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考新政与学考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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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颁布牵动了各方的视野,也让高考改革这一教育领域的核心环节再一次成为各阶层人们热议的共同话题。实现高考改革有两大途径:统考改革与学考改革。本文基于现实与历史的视角,阐述通过这两大途径来实现高考改革的现实合理性、两大实现途径的历史源流以及由此生发的担忧与思考。
  关键词 高考改革 统考 学考
  2014年9月4日,随着国家《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正式发布,长久以来为人们热烈讨论的高考改革终于尘埃落定。统考科目、方式的变革与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地位的凸显是此次高考改革的两大亮点:统考科目实行语文、数学、外语与学业水平考试的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科中任选其三)作为高考录取成绩,外语提供两次考试的机会,取高分的一次,这是此次高考改革与以往的高考政策不同之处;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科中任选其三)计入高考录取的总分,作为录取的依据,同一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这让往常在高中阶段的考试中成为“鸡肋”的学考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成为统考中的“新贵族”。
  《实施意见》提出的改革内容,是我国自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统考与学考为手段实现高考改革,是基于中国教育的现实选择与对未来憧憬的综合设想。
  一、现实的选择与愿望
  我国高考从1952年建立,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相比较历时1300年科举考试,其过程还是很短暂的。统一高考自实施以来,是坚持还是废除统一高考的争议始终伴随着这一进程。
  1.精英教育是大众化教育不可或缺的人才培养方式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步入了大众化教育的历史时期,那么,是不是不需要精英教育了呢?当然不是!在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呈现出了多样化:国家重点高校、省属重点高校、普通传统高校、新晋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高专……尽管有这么多培养人才的方式,但是,这些不同层次的高校对培养人才的层次性、专业性还是有较大的区分。不排除“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至理名言,可是,由于不同层次的高校在历史进程中所积淀的厚度不同、所获得的资源各异、所录取的学生基础的差别,其学生成长的路径也是迥然有别的。精英教育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储备的最主要的基石,而统一考试是为中国精英教育提供了海选人才最好的平台。
  2.公平与效率必须同时兼顾的社会理想
  “公平选才是社会大众对高考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也是高考制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精神之所在。”[2]中国每年的高考都有几百万名的甚至上千万名考生参与,统一高考仍然是他们步入社会、实现阶层流动的最主要的途径。统一考试是最为刚性的选才方式,是力求公平选才的精巧用心之妙法。宋代文豪欧阳修称赞科举之法是“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3],今天用来评价统一高考制度也不为过。大而言之,统一高考是中国社会的“维稳器”;小而言之,是中国许许多多家庭实现梦想的台阶。而中国高考试图像民国时期的考试或者像今天博士研究生考试一样,为所有的考生提供一个自由的选考方式,也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剔除经济成本这一巨大的障碍,这其中有三个因素是不得不考虑的:一是一个考生需要考多少个学校才会安心?自己心仪的高校肯定有很多所,只有经济条件允许,起码要赶考两所,然后保底的学校起码要考一所,这样一个考生需要参加三所高校的考试。相对于参加一次统一高考,就可以报考所有自己心仪的高校和保底的高校,这其中的优劣与高下立判。二是考生赶考这些高校,路途中的不少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如何保障?现在每一年的高校开学的时候都有学子失踪、被害等报道,这肯定会引发家长的担忧。这就引发了第三个问题:一个考生就可能会有一个家长去陪伴。
  3.学校教育与教育评价标准的共同要求
  学校教育的人才是否达到了社会需求?教育评价标准的可比性如何界定?我们憎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评价标准,因为那样会让我们的人才走上趋同性。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共同的标准,最终结果就是没有标准。没有考试这种刚性的选才标准我们经历了十年,给我们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也使中国的人才出现断层。科举考试文化盛行1300年,对科举的评价,潘懋元先生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盖棺没有定论。”毋庸讳言,今天我们的统一考试在诸多方面的确借鉴了科举中的一些做法,但是正是这种刚性的评价才能和学校教育与教育评价的标准相一致,从而能更清楚地厘定人才的标准。
  4.减轻压力与全面发展的出发点
  学生全面发展是学校教育的要求,是教育的宗旨,也是社会主义教育最终的追求。《实施意见》提出,今后我国高中教育不分文理学科,所有学生必须同时学习高中的全部课程,并且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文理不分科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教育目标的综合体现。同时,学考制度采取的方式是“学一科目,考一科目,清一科目”,这种方式与大学教育相接轨,摒弃了以往所有学科到最后再进行总的考核清算的方式,极大地减轻了学生学习的总负担与精神压力。而高考科目从原来的“3 X”(X包括理科综合的三个科目或者文科综合的三个科目),X的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是属于学考的科目,在平时就已经完成,并提供了学生两次考试的机会,这赋予了学生极大的选择性,又减轻了学生一次高考学科多的压力,减轻了学生“一考定终生”的压力,同时更激发了学生在平时学科学习的关注度与积极性。
  二、历史的渊源与流变
  高考改革是一个“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过程。我国高考政策从来都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有着深厚而丰富的考试传统。从历史的纵向来看,统考与学考都有其渊源流传的历史基础。
  1.统考科目的改革
  高考科目的设置一直都在变化着,这种改变的过程用唐代诗人韩愈的诗句来形容最为贴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4]。有人说,高考科目的改革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这种提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语文、数学、外语始终都是统一考试科目的基石。从我国第一次统一高考到恢复高考,科目的改革都是在生活工具与社会需求中寻求平衡。1952年6月,高教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自1952年起,除个别经教育部批准的学校以外,全国高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统一制定报考、体检、政审及录取政策,国家统一命题考试;地方招生委员会统一组织高校录取。自此,全国统一高考由此开启。同时还规定: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为8月15、16、17日3天,每个科目考试时间为100分钟。国文、政治常识、中外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国语(俄、英)为统一考试科目,所有考生均须参加8门科目的考试。1977年恢复高考,《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又规定:高校招生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统一考试分文科和理科两大类。文科考试科目为:政治、史地、语文、数学。理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理化[5]。次年,外语科目又列入了文理科考试的科目的范畴。从此以后,统一高考科目的基本框架确立,“三科鼎力”的局面开始形成。从素质教育的理念出发,1997年,教育部在上海和“三南”高考实验的基础上推出“3 X”的高考模式,进一步巩固了语文、数学、外语三个科目的工具性地位。随着高考改革进入深水区,“3 X”的考试模式有了不少的组合模式,如“3 文综/理综”、“3 大综合 1”、“3 文综/理综 X”、“3 X 1”等等,但是语文、数学、外语的基础地位都没有撼动过。面对分省命题争议的纷起,人们对分省命题的权威性也提出了异议,《实施意见》提出“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这无疑再次强调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基础学科的重要性。
  2.统考方式的改变
  外语学科的高考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吵得很激烈的关于外语退出高考的话题,一度博得了很多的眼球。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这些偏激的讨论予以了及时的纠正。从内心而言,可能很多学生都不愿意学习外语。当然,能减少一门高考科目是多少莘莘学子内心的渴望。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还没有能够奢侈到不学外语的地步。外语是年轻人走向世界、学习先进文明的重要工具,必须自上而下加以重视。外语水平的加强,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增进国际交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6]。外语考试的统考地位没有变化,外语科目的分值没有变化,而且外语考试从原来的一次考试改变为两次,这意味着:一是考生对这一学科有更大的自主性,如果学生外语成绩比较好,可以提前考完,这样可以节约时间,让统考科目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二是分散了考试的压力,两次外语考试,可以有效地防止考生由于考场发挥失常而与自己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的意外。
  3.学考地位的凸显
  学业水平考试主要是为了检验高中学生的学习水平,是普通高中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依据。国家规定的高中所有学习科目都是考试范围,按国家课程标准和考试要求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1985年,上海市教委提出:高中毕业会考是衡量高中毕业生是否达到合格水平的考试,考试科目为九门必修课,从高中第一学期开始到第五学期,每学完一门科目考一门科目。国家教委批准了上海市高中毕业会考与会考后高考改革的试验。这是我国会考的正式开端。此后,海南、云南、湖南与浙江相继加入高中会考实验。1990年的高中毕业会考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决定把高中毕业会考这一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是按国家政策从普通高等学校参加统一考试的合格高中毕业生中有计划地选拔新生的考试。高中毕业会考则主要是衡量高中毕业生是否达到毕业的合格水平的考试。会考是高考的基础和前提,只有通过九门必修课的毕业会考以及相关学科的实验课考核的学生才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这样的学生才能取得参加高考的资格。到了2000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改革的意见》:由各省自行决定是否举行会考。历经15年的会考开始进入改革时期。第二年就开始有一些省份取消了毕业会考。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进行,山东、广东、宁夏和海南四省区于2004年率先启动了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省份也陆续进入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高中毕业会考华丽转身,被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取代,高中毕业会考的改革进一步深化。2008年,教育部正式下文《关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建立和完善对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评价制度,并逐步纳入高校招生选拔体系。各地要加快建设在国家指导下由各省份组织实施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15个进入新课程改革实验的省区都实行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从此,我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步入了推广时期。
  认定普通高中生毕业资格重要条件的会考,逐渐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的学考所替代,现在学考成绩直接成为高考录取分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考华丽转身,一跃成为统考政策中的新贵,完成了它在高中教育中最重要的转变。
  三、未来的忧虑与思考
  《实施意见》中,对高考的革新主要通过统考科目、统考方式与学考地位的改变来实现,充分表明了教育行政部门对当前我国人才甄别方式的理性认识与对高考制度的深刻理解,在完善高考制度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新举措与新问题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总是伴随而至的。那么,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仍然有哪些呢?
  1.学考的质量如何监控
  这些年来,在教育评价中,无论是会考制度还是学考制度,都有“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的味道,其关键在于学考地位的模糊与功能的弱化。教育部于2012年9月颁发了《关于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定为“在教育部指导下,由省级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国家考试,是依据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行的终结性考试,旨在全面反映高中学生在各学科所要达到的学业水平”。文件明确了学考是省级组织的国家级考试。根据这个精神,各省自主实施学业水平考试。各省市基本上把考试成绩分成A、B、C、D等级,需要达到哪一个等级才可以被相同级别的高校录取均有不同的规定。与此同时,这种等级的划分往往缺乏刚性的界定,到底是按照分数划分等级还是按照比例划分等级,仍然是一个无法统一的话题。同样,学考成绩在高校录取过程中也只是起到参考的作用,是软挂钩。少数的省份如海南是硬挂钩。海南规定: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以10%折入高考成绩,作为高校自主招生的参考之一。纵观这些年各省的学考,其地位与会考没有太大的差异,基本上处于“领导不强调,学生不重视”的状况。正是学考这种社会价值功能的弱化,学考自然也处于边缘化。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人们对学考命题的质量与试卷评阅的担忧,也往往对学考的价值产生了疑问。学考命题都是本省考试院组织实施,首先,试题缺乏了国家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考的重要性;其次,命题教师的命题理念与命题知识水平有待提高,经验命题为主,科学规划不够,命题的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同时,由于学考的社会价值的不足,在试卷评阅方面也有诸多的问题。譬如阅卷的规范性、客观性、严谨性等方面都存在漏洞。学考阅卷还无法做到像高考阅卷一样:教师的高度密集、标准的高度统一、评判的多重把关等,这些特征在学考阅卷中是很难做到的。财力、精力似乎都不允许我们这样。于是,分区评阅、各自包干等方式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情形下,阅卷质量的保障是很难落实了。   如何才能更好地控制学考命题的质量、监控试题评阅的质量,同时又能缓解阅卷教师不足以及经济窘困的情形?广东省的学考、台湾地区的高考、美国的SAT考试都能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导向。广东的学考全部都是选择题,美国的SAT考试总分2400分,只有作文25分不是选择题,台湾地区的语文高考(指定科目考试)选择题共55分,占总分的55%。标准化考试评阅客观、经济快捷,是一种十分适合学考的命题方式。学业水平考试是一种水平性考试,不是选拔性考试,要求覆盖的知识面广,难度不大,让大部分学生过关为主要目标,这正适合标准化命题。只是由于前些年对标准化考试的争议,使标准化考试的内容在语文试题中的比重下降了很多。但是,并不是说标准化考试不好。在今天学考面临众多指责的时候,采用标准化考试无疑是极佳的方案选择。
  2.统一命题的权威是否依然
  在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这展示了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威在高考中的彰显。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统一命题如何适应“众口难调”?从2004年开始的大规模分省命题至今,已经经历了11个年头。在这个过程中,分省命题的质量的确受到了一些质疑。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形式的命题在贴近实际、内容精美与形式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一大批命题老师为我国考试命题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在我国考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反,这几年的统一考试命题中,却留下了让人遗憾的地方,甚至有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以语文为例,2013年全国卷的作文“尚先生丢手机”与2014年全国卷的“农民工老王胃穿孔”两道作文题,无论从材料的情景设置、内容的设置、还是主题的设置都有一种让人“欲说还休”之感。相比较当年多省份独立命制的作文题目,其美感、内涵、形式都有一定的距离。如何在彰显国家意志与权威的同时,让试题的内容、形式有更进一步的提升,这应该是命题者在今后的命题中必须全力以赴的方向。“改革是介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词语,既不是愚顽不改,也不是全盘颠覆”[8],但又必须有进步,有创新。认识了成规的不足,则必须改正缺失,长足优势,形成新规,否则只会落下“是进亦忧退亦忧”的遗憾。
  参考文献
  [1] 詹先君.高考恢复三十年科目设置改革述略[J].教育与考试,2007(4).
  [2] 刘海峰.刘海峰演讲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2卷(1976~1990)[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4] 周剑清.高校自主招生的误区、禁区与盲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6).
  [5] 杨帆.高考会考制度与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比较与思考[J].考试研究,2009(4).
  [6] 刘海峰.高考科目改革:为什么首先是英语?[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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