来都不再利用（一是鸡猪伤害损失大，二是看禁浪费工分多），一直留待第二年清明前做秧田，因此得空闲三个月。
我看到这么大的面积浪费可惜，就自作主张，按人口一半、户头一半折算，分到各户自主栽种短期作物，各种各得，队里不提取，田亩到期收回。按照这个时限和季节，各家各户都栽种芥菜。因为是良田，土质既好，下肥又足，满田的芥菜长成半米高，家家户户收集起来晒干留存养猪（第二年队里的生猪出栏率翻了一番）。田亩分完，我带领全队男劳力去40里以外兴修干渠去了。
腊月二十日，水利兴修完工，我回到屋里，队里妇女们喜不自禁地拦住我们述说。不料正吃晚饭时，大队副书记悄悄溜进我家告诉我，公社主要领导对我擅自分田到户非常愤怒。先前没动我，是因为干渠任务没完成，今晚要当心。我立即丢下饭碗，急步出门往北边山里跑。行至村头，回头一望，夜幕中南边果真有四个人手里拿著棍子（那时叫“专政棍”）急匆匆往我屋里来。
我在山里同学家躲了三天，又悄悄回家不出门。这一年的年尾恰巧雨雪绵绵，不几天就过年了，抓我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大年初一，我去一里之外的大队副书记家，跟他丢了一句话，打死我都不当生产队长了。
这一段往事，见证者有大队正副书记、公社正副书记和那个公社党委秘书五人，其中有两人已作古。2013年前我在县里工作时，一次在酒桌上与当年的公社书记偶遇。还未开席，我走上前敬了他一杯酒。两人握手相视无语，心中都在感慨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