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妇女干部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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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唯一的一所冠以“中国”名称的“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它历时两年多,至1941年8月结束,培养了一千多名妇女干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隆重的开学典礼
  
  抗战开始后,许多爱国青年辞别父母,千里跋涉,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其中有不少女青年。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要求“注意于女党员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1}。同年3月3日,中央妇委发出经中央同意的《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要求重视妇女教育工作{2}。根据这些指导思想,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
  筹备工作很快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中央任命了女大的主要干部:校长初为王明,后由李富春接任,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政治部主任孟庆树,教育长张琴秋,总务长吴朝祥。招生工作随即开始。
  当时,延安的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支持女大的创办,毛泽东带头捐助100元,董必武和邓颖超也从他们参议员的薪水中捐出一部分,帮助女大创办。周恩来把大批图书捐赠给女大。洛甫、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邓发、博古、林伯渠等都积极帮助女大成立。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听到创办女大的消息,都表示愿意给以各方面的帮助。邓小平代表八路军一二九师送给女大一批马匹,张鼎丞把新四军的战利品捐赠给女大一部分,叶剑英、李克农都热心为女大募捐。延安及全边区的机关团体也都给女大以支援,帮助解决教学、设备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校、中央妇委、抗大、边区党委、边区政府、马列学院、鲁艺、后方留守处等,都给了女大很大帮助。女大还得到全国各党派各团体的关心和支援,很多朋友写信来询问女大情况,为女大捐款。
  在中央领导和国内外的支持下,女大于1939年3月初招生,6月中旬开始上课。学生中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文化程度方面:大学程度的占10%,中学程度的占70%,其他为小学程度或略识几个字;学生来自全国21个省,另外还有从海外来延安的华侨青年;学生年龄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大多数在18—22岁之间。
  1939年7月20日下午,女大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除女大教职员、学生外,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的全体同志,党、政、军各首长及各机关代表,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代表以及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当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王明作为女大的校长,首先就女大的创办宗旨、教育方针、现状以及将来发展计划,做了报告。接着,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救解放的需要。它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右手带伤的周恩来接着讲演。他说:“自从九一八以来,广大妇女参加了救亡运动,直到如今,抗战的巨流,更是冲破了封建的男女关系的壁垒。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表现了积极的作用。如妇女界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等女士的热心救亡工作;宋美龄、李德全等女士对于抢救难童、保育工作,均有极大的贡献。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队,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称颂。更如浙江的妇女营,直接参加战斗,袭击敌人,有了光荣的战绩。这些都是在抗战洪流中锻炼出来的新女性。因此,妇女地位也大大提高。这个提高,是由于妇女努力参加革命而造成的。当着全国妇女起来,风起云涌之际,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讲话之后,女大学生代表向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邓小平(代表八路军)、张鼎丞(代表新四军)献旗。最后进行了文艺演出。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生活
  
  女大校舍建在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之间山上新挖的土窑洞里,与中央党校隔河相对。女大初创时,中央党校的两个妇女训练班合并过来,有学生近500人。后来全校共八个班,其中普通班六个,高级研究班和特别班各一个。普通班中,一、二班是妇训班,专门培养妇运工作干部;三、四班是抗大的女生队归并过来的,曾受过一个时期的军事训练;五、六班是普通班。这六个班在女大开学时,统称为普通班。高级研究班培养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干部,特别班主要培养有妇运经验的工农妇女干部。普通班学制三个月。高级班六个月或再长一点,选学一些马列经典著作。
  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培养几千几百个妇女英雄,几百几千个妇女运动的职业家和博士”{3}的思想,女大制订了“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的教育方针。女大校歌中唱道:“我们要深入农村工厂,我们要英勇地走上战场,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争取民族、社会和妇女的解放。”女大的教育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统一,集体学习与个人专修并重。女大的校训是:“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
  女大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课程。必修课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其中,普通班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问题、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军事教育、妇女运动、生理卫生等;高级研究班增加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特别班有识字课、政治课、妇女工作等。选修课有外国语(俄、英、日)和新闻学速记技术、会计、医药、艺术等。女大教员多半从延安各机关、学校聘请人兼任,专职教员较少。如二三十年代创造社名将李初梨,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刚从苏联归来的艺术家、鲁艺副院长赵毅敏、著名女作家丁玲、音乐家冼星海、著名医生何穆等,均应邀兼任各科教学。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女大聘请了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各班的政治指导员。
  女大创建不久,延安兴起大生产运动,学校积极响应,安排学生半天学习半天生产。女大与边区保育分会商妥,在学校成立了一个托儿所,专门收容女大教职学员的子女。学生经常参加农业生产、修路和背柴等劳动。1940年,女大考虑到女同志生理上的特殊性,决定生产运动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一)农业方面:种菜、植树、喂猪、牧羊等;(二)商业方面:扩大原有合作社的日用品部和食品部,并自制豆腐、豆浆等;(三)工业方面:设立手工业工厂,编织羊毛产品,制造丸药等。此外还有制衣车间和制鞋车间。女大的手工业工厂,除了满足本校师生需要外,还与边区财经部订了购销合同,从1940年2月到4月,缝制了近万套单衣,每月可制鞋300双。在中央妇委举办的妇女生活展览会上,女大学生的生活生产情况得到生动表现。中央妇委表彰的386名模范妇女及模范妇孺工作者中,女大就占有102人。1941年3月,延安“三八”节筹委会主办的“三八”展览会在“妇女生产成绩”部分,女大学生的各种产品特别引人注目。
  在两年的时间里,女大先后毕业12个班,培养了1000余名妇女干部。1941年8月,中央决定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校址仍在女大原址。
  女大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学生选修新闻学,学校除聘请《新中华报》编辑部的同志来讲授新闻学一般理论外,还组织学生前去报社实习编辑工作,去印刷厂参观排版、拼版等,使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女大不但积极参加边区学联的各项活动,还定期组织参观团、慰问团、征粮工作团等分赴各地开展工作。
  女大的回民师生与抗大、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校的回民同志一起,在1940年2月26日,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会,被誉为“边区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组织的第一盛举”。当成吉思汗灵榇途经延安时,女大师生同延安各界一起,参加了边区政府举行的隆重的迎灵活动,并且参加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
   女大如同当时延安其他学校一样,也成立了文工团,经常在校内外进行演出。另外,女大还有美术组、文学组等,与社会上的文艺活动保持着密切联系。
  
  美名远播国内外
  
  党中央对女大的工作不断给以指导和肯定。1941年2月5日,中央为纪念三八节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说:“根据女大的经验,办专门培养妇运人才的学校,对开展妇女的工作是有极大帮助的。”{4}
  延安《新中华报》经常以重要的版面和大量篇幅,报道女大的学习、劳动和社会活动。重庆《新华日报》,仅在1939年八九月,就发表了《革命女战士的熔炉——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女子大学》等专题报道。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拍摄了“女子大学的露天课堂”、“女子大学前的女哨兵”等珍贵历史照片。他说:“延安教育机构中最新的一个部门是女子大学,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亚马逊大学’(亚马逊是希腊神话中的女战士)。”“在陕北人民的生活中办起一座女子学校,这简直无异于发生了一次地震。”
  另一方面,女大也引起国民党的恐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密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要他通过各种渠道探明女大的训练内容、学生籍贯、出身、将来工作企图及分布计划。为了同中共争夺妇女运动的领导权,在女大创办一周年前后,三青团中央决定成立妇女部,国民政府拟办妇女师范学院,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也提出要成立妇女部。
  女大的美名还传到海外。1940年5月31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等人,到延安进行了八天参观访问。他到延安后的第二天(6月1日)就去女大参观,朱德和康克清在女大亲自迎接。女大的2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参加了欢迎会,并告诉陈嘉庚还有数十名华侨青年在陕公、鲁艺学习。康克清介绍了创办女大的目的和已经取得的成绩。陈嘉庚在朱德、康克清的陪同下,观看了女大学生们居住的窑洞和露天上课的情形,以及女大手工业工厂的缝纫、制鞋车间。他边看边问,对女大的艰苦办学精神印象颇深。返回南洋后,他向侨胞介绍女大和整个延安的情况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对女大观感作了详尽的记述,在华侨社会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女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在女大出去的学生中有的在抗日前线捐躯,有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全国解放后,她们中的许多同志担任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职务,继续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着。正如当年《新中华报》所指出的:女大是革命妇女干部的摇篮!
  
  注释:
  {1}{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第32页、第605页。
  {3}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责编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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