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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将改变中国教育吗？民间组织及其成员奋力前行，从不同途径切入教育体制，用民间思维开发出丰富多样的公益形式，持续地冲击僵化的教育，为它带去新的可能，也为教育革命展开希望之旅。
宏观上，教育体制制约着所有人，同时，我们也看到教育是面对个人的，个人是独立的，是主体，是可以变化的。我们不能改变天下的孩子，但在你努力的范围内，你可以改变你触及的那些孩子。
2011年12月16日，“2011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国内200多家NGO组织参加了本次年会。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一来到这里，就感受到一股熟悉的、热火朝天的草根气息。两天的会议，从早到晚，多家NGO组织分享着他们的经验。
先行者的实践
2011年，民间力量大规模参与中国农村教育刚满10年。这场教育年会，依然深植教育公益组织，探索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一如既往，低调、活跃。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那两天异常忙碌，发言、主持会议，几乎所有的间歇时间，都有不同的团队来找她交流。问合作、问项目，谈机构的发展、谈定位。
然而，她也兴奋。在热烈、嘈杂的会场上，梁晓燕看到了一个公益产业链的雏形，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形，但一些机构的工作，慢慢有了产业链的意识。农村教师支持、志愿支教组织转型、课程开发、儿童成长、农村儿童学前教育以及艺术教育等教育公益组织日渐分布涵盖整个教育体系。过去十年，教育公益组织犹如星星之火，在中国不同地区，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而梁晓燕在此次年会上，重点分享的“跨越式提升”教学实验项目，更是一个历经十年探索的综合性教学改革。
“跨越式”教育实验
“跨越式提升”教学实验由老教授何克抗建立。何克抗是中国第一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领域的顶级专家，在长达30年的汉字编码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跨越式”教育理念。这套教育方法彻底改变了传统语文教育模式，他认为儿童学习母语并非一定要从字词开始，可以先从学句子入手，然后写作文。因为，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完全可以独立写出句子。母语教学可以将识字、阅读和写作结合在一起。
不学字，不学语法的关键在于，语言是在应用中学会的，而不是死记硬背。这个教育实验，梁晓燕很早就听说了，总听别人说好，但当她亲自去了课堂，还是非常惊叹，“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课堂”。她眼前的孩子非常活跃，二年级的小孩已经很熟悉书写和表达，他们“非常流畅地表达想法，可以看出自己的感情，没有套话。这在我们的语文教学里实在难得”。
因为，在这套教育体系中，孩子和老师都是开放的、自主的。梁晓燕细数它的优点，“非常容易推广，完全在新课标的范围内教学，不容易受到阻碍，同时不要求老师多么优秀，只要按照程序做，就能到达80%的教学效果。”
看过课堂之后，梁晓燕立刻联系了何克抗的工作团队，将这个实验引入甘肃陇南的两个县。两年后，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决定全面推广这个教育实验，“我们来出钱，跟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去沟通，北师大团队来培养培训师，做基层老师的培训和带动。”
发现“跨越式提升”教学实验，联系资源，推广实验，这套整合资源的工作方法，被梁晓燕视为是公益组织的长处。
在中国教育发生转变的阶段，公益组织势必需要发展新的能力，而发现资源、整合资源、运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公益组织进入教育过程的重要支持。“捐助、助学不是教育，我们不能仅仅助学，公益组织要把事情做到教育的主体过程中。”
教育公益组织的机会
谈到中国教育的现状，众口一词的看法是差评。大到教育体制，小到课堂书本，无一不让人生气。每个人都能找到批判现行教育的角度，也都可以言之成理。可是，一旦把教育问题最终归结为体制弊端，只剩下一片沉默，似乎没有办法去改变。从义愤到无力，这就是教育加诸人们的通常反应。出路在哪里？教育改革还有希望吗？
人们对教育评价的终点，几十年来停留在对体制的哀叹上。这个终点，恰恰是教育类公益组织的起点。它们同样深刻地了解教育之弊，不同的是，这些民间组织及其成员奋力前行，从不同途径切入教育体制，用民间思维开发出丰富多样的公益形式，持续地冲击僵化的教育，为它带去新的可能，也为教育革命展开希望之旅。
教育公益非常细致地揭示了教育体制内部的运行状态——它们可能是病态的、不完善的、无法长久的，然后给予疗救的努力。一如这个转型的时代，僵化的教育本身也在发生好的或坏的变化，而教育公益组织因应这些变化，也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转型历程。
时代也给了教育公益组织机会。参与教育的10年来，中国教育跟随社会变迁，发生结构性的变化。1997年就存在的“撤点并校”计划，到了2001年正式在全国农村中小学推行。自1998年到2007年九年间，全国学校数目减少了47.5%。在撤并过程中，影响最大、撤并力度最大的是贫困山区的小学，这种盲目撤并给学生及其家庭造成了重大改变。
伴随着这一巨大的教育变动，农村留守儿童达到两千万，随父母打工进入城市的流动学生至少有两百万。吊诡的是，日均消失64所农村小学的这个结果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的“成绩”。其论据是人口减少，并且在撤并中辅以“两减一免”的财政补贴。可是分析下来看，政府推行的这一教改缺乏配套，已经开始显露出致命缺陷。
由于家庭远离学校，学生被迫长途跋涉，或者在很小年纪就寄宿，生活费成了负担。校车安全问题大增，寄宿条件差，学生遭罪。封闭的学校让学生的成长与社区隔离，心理问题突出，一些令人担忧的亚文化逐渐生长。这是十多年来教育背景的转换，它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如此，教育公益面临着比助学支教更加复杂的需求结构。
宏观上，教育体制制约着所有人，同时，我们也看到教育是面对个人的，个人是独立的，是主体，是可以变化的。我们不能改变天下的孩子，但在你努力的范围内，你可以改变你触及的那些孩子。
2011年12月16日，“2011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国内200多家NGO组织参加了本次年会。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一来到这里，就感受到一股熟悉的、热火朝天的草根气息。两天的会议，从早到晚，多家NGO组织分享着他们的经验。
先行者的实践
2011年，民间力量大规模参与中国农村教育刚满10年。这场教育年会，依然深植教育公益组织，探索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一如既往，低调、活跃。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那两天异常忙碌，发言、主持会议，几乎所有的间歇时间，都有不同的团队来找她交流。问合作、问项目，谈机构的发展、谈定位。
然而，她也兴奋。在热烈、嘈杂的会场上，梁晓燕看到了一个公益产业链的雏形，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形，但一些机构的工作，慢慢有了产业链的意识。农村教师支持、志愿支教组织转型、课程开发、儿童成长、农村儿童学前教育以及艺术教育等教育公益组织日渐分布涵盖整个教育体系。过去十年，教育公益组织犹如星星之火，在中国不同地区，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而梁晓燕在此次年会上，重点分享的“跨越式提升”教学实验项目，更是一个历经十年探索的综合性教学改革。
“跨越式”教育实验
“跨越式提升”教学实验由老教授何克抗建立。何克抗是中国第一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领域的顶级专家，在长达30年的汉字编码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跨越式”教育理念。这套教育方法彻底改变了传统语文教育模式，他认为儿童学习母语并非一定要从字词开始，可以先从学句子入手，然后写作文。因为，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完全可以独立写出句子。母语教学可以将识字、阅读和写作结合在一起。
不学字，不学语法的关键在于，语言是在应用中学会的，而不是死记硬背。这个教育实验，梁晓燕很早就听说了，总听别人说好，但当她亲自去了课堂，还是非常惊叹，“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课堂”。她眼前的孩子非常活跃，二年级的小孩已经很熟悉书写和表达，他们“非常流畅地表达想法，可以看出自己的感情，没有套话。这在我们的语文教学里实在难得”。
因为，在这套教育体系中，孩子和老师都是开放的、自主的。梁晓燕细数它的优点，“非常容易推广，完全在新课标的范围内教学，不容易受到阻碍，同时不要求老师多么优秀，只要按照程序做，就能到达80%的教学效果。”
看过课堂之后，梁晓燕立刻联系了何克抗的工作团队，将这个实验引入甘肃陇南的两个县。两年后，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决定全面推广这个教育实验，“我们来出钱，跟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去沟通，北师大团队来培养培训师，做基层老师的培训和带动。”
发现“跨越式提升”教学实验，联系资源，推广实验，这套整合资源的工作方法，被梁晓燕视为是公益组织的长处。
在中国教育发生转变的阶段，公益组织势必需要发展新的能力，而发现资源、整合资源、运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公益组织进入教育过程的重要支持。“捐助、助学不是教育，我们不能仅仅助学，公益组织要把事情做到教育的主体过程中。”
教育公益组织的机会
谈到中国教育的现状，众口一词的看法是差评。大到教育体制，小到课堂书本，无一不让人生气。每个人都能找到批判现行教育的角度，也都可以言之成理。可是，一旦把教育问题最终归结为体制弊端，只剩下一片沉默，似乎没有办法去改变。从义愤到无力，这就是教育加诸人们的通常反应。出路在哪里？教育改革还有希望吗？
人们对教育评价的终点，几十年来停留在对体制的哀叹上。这个终点，恰恰是教育类公益组织的起点。它们同样深刻地了解教育之弊，不同的是，这些民间组织及其成员奋力前行，从不同途径切入教育体制，用民间思维开发出丰富多样的公益形式，持续地冲击僵化的教育，为它带去新的可能，也为教育革命展开希望之旅。
教育公益非常细致地揭示了教育体制内部的运行状态——它们可能是病态的、不完善的、无法长久的，然后给予疗救的努力。一如这个转型的时代，僵化的教育本身也在发生好的或坏的变化，而教育公益组织因应这些变化，也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转型历程。
时代也给了教育公益组织机会。参与教育的10年来，中国教育跟随社会变迁，发生结构性的变化。1997年就存在的“撤点并校”计划，到了2001年正式在全国农村中小学推行。自1998年到2007年九年间，全国学校数目减少了47.5%。在撤并过程中，影响最大、撤并力度最大的是贫困山区的小学，这种盲目撤并给学生及其家庭造成了重大改变。
伴随着这一巨大的教育变动，农村留守儿童达到两千万，随父母打工进入城市的流动学生至少有两百万。吊诡的是，日均消失64所农村小学的这个结果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的“成绩”。其论据是人口减少，并且在撤并中辅以“两减一免”的财政补贴。可是分析下来看，政府推行的这一教改缺乏配套，已经开始显露出致命缺陷。
由于家庭远离学校，学生被迫长途跋涉，或者在很小年纪就寄宿，生活费成了负担。校车安全问题大增，寄宿条件差，学生遭罪。封闭的学校让学生的成长与社区隔离，心理问题突出，一些令人担忧的亚文化逐渐生长。这是十多年来教育背景的转换，它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如此，教育公益面临着比助学支教更加复杂的需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