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风轻轻地吹着，送来拒马河淙淙的流水声。她，一个和拒马河的山水一样纯朴、却有着极其特殊经历的水村姑娘，在静静地诉说……

冬天，拒马河水是暖的

　　我叫小雨，老家在拒马河边的山顶上，那儿好远啊，从这儿还要爬40多里山路。我虽然30多岁，可想起过去经历的一幕幕往事，泪水就禁不住要往外流。生命，对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而对我却获得了第二次、第三次生命。
　　童年，给我留下的是什么呢？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成为我幼小心灵里的问号，为什么别的孩子由爸妈背着、抱着到处去玩，而我却整天待在屋里？吃奶的时候，妈干吗总是一只手抓住我往怀里一提，挺不舒服呢？后来我才知道，妈是一个瘫痪了的人。她是忠厚老实的爸从河北那边背上山来成亲的。妈不仅下肢残废，而且一只手患肌肉萎缩，弯曲着没有知觉。她硬是凭着一只手拉扯着我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那时，我们家是生产队的头等困难户，吃的、穿的，全靠大队救济。妈常说：“小雨啊，别忘了共产党，别忘了政府，要报恩啊！”


　　1973年，我7岁那年，背上爸爸给我买的书包上学啦。第一天放学后，老师对同学说：“明天，请大家每人带五块钱学费和书杂费。”接着又说：“小雨可以不带，国家为你免费。”我听了，心里一阵发热。从那时起，我一直是免费上到中学毕业。
　　在那之后的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我正在上课，忽然有人来告诉老师，叫我赶紧回家，说我家的房子被大火烧了。我连书包也没顾上拿就跑出了校门，到家一看，一切早已化为灰烬。爸爸流着泪在黑灰下面扒拉着，希求找到点有用的东西；妈妈是眼看着火着起来的，但她没有能力扑救，心早被烧焦了，妈紧紧搂着弟弟和妹妹，生怕大火会夺走他们。当我们难过、走投无路的时候，无数双热情的手伸向我们，队长说：“别着急，有大伙儿的饭吃，你们就饿不着；有大伙儿的住处，你们就冻不着。”乡亲们纷纷把我们拉进了家门，队里发了救济粮、生活用具和三床被子。没过几天，乡政府知道了我家受灾的情况，也转来了物品，县政府也派人到我家进行了慰问。
　　可谁能料到，这场大火过后不久，父母双亲相继过世，只剩下我们三个孤儿。弟弟和妹妹依偎在我身边，问：“姐，我们怎么办呢？”
　　我听老人们说：“冬天，拒马河的水是暖的。”是的，我们并不孤独，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使我们一天天幸福地生活着。这期间，我跨入了中学的大门，戴上了闪闪的团徽。中学毕业考试，我以五科总分460分的成绩，得了第一名。当我从老师手里接过毕业证书时，心情激动极了。毕业证啊，你虽然是一张纸，可是你对我来说却是多么不寻常啊！

啊！真不敢相信的事实

　　中学毕业后，我已经成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了，乡政府为我在敬老院里安排了工作。我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去干。我认为，我的不幸，该到此结束了。该为社会、为政府干点工作，做些贡献了。可是，谁又能想到，一个更大的灾难，又落到了我的头上，使我再次落入了痛苦的深渊。
　　一天，我们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姑娘在一起说“悄悄话儿”，谈起了女孩子的事，我无意中说，我怎么还没有来过那种“东西”？伙伴们听了都很吃惊，催我赶快到医院检查一下。1983年7月的一天，我来到卫生院作检查，从医生紧皱的眉头，我预感到要有灾难降在我头上。果然，诊断书上写着：“生殖器官两性畸形。”我的头“嗡”地一下子大起来了，淚水夺眶而出。医生说：“你再到县医院查一下吧。”
　　8月2日这天，我来到北京医院，医生给我检查后，连连埋怨说：“这种病应该早治，你父母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我听后难过极了，说：“大夫，这事怨不得我家大人，他们早就去世了，都是我命不好……”医生的眼睛也湿润了，安慰我说：“不要紧的，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一定能治好的！你尽快到北京大医院去吧，那儿有更高明的大夫。”
　　北京有那么多大医院，有病怕什么呢？本来是打算住一家大医院做手术的，可医生对我说：“这种手术是相当痛苦的，还是回去吧，这种病也没必要治了。”我不知道是怎样走出医院大门的，要不是乡妇联的干部陪着我，恐怕我是回不到家乡的。
　　从这以后，我对自己的病再不抱什么希望了，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流泪，拒马河啊！我多想随你去啊。可我想，我要使出全身的劲儿加倍努力地干几年，还我们一家欠党和人民的情。我要尽力把弟弟、妹妹保护好，看着他们长大。然后再悄悄地让河水把我带走，让人们把一个“不男不女”的孩子遗忘。
　　然而，党没有把我遗忘！一天，我正在敬老院干活儿，乡政府一位领导和乡妇联的一位大姐找到我，急冲冲地说：“小雨，你看，这张报纸上登了能治你这种病的医院。”说着，他们打开带来的《健康报》，指给我看。我的眼前一亮，报上刊登的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九医院。啊，解放军！当时我简直要大声欢呼：“我的病能治啦！我有希望啦！”

拒马河，我要为你唱支歌

　　当天，我给解放军一四九医院院长写了一封信。很快，王洪森院长亲自回了信，表示非常欢迎我去住院治疗，信中详细写明了乘车路线。
　　1983年9月11日，在政府领导的帮助下，我坐上了从北京开往连云港方向的列车，第二天下午就住进了一四九医院。医生详细地给我检查，最后确诊为“睾丸萎缩男性化综合征”，他们对我说：“你的病一定能治好！”
　　等候手术的几天，真难熬啊。别的病人聊天时都说自己的病，可我不能，我怕有那种歧视的目光，怕那些闲言碎语。只身一人远在他乡，我觉得自己有点支撑不住了。
　　同病室有个比我小一两岁的姑娘，叫小红。她看出了我内心的痛苦，主动照顾我，很快我们成了好姐妹。当我把自己的身世和一肚子苦水都讲出来时，我们俩都哭了。从此，来看她的人，总是带着双份营养品，其中一份是送给我的。小红病愈出院那天，我忍不住掉了泪。小红的母亲曹爱玉大妈拉着我的手说：“小雨，不要难过，手术一定会成功的。你和小红一样，都是我的女儿，我和你小妹会常来看你的。”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发自内心的喊了一声：“妈妈……” 　　9月25日，我上了手术台，医生们鼓励我不要怕，要坚强些……后来听说，我的手术整整进行了6个小时，完全成功。我醒来时已经是晚上了，一眼认出曹妈妈和全家人守候在我身边，还带来了许多好吃的。可我一会儿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每当伤口把我疼醒的时候，都能看见慈祥的曹妈妈。这一夜，她和护士一直守在我的床前。以后，曹妈妈干脆把我从医院接回了家里，又住了十天，不仅做了很多好吃的给我补身子，还为我买好了连云港至北京的全程车票。列车启动了，我哭着向她深情地叫了一声：“妈妈——”
　　我回来了，拒马河好像在伸开双臂欢迎我。我真想放开喉咙唱一支歌。
　　我记着曹妈妈的话：“要好好生活，学习、工作要不断进步。”我拼命地工作，有用不完的劲儿，多次受到乡领导的表扬。我感到心满意足，此外别无他想。尤其是姑娘们都憧憬着爱情的大门，我认为对我是永远不会敞开了。可是我想错了，这一天也到了。

家乡的春天比哪儿都美

　　1986年，我在敬老院外边的空地上种高粱，村里的一位小伙子隔着一条水沟种白薯。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知道他在村里是个数得着的棒小伙子，他帮助我也是真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他托人来说亲了，而且来人是我们乡的一位领导，我一下子慌了，难道他没听说过我的事吗？乡领导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不知乡领导是怎么给他回话的，第二天，他买了瓜子和糖到敬老院找我来了。我死死地说：“不行不行。”大概我的脸一定红极了，总算把他说走了。过了几天，他托人捎话给我，在拒马河的桥上见面。我到底还是去了，我本来是去叫他断了这个念头，可话却怎么也说不好，像是在拷问人家似的。
　　“你真的要对我好？”
　　“真的。”
　　“你知道我的事吗？”
　　“当然，我早就知道，所以才找你。”
　　“你……不怕……”
　　“怕？我就怕你看不起我，不嫁给我。”
　　我伏在他宽大的肩头哭了，喃喃地说：“家乡的春天比哪儿都美呢！”后来才知道，他早就暗暗照顾着我，他把想和我结婚的事跟他爸商量时，老人說：“小雨这孩子，是熬着苦水长大的，她进了咱家门，可丁点儿不能屈着她！”多好的一家人啊！
　　1987年我们结婚了。我真的一点委屈也没受过。村里的年轻伙伴们还选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我们在黄山秃岭上营造了青年林，很多活动我们村都在全乡得第一。那年十二月，我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团干部，在表彰会上，当团市委的领导向我颁发证书和奖章时，我激动的心情好久好久难以平静。
　　1990年村里姐妹们还选我当了妇联干部，我和村里的姐妹们一起为村里的旅游事业出谋划策，组织办起了家庭旅馆、个体小卖部等，把村里的妇女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婚后，我们也想到了孩子。在人们的帮助下，我们抱养了一个小女孩，使我们这个幸福欢乐的小家庭，又增添了新的乐趣。你看我们的小女儿都快10岁了，小雨指着上小学的女儿给笔者看。
　　望着自己的丈夫、瞧着心爱的女儿，小雨又指了指经过自己和丈夫共同努力盖上的五间砖瓦房，心情激动万分。
　　她说，我要从心里说一声：谢谢，给了我第二次、第三生命的敬爱的党！我终生难忘的曹妈妈、小红妹妹、部队医生、乡领导，还有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亲人！
　　夜深了，拒马河哗哗的流水声更加清晰入耳。小雨讲完自己的经历，已经泪流满面了。笔者的心情更难以平静……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拒马河边又见到了小雨，她拉着毛驴车要到十渡火车站拉游人，一天下来也能赚上几十块钱。
　　坐在毛驴车上的她，边走边唱起了那支动听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早霞映在这位纯朴的青年脸上，不禁使人想到，真是十渡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愿您听到这支动听的山歌！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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