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普遍了解的“美国梦”不同，这个国家也存在着分布广泛、不断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贫穷。有些人苦苦挣扎，筋疲力尽，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仿佛注定越穷越忙，越忙越穷。
　　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希普勒耗时数年，对尽管有工作但依旧贫困的美国人开展深度访谈，并以此完成《穷忙》一书。
　　在他笔下，洗车工无车可开，银行职员的户头只有2.02美元，医学教科书女编辑十年的收入，也赶不上一个牙医……这些苦苦挣扎，筋疲力尽，却找不到出路的人，在美国被称作“穷忙族”。
　　或许，在富有的美国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困的国度当一个穷人，还要难熬得多。
　　“当穷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种难熬，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无论他是大人，还是孩子。
　　就像12岁的桑迪·不拉什不经意地感慨：“妈妈，你知道的，当穷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种代价，伊文·约翰逊便深有体会。在被国税局收了2072美元税金、罚款和利息后，她再也不敢自己申请退税了。她从洪都拉斯来到美国，每天早上5点开始工作，给波士顿一家保洁公司打工。一开始，都是她自己做收税申报，但显然，她做得不太好。大概三四年后，国税局联系她，说她欠了他们差不多2072美元。伊文一头雾水，并寄了一封信给对方，说自己给他们寄了差不多1072美元。“因为我那时候没钱，我打算分期付款，把剩下的钱缴清……你知道他们怎么做？我有一个银行账户，他们就从我的银行账户里把钱拿走了——一分钱都不放过。”从那时起，伊文甘愿花上100美元，找纳税申报员搞定这些“麻烦事”。
　　“贫困就像一个流着血的伤口。它会削弱防御能力。它会引来捕食者。”显然，纳税申报员这个职业，某种意义上，就是戴维所定义的捕食者，除此外，那些以合法形式做生意的高利贷者也是捕食者的一员。戴维举例，假如贫困者非常缺钱，账单堆积如山，但还有两个星期才到发薪日，在那之前，电话就要停机，电也要停了。就在这时，高利贷者开始向贫苦者招手——发薪日贷款、快得金、易得钱，这些机构全国连锁，在贫穷和工薪阶层社区几乎随处可见它们的宣传牌。当贫困者需要100美元时，就给高利贷者写一张120美元的支票，支票日期填为两周后。两周的利息高达20%，相当于一天1.428%，或者年息521%。
　　当然，如果在发薪日贫困者的手头依旧很紧，高利贷者很高兴让他的贷款利滚利。在伊利诺伊州，州检查员发现，在所有的发薪日贷款业务中，利滚利的情况占77%，一般用户会延期续借10次，这就意味着他们支付的费用总计达到借款的两倍。而最终，他们可能还得向另外一个发薪日贷款人借钱来还第一家贷款人的钱。如此下去，周而复始。
　　丽莎·布鲁克斯虽然没有陷入高利贷漩涡，但她同样遭遇着贫困的连锁不良反应。她住在破旧的公寓里，而这种处处霉菌、小虫、蟑螂的居住环境令她的孩子哮喘病加重。她两次打911急救电话，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医院。尽管丽莎每周要花97美元在家庭医疗保险上，但是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救护车费用。而丽莎本身由于快要破产，也没办法立即付钱，于是这笔账记入她的信用报告，她的信用记录因此被抹黑。当她打算申请贷款买一辆拖车式活动屋，搬到像样一点的房子里时，她被拒绝了，因为她的信用记录显示了逾期还款的救护车账单。别无他法，她只好到二手市场，买了一辆不好使的二手车，那里不查征信记录，但收了她15.747%的利息。
　　当穷人是一份全职工作
　　和丽莎一樣，卡洛琳·佩恩也是典型的“穷忙族”。20世纪70年代，她在佛蒙特的工厂做塑料打火机和吉列剃须刀的盒子，每小时挣6美元。2000年，她在新罕布什尔的一家沃尔玛做摆货架和收银的工作，每小时挣6.8美元，只比20年前多0.8美元。
　　卡洛琳并不懒惰，她身上也不涉及所谓的种族问题。但是她的生活始终没有改观。她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干活，甚至“忙得裤子掉了都没时间提”。为了获得成功，每次换班和代班她都愿意去，哪怕是在晚上把她十四岁的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
　　卡洛琳将自己始终无法得到提升归因为，她的形象不好，甚至连牙齿都没有——美国人从小就受教育，把灿烂的笑容和投票权看得一样重要。而贫穷和没空看牙医，夺去了卡洛琳的牙齿。
　　没有牙齿的卡洛琳学会了怎样做出满脸堆笑的样子，但她永远无法担任客户经理、银行柜员之类的职务，对那些职务，她也不再奢望，不再申请，她只是努力保障着自己的基本生活。
　　寒门弟子难发达？
　　社会地位升降的流动性让美国享誉全球，被誉为机遇之地，这种印象令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比其他社会更开放、等级分化程度更低的社会。戴维觉得，而今，美国经济中的种族围城最能体现令人窒息的挫败感——韩国人、中国人、越南人、墨西哥人、洪都拉斯人……构成了低收入工作群体，一堵堵令人望而却步的墙包围着这些亚文化群体。“那些英文不够流利、没有正规移民文件或者高级技术的人无法轻易翻越那些高墙。他们被囚禁在由分散的劳动地带构成的群岛上，这些廉价劳动地带推动着这个国家的利益。他们不是美国人，但他们是美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支撑的不仅是制衣行业，还有餐饮、农业、室内停车场、庭院设计、刷漆承包、建筑营造和其他对美国人的幸福至关重要的领域。”
　　1995年和丈夫一起到美国打拼的韩国女人李正姬，如今早就没了当年的雄心壮志，虽然他们一家的收入还算可观——她丈夫是一家制衣承包商的经理，一个月挣大约2000美元。而她自己在一家韩国餐馆端盘子，那里小费丰厚，她每个月能挣到800美元薪水的两倍。然而，这些钱全花光了，他们存不到钱。由于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的医疗花费很高。生活的压力折磨着他们的情绪，他们本可以回到韩国，但是他们感觉挫败，没脸这么做。
　　李正姬和丈夫的希望，更多是放在孩子身上。她说希望他们上耶鲁、哈佛，变成医生、律师，但是她儿子目前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官，而女儿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学教师。面对现实的种族围城，她也不无哀伤地表示，“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在餐馆里工作……可能他们到头来就是在餐馆打工。”
　　寒门弟子难发达？这不光是作为母亲的李正姬的疑问，也是戴维的困惑。在他的那些受访者中，很多人就将自己的遭遇“遗传”至下一代身上——他们的子女早早辍学，长大成人后也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
　　“在美国，辛勤工作的人不应该是穷人。”
　　 或许在任何国家，都应如此。
　　（《小康》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