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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一剧主人公娜拉的家庭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入手分析社会暴虐给女性带来的悲剧性命运。
[关键词]社会暴虐 个人福祉 独立 玩偶
一、引言
“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任何他人和社会对他的关切总是部分的甚至是肤浅的。社会以对个人有利为由去干预个人在个性方面的自由则是根据臆断在行动(李寿初，2005)”，这样不仅不能有效促进个人的福祉，帮助促成个人的意愿的实现。相反，会使个体的意志遭到压制，追求个性的灵魂无处安身，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看似合理的社会逻辑反而成了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从这个意义而言，社会干预可谓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暴虐。在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社会暴虐一虚伪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社会暴虐，现从该剧主人公娜拉的家庭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入手分析社会暴虐给女性带来的悲剧性命运。
二、娜拉导演的家庭“玩偶剧”是资本主义社会暴虐对妇女绝对控制的产物，娜拉在其中的演出不但未能维护其渴望自由的个体意识，反而从自己的一方强化了社会暴虐的专制
依照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腐朽伦理，男人是家庭责任的承担者，社会生活的相关内容围绕着男人展开，男人支配一切，主宰一切；女人享受男人的恩典，女人的生命活动限于家庭，也止于家庭，且以夫权至上为前提。以这样的社会伦理为准绳，是不是有了男人为依靠，女人的福祉就得到了保障呢?未必。
首先，生命之贵在于精神，精神上的愉悦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祉。没有精神的自由，物质方面再充裕，生命的价值得不到体现，生命的意义也无从谈。家庭中男人支配女人的现实带来的是夫妻的情感隔膜和女人精神上的困顿。一方面，因为女人的失声男人对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彻底无知他不知道女人貌似尊从的外表下活跃着怎样的思想、女人对家庭生活有着怎样的期盼和设想、女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有着怎样的理解，也对家庭生活中的深层次内容缺乏切身体会和感受，也就谈不上对妻子彻底的了解和贴心的体恤。另一方面，家中至亲的两个人之间没有直白的沟通、直抵灵魂的畅透交心，夫妻间就没有精神上的相知，不存在水乳交融的彼此理解，就算表面平静的夫唱妇随生活存有温情，对于失语的女人而言那温情眷顾不了心灵，不过是月亮远远发出的清辉。隔山隔水，清冷漠然。置身于其中，女人无异于行走于旷野，无依无傍，找不到归宿。从娜拉出走前对丈夫说的“你和父亲把我害苦了”一言，我们可以感到在没有平等对话的家中，精神的禁锢多么可怕，它带给妇女的压抑感是多么深重。
当然，比海洋广阔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女人与男人一样也是拥有个体精神活动和个人意志的生命体，社会暴虐及其忠实执行者能够无视女性的生存意志而制定约束女性行为的规则、准绳，却不能阻止有思想、有个体意志的女性灵魂的自由呼吸。不能公开杵逆男人的意志，不能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庭的主宰者(“要是我的意见跟他不一样，我也不让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易卜生，1879)”)，有思想的女人就会用机巧变通的方式与男人周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主张。娜拉早在父亲的家中就已深谙社会暴虐的可怕，由此而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妇道。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无论婚前婚后，她都会巧妙地以“玩偶”角色为掩护，小心翼翼、严丝合缝地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在言行举止上与父亲、与丈夫亦步亦趋(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以不伤男人自尊、不伤夫妻和气的方式一惹人怜惜的娇嗔和乖巧狡黠的撒娇一影响父亲／丈夫、哄父亲／丈夫开心，在不经意间释放自己的个性。不觉间，自以为是的男人成了女人意志的执行者，他永远想不到社会暴虐极力约束的对象能够在思想的自由机变中会成为社会规则的僭越者，自己高高在上的权威只剩其表。但是这样的夫妻关系别扭无趣，女人于中隐性博弈，累在其心。
不打破社会暴虐，女人自由的机变终将成为其追求独立个性的紧箍咒，不仅辱没了其自由思想本身，也成为女人与男人之间关系的绊脚石。就娜拉而言，她在丈夫面前经年日久地扮演“玩偶”角色，在施展个人意志的同时，也把自己带入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况一这种境况不但使她在与丈夫的关系中永远处于被动的位置，还造成了丈夫对她生命状态和个性特征的误判误读，越发强化了她的附庸地位。我们看，在家庭“玩偶剧”中，娜拉在丈夫面前是个永不落幕的剧中人，她的表演没有现成的台词和固定的情节，只要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演出，遂了唯一的观众一丈夫的心意，就万事大吉。一旦她习惯了以“玩偶”的角色示夫，她对丈夫的诸种要求就只能以玩心机、耍心眼、讨巧撒娇的方式来实现，就缺少了坦率直白、推心置腹，这对一个有尊严、渴望正常交流的灵魂而言是不自然、不正常的，是一种人格分裂，与其渴望自由、追求独立的真实自我相去甚远：再者，由于她扮演“玩偶”这个角色太出色，丈夫只拿她当不懂事的孩子看，她的想法在丈夫眼中自然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就不会郑重其事地加以考虑，给予尊重。一旦家里有什么事，丈夫也不会跟她这样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商量。这样，“家”对他们夫妇二人而言就“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易卜生。1879)。”那么，“玩偶剧”不收场，娜拉渴望像男人一样“做一个独立的人”的理想何时得见天日呢?
此外，“玩偶”面具下的娜拉不被丈夫所知所了解，也就决定了她在撇开社会规则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瞒夫还债)时的孤立无援、无人喝彩。“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胡适，1918)”。生命在我，为在其值。为了挽救丈夫的性命，保住自己的立身之本一家庭，娜拉不顾一切地打破社会规则借钱救夫。也就是从那天起，她就过上了非其力所及的冰火两重天的日子：在家人面前，她永远是快活无忧的家庭主妇，从容不迫，操持一切；而从冒名签字的那一刻起，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独自承负了自己不堪其负的重担——不为丈夫所知的还债。当丈夫和家人享受着她用灵巧的心灵和双手营造的温馨安谧时，她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为能否如期凑足约定的款项而发愁；为了还款她背着家人在节日临近的日子熬夜赶活，还慌称自己为家人准备神秘的礼物，其中的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筹钱的日子她忧心忡忡地四处奔走，无论遭遇他人怎样的怠慢，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进门前她都要把煎迫她的负面情绪强行抹去，而后展开笑颜面对家人。此间还要时时提醒自己小心，以免一时的不慎在丈夫面前捅出自己讳莫如深的秘密从而打破家庭的平静。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娜拉把假的风光的示于人前，把真的难的留给自己；她的生活充满了背水一战的悲壮、独自向隅的状态调整和强颜欢笑的自我撑持，她无时无刻不是在走钢丝，在玩火!那时她独自一人焦头烂额筹
[关键词]社会暴虐 个人福祉 独立 玩偶
一、引言
“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任何他人和社会对他的关切总是部分的甚至是肤浅的。社会以对个人有利为由去干预个人在个性方面的自由则是根据臆断在行动(李寿初，2005)”，这样不仅不能有效促进个人的福祉，帮助促成个人的意愿的实现。相反，会使个体的意志遭到压制，追求个性的灵魂无处安身，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看似合理的社会逻辑反而成了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从这个意义而言，社会干预可谓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暴虐。在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社会暴虐一虚伪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社会暴虐，现从该剧主人公娜拉的家庭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入手分析社会暴虐给女性带来的悲剧性命运。
二、娜拉导演的家庭“玩偶剧”是资本主义社会暴虐对妇女绝对控制的产物，娜拉在其中的演出不但未能维护其渴望自由的个体意识，反而从自己的一方强化了社会暴虐的专制
依照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腐朽伦理，男人是家庭责任的承担者，社会生活的相关内容围绕着男人展开，男人支配一切，主宰一切；女人享受男人的恩典，女人的生命活动限于家庭，也止于家庭，且以夫权至上为前提。以这样的社会伦理为准绳，是不是有了男人为依靠，女人的福祉就得到了保障呢?未必。
首先，生命之贵在于精神，精神上的愉悦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祉。没有精神的自由，物质方面再充裕，生命的价值得不到体现，生命的意义也无从谈。家庭中男人支配女人的现实带来的是夫妻的情感隔膜和女人精神上的困顿。一方面，因为女人的失声男人对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彻底无知他不知道女人貌似尊从的外表下活跃着怎样的思想、女人对家庭生活有着怎样的期盼和设想、女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有着怎样的理解，也对家庭生活中的深层次内容缺乏切身体会和感受，也就谈不上对妻子彻底的了解和贴心的体恤。另一方面，家中至亲的两个人之间没有直白的沟通、直抵灵魂的畅透交心，夫妻间就没有精神上的相知，不存在水乳交融的彼此理解，就算表面平静的夫唱妇随生活存有温情，对于失语的女人而言那温情眷顾不了心灵，不过是月亮远远发出的清辉。隔山隔水，清冷漠然。置身于其中，女人无异于行走于旷野，无依无傍，找不到归宿。从娜拉出走前对丈夫说的“你和父亲把我害苦了”一言，我们可以感到在没有平等对话的家中，精神的禁锢多么可怕，它带给妇女的压抑感是多么深重。
当然，比海洋广阔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女人与男人一样也是拥有个体精神活动和个人意志的生命体，社会暴虐及其忠实执行者能够无视女性的生存意志而制定约束女性行为的规则、准绳，却不能阻止有思想、有个体意志的女性灵魂的自由呼吸。不能公开杵逆男人的意志，不能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庭的主宰者(“要是我的意见跟他不一样，我也不让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易卜生，1879)”)，有思想的女人就会用机巧变通的方式与男人周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主张。娜拉早在父亲的家中就已深谙社会暴虐的可怕，由此而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妇道。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无论婚前婚后，她都会巧妙地以“玩偶”角色为掩护，小心翼翼、严丝合缝地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在言行举止上与父亲、与丈夫亦步亦趋(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以不伤男人自尊、不伤夫妻和气的方式一惹人怜惜的娇嗔和乖巧狡黠的撒娇一影响父亲／丈夫、哄父亲／丈夫开心，在不经意间释放自己的个性。不觉间，自以为是的男人成了女人意志的执行者，他永远想不到社会暴虐极力约束的对象能够在思想的自由机变中会成为社会规则的僭越者，自己高高在上的权威只剩其表。但是这样的夫妻关系别扭无趣，女人于中隐性博弈，累在其心。
不打破社会暴虐，女人自由的机变终将成为其追求独立个性的紧箍咒，不仅辱没了其自由思想本身，也成为女人与男人之间关系的绊脚石。就娜拉而言，她在丈夫面前经年日久地扮演“玩偶”角色，在施展个人意志的同时，也把自己带入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况一这种境况不但使她在与丈夫的关系中永远处于被动的位置，还造成了丈夫对她生命状态和个性特征的误判误读，越发强化了她的附庸地位。我们看，在家庭“玩偶剧”中，娜拉在丈夫面前是个永不落幕的剧中人，她的表演没有现成的台词和固定的情节，只要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演出，遂了唯一的观众一丈夫的心意，就万事大吉。一旦她习惯了以“玩偶”的角色示夫，她对丈夫的诸种要求就只能以玩心机、耍心眼、讨巧撒娇的方式来实现，就缺少了坦率直白、推心置腹，这对一个有尊严、渴望正常交流的灵魂而言是不自然、不正常的，是一种人格分裂，与其渴望自由、追求独立的真实自我相去甚远：再者，由于她扮演“玩偶”这个角色太出色，丈夫只拿她当不懂事的孩子看，她的想法在丈夫眼中自然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就不会郑重其事地加以考虑，给予尊重。一旦家里有什么事，丈夫也不会跟她这样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商量。这样，“家”对他们夫妇二人而言就“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易卜生。1879)。”那么，“玩偶剧”不收场，娜拉渴望像男人一样“做一个独立的人”的理想何时得见天日呢?
此外，“玩偶”面具下的娜拉不被丈夫所知所了解，也就决定了她在撇开社会规则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瞒夫还债)时的孤立无援、无人喝彩。“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胡适，1918)”。生命在我，为在其值。为了挽救丈夫的性命，保住自己的立身之本一家庭，娜拉不顾一切地打破社会规则借钱救夫。也就是从那天起，她就过上了非其力所及的冰火两重天的日子：在家人面前，她永远是快活无忧的家庭主妇，从容不迫，操持一切；而从冒名签字的那一刻起，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独自承负了自己不堪其负的重担——不为丈夫所知的还债。当丈夫和家人享受着她用灵巧的心灵和双手营造的温馨安谧时，她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为能否如期凑足约定的款项而发愁；为了还款她背着家人在节日临近的日子熬夜赶活，还慌称自己为家人准备神秘的礼物，其中的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筹钱的日子她忧心忡忡地四处奔走，无论遭遇他人怎样的怠慢，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进门前她都要把煎迫她的负面情绪强行抹去，而后展开笑颜面对家人。此间还要时时提醒自己小心，以免一时的不慎在丈夫面前捅出自己讳莫如深的秘密从而打破家庭的平静。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娜拉把假的风光的示于人前，把真的难的留给自己；她的生活充满了背水一战的悲壮、独自向隅的状态调整和强颜欢笑的自我撑持，她无时无刻不是在走钢丝，在玩火!那时她独自一人焦头烂额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